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毛泽东极端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研究、掌握和运用，他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的需要，党的建设的需要，提高领导干部水平、素质和能力的需要等方面，阐述了领导干部深入地、系统地、实际地学习、研究、掌握、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对学习态度、学习目的、学习方法、学习内容、学习风气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基本看法和要求，形成了关于全党学习、研究、掌握、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系统阐述。这些重要论述为培养一大批理想信念崇高、政治立场坚定、理论功底扎实、本领过硬的领导干部和党员队伍提供了理论指南和基本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领导干部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他反复强调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他要求：“首先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也是领导干部必须普遍掌握的工作制胜的看家本领。”为了深刻阐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领导干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重要论述的历史和理论逻辑，本文专门梳理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全党学习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论述。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那么，如何才能获得香的、活的马克思主义，坚持并灵活运用于正确指导中国实践呢？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形成了毛泽东关于“为什么学”“学什么”和“怎么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思想。
一、高度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
毛泽东高度重视全体党员和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他认为，全党上下尤其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是十分紧迫且必要的。中国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建成社会主义中国。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会犯错误，“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
1、斗争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救中国
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中国的革命斗争之所以需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使中国革命在革命力量、革命对象、革命目标以及革命斗争的战略策略等方面有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其他任何政党的根本区别。
在革命力量和革命对象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指导中国共产党找到了革命领导力量、团结力量以及敌对力量，即革命对象。在早期革命实践中，年幼的中国共产党还处于不成熟阶段，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认识不清晰、不科学，出现了两种错误思想倾向：一是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二是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两种错误思想倾向一“左”一右，没有清楚认识中国革命的敌人是谁，没有清楚认识革命的领导阶级是谁、革命的同盟军是谁，没有找到正确的革命力量和革命同盟，没有分清楚敌我友。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明确指出，必须首先解决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深刻的考察与剖析。他根据各阶级的生产资料占有情况，将中国社会划分为地主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等不同的阶级和阶层，统计了各阶级、阶层所占数量和比例，剖析了他们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科学地区分出敌我友，特别是对于中国农民阶级中所蕴藏的革命力量有了新的深刻认识，从而为中国革命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毛泽东在《关于十五年来党的路线和传统问题》中总结中国革命的思想路线时指出：“党除在个别时期犯了‘左’右倾路线错误之外，还在差不多一切时期中犯了若干个别问题的‘左’右倾原则上的错误，这在斗争策略问题、宣传教育问题、党内关系问题上都有过，有些并在现在还存在着，在将来也会不能免……而这些错误都是不符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的，要纠正或要避免，必须借助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革命的科学之真正深刻的了解。”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早期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时强调，中国革命斗争实际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他认为：“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而革命党领导革命不领错路，最为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指导中国革命实践。
2、马克思主义政党要避免错误，必须学习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深刻洞察到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党自身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他曾严肃告诫那些不认真学习、研究、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这番话语如黄钟大吕，振聋发聩。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复杂艰难的革命斗争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像一座灯塔，为党指引前行的方向。没有革命理论的武装，党在面对各种复杂局势和艰难抉择时就会陷入迷茫，失去判断的依据，更难以引领伟大的革命运动走向胜利。
1929年，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对党内存在的问题作了精辟分析。他指出，党内存在着八种错误思想，诸如“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这些错误思想严重侵蚀着党的思想，削弱党的战斗力。例如，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危害触目惊心。它实行了一系列错误的策略和行动，军事上冒险进攻，不顾敌我力量悬殊，盲目发动大规模战争，致使大量优秀干部和战士血洒战场，革命力量遭受重创；政治上大搞“肃反”，严重破坏了党的团结和统一，使党内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和混乱。许多对党忠诚的同志蒙冤受屈，革命根据地也遭到严重破坏。这些惨痛的教训深刻表明，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认真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党就会偏离正确的轨道，革命事业就会遭受沉重打击。
1944年，毛泽东又指出：“过去没有做过认真研究理论和研究历史的工作，对犯错误的人只是惩罚。”这一反思深刻揭示了过往党内存在的问题。单纯的惩罚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通过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历史经验教训，才能从思想根源上杜绝错误的再次发生。只有坚定不移地学习、研究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提升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思想觉悟和理论素养，使党在思想上保持高度的统一，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从而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最终的胜利。
3、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水平还是低的，必须提高一步
在党的发展征程中，理论水平的高低始终是影响党前行步伐与事业成败的重要因素。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离不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指导。如果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低，不仅影响党的各项政策的顺利执行，而且必然影响党和国家的事业进程。
