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食讲座 | 詹澈：台湾省农民运动参与报告

　　导 语　二十世纪以来，为什么要将农民组织起来以及如何组织一直是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农民运动不仅是政治动员的重要环节，也在物质层面上捍卫了农民的权益。毛泽东时代的农民运动因其与革命叙事紧密相连，脉络清晰可辨；然而，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大大小小的农民抗争，我们却似乎失去了一个稳定的分析锚点。发展，法制与全球化等多重话语交织，模糊了“组织起来”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在本次讲座中，詹澈老师结合他在台东农会二十年的工作经验，回顾了自日据时代以来台湾省农业的发展历程，并结合自身经历分析了近半个世纪台湾主要的农民运动。台湾的农民运动不可避免地受到政党政治的影响，自1988年“520”农民运动，也是“解严”后首次农民运动以来，两党都试图借助农运力量培养自己的政治力量。在2002年的农运事件中，国民党和民进党围绕大游行展开了政治角力。詹澈老师当时担任游行总指挥，经过充分筹备和谈判，游行得以和平落幕，当局最终同意制定农业金融法，并成立农业金库。这一农业金融体系对台湾农业顺利度过2008年金融危机起到了关键作用。
　　通过台湾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下，农会在具体历史情境中的工作模式以及对于保护农村结构与文化的重要意义。詹澈老师的历史和政治经济学分析打破了台湾作为资本主义农业现代化样板的滤镜。相反，在自由市场与霸权政治的双重压力下，台湾的小农阶层十分脆弱，甚至粮食主权也一再受到威胁。因此，即便不谈革命政治的远景，将农民组织起来参与半计划性的经济实践，仍是传统农业应对金融资本冲击的生存之道。
　　主讲人 | 詹澈，1954年生于台湾彰化县，毕业于屏东农专农艺科，他是农民、士官、诗人、社会活动家。他曾参与创办过《春风》杂志和《春风》诗刊，在《夏潮》《鼓声》等杂志担任过编辑，著有《土地请站起来说话》《手的历史》等多本诗集、散文集和纪实文学作品。他曾任台湾农民联盟副主席、台湾农渔会自救会办公室主任。在农会工作的20年，他通过统购统销、共同计价、设立补偿机制的方法推广了20种经济作物。至今他仍在关注台湾小农的命运，为其呼与喊。

　　文字整理及校对 | 悦小马、宫琬舒、杨艳龙、杨璐霜

　　“520”农民运动抗议现场

　　图片来源：Initium Media

　　各位朋友、伙伴，今天是农历十六，很感谢大家在这个月亮最圆最亮的美好日子里，抽空参加我的分享，两岸能有这样的交流机会真得很难得。接下来，我会先简述台湾农业历史，然后从中穿插我的相关经验。我会从日据时代讲起，介绍台湾地区【编者注：下文简称台湾】几次农民运动——其中有几次我亲自参与了——以及这些运动对台湾政治、经济结构的影响。

　　一、“农业台湾，工业日本”的阴霾

　　二战期间的武器发展，让日本在战后进入世界现代化潮流，其科技现代化更是走在世界前端。日本在殖民台湾的50年里将科技应用于农业，帮助台湾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这一点不可否认。与此同时，台湾已超过100年没有经历真正的战争，只有少数小规模动乱。这种安定的环境，对台湾农民发展、经济与文化进步是很有利的，也促成了如今台湾的政治基础与GDP的发展状况。所以要讲台湾农业史，就不能不提到日据时代。

　　1895年，日军对侵略进台北城北门街的

　　想像图 |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但这种帮助是在日本“农业台湾，工业日本”的殖民政策下实现的。日本很早就看重台湾，认为台湾是“宝岛”，能为他们提供大量农业资源，所以才推行这样的殖民政策。在这一政策下，台湾人民是二等国民。日本还推行“皇民化”政策：从幼稚园到小学都强制讲日语，中文、方言全被禁止；台湾人当兵哪怕官阶再高，遇到日本兵都必须敬礼。

　　《皇民化社会的时代》封面

　　图片来源：豆瓣图书

　　我父亲就曾被强制当日本兵，且只是二等兵。当时有首闽南语老歌，歌词里讲到“一只鸟一直叫，叫不停啊；一直啼哭，一直啼哭，啼不停”。这首歌其实是缅怀在抵抗日本登陆台湾战争中牺牲的人，这背后是台湾人民的苦难。

　　编者注

　　歌词为：“一只鸟仔哮啾啾（叫不停），哮到三更半暝（夜）找无巢；什么人甲阮（给我）弄破这个巢，给阮（我）掠着（抓到）不放伊（它）干休”。这首《一只鸟仔》的台湾民谣最开始是用双关诉说情侣的离愁别绪，流传后成为日据时期台湾同胞倾诉悲愤国破、不甘受奴役的心声的歌谣。

　　日据50年间，台湾共发生469次抗日事件，日本屠杀了近40万台湾民众。其中最大的是“西来庵事件”，日本当时实行了灭村式屠杀；还有台湾少数民族参与的“雾社事件”。可见台湾各群体都曾努力反抗殖民，这些反抗中就包含农民运动。而要讲农民运动，得先说说日本如何从台湾农业中获利。

　　日本战后工业的发展有多重基础：甲午战争后从中国获取大量黄金白银，为明治维新奠定了基础；从中国东北掠夺资源；同时，通过台湾农产品加工赚取的外汇，极大助力了日本工业化转型。

　　“皇民奉公会”讲席活动

　　图片来源：台湾博主Tony的自然人文旅记

　　日据时期，台湾主要为日本赚外汇的农产品有稻米、蔗糖、茶叶、烟草，以及最重要的樟脑——当时台湾樟脑产量占世界70%。樟脑是制造无烟火药的关键原料，台湾农民因此深受剥削。最典型的是1925-1931年的蔗农事件。蔗糖是当时台湾重要的农业产值来源，日本把大量土地租给台湾蔗农种甘蔗，之后却收回部分土地给移民台湾的日本人，并逐年提高土地租金。与此同时，蔗糖收购价不升反降，收购时还偷斤减两，用各种手段损害蔗农权益。当时有句闽南语叫“第一憨种甘蔗给会社磅”，意思是“最傻的人才种甘蔗给日本加工厂”，足以见剥削之重。

　　蔗农不满情绪爆发，从凤山、彰化二林开始，向日本政府和加工厂抗议，引发流血冲突，之后全台各县市蔗农串联，抗争蔓延至整个台湾。这次事件后，全台蔗农开始组织“农民组合”，最多时成员达3万多人，规模很大。这次事件的主要领导人是李应章和简吉，两人后来都加入了共产党，简吉在白色恐怖时期被捕牺牲。

