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个时代，不管你是普通人，还是一个作家什么的，都有可能面临需要共同面对的境遇。你不可能永远当一个旁观者。出生于巴勒斯坦的美国哲学家，《东方学》一书的作者萨义德曾经说：“不管个别知识分子的政党隶属、国家背景、主要效忠对象为何，都要固守有关人类苦难的真理标准。”这句话对小说家也许同样适用，也就是说，价值立场的差异乃至对立都不应该成为小说对现实行使权力的障碍。当代生活的光怪陆离与矛盾丛生，它的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同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生活和写作的那个时代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真正杰出的作家，特别是长篇小说作家仍然应该，而且能够通过对这个世界的描述，提供一种整体性的视野。这也是让小说参与到当代社会进程和公众精神生活的有效途径。
我们之不幸，乃在于自己“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不知道自己的内心是否获得了真正的安妥与快乐。内心被一层厚厚的灰尘所遮蔽，长满了莠草，满心荒凉却浑然不觉、懵懂无知，不知道去打扫。这就是最高价值自行废黜之后存在的被“遗忘”和“悬置”状态。而更可悲的是，我们不原意去面对自己的这种真实处境，错以为身体的愉悦和欲望的放纵，就可以全权取代良知与信仰的缺失，但我们内心的律令却一刻也不肯欺骗和放过我们，每当夜深人静，在我们独自于自己相守之时，它会像幽灵一般，悄悄地潜入我们昏昏欲睡、日趋麻木的大脑，来唤醒我们、折磨我们，使我们愧悔交加、不得安宁!
前不久读到一篇讨论“五四”的文章，作者说：“今天谁是能够唤起群众斗争精神的英雄人物?普通人可以如何施展他们的英雄气概?谁是真英雄，谁是逞英雄?反性骚扰运动中的揭发者和控告者是真英雄，她们不惜暴露自己受到上位者依仗权势的性骚扰或性侵犯，向社会舆论揭露丑恶、寻求公道。挖出被统治阶级蓄意隐瞒的重要信息的黑客是真英雄，比如朱利安·阿桑奇(维基泄密)、爱德华·斯诺登、恶俗维基。统治 阶级罪行的污点证人是真英雄，比如爱德华·斯诺登、约翰·珀金斯……总之，任何对于上位者欺压下位者的恶行丑态的揭露，都是英雄的行为。古人云：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侠客已经随着冷兵器时代的落幕而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儒生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有了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揭露利益集团的谎言和丑行，这不是高深的文化运动，而是所有平民都可以参与的社会运动。利益集团的所有成员和帮凶都是舆论打击的对象。揭露丑闻、围观丑闻、分析根源，是社会进步的第一步，而今天已经觉醒的知识分子也只能从这第一步开始做起……”说得多么好!
我在为北京一家网站准备召开的“纪念五四百年”座谈会起草发言稿时写道：“一切进步的、正义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在社会大潮中，终归会走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来。“同心干，唤起工农千百万”。从这个意义上，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走与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仍然是当代知识分子和青年应该学习继承的一种传统。百年五四，百年革命，百年沧桑。历史似乎又回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起点。面对新的时代课题和困局，一切“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和青年，都应该像五四先贤们那样勇于担当，敢于迎接更多具有时代特点的斗争考验。八十年前，毛主席在《五四运动》一文中发出的谆谆告诫和伟大号召言犹在耳，鞭策着我们不忘过去，继续革命：“全国青年们，努力奋斗呵!”
