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用科学社会主义武装头脑”是毛泽东指导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的重要论断。首先，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加强党员的党性修养和理想信念，包括坚持落实“思想入党”以确保党性不变、坚定带领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使命感、坚定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治国信念；其次，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过程中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高中国共产党人分析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最后，发扬“敢于斗争”和“奋发努力”精神捍卫科学社会主义事业，严防“和平演变”和坚定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战略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有着深刻的思想和经验启示。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理论武装，为全党团结统一奠定坚实思想基础。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早在青年时期就意识到以“主义”武装头脑的重要性，他指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在这里，毛泽东所指的“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随着毛泽东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以及中国共产党确立毛泽东同志作为全党的领导核心，毛泽东愈加重视巩固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在他看来，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和解放以及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
1945年6月，在中共七大代表及延安各界代表参加的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召开“七大”总结了过往的革命经验，又对当前形势和前途形成了积极认识。这是无数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也是前人所没有预料到的，“他们那时还没有革命的社会科学、还没有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我们是用科学社会主义武装头脑的人，看清楚社会前途的人，我们比他们进步，我们要完成他们没有完成的事业”。
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探索，毛泽东愈加坚定，用科学社会主义武装头脑应该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重要任务。在1955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他指出，全党肩负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及其他各项工作任务，既要搞好政治思想工作又要搞好经济建设，“所以必须对那些钻不进去的人、浮在皮面上的人进行教育，使他们都成为内行”。
用科学社会主义武装头脑是毛泽东指导中国共产党做好思想建设的重要论断。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毛泽东为落实用科学社会主义武装头脑，进行了长期深入的探索，积累了一系列宝贵经验。
一、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加强党员的党性修养和理想信念
毛泽东在抗战胜利之际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
习近平总书记也结合党的作风建设历程及现实任务指出：“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讲，能不能解决好作风问题，是衡量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对党和人民忠诚的一把十分重要的尺子。”
这意味中国共产党用科学社会主义武装头脑，必须加强党性修养和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以赢得应对各种风险及挑战的战略主动。
1、坚持落实“思想入党”以确保党性不变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坠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封建主义落后观念、资本主义腐朽作风与殖民主义奴化思想相互勾连，不断侵蚀以小农和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构成的中国人民大众的心灵。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却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立与成长起来的，因此不少党员仍遗存小农和小资产阶级及其他阶级成分的思想作风。于是，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共产党若要确保自身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不变，那就必须落实“思想入党”，特别是坚持用科学社会主义武装头脑。
1928年11月，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革命斗争经验时就意识到，在根据地边界各县的领导群体几乎是农民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若要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与斗争精神，那就必须正视党的思想建设这一极其重要的问题，否则将会走上错误的发展道路。
随着中国民主革命的曲折推进，毛泽东愈加重视“思想入党”问题，特别呼吁全党同志必须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去学习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以防止中国共产党退化成为小农、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占主导的党。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和思想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此间开展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在1942年5月23日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特别谈及了“思想入党”问题。他指出：目前仍有不少党员，尽管在组织上入了党，但在思想上却没有入党乃至完全没有入党——其头脑仍装着许多落后和腐朽的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所以，全党应该动员起来，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进行认真整顿，并以思想整顿作为首要工作。于是，这就“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具体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之间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人不仅不能回避和害怕这一斗争，反而应该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使自己以及那些仍然存在非无产阶级思想作风的同志尽快尽好完成“思想入党”，以确保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不变。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推进，毛泽东多次提及“思想入党”的历史经验，以强调思想建设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重要性。1957年1月，针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所引发的国际性政治波动以及我国社会上仍然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现实状况，同时也是为了及时了解与引导党员干部的思想走向，党中央决定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作重要讲话，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落实“思想入党”以确保党性不变，并应该与各界人士团结一致，把社会上的“歪风”打下去，以保卫社会主义制度。他指出：“共产党里头还是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些人组织上进了党，思想上还没有通，甚至有些老干部跟我们的语言也不一致。所以，经常要谈心，要个别商谈或者集体商谈，要开多少次会，做打通思想的工作。”