新中国成立前后，党所面临的形势严峻且复杂，新的任务与挑战接踵而至，迫切需要一大批懂理论、会运用理论，能干事、会干事、能干成事的领导干部，带领人民迎接新的历史使命。这一时期党内增添了许多新成员，包括大批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他们满怀热情投身革命事业，但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理解不深、认识不高、执行不力。以划分农村阶级成分这一重要工作为例，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其中的问题，严肃指出，“如划阶级就表现了我们党理论水平之低”。这一现象绝非个例，它深刻反映出党内领导干部和新成员理论水平较低的现状，而这一状况严重制约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
基于此情况，毛泽东在1948年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中郑重强调：“我党的理论水平，必须承认还是低的，必须提高一步。”提高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已然成为党的自身建设的重中之重。因为只有拥有扎实深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基础，党在制定政策、作出决策时才能有科学的依据，才能更好地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
4、不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政治观点，就没有灵魂
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发展历程始终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运用紧密相连。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全党“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极端重要性。
政治立场是否坚定，理论武装是否到位，是衡量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能否肩负重任的重要标准。如果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就没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就无法取得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一方面，科学的理论、正确的政治观点可以使党员干部形成科学的思想指南，形成共同的认识和奋斗目标，最大程度地团结最广泛的社会力量。另一方面，党员干部如果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脱离了党的正确的思想政治领导，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形势和纷繁棘手的问题时，就容易陷入迷茫和困惑，作出错误的决策，给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损失。
5、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胜利的条件，必须开展全党的学习竞赛
毛泽东十分重视全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认为这是取得全党胜利的条件。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了“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明确指出“学习理论是胜利的条件”，并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发起了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运动，不断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修养。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始终重视全党的理论学习，每到党的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都总是不失时机地发动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亲自部署、狠抓落实。
6、学习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关键在于党的高级干部
毛泽东在抓全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的同时，反复强调最关键的是抓好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理论学习。他早在抗日战争最残酷的年代就告诫全党：“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他把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关键放在了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级干部身上。他在推动全党理论学习时，关键、重点始终放在党的高级干部身上，在战争年代如此，在和平年代也是如此。
1951年3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要求适应建设新中国的复杂任务，全党要系统地学习理论，其中还特别对高级干部的学习作了明确规定。毛泽东要求高级干部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解决革命、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党的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党和国家事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是确保党的指导思想在全党取得一致和统一，有助于统一全党思想，增强党的团结和凝聚力，推动党的事业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
二是保证领导干部保持政治清醒，增强对敌对思想和错误思潮的辨别能力，防止思想上的混乱和错误倾向的侵蚀，增强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坚定性。
三是帮助领导干部更好地分析和解决复杂问题，培养领导干部的辩证思维和战略眼光，使他们能够更全面、深入地看待事物，作出科学决策。
四是有助于领导干部更好地认识规律、掌握规律、照规律办事，不断适应社会变革和发展趋势，及时调整工作思路和方法，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
毛泽东强调党的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性，是基于对党的事业发展和干部队伍建设的深刻思考，是确保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的思想政治保障。
二、全面阐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目的、方法和学风等重大问题
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在解决为什么学这个最根本问题的同时，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学习和时局》等重要著作中全面阐述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目的、方法和学风等重大问题，全面解决了学什么、怎么学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1、以科学态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需要有科学的态度，即理论联系实际的态度。如果不把理论与实践有效地结合起来，那么不仅会造成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没有用武之地，被束之高阁，也会造成中国革命实践没有科学理论指导，误入歧途。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批评道：“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
毛泽东把是否树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提高到了党性高度。如何做到以科学态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呢？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关于研究中国历史，毛泽东认为需要研究“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
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他提出以马克思主义科学态度学习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
2、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目的在于应用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我们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而这个“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实践中遇到的各种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如果一个人离开这个“目的”，只是教条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个别字句和论断，而不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那他只能是教条的、僵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毛泽东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他强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目的就是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指导实践。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用于具体工作实际也是检验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成效的过程，要在工作实践中检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性，检验学习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效性。