　　1931年是关键节点，这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准备侵略中国，开始从台湾大量征粮（强制收购稻米）、征兵，台湾的稻米成了日本侵略的资源，台湾兵源成了侵略工具，这是甲午战争割让台湾后的一大悲哀。

　　编者注

　　日本在台湾开始征兵，起先是从太平洋战争开始征收志愿役。1938年4月起，日本“朝鲜总督府”开始实施“朝鲜特别志愿兵制度”，召募朝鲜人以“军人”身份加入日本皇军。由于对台湾民众参军还是有所顾忌，日本并未在台湾采取相同措施。由于朝鲜志愿兵的效果良好，台湾总督府与台湾军司令部在1941年6月20日左右收到在台实施志愿兵制度的决议。1942年4月，台湾正式实施“陆军特别志愿兵制度”。

　　被迫加入日军的台湾青年和日本殖民者为他们制定

　　的战斗口号 | 图片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日据时代，日本虽在农业机械、农药、化学肥料应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少量水利建设上给台湾农业现代化提供了帮助，但这些都包裹在“农业台湾，工业日本”的殖民政策下，台湾农民根本没有获益。像我父亲这样被“骗”去当日本兵的人，日本承诺的家庭福利、退伍福利，最后都没有兑现。

　　日本撤离台湾前，还做了一件对台湾伤害极大的事：大量印制日币，收购物资、搜刮资源运回日本，导致台湾日币泛滥、通货膨胀严重，物资极度匮乏，经济一片凋零。1945年台湾光复，日本无条件将台湾归还中国，但1945-1949年还在内战，台湾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经济萧条，最终爆发了“228事变”。“228事变”的根源是经济问题，比如由卖烟的小女孩与警察冲突引发事件，可民进党却把它歪曲成“台独起源”，说成是“国民党政府、外省人压迫台湾本省人”的事件，这完全是脱离经济背景、缺乏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泛政治化解读，是错误的。

　　记录二二八事件的木版画 |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二、台湾农业的发展与转向

　　1949年国民党到台湾后，对台湾经济、农业发展做了几件重要的事，这是台湾人民不能否认的。

　　首先是稳定货币与经济：当时旧台币因通货膨胀已近乎废纸，买一斗米要带一大布袋钞票。国民党来台时带来了两样关键东西：一是故宫的文化资产——这是大陆几千年来的珍贵传统资产，无价之宝；二是从大陆搜刮的黄金，其中大部分用美国B2运输机运往美国，这笔黄金李敖有公布过资料说是一笔胡涂帐，不过这是另一个话题，在这里就不多说了。二战后世界实行黄金本位制，没有黄金，货币价值就低，正是这批运到台湾的黄金，让新台币得以发行并被认可，台湾货币体系稳定，经济才逐步恢复，对外结算获得认可。

　　其次是实施土地改革，这为台湾农业发展打下基础，进而让台湾通过农业赚取外汇，实现向工业的转型。国民党在大陆输给共产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共产党土地改革成功，获得民心，所以他们到台湾后也推行土地改革，主要有三项措施：

　　1、375减租：日本撤离后，台湾留下很多大地主，佃农要将收获的50%作为租金缴纳，负担极重。375减租将租金降至收获的37.5%，让农民有了一定收益。

　　2、耕者有其田：政府征收大地主超过规定面积的土地，转租给大多数农民。

　　3、公地放领：农民承租土地一段时间后，政府将土地放领给农民，农民可分10-20年缴纳购地款，最终获得土地所有权，成为小自耕农。

　　台湾土地改革期间的土地债券

　　图片来源：凤凰网

　　土地改革实施3-5年后，台湾出现大量小自耕农，耕地面积多在1-3公顷。日据时期成立的“农民组合”虽未正式解散，但已若有若无，此时便转型为“农会”。农会是纯粹的农民社会组织，不是政府机构，自负盈亏（员工薪水等都自行承担），最早50人就能组建农会。农会承担了大量重要的任务，比如公粮、军粮收购，还有农产品推广、加工等，对台湾农业经济发展作用很大。后面我会再详细说农会的历史。

　　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台湾农业经济先是靠出口，后来靠农业加工出口赚取外汇，最终实现工业转型，这背后离不开越战的影响。1955-1975年的20年间，台湾发了“战争财”。当时台湾推广的农作物中，香蕉主要销往日本，还有很多农产品、加工品销往越战美军战场，供美军食用。比如凤梨罐头（菠萝罐头）、芒果、洋菇、芦笋、洋葱、生姜等，这些都大量外销，而且外销产量世界第一。台湾靠这些赚了很多外汇，才有能力实现“出口替代”，推动经济从农业向工业转型。当时台湾有美援，美国在台驻有美军顾问团，越战放假的美军到台湾消费娱乐，台湾也赚了不少色情业的外汇。

　　这20年里，世界还发生了很多影响台湾的事。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转而绑定石油，这对世界经济尤其是农业的影响很大。还发生了钓鱼岛事件，对台湾影响深远——美国将钓鱼岛管辖权交给日本，目的是让日本支持其参与越战（1971年越战还没结束），同时也希望减轻自身在越战中的压力。同年，台湾退出联合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此后还发生了美国与台湾地区断交的事件。

　　1971年4月14日，台湾大学的学生持标语抗议

　　有关钓鱼岛列岛主权问题 | 图片来源：联合报

　　1975年越战结束后，台湾政治经济形态开始转型，从农业社会全面转向工业社会，并融入美元脱钩黄金后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当时冷战还没结束，美国因为在韩战、越战中失利，意识到武力不是最好的殖民手段，于是调整战略，转向经济、文化殖民，针对当时的主要敌人——苏联，制定了15-20年的“颜色革命”规划，从经济、文化、思想、意识形态层面展开竞争，用各种直接或间接的资本收买公知文化人、媒体与社会团体，在1990年对苏联的颜色革命成功。美国花了小钱，在苏联解体后资本进入，廉价收购私有化的国有资产，赚了十几倍的钱。

　　美国对台湾的政策也随之改变：虽然台湾退出了联合国，但美国第七舰队仍驻守台湾海峡，把台湾当作战略棋子。同时，美国开始在台湾培养亲美势力，宣扬“反中反华”的意识形态，扶持台湾“本土”青年、“本土”人才——而不是从大陆来的那批人（毕竟那批人年纪渐长，还引发了省籍冲突，就像台独一直宣传“228事变是国民党、外省人欺负台湾本省人”一样），于是“党外运动”开始兴起。

　　三、党外运动兴起了，

　　我却想回去种西瓜……

　　党外运动是从1975年代到1990年代，这期间刚好我在学校编校刊，也就接触到一些杂志。当时的党外杂志就是国民党以外的杂志，那时候也没有出现“统独”的问题，大家都是为了民主，为了解除戒严、反对政治与军事独裁等开展运动。我就开始参与到这些党外杂志的编辑之中，我是《春风》杂志的发行人，同时我也参与到《夏潮》以及好几个党外杂志的工作当中。这些杂志大部分都是编印几期就被查禁，在印刷厂就被收走了，搞到最后都亏本了。