毛泽东对“思想入党”的强调，既源于党的革命历史经验，又有针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旨在确保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不发生蜕变，从而使科学社会主义信念深深融入党的思想建设之中而成为永葆党的先进性的精神武器。
2、坚定带领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使命感
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后，必须立足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坚定带领各族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和中国的现代化。须知，这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代又一代革命志士及先辈的夙愿。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以及帝国主义列强对近代中国的殖民化压迫，决定了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因此，在毛泽东看来，寻求一条既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又能够实现中国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新路，必然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任务和使命。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实际和规律的认识不断全面与深入，从而不仅越来越坚定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信念，而且逐渐形成一个基本共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才能独立自主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上作重要讲话，全面总结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并郑重指出：“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这一讲话表明，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仍须牢记使命，为接下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奠定独立自主的战略条件与基础。
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提倡全党要坚持考察、学习和比较各国的现代化建设经验，做到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而他也在1958年7月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中明确表示：“我们要学习苏联，但首先要考虑到我们自己的经验，以我们自己的经验为主。”
1959年2月，毛泽东又在同智利《最后一点钟》报社社长的谈话中指出：“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建设中国”这一信念，但又主张“独立思考”和“走自己的路”——即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来处理，中国共产党必须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1963年9月3日，毛泽东在同印尼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中，回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独立自主的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基本经验：“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口号就是在延安整风时提出的。这个口号写进了1957年莫斯科宣言，那里面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要与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深入学习科学社会主义并以此武装自己头脑的政治与理论成果，从而才能坚持自觉肩负带领中国人民“走自己的路”的历史使命。在毛泽东看来，肩负这一使命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结合中国实际而不断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尽管这是一个艰辛的实践要求，但更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伟大征程。
1964年12月，毛泽东指出：“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15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
3、坚定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治国信念
在毛泽东看来，以科学社会主义武装头脑，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全面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念，因为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国家学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切实贯彻。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必经阶段，无产阶级在这一阶段的任务是改造旧的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消灭阶级对立和阶级差别。这一观点为以列宁为主要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所初步实现。故而，列宁进一步指出，保卫无产阶级革命成果和巩固各劳动阶级联盟的根本利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
而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观点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功经验，从而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崭新的国体范畴。这是中国共产党对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观点的创造性发展。
因此，以科学社会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应该作好示范——对人民民主专政确立高度的政治自信，如此才能赢得各族人民和各界人士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认可。
于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强调：“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共产党将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创造的无产阶级专政新形式。
一方面，其宣告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苦苦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国家制度建设道路这一历史任务的完成。“一切事实都证明：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
另一方面，其被赋予了保卫中国革命胜利成果和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崭新时代任务——包括镇压国内敌对势力的反抗和复辟、防御国外敌对势力的颠覆和侵略、组织社会文化建设、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加强对人民的教育以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
对此，毛泽东在1957年3月12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给我国的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开辟了道路。我们的政权的建立还不过短短几年，人们可以看到，不论在经济方面，在文化、教育、科学方面，都已经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坚持与巩固对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自信，发挥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优势，以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推进。
在接下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过程中，人民民主专政及其政治优势确实得以发挥出来，而全党也在毛泽东的指导下进一步认识到，“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
人民民主专政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的辩证统一，特别是对人民内部实行民主，既能够保障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又能够确保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推进以及杜绝旧制度和反动势力复辟的可能性。
