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子陵(本名宋科，也许由于信仰资本主义，则取笔名“辛子陵”，意即“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还灵验”)的《合成一个新东西——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以下简称《合》文)和《<千秋功罪毛泽东>出版前后——辛子陵在<炎黄春秋>(2008年)新春联谊会上的发言》(以下简称《千》文)这两篇文章有言：
“混合经济是当代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的主要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混合经济，两者的经济基础是相同的……改革开放就是因为纯而又纯的公有制搞不下去了，要引进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成分。囿于意识形态，我们一直忌谈这一点。
“要像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那样，理直气壮地说服全党和全国人民，光明正大地回归新民主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每推出一项有利于发展生产的世界通用政策，必须进行一层社会主义理论包装，开始还有减轻阻力的作用，越往后副作用
越大，施政官员没底气，老百姓看不起，极左派批评打着红旗反红旗。如此怎样凝聚民心，树立对改革开放的信仰呢?!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代领导人的持续努力，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对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是兼容的。在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以巨大的政治魄力和理论勇气，抛弃误导中国几十年，给国家带来贫穷、动乱和专制，至今仍掣肘和否定改革开放的‘左’的理论体系，郑重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构成。今后，指导改革开放兴利除弊的理论和衡量改革开放是非成败的标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不是别的理论和思想。改革派由此确立了自己的话语权。
“当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经居于主导地位，但宣传很不够，还没有压住极左思潮。要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权威。中国第三次思想解放，首当其冲的是直面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指鹿为鹿。承认当今社会中的资本主义的出现是改革开放题中应有之意，名至实归，不再指鹿为马。把改革开放以来可意会不可言传、能做不能说、要群众跟着走又不向群众说明白的问题说明白。
“毛泽东建国后，要创新，急急忙忙搞所谓的社会主义，背离了新民主主义，搞出了一个饿死几千万人的坏制度。改革开放就是要把这个坏制度改回来，改到原先设想的新民主主义上来，还是要搞混合经济并且逐渐完善它，发展它……这种混合经济模式，美国叫新资本主义，社会民主党人叫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
我们可以叫它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人现在做的事情可能比俄国布尔什维克当年的‘十月革命’要有进步意义。‘十月革命’造成一元世界的分裂，引起了两种制度的长期对抗。中国共产党人设计的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超越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制度’你死我活的旧意识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融入世界，开辟一个由对抗变为融入，取长补短，和平发展的新纪元。
“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也可以叫中国的新资本主义，是撑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的经济基础，是改革开放30年的光辉成就。
“现在我们正在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与发展，理所当然地包括更多的资本主义……不要一提起资本主义就腰杆子不硬，新
资本主义是个富民兴帮的好东西，是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脱离苏联模式 ，创立新社会主义，这个新社会主义可以叫新民主主义，也可以叫新资本主义，因为两者经济基础是相同的。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把问题讲透，讲明白，极左朋友就没有什么好攻的了。
“社会主义在解决公平问题上有探索，资本主义在解决效率问题上有成就。两者必须结合，变成一个新东西，才能建成一个现实的、缺陷最少的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种伟大的实践。”
辛子陵在《千》文中的一些更精彩的段落：
“《千秋功罪毛泽东》……这本书(诽毛反毛的大毒草)能够写成和出版，首先是改革开放30年，党一直坚持解放思想所造成的政治大气候、大环境;其次是极左派打着毛的旗帜否定改革开放对中央造成的压力……《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境下出版的，一切都比预期的顺利。去年7月在香港举行国际书展，降重推出本书，邀请我去参加开幕式，我顺利成行了。8月《明报》和香港大学举行民主社会主义座谈会，邀请谢韬和杜导正参加，也没有受到阻扰，他们在会上都作了有份量的发言，中央表示满意。本书有两个序言……李锐的序言是政治性的……李序的题目是《功劳盖世，罪恶滔天》，这在中国是石破天惊的话，是对正三七开(三分错误七分功劳)的否定，为重新评毛定下了倒三七的基调。现在中央没有邓小平、陈云那样的人物了，没有人敢定这个基调，借重于德高望重的李锐同志，是一种恰当的作法，中央特邀李锐同志列席十七大，是对倒三七基调的肯定。这些巧妙的做法都是很有深意的。”“本书的初步传播，对遏制以反对改革开放为目的的毛泽东热已经起了作用。”“以毛
的空想社会主义为旗帜，阴谋聚众造反的野心家，最怕中央公布毛的错误，最怕群众了解历史真相，只要把毛时代的真相告诉群众，把群众争取过来，大大小小的野心家就孤立了。”“重新评毛的时机和条件成熟了。”
为什么“近年来，他们急不可耐、穷凶极恶地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连续不断地发动了一阵又一阵的讨伐”，还觉得不彻底，不够味呢?!为什么他们现在又觉得新的“时候到了”，于是又是“急不可耐”，“天马行空，不可羁勒，刺刀见红，赤膊叫阵了”呢?!
