方方日记从1月25日写到3月24日搁笔，前后60篇十几万字，如果除开网络推手作用，这部日记体作品之所以引起网民的广泛关注和争论，主要原因并非作者文笔优劣，而在于所反映的事件十分重大——武汉在因新冠疫情封城中的情况，并在灾难记述中很戳了社会心灵伤口。
方方女士在3月11日接受《红星新闻》采访时曾说：“不用争，让时间来告诉我们结果”。确实，时间能告诉人们许多。当这次疫情在武汉爆发之初，有如山呼海啸，人们对有关的专家失察和领导处置错误充满怨愤。两个多月过去后，疫情开始以更大规模在全球蔓延，而在中国则得到了迅速控制，再加上有关病毒来源的复杂信息不断披露，使得我们终于可以更加客观地认识这次疫情的天灾性质，更加全面地评价中国政府的抗疫努力和社会治理体制的各层面效能与不足。
然而，对于方方日记的是非争论并没有就此停息。因为时间尽管能提供越来越多的客观事实，但代替不了人们的立场和认识。此间，也有人士主张对方方日记持包容态度，但包容不等于不该进行理智的讨论，不等于不该在重大问题上弄清是非。首要问题就是，方方日记能否代表武汉疫情和抗疫的真实?
一、方方日记的内容以“灰尘”为主
众所周知，方方女士本人有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而这，正是贯穿于方方日记始终的基本思路。
在这个基本思路下，方方女士选择以“灰尘”为主来记述武汉封城中的日日夜夜。她在2月2日的日记里说：“不扛，又能怎样?以前我曾经说，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说这话时，体会还不深。这一次，才真正让我铭心刻骨”。她在3月25日接受财新记者采访称：“她记录下来的60篇日记是受难者日记，最悲伤的是死亡，最感动的是医护人员的无畏无惧，还有武汉人的克制和他们对李文亮这种普通人的深情”。但实际上，方方日记的最突出特点乃是记述病亡案例，粗略统计达50多例，而她伴随这些病逝记述的议论则是：“记住这些枉死者，记住这些悲伤的日夜，记住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在这个本该欢乐的春节中断了人生”。“武汉只是暂停，但那些装在运尸袋里的人，却是完结”等等。相反，当“嚣张的病毒似乎呈现出疲软感”时，方方女士的说法则是“新的内容真的不多”(见3月12日记述)。至于“医护人员的无畏无惧”这一点，在方方日记中实际上极少有具体记述。例如，方方日记曾多次转述武汉市中心医院在疫情中的严重伤亡，但却只字未提该院疼痛科主任蔡毅广为流传的战疫手记。这份以“小蔡医生”网名发在微信朋友圈里的手记介绍了许多医护战友无畏无惧的抗疫言行，广受公众关注和传播，“小蔡医生”微博粉丝数因此上涨到接近百万，不知何故未能引起方方日记的关注?
在这个基本思路下，方方女士为了以“灰尘”为主，把道听途说来的属实和不实的悲情信息统统传给大众。也许是为了让别人相信，她曾多次声明“这些都是原话，连标点符号都是”。然而，由于毕竟未经亲身核实，这些悲情信息必然包含许多水分和失实。例如，方方女士在2月7日声称：“仅李文亮所在的中心医院，死去的不是一个李文亮。我听说已有三位医生离世。我的医生朋友说，同济亦有一位外科教授去世，那是他的朋友”。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李文亮系武汉中心医院第一名在疫情中牺牲的医护人员，而第二名江学庆和第三名梅仲明分别是在3月1日和3月3日才牺牲的，当时尚在救治。至于武汉同济医院，该院牺牲的第一名医护人员是器官移植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林正斌，他是三天后2月10日才去世的，当时也在救治中。那么，方方在2月7日所说的那四名离世者又是谁呢，或者为何提前好几天报丧?再如，方方日记曾发布的援鄂广西梁小霞护士死讯一事，事后也被证明是假消息。又如，方方在2月15日的记述中说：“一个叫柳凡的护士，初二还在上班，没有任何防护，不幸被感染。这份感染，殃及全家：父母和弟弟，悉数病倒”。