　　那时，党外也开始有人出来竞选了，竞选台湾的民意代表之类的，我也帮他们助选，可是我后来发现这些政治人物谈的基本上是代表台北市民的，也就是市民阶级、中产阶级的一种泛政治化的理念。我发现虽然要求“解严”是大家共同的目标，可是没有一本党外杂志在认真讨论农民跟工人的问题。

　　我长期耕耘在农业，专业是农业，家里也都是农民，我办的《春风》杂志有三分之一的篇幅都是在讨论农民和工人的问题，可是《春风》只办了两期，第二期在印刷厂就被没收查封。我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因为泛政治化的理念没有讨论到农民和工人的问题，我觉得这种政治运动有点空，于是我想再好好深入接触一下土地。

　　就这样，我从台北回到台湾最偏远最穷的一个县——台东，跟着我父亲种西瓜。我父亲在彰化出生，但是那时候遇到大水灾，所有的农地都被冲掉了。我父亲和他几个兄弟的田产界限都没办法分辨，我父亲就放弃田产直接到了偏远的东部去开垦，可以说是白手起家。刚开始去的时候做一些砍木材、打零工之类的活，后来才在河边开垦了一块公有地开始种西瓜。种西瓜赚的是天公钱，因为可以在寒冬利用台东的暖潮种反季节的西瓜，碰到价格好的时候可以赚一大笔，而且成本比较低。

　　云林大西瓜 | 图片来源：经典杂志

　　我在做党外杂志编辑工作的时候已经接触到社会主义的思想，那时候跟台湾几个重要的主张社会主义、左翼理念的思想工作者——陈映真等人都认识。我秉持社会主义的思想，想回台东从事真正的土地劳动，进行劳动价值观的实践。可是，我根本没法向我父亲解释我回来种西瓜是为了要践行劳动价值观，他也听不懂。他只觉得说我的堂兄弟姐妹们里面，我的学历最高，投资那么多钱去读了大专，毕业回来却说要种西瓜，那小学毕业就开始种就好了。所以我刚回去的时候也不跟我父亲讲话，大概有三个月，后来他就受不了了，有一天他把我叫到面前，直接质问我：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没办法跟他解释，讲到最后，他就含着眼泪，我也含着眼泪说，“好吧，我去工作吧。可是我参与过党外工作，基本上是所谓‘黑五类’分子，要找工作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工商机关根本不用谈，其他企业听到我这个背景，也是不敢录用的”。后来，我父亲就带着我去找工作机会，刚好每一个乡镇都有一个农会，农会的总干事就是我们村的人。我父亲帮过他的忙，找到他说明情况之后才知道他还是我的学长。那时候全台湾大概有300多个乡镇农会总干事，大专毕业以上的不到20个，我学长是其中之一。我父亲去找他，他说没问题，来上班，一个礼拜以后就叫我去上班了。

　　我去上班后，台湾的安全单位就带着一大堆资料找到我的学长，让他看看我的资料，学长说不用看了，他知道了，他跟安全单位说：“这个人是我同村的子弟，也是我的学弟。你们如果让他离开我这里出去闯荡的话，我保证台东市在政治生态上不得安宁，他会搞东搞西，不相信的话就试试看。如果他留在我的身边，我把他看管好，叫他好好地在农会工作，我想不会有事。”安全单位的人听了觉得也有道理，最后就同意了。我就这样留在了农会。

　　当时我觉得自己大概还是不会在农会留很久的。进入农会一个礼拜以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清猪粪。清猪粪的时候我觉得这似乎是“劳改”，可是我又觉得一个知识分子既然决定要劳动，那就做吧，先劳动一段时间再说。后来当我知道我为什么要去清猪粪以后，我才明白这个农会就是我要留下来的地方。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这里有一个大背景，台湾在筹备加入GATT（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之前，已经开始逐渐开放农产品进口，其中就包括猪肉。台湾的很多农产品、猪肉、牛肉的进口都是由当局垄断把持的。而农会在开放进口猪肉的一年前，就已经在跟农民推广养猪了，推广的时候还立下契约，保证农会在收购猪肉的时候，对农民有最低保护价格，不会让农民亏本，而且还给猪办了疾病保险和死亡保险。农会有兽医每天都会出去巡逻猪的疾病状态，可以说是提供了很大的保障。养猪必须要有饲料，农会还会放很低利率的贷款给农民去买猪饲料。结果养到猪要卖的时候，台湾就准备加入GATT，准备开放农产品进口了。那时候虽然还没有正式加入，但已经在大量进口猪肉了，猪肉就开始大降价，降了50%，相当于养一只猪就必须赔一只。

　　1992年位于日内瓦的GATT总部，为世贸组织

　　前身 | 图片来源：雅虎新闻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根本就不敢继续养猪了，很多小猪都被放生了，放走的小猪到处都是，尤其是乱葬岗那边。母猪也很惨，我曾经在半夜听到农民在杀怀孕的母猪，就写了一首诗叫《夜梦》：

　　那声音从遥远的地方传来

　　遥远如童年以前就曾听过

　　现在却惊醒了梦

　　那声音，如锐利的匕首

　　挑断琴弦

　　那声音，像锯齿锯着岩石

　　撕裂中有着更尖的尖锐

　　借着魁梧的风

　　从窗缝挤进耳膜

　　窗外，其实还是黑夜

　　那声音从村落东北角传来，

　　在空气中

　　看见它痉挛的神经在震动

　　夜把身体压低

　　让那声音箭一样从发上穿过

　　死亡，牢牢的盯住那声音的主人

　　是的，童年以前就曾听过

　　而且暸如指掌

　　贫穷的农村还未翻身

　　猪价惨跌时，

　　农民不愿多缴屠宰税

　　在私宰着一只怀孕的母猪

　　那声音，从大地深处

　　从一个子宫状的大气球里奔出来

　　我看见一团影子

　　从村落里的山谷窜出

　　又埋藏在更大的夜里

　　（一九九六年七月联合文学）

　　在这个背景下，农会开会决定把在乱葬岗等地到处流浪的小猪全都收养回来，包括农民手里养的猪都收回。农会在退除役官兵老荣民开垦的河川地那边租下一块地，建起简单的猪舍，开始大量养猪，这就是为什么要我们去清猪粪。

　　农会收回猪是因为保证过向农民收购的时候，他们不会亏本。当时其他的机构包括当局都不敢做，更做不出来这件事情。我们农会做了，而且放给农民的贷款也无限期往后延，他们买饲料的贷款可以慢慢还。我开始觉得这个农会可以继续待，可以成为我为农民做事的一个基地，从此以后，我在农会做了好多事情。