在毛泽东看来，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从而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推进，是中国共产党人检验自身能否以科学社会主义武装头脑、坚定治国信念的基本标准，他就此专门在1962年1月30日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提出：“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也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二、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过程中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毛泽东指出，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应该认真学习的科学理论，而要学好这一科学理论，必须学会鉴别错误的观点以及自觉探索通往正确思想的方法，从而把自己的头脑重新武装起来。
中国共产党以科学社会主义武装头脑，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又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和创造些新的东西，主要做到批判和反思脱离实际的“左”右倾错误，以及辩证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主义理论观点。
1、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批判与反思脱离实际的“左”右倾错误
批判错误思潮及其观点是无产阶级政党武装自身头脑的思想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参与创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国际性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过程中，首要工作就是批判各类反动和空想的社会主义流派以及清除它们对欧洲无产阶级斗争运动的消极影响。为此，他们特别写成《共产党宣言》，使其成为无产阶级武装头脑的精神武器。
恩格斯在1890年回顾这一历程时指出，《共产党宣言》作为一部纲领性文献，长期指导无产阶级对各国统治阶级及其政权进行坚决斗争，“不能不使进行斗争的人们明白自己一向所崇奉的那些万应灵丹都不灵，并使他们的头脑更容易透彻地了解工人解放的真正的条件”。
但也确如列宁所指出的，在革命斗争中，共产党人难免受到脱离实际的“左”右倾错误观点的影响。为此，列宁才在反对右倾错误观点的同时，专门写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去批判“左”倾错误观点。这是毛泽东读得最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一，他在1933年致彭德怀的信中指出：“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共产党人若要以科学社会主义武装自己的头脑，避免“左”右倾错误，那就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和各国实际结合起来。
1941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不乏脱离实际的错误思潮，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也存在过轻视中国实际而教条套用社会主义革命学说和照搬外国社会主义革命经验的错误路线及观点，如“在苏维埃运动后期，五中全会的精神，提倡搞社会主义革命，否认革命发展不平衡”。
1944年12月，他又在给陈毅的信中进一步指出，党的领导骨干若要走向政治成熟，那就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又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具体而言，要做到以下两点。
第一，批判与反思社会主义发展史与党史上的右倾错误。毛泽东多次举例指出，必须正视社会主义发展史和党史上存在右倾错误这个事实。
例如，普列汉诺夫和陈独秀分别是俄国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先驱，但都存在脱离革命实际的不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须知，在新文化运动期间，陈独秀积极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高扬“民主”和“科学”，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被毛泽东称赞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但到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对国民党右派采取妥协和退让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给党和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
毛泽东对此作了分析，当时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幼年时期，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系统理解以及应对革命危机的经验，从而放弃了对革命的领导权。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就是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不能领导群众前进，而且反对群众前进”。从中国社会阶级状况出发分析，那就是“当时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抛弃了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
然而，对于陈独秀的功与过，毛泽东始终要求全党同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予以全面评价，他在1945年4月写作《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时特别提出：“对陈独秀应该承认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有功劳的，大体上如同俄国的普列汉诺夫。”
第二，批判与反思社会主义发展史和党史上的“左”倾错误。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左”倾错误，很多时候是共产国际脱离中国实际的决策所造成的，以及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某些“左”的人士的观点影响。
例如，托洛茨基是“十月革命”的功勋人物，但其“不断革命论”不但脱离世界革命实际，而且一度对中国共产党人产生影响而造成同志间的思想分化。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中，“开头是陈独秀搞右倾机会主义。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他同刘仁静、彭述之那些人，组织了‘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81个人发表声明，分裂我们党，没有搞成，他们跑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左”倾错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尤其暴露其危害本性，使中国革命遭受惨重损失，从而也使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必须对其进行严肃的批判及清算。
毛泽东则为全党深刻揭示，“左”倾错误路线本质上是对科学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教条化理解和运用，在实践上则表现为轻视乃至无视中国革命实际和经验，其主要代表者是“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对于“立三路线”，毛泽东认为其实质“就是教条主义，硬搬外国的经验”，从而才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作出主张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错误决策；对于“王明路线”，毛泽东则特别指出其教条主义的不良学风以及唯共产国际马首是瞻的政治弊害——特别是其将苏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凌驾于中国民主革命实际之上，肆意打压与其观点不同的党员同志、片面排斥具有进步倾向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社会阶层，给党和革命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惨重损失。
1956年4月29日，毛泽东在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党的代表的谈话中，结合苏共二十大所揭示的斯大林个人专断问题，较全面总结了“王明路线”的负面影响：“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就是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他主张打倒一切，否认同资产阶级的团结。在社会上是打倒一切，在党内则闹不团结。”“王明路线”造成的是“亲者痛、仇者快”的后果，今后中国共产党、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进步人士一定要以此为鉴，务必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而推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稳健发展。