3、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必须做到有的放矢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严肃批评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方法：“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毛泽东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方法概括为“有的放矢”。
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革命的实践发展进程中，紧密联系当时的现实问题来学，要深入思考来学，不要为了读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而读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不要脱离实际、离开所要解决的问题，盲目地、空洞地、孤立地读马克思列宁主义。要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不能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说，他们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我们必须按照毛泽东提出来的学习方法和检验学习成效的标准，真正做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有的放矢”。
4、发扬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
什么是学风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学风问题就是指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一个学风问题，即态度问题。是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还是从本本出发，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与主观主义脱离实际的学风的根本分歧。毛泽东指出，学风问题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品格，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
毛泽东一贯主张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理论联系实际，认为不这样就会犯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等主观主义错误。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对主观主义的学风进行了深刻批判，提出要“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主观主义学风主要表现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主观主义学风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不注重中国的具体革命实际，不重视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仅凭个人想象制定政策。这种作风严重阻碍了党的事业发展，使决策失去了现实依据，无法有效解决实际问题。
“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
为了纠正这一错误学风，毛泽东强调要树立实事求是的态度，把握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对周围环境进行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从客观存在的事物中找出其固有的规律，作为行动的向导。
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毛泽东进一步强调，党员干部要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摒弃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不能满足于背诵一些条文，而要深入理解其精神实质，将其灵活运用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
毛泽东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中国共产党能够摆脱主观唯心主义的束缚，从中国实际出发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断将中国革命事业推向前进。
5、学习辩证法，按辩证法办事
辩证法是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毛泽东提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要大力克服形而上学的错误思维方式，提倡学习辩证法，学会辩证思维方式，按照辩证法办事，更好地理解和处理复杂的社会现象和问题，在辩证地把握事物发展规律中推进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
1957年，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提倡照辩证法办事”。他指出：“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新问题，观察和处理国际斗争中的新问题。”
不懂得用辩证法办事，就容易被形而上学的片面僵化思维束缚，就容易犯错误。有一些党员干部“常常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毛泽东认为，这是造成党内出现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两种错误思想倾向的认识根源。“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同没有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有关系。我们要用十年八年的时间来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逐步抛弃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那样，我们的思想面貌就可能有很大的不同。”
因此，要按照辩证法办事。“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毛泽东提倡全党学习辩证法，按照辩证法办事，提高党员干部的思维能力和工作水平，从而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和问题，推动党和国家的事业不断迈向新阶段。
三、发动并领导了大规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运动
为进一步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毛泽东在党的革命、建设时期多次发起个人自学式、小组式、整风式、党校系统式、干部学习机构体系式等多种大规模的理论学习运动，以纠正党内错误思想，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不断推进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相结合，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于指导中国实践。
1、党的创建时期和建党初期，认真学习并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正确的指导思想
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近代中国，无数仁人志士探寻救亡图存之路，却一次次折戟沉沙。直到毛泽东和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接触并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才终于为内忧外患的中国找到了改变落后面貌的正确指导思想，找到了社会主义这一光明出路，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改天换地、打碎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壮丽篇章。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陈独秀接触到并传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创办了《新青年》杂志，向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陈独秀还与李汉俊、陈望道等人组织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启发了无数青年对社会变革的深入思考，促进了新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研究、传播和革命者的培养，为中国社会进步发展找到了科学的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革命方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1918年，李大钊接连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一系列文章。他深入剖析各种错误思潮的本质和危害，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广大民众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李大钊还在北京大学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成立的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之一。研究会的成员深入北京的郊区农村和工厂，开办平民学校、举行演讲。李大钊在中国举起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不仅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到广大群众之中，更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