　　农会养了猪以后要去卖猪肉，虽然猪的价格降得很低，但猪肉价格没有降。那时候，1公斤猪要25台币，而猪肉商1公斤猪肉竟然卖到50台币，消费者并没有得利。我们农会就自己申请猪肉摊的牌照，自己杀猪卖猪肉，我们的猪肉卖到40块一公斤，比外面猪商卖的便宜。猪肉商就不同意了，说农会乱搞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我们说现在猪价已经25块了，你们卖猪肉至少要降到40块吧，你们赚那么多钱不合理吧。猪商就拿着杀猪刀来威胁我们，猪农们就说猪商只有100个人，我们猪农有300个人，尽管叫他们来对峙。猪农出面以后，猪商只好退让，所以猪肉就平衡到40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很现实的经济学实践。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包括后来的牛肉、以及我们推广的百香果等等20多种作物都是这样的情况。

　　四、农民被“夹到”，不自由的

　　农业怎么对抗自由的市场

　　可是我发现我们推广的农产品，三五年间价格变化得很厉害，这跟世界的经济发展有连带关系，尤其是跟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有很大的关系。用闽南语说就是农民被这个协定“夹到”，被夹到肉是会很痛的。

　　我在农会待久了，在长期对照之后，我发现这就是世界资本体系之下的一个状况。我们都知道农业是不自由的，土地是不能动的。农产品受气候的影响，也没办法储存。甚至在没有人工受精之前，母猪要到发情期才能怀孕，一年只发情两次，发情的时间也都是不自由的。不自由的农业要对付自由经济，绝对惨败。所以，农业不要说完全计划性，至少要是半计划性的经济，这背后逻辑就是社会主义的思想。

　　进入1980年代以后，台湾农业就开始没落，台湾农产品曾经外销第一，世界香蕉王国，养虾、养鳗鱼的王国，猪牛肉王国等地位逐渐消失。关键点是1983年世界发生了第二次绿色革命——转基因技术的发明（第一次绿色革命是杂交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增加）。两次绿色革命后，很多小农尤其是第三世界的农民其实是没有得到利益的，反而是更受到压迫，得到利益的是转基因公司与农粮商大资本家，有两本翻译的书《绿色革命》与《粮食主权》有深刻的分析。

　　1984年台湾跟美国签订“食米协定”，台湾开始实施水稻的休耕政策；次年，台湾对美国开放包括烟叶、葡萄等等之类的农产品；1988年爆发了台湾“解严”之后的第一次农民流血运动。美国宣扬自由民主制度，却在世界范围内对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颜色革命的背后进行意识形态的支持，其中就包括台湾的党外运动，也包括民进党的成立。台湾的“解严”都是在这样的政策之下产生的，主要是培养台湾成为自由民主的样板，对中国大陆形成资本主义围堵的第一岛链。

　　1988年，台湾对美国开放农产品进口。那时候美国大量的火鸡肉、大豆、玉米、水果等等大宗谷物进入台湾，原本台中一带产的高接梨价格很高，但是其他梨进来之后，当地的梨子价格就跌了50%，冲击非常大。农民就组织起来，开始抗议大量农产品进口的事情，就接连发生了3月16号、4月26号、5月20号的农民运动，我都从东部带着农民来参加。

　　“520”的农民运动，背后就有民进党的政治势力开始介入了，那时候国民党是李登辉接了蒋经国的位子。为了巩固政权，也为了跟国民党内部旧有势力展开斗争，民进党和国民党都利用了这几次的农民运动，尤其是“520”农民运动。“316”农民运动的时候，农民组织起来要求抵制外国水果进口，并且要争取农业产销结合。等到了“520”运动的时候，产生了另外一个诉求：农地自由买卖。

　　台湾地区“520”农民运动抗议的农民

　　图片来源：农传媒

　　我们农会是不同意农地自由买卖的，农地如果自由买卖，全部开放的话，农村价值、农村文化就会解构掉。当时农民运动就分成了两派，一派是我们这些反对农地自由买卖的；另外一派是支持自由买卖的。后来才知道支持派的背后是民进党的新潮流派系（也是主张“台独”的那群人），其实就是有美国的介入。农地要自由买卖，但是却不提农产品进口这件事情，农民运动就从“520”运动开始隐隐约约分裂了。

　　“520”运动大概不到一万人，造成了整个台北市的瘫痪，发生了流血事件。运动的共同诉求是希望农民有医保（也就是农保）。因为军人、公务员、老师、劳工，都有医保，只有农民没有。

　　参与“520”农运的农民发蔬菜给台北市民

　　图片来源：农传媒

　　有一个很重要的政治背景是：李登辉上台后，要与郝柏村、宋美龄等一批从大陆过来的旧有势力进行斗争，想要培养台湾“本土”的势力。搞农民运动的这些人，就成了他的资源。李登辉是一个农业专家，他觉得自己代表农民，农民运动就跟政治关系结合在一起。民进党内部因为路线的分歧，也利用农民运动培养自己的政治势力，所以最后“520”农民运动的分裂了。后来我们才搞清楚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这就是“解严”之后第一次的农民运动，以及它背后的政治基础。

　　当时我写了一首诗叫《土地请站起来说话》，我认为从1988年开始，台湾的土地已经自由化、资本化了，主要是在盖房子、炒地皮等。农地一旦变成建地，价格就翻了十几倍。我想农民靠土地生活，地皮炒得这么厉害，一旦低价卖出去，农民们就没有了生活基础。有很多农地被官商勾结低价卖出，农村充满一夜致富的拜金风气。台湾有很多乡村都会拜土地公，我就希望土地神站起来讲讲话，这种情况很不公平。在“316”“426”农民运动的时候，很多大学生也参与运动并朗诵了这首诗，我很欣慰。

　　土地，请站起来说话

　　──记贫农洪梅

　　1

　　他像流云一样轻快，

　　也像乌云一样沉重。

　　他要再去拜访，

　　那可怜的妇人洪梅。

　　骑着闪亮的山叶机车，

　　他──年轻的农事指导员，

　　像风一阵，

　　在山路上滑行。

　　山路两旁，掠过──

　　硕长的甘蔗、阔叶翠绿的玉米，

　　和一大片摇曳在阳光下，

　　穿梭着山羊的野银合欢。

　　翻过那座山，

　　浮现梯台式的芒果园，

　　整齐间植着凤梨的木瓜林，

　　过熟的木瓜上，

　　飞舞着苍蝇和金龟。

　　木瓜叶，

　　在毒素病和烈日下

　　脆弱的现出赤色。

　　烈日，

　　正走下山──

　　2

　　山下，是一个村落。

　　有画一般幽静的小树林，

　　寂寥的牛车路和田亩间，

　　浮泛出赭黄、黝绿和

　　土鸡振翅的花红。

　　在冷静的山壁和温柔的溪水边，

　　反映出广蓝的青天和缱绻的白云，

　　也洒遍了一线线斜阳。

　　这村落，没有风……

　　似乎没有人爱说话，

　　这村落住的都是农民，

　　惟一的杂货店，

　　没有招牌、没有充足货品。

　　一台脱皮大同冰箱，

　　艰苦冻着冷饮……

　　斑驳的混泥墙，

　　贴着褪色的

　　村长的告示。

　　店里的老板，吸着烟，

　　一只腿跷在长板凳上，

　　慵懒的

　　用他的头指示方向──

　　“她就在那边”