2、“创造些新的东西”：辩证理解和发展经典作家的社会主义理论
既然有脱离实际而妨碍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错误观点，那么共产党人就有保卫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必要，正如列宁所提倡的：“随时进行宣传，保卫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不被歪曲，并使之继续发展。”
1949年6月30日，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毛泽东写作《论人民民主专政》提出：“谢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给了我们以武器。这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易言之，对中国共产党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一系列理论观点，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谱系。而又须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恩格斯则在晚年特别提醒：“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
所以，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理解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不能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相关论述采取教条主义的学究风气与迷信态度，而应该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及方法，从而“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
为此，毛泽东一直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辩证和历史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主义理论观点。“例如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西方几个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结论”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随着时代条件的改变，这一结论又将结合各国实际而发生科学改进。于是，“列宁在从事研究工作的后期，指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帝国主义阶段，看出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有可能引起世界大战，有可能首先在一国或几国爆发革命，在东方国家中也有这种可能”。根据这一科学分析，以列宁为主要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立足俄国实际而成功领导了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这条革命战线是在列宁，而在列宁死后是在斯大林的英明的指导之下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
在毛泽东看来，列宁和斯大林以其对垄断资本主义历史命运与社会主义发展前景的深刻思考及科学洞见，推进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世界各国的传播与发展。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感佩他们的不懈思考及艰辛探索，特别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布尔什维主义，用这个理论和策略搞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斯大林接着又搞了三个五年计划，创造了社会主义的苏联”。就此，中国共产党人又应意识到，“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
在毛泽东看来，列宁根据俄国革命实际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观点，形成了应对帝国主义时代及其基本问题的列宁主义。正如斯大林继续发展列宁的理论观点而保卫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人也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观点，特别是学习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此武装自己的头脑，去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诸多问题，再以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去检验与维护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对此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探索，其将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建设实际相结合，开创了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所指出的，“毛泽东同志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新的实际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从而不断开辟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境界，提高了中国共产党人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观点及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发扬“敢于斗争”和“奋发努力”精神捍卫科学社会主义事业
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发生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全面敌对的攻势，并越来越倾向以“和平演变”手段去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此时的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一方面存在诸多的曲折挑战，另一方面又要时刻应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复辟威胁。因此，如何持续有效落实以科学社会主义武装头脑，成为毛泽东沉谋研虑的重要问题。
1957年2月，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若要巩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那就必须努力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特别是国家工业化，以及重视意识形态方面的“必要的思想斗争”。这对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发扬无产阶级政党“敢于斗争”和“奋发努力”精神的战略期望。
1、敢于斗争：严防西方对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
随着新中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及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毛泽东通过考察国内外政治形势，为全党指出了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企图消灭社会主义的“两手”动作——“发动战争”与“和平演变”。而“和平演变”将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要实施的主要手段，目标是使社会主义国家发生表象和平、实则颠覆的政治剧变——因为“和平演变”主要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JohnFosterDulles)提出，所以毛泽东特别名之为“杜勒斯的路线”。从而，发扬“敢于斗争”精神，以严防“和平演变”的发生，成为毛泽东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科学社会主义武装头脑的重要任务，并主要有以下三项具体要求。
第一，深刻认识“和平演变”的现实性及危险性。
1959年12月4日，针对美苏冷战及世界政治形势的走向，毛泽东决定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在会议上作长篇讲话，重点讨论了“和平演变”的现实危险，以此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做好应对“和平演变”的准备。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紧破坏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试图以此阻遏亚非拉地区的社会主义发展趋势。这不仅直接威胁中国、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安全，而且在客观上佐证了毛泽东对于“和平演变”的判断及担忧。