毛泽东早期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通过阅读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文章和著作开始的。他曾回忆道：“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深入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包括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唯物史观等，坚定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中国走出困境、开展革命斗争的正确思想理论的决心。他坚信，“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和传播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他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通过“猛看猛译”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成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研究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锋。他撰写了《法国最近的劳动运动》《社会进化史》等文章，介绍了法国工人运动的情况和经验，强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意义，主张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推翻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毛泽东和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等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坚定地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深刻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正确的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出路和方向。
2、井冈山斗争时期，鼓励开展多种形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鼓励并组织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活动，通过开办培训班、组织学习小组、举办讲座、演讲等形式，培养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运用能力。其一，开办培训班。毛泽东组织了各种培训班，为干部提供系统的理论学习的机会。这些培训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为主，包括政治理论、军事战略、组织工作等方面的课程，旨在提高干部和党员的理论水平、思想觉悟和工作能力。
其二，组织学习小组。领导党员干部组成学习小组，共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党的文件和相关理论。通过小组讨论和交流，深入探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观点，并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思考和实践。
其三，举办讲座和演讲。毛泽东带头给党员干部讲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向党员干部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党的方针政策和战略策略。这些灵活多样的理论学习活动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为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时期的发展和开展革命斗争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理论支持。
3、延安时期，通过整风运动确立马克思主义学风，开展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
延安时期，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党内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不高，党内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主观主义错误学风等严重阻碍中国革命顺利进行等问题，决定开展一场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运动，开展整风运动，彻底解决不良学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党员干部，提高全体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质。
1937年，大批的爱国青年学子、海外侨胞、各界抗日进步人士纷纷从全国各地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全国党员数量激增，于1938年年底达到50多万。新加入的党员有极高的革命热情，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不甚了解，存在小资产阶级性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想，在思想上没有完全入党。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迫在眉睫。
1938年10月，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的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为加强中央对全党思想上的领导，由中央领导同志组成思想方法学习小组，毛泽东任组长。
1941年8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决定由毛泽东等11人组成编辑委员会，编辑马、恩、列、斯反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言论。
1942年5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成立由毛泽东负总责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全党开展了一场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整风运动。全党通过理论联系实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主观主义错误学风，使全党彻底在思想上、认识上、行动上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统一起来，达到全党思想统一、政治统一和行动统一。
1944年年初，毛泽东提出要学习5本马列著作。1944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定读5本理论书。1945年4月24日，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又郑重提出全党要读5本马列主义的书，即《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48年9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又将马列著作学习范围扩大到10本，增加了《列宁主义概论》《帝国主义论》等，还有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
4、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组织编译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组织全党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运动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统一思想，凝聚全党全国力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为干部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伴随着这一工作重心的转移，毛泽东更加重视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针对新的形势发展需要，他对学习方针和内容进行了适当的调整，以进一步解决当时“党内在学习问题上存在着忽视理论的经验主义的危险倾向”。