　　3

　　她弯下腰，

　　给凤梨施肥。

　　她背上的孩子，

　　歪着头安睡。

　　她侧脸给包布的斗笠掩蔽了，

　　她肩头被西斜的阳光照出单薄。

　　“阿梅嫂，你好吗？”

　　年轻的指导员走过去。

　　她抬头，一剎那，

　　她哭了……

　　──我以为……你和政府是骗人，

　　──那么久也没消息。

　　──我以为……

　　她蹲下来，在田埂上，

　　捂着脸哭泣；

　　──我头家已经死了，

　　──丢下五个孩子。

　　──公婆监视着我工作，

　　──还怀疑我会做出丢人的事。

　　年轻的指导员，搓着手，

　　尴尬的安慰：

　　“是公家的钱，

　　是补助款，

　　所以下来的慢。”

　　她解下背上的孩子，放在田埂上，

　　──不能光靠补助款。

　　──也不好向人借，

　　──没钱没势……

　　她拔起身旁的杂草，摔掉泥土；

　　──请问指导员，

　　──我要怎样活下去？！

　　──要去市街赚那“软钱”

　　──对不起头家和孩子。

　　她握住那离土的杂草，

　　质疑的望着远山，

　　──有钱，可以开一个政府吗？

　　──像开一家杂货店。

　　她用包斗笠的布擦掉泪水；

　　──再穷啊！也要活下去！

　　──再穷啊！也要让孩子读书。

　　──才不会像我，像瞎眼牛，

　　──做！做！做！

　　──做啊……

　　4

　　做啊……

　　做死了，

　　我们的脸，

　　会像凤梨哭丧的脸吗？

　　但我们身上没有刺呀！

　　我们忠实的纳过税，

　　我们的农产跟不上物价，

　　我们像凤梨不爱说话。

　　但我们身上没有刺！

　　而努力的耕作，

　　却是在刺痛自己。

　　不会叫一声痛，

　　也不会骂一声呸，

　　我们世代是这村落里，

　　不爱说话的农民。

　　5

　　玉米，缺雨水就减收，

　　甘蔗、水稻收成给工资和肥料抵消，

　　木瓜被毒素病杀死，

　　凤梨、洋菇、洋葱、芦笋滞销，

　　还有什么可以栽种？！

　　土地，亲爱的土地，

　　如果您是农民的母亲，

　　请告诉我们；

　　如何？！

　　我们才能与您相依为命？！

　　才不必去外地打工？！

　　请告诉我们，

　　是谁？！

　　把我们弄成这款地步？！

　　土地，请站起来告诉我们，

　　只有我们农民落魄到这款地步吗？！

　　还是全世界的农民都这样子？！

　　土地，请站起来和楼房比比高低，

　　请站起来说话呀！

　　请向上天质问，

　　农民，是不是大地上，

　　最原始，最悲惨的人群？！

　　（1981年农民节完稿于台东

　　1981年4月刊于《进步》杂志创刊号）

　　1971年台湾退出联合国以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基本上模糊了，在台湾农业发展史里，1988年发生农民运动，到1990年台湾又重返WTO。但是在1980年代早期，台湾就已经逐步在开放进口，为重新加入协定做准备，包括加入亚太经济合作会议，这些对台湾的农业都是打击。

　　编者注

　　WTO的前身是GATT，即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该协定于1947年10月30日在日内瓦签订，并于1948年1月1日开始临时适用。其宗旨是通过削减关税和其它贸易壁垒，消除国际贸易中的差别待遇，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由于GATT存在临时性、缺乏正式国际组织地位、规则体制不完善等问题，1994年4月15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乌拉圭回合部长会议决定成立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取代GATT。1995年1月1日，WTO正式成立，1996年1月1日正式取代GATT临时机构。

　　台湾加入世界的自由经济贸易组织，基本上都是在牺牲农业。比如说1990年加入WTO以后，为了响应农业自由化的要求，开始农业结构调整。台湾当局提出农业生产零成长，日据时期台湾的农业产值占台湾GDP总产值的80%；到了台湾光复，国民党来台执政的前10年也都达到70%；到1980年代，只剩下40%；到1990年代，大概剩下20%。你们知道今天剩下多少吗？台湾农业产值占台湾总产值的大概1.8%，都不到2%！也就是说，台湾加入的所有国际贸易自由化组织，都是在牺牲农业，因为都是必须降低关税、必须开放进口，如此往返。

　　以玉米为例，美国的玉米进口到台湾，最便宜的时候，台币大概只要4-7块钱1公斤，可是台湾农民自己生产的玉米，最低成本都要11块钱，现在（成本）都到15-18块，台湾本土的农产品在这样的环境下根本没有竞争能力。

　　到1990年，台湾开始农业零成长，台湾也加入了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台湾的农户平均面积减少到1公顷以下。比如说当初实施三七五减租、耕者有其田政策的时候，我的祖父分到3公顷的土地，我的祖父有七个小孩，这三公顷土地再分给七个孩子，一个人大概只剩下几亩地而已，再分给孙子，那就更少了，所以台湾农户土地的平均面积一直在减少。

　　“金钻凤梨”是台湾主要的凤梨外销品种

　　图片来源：农传媒

　　1995年，台湾发布农业政策白皮书，开始明言放弃粮食主权，并且允许农地变更，台湾的粮食自给率开始降低。世界联合国粮农组织希望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粮食自给率能够达到40%，这对人类生存、生态保护、保存农村结构和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是最基本的保障。今天，台湾的粮食自给率不到30%，大陆以小麦和大米来算的话，还有90%。到2000年，台湾的农业发展条例正式放弃农地农有，农地可以自由买卖，所有资本都可以进入农村买农地。农民的自主农地基本上被瓦解，有一半以上的水田全面休耕，粮食自给率降到30%。

　　农业发展条例宣布以后，2002年台湾发生了一场有史以来空前绝后的大运动，十几万农民组织起来。原因是台湾正式加入WTO，开放各种农产品进口，农产品价格降了1/3。更重要的是，台湾加入WTO后为配合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给台湾农村金融带来巨大的压力。