原来，“改革开放就是……要引进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但“囿于意识形态”，即囿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一直忌谈这一点。”所以，他们一直总是觉得没有话语权。因此，他们一直都在报怨：“改革开放以来，每推出一项有利于发展生产的世界通用政策(即资本主义政策)，必须进行一层社会主义理论包装，”“施政官员没底气，老百姓看不起，极左派批评打着红旗反红旗。如此怎样能凝聚民心，树立对改革开放的信仰呢?!”也就是说，过去他们一直都是住在阴沟里，干着那些在伪“包装”之下的“指鹿为马”、“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阴谋勾当，感到没底气，不光明正大，不理直气壮，老百姓看不起，还要受极左派的批判，也凝聚不了民心，改革开放的信仰也树立不起来!所以他们一直感到很着急，很憋气、很窝火。可现在不同了，“在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以巨大的政治魄力和理论勇气，抛弃误导中国几十年，给国家带来贫穷、动乱和专制……的‘左’的理论体系”，即“抛弃”了以公有制为核心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郑重宣告”确立了以私有制资本主义为基础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导和指导地位。于是这就为他们“改革派确立了话语权”。于是他们就急不可耐地要从那个他们已经住了30年的阴沟里跳出来，要“光明正大”的“做人”。而且还要“理直气壮地说服全党和全国人民，光明正大地回归新民主主义”，即搞修正主义，全面复辟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于是他们就急不可耐地要揭开那“一层社会主义理论包装”，急不可耐地要撕掉自已身上的那一张“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画皮。于是他们就要急不可耐地进行“第三次思想解放”。他们所要进行的“中国第三次思想解放，首当其冲的就是直面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指鹿为鹿。承认当今社会中的资本主义的出现是改革开放题中应有之意，名至实归，不再指鹿为马。把改革开放以来可意会不可言传、能做不能说、要群众跟着走又不向群众说明白的问题说明白。”但是要想做到这一些，他们又总还是觉得底气不太足，总还是觉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没有足够的权威，“还没有压着极左思潮，”总还是觉得头上还有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个紧箍咒。于是他们就感到“不清算毛泽东的罪恶，中国就不能前进”，于是他们的眼睛便豁然一亮：党的十七大刚刚开过，刚刚才做了一个“抛弃”和一个“郑重宣告”，要赶紧抓住这个大好时机“重新评毛”。于是他们就急不可耐地抛出和广泛地“传播”《千秋功罪毛泽东》这株大毒草，于是他们就急不可耐地要“石破天惊”!大肆叫嚣“毛泽东罪恶滔天”，“为重新评毛定下倒三七的基调”。于是他们就要更加加大诽毛反毛的力度。所以，他们就又是“急不可耐”，“天马行空，不可羁勒，刺刀见红，赤膊叫阵了。”
辛子陵的《合》文和《千》文为我们揭开了一个谜底，向我们泄漏了一个天机。也就是说，辛子陵清楚明白的告诉了我们如下事实真相：
一、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的实质和最终目的，就是要把毛泽东建立起来的以
公有制为核心的真正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即所谓的“‘左’的理论体系”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与之相适应的那一套社会主义制度即所谓的“坏制度”彻底地搞掉，回归到新民主主义，即搞修正主义，全面复辟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其策略就是：韬光养晦，即用假马克思主义假社会主义作伪“包装”，“指鹿为马”，“打着红旗反红旗”，欺骗广大人民群众，搞和平演变。
二、社会上诽毛反毛、诽党反党、诽社反社的风源，恰恰就是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党中央，尤其首先来自所谓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邓小平、陈云之类的那些党中央的大人物那里。于是，改革开放30年来，之所以屡屡“听之任之”、放之纵之而使得整个神州大地上诽毛反毛、诽党反党、诽社反社的恶浪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而至今更是愈演愈烈，这就是毫不奇怪的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三、尽管“改革开放30年来，经过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代领导人持续努力”，中共十七大已经“抛弃”了毛泽东所谓的“误导中国几十年”的以公有制为核心的“‘左’的理论体系”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制度即所谓的坏制度;已经“郑重宣告”确立了以私有制资本主义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导和指导地位，但是以私有制资本主义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没有足够的权威，“还没有压着极左思潮”，因此，现在要加紧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进行第三次思想解放。“中国第三次思想解放，首当其冲的是直面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指鹿为鹿。承认当今社会中的资本主义的出现是改革开放题中应有之意，名至实归，不再指鹿为马。把改革开放以来可意会不可言传、能做不能说、要群众跟着走又不向群众说明白的问题