为了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1949年2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前夕，毛泽东重新审定了一套12本“干部必读”书目，即《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这套马克思列宁主义原著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教材。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全党干部兴起了理论学习的热潮。从1949年6月到1950年6月，“干部必读”印发总数达300万册，对提高全党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经济工作和城市工作能力，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理论学习是紧紧围绕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而展开的。正如毛泽东所说：“为了我们的事业，结合当前的实际问题，学习经济理论著作，比脱离实际专门读书，要好得多，容易懂。”毛泽东亲自向党员干部推荐经典书目，以促进广大党员干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
为了改变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薄弱的状况，提升党员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1951年2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指出，“现在国内战争已经基本上结束，党正面临着建设新中国的复杂任务，全党有系统地学习理论，比较过去任何时候都有更好的条件，也更加迫切需要”。当时，中共中央按照“理解能力的发展程度”，将党员的理论学习分为三级：“第一级，学习政治常识，即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常识和中国共产党的常识”；“第二级，学习理论常识，即关于社会发展史的常识（包括历史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中国共产党历史和毛泽东生平的事迹，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生平的常识”；“第三级，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著作和毛泽东的理论著作”。
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从1949年到1953年，国家不仅大量出版《共产党宣言》等中译本，而且又翻译了《列宁选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及稍后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等著作。1953年中央成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配备强有力的编译人员，进一步加强了马列著作翻译出版工作，极大提高了全党和干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1953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要求全党努力学习和掌握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需的知识。党中央要求从1953年7月至1954年12月，全党干部理论学习的高级组和中级组都要学习“联共（布）党史”有关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内容，学习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著作，广泛开展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学习。
5、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通过干部培训有组织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系统学习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主要集中在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学习上。毛泽东指导全党通过在职学习、党性教育、党校培训等，对全党和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地进行一次轮训”，帮助党员干部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进一步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和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
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党要求全党全面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著作。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在《致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的信中，提出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读书建议。他指出：“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后来毛泽东又建议高级干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3版下册）。在1960年1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建议中央各部委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组织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3版下册）；以第一书记挂帅，组织个读书小组，把它读一遍。国庆节以前，把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完。毛泽东身体力行，带头研读他推荐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1958年，他三次研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并作了大量批注，留下大量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理论思考。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他组织党内几位同志共同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边读边讨论，留下了珍贵理论财富。
毛泽东倡导开展党员党性教育和党校等多种形式的干部理论培训。1961年11月，毛泽东就以党的基本知识和党的优良传统为主要内容，在全党开展党员教育，使每个党员都懂得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什么是党的优良作风，怎么做一个共产党员。中组部和中宣部共同编写《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一书，作为各地进行教育训练的教材。这些教育在全党上下深入进行，对于党员坚定政治理想信念、打牢理论基础、明确政治方向、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具有深远意义。
毛泽东领导全党通过党校等干部培训系统深入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作为领导干部理论学习培训主渠道的党校早在革命战争时代就已经建立，但正规化、系统化的党校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建立起来的。在1953年9—10月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召开期间，根据全党理论学习情况，党中央专门研究了加强党校工作问题。1954年12月，中央作出《关于轮训全党高、中级干部和调整党校的计划》，决定建立由马列学院（高级党校）、中级党校和初级党校构成的党校教育体系，同时还建立了部委系统党校和直属机关党校以及国有企业、科研院所党校，并对三级党校的培训对象、教育课程等作了明确规定。除了党校教育体系外，还建立并形成了党的干部学校、普通高等学校、军事院校、少数民族干部学院的干部学习培训系统。全党由此形成比较完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校教育和学习培训体系。党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不仅在规模上，而且在机构设置和教学内容上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独立体系，成为培养党的干部的重要基地。
1961年9月中央决定对全党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地进行一次轮训”，“帮助干部进一步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本次轮训采取短期训练班的方式，对象主要是县委书记和相当于这一职务以上的党员干部，特别是县委以上各级党委的书记和相当于县委书记以上各方面（工业、交通、财贸、农业、文教、外事等）党委的书记。地委、县委的第一书记，和相当于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的厂矿企业党委书记，必须参加这次轮训。这次轮训计划用一年多的时间分期分批完成。轮训的主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两个方面，着重解决党的建设和党的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各地经过一年多时间，基本完成中央规定的目标。1964年2月，中央作出批示，要求高级干部必须下决心挤出一定时间，认真坐下来读书，补一补课，同时下发《干部选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目录（草案）》，提出了30本书，由各地从中圈定，组织地委书记以上干部阅读。对于能够阅读这些书的县委书记，也要适当提倡他们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以养成他们好学深思、钻研理论的习惯。
四、对党员和领导干部提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要求