　　五、农会金融：

　　种一颗橘子要4年才收成

　　台湾所有的农业、农产品加工、推广、收购都是通过农会去进行的，农会跟农民定契约。因此，农会能够组织出一个产销制度，也可以完全组织农民。农会有几个主要部门：信用部（农村金融，农村农业合作社）、推广部（推广教育的）、供销部（产销的）、保险部（就是农民医保以及存储保险之类的）。农会的生存收入主要靠信用部，也就是农村金融。农民可以在这里存款也可以借款，农会靠中间的利差来生存，这个利润里面有65%必须回馈到推广部和供销部。农会赚的钱最终还是回馈给农民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2002年，陈水扁认为，农会长期以来都是国民党的势力，要借助国际金融改革来消灭农会。陈水扁认为按照国际上商业的金融规定，如果向银行借钱，3个月没有还利息，就要开始被银行催缴；6个月没有还利息，银行就要开始查封、拍卖，而且银行的逾期放款不能超过5%。这些举措都是因为市场上商品的周转流通很快，但农会的农村金融不一样。

　　农村的资金周转得很慢，而且农地买卖非常困难，农产品不能储存。农村农业信用部的利息放款基本上在10%-15%之间，而不是5%，更不能说3个月不还款、不还利息就要开始催缴，6个月就要开始查封、拍卖。对农民不能这样，农民种一颗橘子要4年才有收成，而且一年才收成一次，只有收成的时候才有钱去缴利息，所以要给他们一个缓冲期。

　　台北市场上的水果摊

　　图片来源：Initium Media

　　陈水扁当局不顾这些实际的情况，就依照世界大资本金融——华尔街金融资本体系来对待农民。农会信用部只要超过5%，财政部就强制接管，而且接管的手段非常粗暴。农会是农民的家，农民在这里借钱买肥料、买农药，在这里存钱，政府要强制接管，农民肯定不同意。

　　农会的员工和农民团结在一起，不让财政部接管农会。陈水扁就派出推土机把农会的围墙推倒，用挖掘机把农会银行信用部里的钱全部勾出来，这种简单粗暴的行为引起了广大农民和社会民众的不满！我们组织了各县市代表，到农讯协会来开会，要准备游行，抗争到底。

　　游行一定要有人去申请路线，申请的人必须承担所有的法律责任。农会开会的时候，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人敢负这个责任。因为农会的账很复杂，陈水扁要查账、要找麻烦，是很容易的事情。最后看来看去，看到我这边来，我在1988年参加过农民运动，大家说你有经验，你去申请吧。我觉得为了农村金融，为了农村文化，为了农会的整个结构，我应该担起这个责任。就答应了去申请，但是要求大家听指挥。就这样，我担任了那一次运动的总指挥。

　　当时，我们要向台北市政府提出申请。恰好那时是马英九执政，他比较开明一点，准许了我们的游行。我们在每一个乡镇和村里开了六七千次会，组织了2000多台大巴，把农民从一个一个村里接出来。更困难的是，两千台大巴要在两个小时内进入台北市，从哪条高速公路进来，要停在哪里，解散的时候要怎么回去，都要做非常周密的规划。我们20个人的小组经过非常详细的讨论，进行了严密的组织和安排。

　　陈水扁当时认为，我们不可能有这么多人。后来他看到这个阵仗，就来找我们谈判，开了很多条件，只要我们答应和平落幕。原本我们准备了两卡车的臭鸡蛋、烂番茄、猪粪，准备用这些把他的官邸淹没。后来因为他答应了我们所有的条件，就没有继续了。我们第一个诉求是成立农业金融法；第二个是成立农业金库，因为乡镇农业不能经营期货、股票等等；我们还要求把已经强制接管的金融再还给我们，陈水扁都答应了，后来运动就和平落幕。

　　国民党跟民进党利用大游行进行互相斗争，尤其是李登辉跟陈水扁。李登辉认为自己是农民的代表，农会都会听他的，他答应陈水扁说农会不会有游行。可是我们游行成功了，李登辉非常生气，但也没有办法，他们两人之间就产生了矛盾，这背后的因素非常复杂。

　　我写了一本书，叫《天黑黑莫落雨》，大概十几万字，把运动前后的整个情况都记录了下来，这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农民运动。虽然我们的农业还是逐渐没落了，但是成立的农业金融法跟农业金库，对农村金融起到了保护作用。2008年的世界华尔街金融风暴的时候，农业金融就发挥了作用，农村金融在这次危机中稳定下来，没有受到影响。

　　桃园市新屋区的专业育秧苗圃

　　图片来源：华巍艺术新闻

　　六、我们！一定要守住台湾农业的最后一道防线

　　2008年之后，马英九成为台湾当局的领导。他知道我组织过农民运动，就找我当农业政策的制定者。我提出的口号是“两岸三通，农产品当先锋”，他同意了。后来，两岸建设经济架构的ECFA建立了起来，台湾农产品开始大量卖到大陆去。

　　我还帮马英九制定了“小地主大佃农”的农业政策，这也算是台湾比较小规模的土地改革。“小地主大佃农”就是农村青年可以大量租用土地并进行机械化，对此也制定了很多的优惠政策，诸如低率贷款、无息贷款等等。这项政策受到了很多农村青年的欢迎。

　　《传承X结实(第一辑)：小地主大佃农案例故事》

　　封面 | 图片来源：网络

　　我认为，台湾农业目前已经到了最后的一道防线，防线一破就会面临全面崩溃。美国要求台湾实行零关税，其中包括稻米。美国稻米1公斤大概只有30块钱成本，台湾稻米光成本就要50块台币。如果开放零关税，台湾稻米价格就会崩溃。台湾有二十几万稻农，从育苖、农耕、插秧、收割到加工、运输等等，这是一个将近50万到100万人的产业链，他们都会受到影响，台湾的粮食自给率就会归零。台湾的农业区、农村社会的伦理、美食、文化也都会被解构掉。

　　2025年5月，我动员了台湾主要稻米产区的大约一百多位青年农民——他们大多来自宜兰跟云林——申请抗议活动，我们的态度是：如果当局真的要全面开放农产品市场，今时不同往日（尤其是我们已经与2002年不同），光是农民游行预计就会有十几万人，这将会是第二次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当局必须认真思考，能不能承担这些后果。我们之所以这么严肃，是因为再不行动，台湾农业的最后一道防线就要全面崩溃了！我们农民是无法接受的！因为我们持续的抗争，到现在为止民进党当局还没有和美国公开谈论稻米进口的事宜，其他农产品诸如猪肉、牛肉等等，很多都已经是完全开放的状态。

　　我们现在还在持续关注这件事，假如稻米开放的话，那最后一道防线就失守了。我跟农会的主要干部和青年稻农都谈好了，民进党当局也知道我们在串联。我们一定会坚守住这一道防线！