对此，武汉市武昌医院特予澄清：柳帆是该院梨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注射室的一名护士，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严格按照防护要求做好医护人员个人防护”的。后来人们又进一步获悉，柳帆就是常凯的姐姐，今年59岁，其父早在1月25日就发病，母亲随后接着发病，由于没有床位一时住不上院，父亲病情发展很快于三天后去世，母亲也于2月2日去世。而姐弟二人在家中一起照顾父母，很可能为家庭感染，柳帆直到2月6日才发烧，7日住院救治，14日不幸病逝。所以，方方日记中“没有任何防护”并“殃及全家”的说法，从时间点、医院防护情况来说均缺少事实根据。由此，许多人都质疑方方在2月13日的一段记述：“我的医生朋友传来一张图片。这让前些天的悲怆感，再度狠狠袭来。照片上，是殡葬馆扔得满地的无主手机，而他们的主人全已化为灰烬”。至今，方方女士仍拿不出这张照片，由于以上那些不实信息都来自她的医生朋友，人们当然也有理由怀疑这则信息的真实性。如果说她的医生朋友传来的是一张医院里的照片，或许合情合理，但这是一张殡葬馆里的照片，医生是从何获得的呢?退一步说，如果方方女士一时不便出示这张照片证明事实，为什么如此随便地把无法证实的信息公之于众?其实，方方自己在日记中也常有“不知这信息确否”、“都是朋友转来，我无法确定真假”之类的说词，但为了突出“灰尘”，她也许全然顾不上查证这些信息的可靠性了。
在这个基本思路下，方方女士为了以“灰尘”为主，不仅记述和传播包含水分和不实的悲情信息，而且还常常断章取材或随意发挥。例如，方方在1月30日说：“一个脑瘫儿童，因父亲隔离，只能一人在家独居五天，由此饿死。”她在2月14日再次渲染说：“让有病的孩子饿死家中”。显然，如果是在武汉这种省会城市里任由脑瘫儿童饿死家中，那将是一则非常具有煽动力的负面信息，至少可以证明中国一、二线大城市的社区管理效能是如何低下。然而，此事发生在武汉之外的湖北红安县农村。据报道，红安县华家河镇鄢家村的鄢小文长年在武汉帮工互助(妻子早年去世)，1月17日带两个儿子回家过年。三日后，鄢小文因发烧疑似新冠肺炎和小儿子一同进了隔离点，而16岁的大儿子鄢成患脑瘫生活不能自理，但因同村有亲属便被独自留在家中，可亲属和村干部之间因害怕传染相互推诿只去探望照料了几次，曾在26日送往镇卫生院检查但拒绝收住。1月29日鄢小文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镇卫生院便于当天11时派救护车送鄢成去集中观测的酒店，但其不幸于12时30分死亡。红安县政府在事发后迅速组织调查，免去该镇党委书记和镇长两人职务。此事在29日被有关媒体详细报道，方方女士既然写的是“武汉日记”，并注重“点点滴滴，记录在案”，为什么不说明此事发生在武汉之外的农村，更不说明死者年龄为16岁而简单称之为“儿童”，这是不是想博取网民更大的悲情?再如，方方在2月13日指责说：“长江日报以三篇魔魅式短文，瞬间刺激到诸多人的大脑皮层”。然而，她在此并未说明全部情况，其中《相比“风月同天”，我更喜欢“武汉加油”》一文是有针对前因的。此前，某些人借日本援华物资包装上“风月同天”的寄语大作文章，说什么：“反观我们，除了‘武汉加油!’‘中国加油!’‘厉害了，我的X!’‘狠抓落实’‘深入贯彻’‘三个XX’‘四要八不要’这些词句之外，还能有哪些把母语用好的范例?”“当官员只会念言之无物的套话、新闻主播只会厉声呵斥“不要脸”，发言人只会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时候，小学生的手抄报、高考的作文题，乃至网络上的留言板，就都充斥了大量空洞、粗鄙、虚伪的语言”。也许方方女士倾向这些说法，所以只抨击长江日报文章的缺点，而丝毫不谈引发此文的前因背景，这能算“点点滴滴，记录在案”吗?又如，方方在2月27日：“我后来看到另一则消息，那里提供了一份‘疫情防控期滞留在汉人员临时生活困难救助咨询电话’。每个区都有这样的电话。只是我不知道这些电话是不是真的管事。因我知道很多官方的咨询电话，只是做给人看的，比方上级。实际上你打一个试试?几乎无用”。方方女士的这些议论简直让人无语，她既然怀疑“这些电话是不是真的管事”，试着打一个电话不就知道了吗，为什么要没有根据地借题发挥?