为此，毛泽东于1964年1月12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拿马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的文章，指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也严重地威胁着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它还力图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必须高扬“敢于斗争”的战斗精神，做好严防西方实施“和平演变”的准备。
第二，做好思想文化宣传和对意识形态的引领工作。
自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企图以“和平演变”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以来，思想文化的侵蚀和意识形态的渗透就成为他们主要的实施途径。因此，中国共产党人以科学社会主义武装头脑而捍卫人民民主专政，本质上不仅是“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的意识形态斗争，更是一场关乎党运国运的政治斗争。为此，毛泽东于1964年6月专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重点讨论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宣传和意识形态引领方面的各项问题。
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语重心长的讲话，而讲话的第一条内容就特别谈及中国共产党对于自身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做好思想文化宣传和对意识形态的引领工作，前提是自觉意识到“打铁还需自身硬”，做到敢于自我斗争以及在自我斗争中成长。于是，这就要特别重视接班人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教育，“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第三，将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反和平演变”的战斗堡垒。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强调，必须将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提高和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他指出：“支部不但是发展党员教育党员的学校，而尤其应当成为连队的坚强堡垒。每个党员不仅是模范战士，而同时是非党群众的领导者。”
须知，“和平演变”往往是通过促成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发生整体的堕落腐化而实现的，其重点对象是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及其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在毛泽东看来，这就要求领导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将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唯此，才能使各级党组织及其领导干部始终服从与服务于党的政治路线和中心工作，以及“使我们广大干部同人民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起来”。易言之，全党必须高度自觉依靠和维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共同将党建设成为“反和平演变”的战斗堡垒。
1956年4月，针对苏共二十大引发的风波，毛泽东专门指导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人民日报》编辑部的理论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该文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将中国共产党建成“反和平演变”的战斗堡垒的基本观点，并特别指出：“只有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依靠民主集中制，依靠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才使我们党不论在革命时期或者在国家建设时期都能够取得伟大的胜利和成就。”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艰辛推进，毛泽东愈加强调将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的重要性，并以“共产党被人们认为最有纪律，最有道德，具有最适合人民愿望的路线和政策”的历史光荣，鼓舞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一道，务必将中国共产党建成“反和平演变”和抵御“反华反共”的战斗堡垒。“总之，一切问题的中心在于我们自己的团结和自己的工作都要做得好。”
2、奋发努力：坚定“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战略目标
毛泽东认为，持续有效落实以科学社会主义武装头脑，除了要深刻意识和防范西方对社会主义实施“和平演变”，更为根本的是要做到“奋发努力”，始终坚定“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战略目标。
1955年3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提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干部同志“都要奋发努力，在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基础上，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一方面要搞好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要搞好经济建设”。
1956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及其不朽的革命功勋，继续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以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孙中山先生纪念大会在11月11日于全国政协礼堂召开。毛泽东出席了这次大会，并于12日写作重要纪念文章，一方面称颂孙中山先生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另一方面借此对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了科学展望：“1911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45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45年，就是2001年，也就是进到21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
在此，毛泽东表达了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信心，并认为这能够焕发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建设热情，经过一定时期的努力建设，使中国国家和社会经济面貌发生过去不敢奢望发生的巨大发展进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了当家作主的人民群众，也将能够从自身经历的新旧对比中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真真切切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所带来的生存权、发展权及其他基本权益，从而在内心深处认同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新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能够彰显新旧之对比，更是东西较量的制胜根基。所谓东西较量，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制度较量。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固然要抱持政治自信，另一方面则要做好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准备，特别是来自资本主义制度的挑战。