说明白。”也就是说，要揭开假马克思主义假社会主义的伪“包装”和撕掉“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画皮，要“指鹿为鹿”，要打出白旗公开的搞修正主义，全面复辟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
四、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就必须“重新评毛”。欲复辟必损毛，欲灭国必毁史。“不清算毛泽东的罪恶，中国就不能前进”。于是在改革开放30年来不断诽毛反毛的这种政治大气候、大环境的历史背境下，辛子陵的《千秋功罪毛泽东》这株大毒草终于出笼并开始了广泛地“传播”。这本书“由李锐作了《功劳盖世，罪恶滔天》的政治序言”，主要“是对正三七开(三分错误七分功劳)的否定，为重新评毛定下了倒三七的基调。”“中央特邀李锐同志列席十七大，是对倒三七基调的肯定”。用“倒三七的基调”来“重新评定毛泽东的时机和条件成熟了”，但是，“现在中央没有邓小平、陈云那样的人物了，没有人敢定这个基调。”于是，中央便“借重于德高望重的李锐同志，是一种恰当的做法”，这些“巧妙
的作法都是很有深意的。”
这就是本文所作的结论。
这个结论完完全全的是辛子陵在他的《合》文和《千》文中告诉我们的，是辛子陵为我们揭开的——曾经迷惑中国善良的老百姓30年的一个谜底，是辛子陵向我们泄漏的—— 在改革开放30年中，中国善良的老百姓连想都不敢想的一个天机。也就是说，这是辛子陵所告诉我们的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30年的事实真相。
“改开”的口号不是实事求是吗?咱们说话也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当我们认认真真地去回顾、观察和思考了几番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这个客观实际之后，我们就完全可以肯定地说：辛子陵给我们作出的这个结论，完全是符合改革开放30年的客观实际的。辛子陵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是千真万确的真话实话。也就是说，上述这个结论是绝对正确的。
辛子陵所说的这些话，他的《合》文和《千》文及其他的《千秋功罪毛泽东》这株大毒草的出笼并广泛“传播”，不论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直接授之其意而为之，还是他自己从自己骨子里的自然坦露?不论他本身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封资修的孝子贤孙，还是由于那种“趋时媚世”、“有奶便是娘”、“墙倒众人推”的人之劣根性使然?总而言之，不管他是因为哪种因素而所为，他都算得上是一个当今的真正“与时俱进”的“识时务”的“俊杰”，都算得上是当今中国共产党中央的试探器和传声筒。
他想从阴沟里跳出来，立即就要揭开假马克思主义假社会主义
的伪“包装”和撕掉“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肮脏画皮，立即就要“指鹿为鹿”，立即就要打着白旗反红旗，立即就要“光明正大”地“理直气壮”地“做人”的这种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他毕竟还是不如现今的中共中央站得高看得远：尽管已经经过了30年的苦心经营，现今已大权紧握，而且“新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已经很牢固了，况且又开过了党的十七大，在十七大上又已经作过了一个“抛弃”和一个“郑重宣告”，尽管今天早上就公开露头，为中国共产党改名换姓，公开宣布“姓私不姓公”“姓资不姓社”也无所大碍，但是真要做到万无一失，还是得等到下一届的。
你想，“中国共产党人现在做的事情可能比俄国布尔什维克当年的‘十
月革命’有进步意义。‘十月革命’造成一元世界的分裂，引起两种制度的长期对抗。中国共产党人设计的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超越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制度’你死我活的旧意识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会融入世界，开辟一个由对抗变为融合，取长补短，和平发展的”这样一个“新纪元”啊!还得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者必须结合，变成一个新东西”啊!还得要把它变成“富民兴帮”的“新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好东西”啊!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种伟大的实践”啊!你好好想想看，这可是非同小可!怎么能不谨慎行事呢?!
其实，这些话也是辛子陵曾经对我们说过的，但他可能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一下子都全给忘掉了，于是他便又急躁了起来。因此，在这里还必须要好心地向辛子陵及其那些“精英”人士们劝慰几句：继续躲在阴沟里韬光养晦吧!
(恕我在北松或双卫2008.9.9发文的基础上提取的自认为能表达己意的部分，以示对伟大领袖忌日的哀思。)
陶 冶 2013年9月9日8：12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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