在这个基本思路下，方方女士为了以“灰尘”为主，还通过种种挑拨性议论和煽情的形容来加工扭曲信息。例如，方方在1月29日记述说：“早上读了一篇写母亲在初一去世，父亲和兄长都被感染的文章。心里特别堵得慌。这一家，也算中产了。那些更穷的病人呢?不知道会活成什么样子”。尽人皆知，国家对新冠肺炎的治疗都是免费的，何来方方女士所感叹的贫富之分?倒是美国密歇根州4月2日公布，该州417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黑人占了40%，白人只占26%。在方方的笔下，人们时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形容：“还有无数呼救无门的老百姓，以及流落在外像丧家犬一样到处被驱赶的武汉人……”然而，用“无数呼救无门”和“丧家犬”这样的词汇来形容，是为了客观记述，还是为了刺激网民的神经?事实上，在方方日记中这样的手法屡见不鲜，例如她在2月7日记述说：“说出真相的李文亮，受到责罚，丢了性命”，仿佛李文亮是因为说出真相才“丢了性命”。再如，方方在2月12日的日记说：“有朋友传给我一个视频：一群下沉的人们高举着红旗去了。他们在红旗前照相留念。感觉像是到了一个旅游点，而不是在一个苦难沉重的疫区做事。照完相，他们便把身上穿的防护服扔进了路边的垃圾箱。朋友说，他们要干什么?我哪里知道?我想这是他们的习惯。他们早就习惯做任何事都先把形式做足，都先自吹自夸”。笔者虽然没有看过这段视频，但感到方方女士坐在独门独院的温暖家中敲击键盘，如此刻薄地抨击参加一线抗疫的人员，既不客观也不厚道。这让人不由得想起前两年某些人指责雷锋摆拍照片是造假，前后两个做法是多么相似。方方女士应该看过许多援鄂医护人员拉横幅的合影，同理，为什么下沉人员就不能打旗合影呢?这场在2020年抗击新冠疫情的战斗，无疑是一个在武汉、中国乃至全球都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对于参加一线抗疫的集体，打旗可以鼓舞士气，合影可以留下人生纪念，凭什么随便给人家扣上一顶“都先自吹自夸”的帽子?评判他们是不是在搞形式主义，关键是看他们工作做得怎么样?而方方女士只是看到：“照完相，他们便把身上穿的防护服扔进了路边的垃圾箱”。不知方方女士对此有过调查吗?如果他们已经完成了这一天的工作任务，难道还要把防护服穿回家不成?
在这个基本思路下，方方女士为了以“灰尘”为主，当然也搭配了少数正面记述。她毕竟是一位小说家，知道应该有丰富的多线条，擅长娓娓道来。有人就曾指出，方方日记是由“唠家常”、“谈疫情”、“发议论”的三重奏组成的。不过，画龙的目的是为了点睛，其关键就在于点睛，而方方女士的点睛之笔究竟落在何处，是不言而喻的，也是无须讳言的。她在接受中国新闻社采访中曾表白：“我不是一个专门挑刺的人”。然而，方方日记在“灰尘”为主的基础上的一系列结论却是：“我们所有人，都在为这场人祸付出代价”、“如果因染疫而死，那无异于他杀”、“记住，没有胜利，而是结束”、“错，错，错”。
二、方方日记记述和传播“灰尘”的四部曲
从以上方方日记内容中，我们不仅可以清晰看到“一粒灰”的日记主线，还可以看到一套精巧的编写和传播四部曲：挑选、放大、渲染、扭曲。
方方日记编写和传播的第一步是挑选。毫无疑问，大千世界百态人生，不论任何灾难来临都是如此，方方女士不可能吧听到所有信息都写进日记中，问题在于挑选什么样的信息。对此，本文以上已做详细介绍。在网上，则更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正常的人用双眼看世界，而方方只用右眼”。也许方方女士是出于某种慈悲心肠，但作为一位公众人物在信息传播中本应更加公允。
方方日记编写和传播的第二步是放大。除本文以上的那些例子外，有位笔名阿尔法的网友曾爆料：“在2月18日的日记中，她说“目前湖北已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达七万多人”，而直至我写稿时官方统计才有67801例”再如，常凯、柳帆和父母虽然都病逝了，但姐弟俩的配偶和孩子都在，却被方方日记说成是“惨遭灭门之灾”。
方方日记编写和传播的第三步是渲染。在方方日记中，各种极尽煽情的议论不胜枚举，例如“岁月在灾难中没有静好，只有病人的死不甘心，只有亲属的胆肝寸断，只有生者的向死而生”。那么请问方方女士：在这场武汉疫情灾难中，那么多医护人员、那么多基层工作人员团结在党的周围，奋不顾身地奋战在抗疫第一线，你难道没看见?笔者也有亲属在武汉，他们的感受和方方女士是有相当大距离的。