回顧我三十多年的寫作歷程，前半段基本上屬於「純文學」，後半段(2000年後)則漸漸逸出純文學寫作，向思想文化及社會問題延伸，評論和隨筆的寫作漸漸佔據了重要的位置;無論在物理還是心理上，我同主流文壇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這顯然與我的價值立場和寫作趨向密切相關，是一個「互相拒絕」的必然過程。我不僅沒有絲毫失落，反而有一種解脫之感。我這種心情，對於某些在體制內樂此不疲地爭名逐利，離開權位和厚賞就不知所從的人，肯定會覺得無法理喻。
过去2000年的中国历史是秦始皇的历史，未来的全部中国历史属于毛。秦始皇之后到毛的历史地位确立，中国历史上一切人都是在为秦始皇跑龙套，最多也只是秦始皇的解释者或者完善者。历史固然会飘忽不定，但注定是无法逃脱毛泽东设定的一切，历史偏离毛的轨道，无论是30年还是300年，都只是暂时的现象，最终还是要摆回毛这一中正之位。文 革将是理解未来全部历史的关键，未来历史将无可避免的这样那样解释文革而吸收文革的思想。柏拉图以降，西方的历史无论思想史上出现什么巨匠，其最终也只是柏拉图的阐释者。毛汲取中国数千年文化之力和养分，把柏拉图的理想国一度变成了一个现实的政治实体。所以，西方的无论政治家还是思想家哲学家，也都无法回避毛泽东。
愚公移山”是《列子.汤问》的一个著名典故，自从毛在七大上做了题为《愚公移山》闭幕词之后，这个典故在中国逐渐变的家喻户晓，“愚公移山”从此也成为表现中华民族坚韧不拔，不懈奋斗的精神特质的典型用语。人们也许没有想到的是，“愚公”其实正是毛的一种自况。终其一生，毛都在像愚公那样挖山不止，不懈怠，不放弃，不言败。应该说，大部分的“移山”工程，他干的都很成功，年龄稍长的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 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等都曾经被成功地移除过，但最后一次“移山”工程就是那十年，他却干的很不成功，在他去世之后，伴随着一次懦弱的政变，文 革成了一场惨败。
十年不是败于1976年，也不是败于一份文件被“彻底否定”，而是败于1967年那个炎热的夏季。从那时起，十年被迫偏离了它原来的目标，以一种夹生饭的形式暧昧地延续着。在中国一劳永逸地实现大民主，落实劳动者管理国家权利的机会，至少暂时地失去了。已经“运去”的毛，也无力根本挽回这种局面，实现大 民主的希望，被推向遥远的将来。因为毛是清醒的，知道自己的目标，但客观条件是不成熟的，因为干部群体大部分还真是“红色”，工人 阶级对毛的努力将信将疑，十年因此不可避免地失败了。但尽管如此，毛却已经证明，建立一个不同于资产阶级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社会，是完全可能的，后人所要做的，就是把这种可能性通过创新，超越西方模式变成现实性。
我一直认为，张承志是中国继鲁迅之后唯一在世的伟大作家。我在前不久完成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庆幸的是，作为比张承志晚一茬的‘60年代生人’，我没有染上许多同时代人身上习见的那种轻慢、怯懦和势利。换句话说，我还有感动、愤怒以及行动的能力。这似乎也可以视为‘伟大的六十年代’赐予我的一份遗泽。”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张承志是在他作为一名作家的声誉如日中天时，“退职停薪”，与文坛分道扬镳的。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年。相对于他，我做出选择太迟了，并且有一种“逼上梁山”的味道。
我将对一切邪恶力量的反抗，为争取一切被压 迫和损害者的权利而呐喊，当做我写作的全部意义所在。在这个处处充满不公的世界，在强者与弱者之间，我会近乎本能地站在弱者一边。因此，当文坛堕落成一个蝇营狗苟的名利场乃至“铁三角”的一部分时，我毅然掷出了手中的投枪。从那一刻起，我不再只是一名作家，而是成为了一名战士或游击队员。是的，游击队员，意味着我不会遵守他们划定的所谓“底线”，而是按照我自己的方式与他们“作战”。诋毁、报复和谣言不仅不能使我退缩半分，反而会激发我内心深处潜藏的勇气。既然我能一次一次独自面对群狼撕咬，别说敌人的中伤，就是智识阶级乃至所谓“同一阵营”的冷眼，我也毫不在乎。相对于那些被失业的工人、被失地的农民、被失踪的青年以及被车祸、被死亡的举报者，我已经很幸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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