毛泽东对于党员和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了基本要求，譬如，必须刻苦攻读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读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要精读且攻书到底，要结合中国实际学本本，学通马克思主义哲学，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坚定理想信念，等等。
1、要刻苦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
毛泽东一贯主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刻苦勤读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始终重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学习研究。
在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方面，毛泽东率先垂范。1918年10月，毛泽东经由李大钊介绍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阅读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与其他志同道合的人探讨各种社会主义学说。1919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阅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著作，建立起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1922年5月5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纪念马克思诞生104周年的部署，中共湖南支部通过长沙马克思学说研究社在第一师范举办纪念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与中国”的讲演。1921年4月，毛泽东在《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二期）中写道，《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等多本书销售量比较大，其畅销的原因“是社会对于新出版物的需要骤然迫切起来，受了新思潮的正面激刺和旧思想的反面激刺”。
在井冈山根据地建立初期，工农红军不仅面临着军事上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以及重重封锁，还面临着“如何建立革命武装”“如何确立党和红军的关系”“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等思想困惑。如果不能对这些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作出及时回答，将会影响党内和广大工农红军战士对如何开展土地革命斗争的正确认识。鉴于此，毛泽东在1928年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深刻总结建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教训，力求澄清“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等思想困惑。
随着闽西、赣南等革命根据地的扩大，红四军内部的一些思想遗留问题也暴露出来，并引发了一场关于“红军的建军原则是什么？党和红军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的思想争论。毛泽东认为，这一思想争论必须在理论学习和思想宣传上予以彻底解决。1929年11月28日，他在给李立三的信中诚恳地写道：“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能抽暇写信指导尤幸。”同一天，针对红四军党员的理论底子薄的问题，毛泽东还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外，另请购书一批（价约百元，书名另寄来）”，“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这都反映了毛泽东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紧迫心情。
在全国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他仍挤出时间读马列著作。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就是这段时期他阅读的主要篇目。他在《国家与革命》第一章“阶级社会与国家”中，几乎每句话旁边都画着杠杠，作了笔记。
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提出，要读好《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五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将全党干部必读的马列原著由5本增加至12本。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大力倡导开展以这12本马克思主义原著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涉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为主要内容的“干部必读”读书活动。
1964年2月15日，毛泽东指导中央书记处提出关于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恩、列、斯著作，读30本书的要求，以提高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这30部著作包括马克思著作8本：《共产党宣言》（马、恩合著），《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附恩格斯：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48—1850年的法兰西的阶级斗争》，《工资、价格和利润》，《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书简。恩格斯著作3本：《自然辩证法》导言、札记和片断，《反杜林论》（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附马克思：《费尔巴哈论纲》）。列宁著作11本：《怎么办？》，《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论战争、和平的3篇文章（《社会主义与战争》《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与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论民族殖民地问题的3篇文章（《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斯大林著作5本：《论反对派》《列宁主义问题》《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普列汉诺夫著作3本：《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毛泽东建议将这30本书印刷“大字，线装，分册”版，希望此事于1964年年内办成，表达了“急于想看这种大字书”的心情，表达了让领导干部认真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迫切目的。
1970年9月27日，毛泽东在周恩来关于党的高级干部读书问题的报道上批示：“九本略多，第一次宜少，大本书宜选读（如反杜林）。”推荐的9本马恩列著作是：《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周恩来的报告中还选列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认识是从哪里来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
1970年12月29日，毛泽东在一份关于学习问题的报纸上批示，“我的意见二百七十四个中央委员，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1971年3月15日，毛泽东在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文章送审稿上批示：“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2、读马列原著要精读且攻书到底
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卷帙浩繁，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进行有效的学习。毛泽东提出，一要贯彻少而精的原则，要精读；二要发扬“挤”和“钻”的精神，攻书到底。毛泽东指出：“如果要求大家读全部马列选集，也不现实，可以挑选一些，不然书那么多，读起来也是困难……不要太多，多则不灵。”对如何精读书本，使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毛泽东有个形象的说法，即“攻书到底”，“读马克思主义就是攻马克思的道理”。针对“看不懂”的问题，他提出要“如木匠钻木头一样地‘钻’进去”。针对“忙”没有时间读的问题，他提出“忙可以‘挤’，这是个办法”。
他指出：“在中国，本来读书就叫攻书，读马克思主义就是攻马克思的道理，你要读通马克思的道理，就非攻不可，读不懂的东西要当仇人一样地攻它。”也就是说，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要边读边学，下苦功、下长功，一定是无攻不破的，正面攻不入时，就从旁的东西看起，先打根基，点滴积累、旁袭侧击、四面包围地去理解。“工作忙就要‘挤’，看不懂就要‘钻’，用这两个法子来对付它，学习是一定可以获胜的。”