　　台湾农业发展到现在，经历了好几次农民运动。我自己主要从事农业推广，通过在农会的组织经历、再到参与农民运动，我体会到台湾农业跟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关系。因为能力有限，没办法进行更深入的政治经济学或者社会学分析，只能够和大家分享我的实践。下面时间我们可以交流互动，也欢迎大家提问，谢谢各位。

　　零碎耕地化零为整，农场经营规模扩大

　　图片来源：网络

　　主持人

　　谢谢詹老师精彩的分享。因为时间关系，很可惜詹老师没办法继续分享他在农会做的一些具体工作，这部分也非常有趣。感兴趣的伙伴可以去读我们公众号之前推出了詹老师的一篇访谈稿《诚食谈心 | 詹澈的诗与家乡：亲历台湾农会20年》。在这篇文章里面，詹老师详细地讲述了他在农会如何开展半计划性的生产工作。在地区开展半计划性生产,进行共同议价，统供统销，虽然有局限性，但也是一个创举。这背后，离不开像詹老师、农会总干事们等一批有志之士的努力和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

　　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农业是紧密地嵌入到全球的经济体系当中，尤其是当台湾地区被美国作为对抗中国大陆的第一岛链的时候，农业背后的政治博弈远大于农业本身的成本效益分析。这也提醒我们，市场常会被政治势力所左右，这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农民经常处于被牺牲的弱势地位。下面我们就进入互动环节。

　　七、互动环节

　　问题1：陈水扁好像是靠着土改分得的6亩地才能读书，他怎样看待土改？他对农民政策有一些什么样的偏向？

　　詹老师

　　陈水扁父亲是养鸭的，养鸭的家庭基本上土地不是很多。我刚才说过，农会赚的钱里面65%必须回馈给推广部，再回馈给供销部，推广部里面有个农村社会福利，其中就有农村子弟的奖学金。陈水扁曾经领过农会的奖学金，可是他忘了，后面为了政治利益，尤其是要斗争国民党，他要把农会消灭掉。

　　问题2：在维基百科上看到您和云林总会的林国华一起领导了“520”运动，您当时是不是想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新潮流系把控农运的方向？

　　詹老师

　　不是。云林总会是在1988年的“426”运动以后、“520”运动之前才成立，其背后是新潮流系。农民运动最早的组织是农民联盟，新潮流为了盗取农民的发言权，就鼓励林国华成立云林总会，之后农民运动就分裂了。尤其是“520”流血事件以后，农民看到不同派系斗来斗去，看不下去了，之后农民运动再要开展就很难了。云林总会的林国华当然得到了利益，他当选了立法委员。不管是云林总会还是农民联盟，后来都变成了李登辉农业政策的基础，变成一种本土性的象征。

　　问题3：为什么李登辉能够把农民联盟和云林总会变成支持他的力量？

　　詹老师

　　第一个就是受到台湾政治因素的影响。李登辉所号召、所代表和私下去串联的，在意识形态层面就是所谓的“本土”。他第一个要斗倒的就是宋美龄等国民党，郝柏村跟他妥协了之后,他把郝柏村的军权剥掉了，请郝柏村去当行政院院长，然后开始在“国防部长”跟“参谋总长”的位置上用自己的人。李登辉掌握了军权，又掌握了所有本土的势力——“本土”的企业、“本土”的金主（包括台塑）和资本，他就稳固下来了。

　　李登辉刚开始和郝柏村斗的时候，他也支持了很多民进党的人，比如陈水扁能够当台北市长，就是李登辉帮的忙。李登辉当国民党主席，故意请国民党两个人（赵少康、黄大洲）出来竞选，然后让陈水扁渔翁得利。可见，李登辉已经很早就在布局台独的路线，只是当初大家都没有察觉，不知道而已。

　　问题4：1970年代农民争取农保的具体过程是怎么样的？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詹老师

　　劳工有保险，因为劳工有雇主。农民刚开始没有保险，医保也没有。我们一直在争取必须由当局出面保证农民的医保。后来，高雄县的县长余陈月瑛开始试办，她示范了之后，各县市开始跟上，台湾才开始实施农民医保。我们有一次是比较小的农民运动（也流血了），就是关于争取农民医保的。在农产品外销、农地买卖的目标达到以后，我们的斗争目标就是农民医保了。1990年，台湾农民医保全面实施。

　　问题5：农会金融有没有贪污、挪用、挤兑的情况？农会如何控制风险？

　　詹老师

　　有的。全台湾真正像我们符合农会宗旨和任务、真正为农民在做事的，大概有30-40家，这和整个台湾的社会结构有关。比如说台北市跟新北市的农会，因为农民基本上没有农地了（大概不到一亩地），也就没有从事农业生产。在台湾，只要农民还有一亩地，就算是农会会员。那农民的土地去哪了？变成建设用地了。比如说农民有10亩地，其中9亩地都变成建设用地的话，价值有好几亿。这些新贵族、新土豪也是农会的干部，但这种都市型农会基本上没有为农民服务的空间，他们有很多其他名堂，比如家政班、家保、保姆、农村青年之类的。乡村型的农会真正为农民做事的也不多了，基本上农会只是作为推广部存在，办理产销，但是其他部门都不行。

　　农会的贷款也存在着冒贷、超贷、特权的情况。曾经有一个农会的总干事，他用别人的名字向农会借钱；也有土地质押，比如这块土地能借500万，但是部分干部可以借到600万，这就是特权；冒贷、超贷的情况也不少，有人借了钱以后去炒地皮，甚至去买股票，赚了钱去放高利贷。其实不只是农会，所有金融大行也都会有这些事情。但2002年农民大游行以后，我们有了自己的监督机制，这些问题都很少了，农会更加精简化和严格化，而且一批年轻的农会总干事上来以后，整体都更加健全。

　　问题6：为什么台湾农民和农民联盟容易受到“本土”话语的蛊惑，为什么这些话语对他们来说这么有说服力、诱惑力？

　　詹老师

　　这个当然跟民进党的宣传有关，他们就是不断把“二二八”的仇恨升级，矛盾一再地扩大。从李登辉开始，台湾小学课本到大学课本的内容一直都在改，慢慢把与大陆的关系脱离、淡化，强调“本土”的意识形态。经过了二十几年的转换，基本上现在60%以上的台湾青年是主张台独的，认为台湾跟大陆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他们一直以来受到的教育是这样。

　　李登辉的斗争方法是进一步升级农民、阶级里面的矛盾，他炮制了台湾新兴民族论——台湾人根本就跟大陆人没有关系，血缘上也没有关系，台湾人是跟台湾少数民族结合的后代，根本不是中国人。这个论述在教育宣传领域里面很普遍。李登辉把国民党打成了外省人的代表，但他作为国民党的主席，就说自己“本土”的，自己的任务是要把国民党改革成“本土”的。