1957年3月12日，为了巩固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取得的初步成就，以及为了提高全党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水平，以改进工作作风和适应接下来的大规模现代化建设任务，毛泽东主持召开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并在会议上作重要讲话。他指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还需要一个较长的巩固时间。“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但是，我们大家都应该看到，这个社会主义的新制度是一定会巩固起来的。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1964年12月，毛泽东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修改，特别增写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在他看来，将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是进行全线“反和平演变”斗争、在根本上落实以科学社会主义武装头脑的最为坚实和最为强大的物质基础。换言之，只有大力推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才能在根本上巩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使之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和较量中立于不败之地——而这才是持续有效落实以科学社会主义武装头脑的根本所在，其不仅彰显了毛泽东捍卫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实事求是”的根本观点，也体现了毛泽东的殷切期望。
四、当代启示
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领导着人口规模空前巨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肩负着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艰巨任务，因此必须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然而，怎样实现全党的思想、意志和行动统一呢？毛泽东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其对“用科学社会主义武装头脑”的长期探索所形成的思想观点，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并且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彰显着深刻的思想和经验启示。
第一，必须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成为一个思想、意志和行动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大党，成功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征程，改变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落后面貌，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这启示我们：做好党的思想建设，实现全党思想、意志和行动的统一，使全党同志始终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最根本的就是用党的基本理论武装全党，特别是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思想成果凝心聚魂。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总结指出：“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理论武装，每逢重大历史关头，都要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全党思想，每次党内集中教育也都坚持把理论学习作为首要任务并贯穿始终，为全党团结统一奠定坚实思想基础。”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为了更好地肩负起新时代新征程赋予的使命任务，全党同志必须自觉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这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政治任务，而做好这一任务，将为我们在新征程上战胜各种风险挑战、不断夺取新胜利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和行动指南。
第二，必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若要永续焕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以及领导新时代中国推动全球治理变革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那就必须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关于“用科学社会主义武装头脑”的思想要论，通过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来提高全党的思想政治水平与理论思维能力，以及强调“重实干、做实功、求实效”的实践自觉而不断推进科学社会主义开创新境界。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党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不断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内涵，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在正确的轨道上顺利推进。”中国共产党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结合中国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科学指引，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并积极推动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秩序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三，必须发扬“敢于斗争”精神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经验教训告知我们：无产阶级政党能否始终发扬“敢于斗争”的精神信念，直接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而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发扬“敢于斗争”精神捍卫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要求和期望表明：“敢于斗争”是我们党与生俱来的政治基因和百年淬炼的优秀品格，而能否传承这一政治基因和能否坚持这一优秀品格，直接关系到我们党能不能长期执政、履行好执政使命的大问题。
当前我国发展已步入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相互交织、不确定和难预料因素显著增多的关键阶段，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在正确的轨道上顺利推进。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必须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尤其是要解决好党内一些深层次问题，以党的永不变质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才能巩固和提高政治自信，以坚强的政治定力和始终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应对各项风险与挑战。
须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关系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而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以斗争求安全则安全存，以软弱退让求安全则安全亡；以斗争谋发展则发展兴，以软弱退让谋发展则发展衰。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全党必须保持战略主动，尤其是“高级干部要有很强的风险洞察力、预见力，也就是要有草摇叶响知鹿过、松风一起知虎来、一叶易色而知天下秋的能力”。
总而言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做好思想建设、履行好执政使命、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必须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以及发扬“敢于斗争”精神，从而自觉意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历程本质上是在持续化解矛盾中不断前行的历史进程。
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唯有秉持逢山开路的坚定决心、展现遇水架桥的果敢担当，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破除一切体制机制障碍、扫清一切发展道路上的拦路虎，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行稳致远提供坚实保障。
（作者系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来源：“湘大毛研中心”微信公众号，原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5年第10期”；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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