3、要结合中国实际学本本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虽然具有普遍真理性，但它不是片面的、僵化的教条主义原则，而是需要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如果不这样认识，就容易犯主观主义错误。对于那些将理论脱离实际的“理论家”，毛泽东“提议取消他的‘理论家’的资格。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实际问题、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才算实际的理论家”。只有联系实际的理论才是科学的理论，否则就是空洞的、荒谬绝伦的理论。“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在党的历史上，那些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者造成的严重危害，严重阻碍了党和国家的革命事业，严重到甚至几乎葬送了党的事业。
因此，毛泽东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本是要学的，不仅要通过书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实际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要求广大干部到“工作中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时严肃地指出：“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在1937年写的《实践论》《矛盾论》中，毛泽东科学论证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哲学原理，说明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实质上就是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即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问题。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根本不存在离开特殊性的普遍性，普遍性来自特殊性，离开了特殊性，普遍性也就失去了意义，成为抽象的教条。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道理，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去说明和解决中国的“特殊”问题。毛泽东带头发扬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从实际而不是本本出发，深入调查研究，科学分析国情、世情，科学认识中国革命形势，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事关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战略策略等重大原则问题上得出科学结论，走出了一条创建工农武装，开展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正确道路。
4、学通马克思主义哲学
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最根本是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最基础的东西，只有学懂弄通会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深刻理解并真正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
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要学会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即立场、观点、方法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处理问题。毛泽东主张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指导中国实践。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他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指出：“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
毛泽东在阐释学习马克思主义方法时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
毛泽东在1955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我劝同志们要学哲学。有相当多的人，对哲学没有兴趣，他们没有学哲学的习惯。”“我们要作出计划，组成这么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有几百万人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毛泽东在这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号召党员和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掌握马克思主义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最有效的途径。
5、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坚定理想信念
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要通过理论学习，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就一直没有动摇过”。
思想上的坚定离不开理论上的清醒，离不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与运用。首先，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坚定体现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深刻理解和把握上。1939年年底，毛泽东对一位从白区调回延安进入马列学院学习的同志说，遇到问题，他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读一次，都有新的启发。因此，“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
其次，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坚定体现在对革命的坚定性、彻底性和持之以恒、艰苦奋斗的恒心、毅力和韧性上。毛泽东反复强调，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要认识到革命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反复性，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不是一蹴而就的，特别是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更要争取群众，赢得胜利。他号召每个共产党人，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了广大人民的解放一定要“永久奋斗”。“奋斗到什么程度呢？要奋斗到五年，十年，四十年，五十年，甚至到六十年，七十年，总之一句话，要奋斗到死，没有死就还没有达到永久奋斗的目标。”“一定要把革命干成功，干到底”。
最后，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坚定体现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作坚决的斗争。毛泽东反复强调，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譬如，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和创建红军和中央苏区的实践中，在古田会议期间，坚决地批判了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八种错误思想及其产生的根源，开创了积极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的先河，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创建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支部建在连上等建党建军的重要原则和制度。
毛泽东始终如一地坚持并领导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和理论武装，无论是在最艰苦、最繁忙、最紧张的关键时刻，还是在最困难、最险恶、最危急的转折关头，或是在最顺利、最成功、最辉煌的胜利阶段，他都始终坚持领导全党的理论学习运动。他强调：“现在提出一个任务，就是加强对马、恩、列、斯著作的学习，首先是我需要加强。”他不仅倡导了全党的理论学习和运用，还率先垂范，带头学、带头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了指导中国实践胜利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创新的典范和运用的模范。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2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2011年。
[2]《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3]《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大事记》，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4]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1—6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注释从略】
（作者系南开大学终身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来源：昆仑策网【授权编发】，转编自“马克思主义研究”微信公众号，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10期”；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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