　　问题7：如果对台湾现在的农业人口进行阶级分析，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因为自从取消农地农用之后，农民分化始终存在，而且有一些资本进入了农业生产。

　　詹老师

　　台湾农业人口有专业农跟兼业农之分。专业农就是完完全全还是靠农业生活的，大概剩下20万。如果兼业农算进去的话，大概还有五六十万。参加农民保险的有100-110万，专业农、兼业农都可以参加农保。现在台湾的农业情况是这样子。比如说我有一块0.5公顷的地，我是自耕农，我的妻子可以加入农保，我家里两个子女也可以加入农保，就是说自耕农有0.1公顷就可以加入农保。

　　编者注

　　台湾农保的“专业农”资格是指符合特定条件、主要以农业为生并参与农民健康保险的农民，他们需要实际从事农业工作、符合一定的耕作规模或销售金额要求，并无其他专门职业。主要条件包含年满15岁、无其他专任职业者、每年从事农业工作满90日以上。

　　主持人

　　那相当于说只要户主名下有土地，交农保的时候，他全家都可以被认定为是农民，只要他的子女没有工作，妻子也没有其他职业。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詹老师

　　这种情况算兼业农，这里面有一些模糊地带。比如说为了加入农保（因为农保缴的钱很少，台币一年交2000多块，65岁以后一个月可以领7000块；劳保缴的钱多，领的钱当然也多，但是有的人不喜欢缴那么多钱），他就去买了1公顷的农地。1公顷的农地可以让他家里5个人都加入农保，这就是人头农保。

　　主持人

　　如果说硬要把他们区分为这个地主、自耕农、佃农，还有农业企业家的话，当局有没有相关的统计数量和比例。

　　詹老师

　　专业农大概20万左右，他们完全靠农业生产维持生活，其他都是兼业农了。大地主很少了，都是有承租土地的大佃农。一个农村青年如果种水稻，想要和公务员的收入差不多，至少要种5公顷的地。如果只有不到1公顷的农田，他就需要再去租5-7公顷的地，自己用器械插秧，这样大概可以维持一个家庭的生活。

　　主持人

　　会不会有农民租了很多亩土地，但是雇佣别人耕种，赚利差？

　　詹老师

　　不太可能，农民再请别人，基本上没有利润。

　　问题8：好像台湾农民很容易动员起来，大陆的情况是如果农业生产的效益很低，农民会进城务工，形成往返于城乡之间的生计情况，您觉得为什么台湾农民能够坚守农业、参加农运？还是说农会其实在教育农民去维护自己的利益，积极参与到这些斗争当中？

　　詹老师

　　自古以来，农民基本上都是处在社会最底层，生存困难。农民很淳朴，也不会有什么政治意识，农民愿意参与到运动中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利益受损。比如说农保运动，把这件事情分析给他们听，他们就会想去争取自己的权利。谁去动员呢？政党动员的话，比如说民进党就用农保争取到了很多农民的支持，动员了很多农民。怎么动员呢？其实就是一句话——花钱。现在很多都是职业动员，就是专门拿钱，出人头。可能一天给你300块/500块，你过去充人头就可以。动员都是要花钱的，一台大巴一天都要1万多块台币，中间还有便当，还有午餐，这些都必须花钱。有些还需要人工费用，走路工之类的。

　　有一次，我们的农会快要被消灭掉了，家都要没了！大家实在没办法，只能自己出钱支持。那次游行规模很大，光是两千多辆游览车，一天的费用就要两千多万台币。钱从哪里来？都是我们农会员工自己凑的——有人捐一千、两千，也有人捐到五千。最后总共募得三千多万台币，才勉强负担下全部的开销，包括租大巴、做旗帜、印宣传布条等等。农会本身有基层组织和干部，一个村就有几位负责人，所以动员起来相对简单又快速。我们就是一个村一个村地去找人，一个村一个村地去载人。所以说只有当农民真正感觉到自己的利益受损，才会愿意站出来、团结起来行动。

　　问题9：现在水稻或者说粮食种植，在台湾整体的经济地位其实不是那么突出，为什么您觉得稻米的零关税是最后一道防线呢？

　　詹老师

　　稻农现在是台湾最大的农民群体。我们可以看到养猪的经济利益很高，可是养猪户不多，顶多一万户，养牛的也一样。开放市场对水果的打击也比较小，因为台湾的水果基本上跟进口的水果没有太大的冲突。最大冲突的就是稻米，台湾有将近20万稻农。稻农的问题是粮食自给率的问题，也是农民组织的问题，更是水利的问题，牵涉到方方面面。从农业来讲，稻田是我们整个农村文化结构的基础，对生态各方面的保护来说都很重要。所以说稻米是台湾农业的最后一道防线，不只是因为经济产值的问题，而是整个农村结构跟政治生态的问题。

　　另外还有一点，比如说农民去都市谋生，失业之后可以回到农村，基本上很多农村家庭只是增加一副筷子而已。这对整个社会安全而言是一个弹性的可缓冲地带。

　　问题10：讲座提到农会可以在购销上帮助农民，但是像WTO这种跨国的资本主义体系，农会怎么去和他们做抗争呢？农业产业链很长，产业链上可能有很多的利益主体，比如说收购贩子、加工商，还有从事农业销售的企业。这些不是直接从事生产的农业产业链上的主体，他们会不会损害到农民的利益？很典型的比如说菜虫——哄抬菜价的奸商——就会损害农民的利益，农会对他们会不会有什么打击的措施，农会应该如何应对WTO的压力？

　　詹老师

　　农会要对付WTO、对付菜虫，都会有无力感，不是所有的农会都可以应付。除非我们推广的作物有一定的特殊条件，占据了产量和价格优势，才能够拥有议价权。否则，面对WTO和整个进口市场的打击，农会也是无力招架的。上一次跟你们谈的时候《诚食谈心 | 詹澈的诗与家乡：亲历台湾农会20年》，我们就谈到市价的问题，包括上次谈到的百香果，都是因为我们制造出来了优势条件，比如说占据了台湾70%的市场，只有这样，农会才有办法面对这些挑战。

　　问题11：台湾农会会不会面临老龄化的问题？如果面临老龄化的话，怎么样吸引年轻的农民来参加？

　　詹老师

　　台湾农会老龄化的问题非常严重，台湾农民的平均年龄已经到了70岁。刚刚提到的“小地主大佃农”的农业政策，就是为了鼓励农村青年回到农村承租土地。承租土地不一定就是种水稻，很多都是去种牧草，有的时候收入反而比水稻还高。如果认真去种有机米，自己插秧、收割和加工，那就有很大的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