方方日记编写和传播的第四步是扭曲，或客气点说是以偏概全。例如，她利用那些掺水并经放大或渲染后的负面信息，扭曲中国社会是“哀民生之多艰，长太息以掩涕”;扭曲政治教育是“知道天天空喊厉害了我的国没有意义;知道天天光是政治学习讲空话而不会具体做事的干部没半点用(我们以前称这些人为‘嘴力劳动者’)”;扭曲中国政治是“仅用官僚主义来形容，恐怕不够。这也不全然是人品问题，而是他们身处于某个机器之中”;否定中国抗疫成就和制度优越性，说“千万不要跟我谈胜利。记住，没有胜利，而是结束”;甚至抹黑中国外交官是“政客”;并公然宣称“一次次的解放，会把一个僵化麻木带着锈迹的螺丝钉，变成一个真正的人”，等等。
由此，方方日记经过以上这四部曲，从精心选择某些真实的“灰尘”片段开始，运用注水、放大、渲染等变奏手段，巧妙地完成了以偏概全的扭曲过程，把“时代的一粒灰”变成压在整个社会头上的“山”，实际上用时代的“灰尘”代表了武汉，代表了中国。
正如尹国明的文章所指出：“方方日记最大的特点是‘伪’”。“‘伪’并不意味着内容全是假的，那是‘伪’的低水平、入门级，很容易被人揭穿，停留在‘谣言’的层次，太low。‘伪’的存在价值，在于看上去像真的，要比真的还‘真’。‘伪’的最高境界，是每一个元素都是真的，但串接起来之后，整体画面与真实的场景大相径庭。单看是真，整体是假”。
三、“灰尘文学”只能代表伪真实
有人批评方方日记，认为是“挂着日记的‘羊头’，卖着时评的‘狗肉’”。此见解有一定道理，在方方的支持者中，有人前两年曾指责雷锋日记是写给别人看的，但现在却辩护说方方日记应该发在网上与大众共享。
有人评论方方日记，认为是一种“新伤痕文学”，或者是在炒“伤痕文学”的冷饭。此见解也有一定道理，方方日记确实在灾难中很戳了社会心灵伤口。但是，方方日记和“伤痕文学”实际上有着重要区别。当年，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是在拨乱反正的范围内暴露问题，并未用“一粒灰”来代表整个中国社会。
如果按照方方自己的名言，也许可以将她的许多作品称之为“灰尘文学”，而方方日记则是充满“灰尘文学”精神的一个纪实体版本。方方女士在她的长篇小说《软埋》中，用半真半假的“一粒灰”代表了中国土改，现又在方方日记中用“灰尘文学”的手法来扭曲表现武汉抗疫。
方方女士的“灰尘文学”貌似真实，实则只能代表伪真实。这犹如中国人熟知的那则成语“坐井观天”，在这次武汉疫情中虽然一度乌云压顶，但毕竟遮不住阳光，方方日记把受众带进一片乌云底下的井里，并通过放大和渲染用井上的这片乌云来代表整个天空，告诉受众天是黑暗的。这难道不是对真实的扭曲，难道不是一种伪真实吗?
当然，如果一部历史记述中只展现主流的宏大叙事，只有英雄主义的战天斗地，而无百姓个人家中的喜怒哀乐，这部历史记述就仍然不完全。而且，作家或记述者的具体视角和风格应该多种多样，既可以直接从主流的宏大叙事着手，也可以从生活的各个层面包括从支流着手反映生活。关键在于，你可以一叶见春秋，但不该以一叶障目;你可以从支流中透射主流，但不该把支流描写成主流;你可以用“一粒灰”来展现时代的复杂性，但不该以“一粒灰”来定性和代表时代。对于旧中国那种充满“灰尘”的时代，如果用中上层宝塔里的几点光线来粉饰和代表，那就是一种伪真实(现在有些电视剧里，旧社会农民穿的衣服连块补丁都没有);对于新中国这种解放劳苦大众逐步实现大国工业化的光明时代，如果用真实的“一粒灰”来加以扭曲和代表，那同样是一种伪真实。
毫无疑问，这场新冠疫情对世界各国都是一次近代史无前例的大考，而对中国更是一堂高难度的先行闭卷大考。由此，有关层级在初期确实出现过不可否认的严重失误，也暴露出我们卫生防疫和社会治理体系中的若干短板。我们的党和政府是对人民负全责的党和政府，不同于西方在法条和选举形式主义下的有限政府，除已先期采取的免职和调整措施外，该追责的一定会追责，该反思的一定会反思，该整改的一定会整改。这是一场需要万众一心的战斗，任何企图在伪真实基础上搞所谓反思或追责，都只能干扰甚至破坏中国的抗疫大局。
历经七十年伟大奋斗，当代中国更像国旗所象征的那样，已由建国之初的一元化社会发展为一核多元的社会。与此相应，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早已升级为2.0甚至是3.0版，具有更加强大的自信和包容力，容得下赤橙黄绿青蓝紫，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文化主流的前提下，也会给方方日记这样的作品留有一席之地，让人民大众在事实对比中自己感受和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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