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美西方将中国视为推行颜色革命和文化霸权的最主要目标？

　　“颜色革命”是西方推行文化霸权的政治工具

　　傅 维

　　从2003年以来，“颜色革命”逐步成为国际局势中的热词，用西方观察家的观点来看，“颜色革命”是所谓“民主”的胜利，是以文明、优雅的方式发生的革命，在人类政治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一笔的。但是如果我们回顾历史，就会发现从2003年11月起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相继爆发的“颜色革命”，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虽然形式上似乎很民主，但是从其过程中能够解读出不同的意味：这些国家几乎都是以本国总统或议会大选为契机，以选举结果不公正、不民主为借口，以所谓的“街头政治”式的大规模游行示威甚至骚乱为行为模式，最终迫使现任政府倒台或妥协，从而使反对派掌握政权。这类“革命”殊途同归地奔向同一个结果：建立了亲西方政权，本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并没有发生好的转变，反而是经济更加衰退，政治更加混乱，人民生活水平大大降低。而这些严酷的现实都能看到某些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频繁闪现的身影。这使我们很容易回忆起美国在苏东剧变中的几乎完全相同的角色。但是与苏东剧变相比，西方的和平演变政策似乎变得更加系统和有效。如果说那时的和平演变政策还是在文化思想领域，是以影响和诱导为主的模式，那么如今的和平演变战略从文化领域推进到了政治领域，正所谓图穷匕首见，战略目标直接指向各国政权。我们在关注“颜色革命”各国热闹的政坛的同时，却不能忘记隐藏于其背后的深刻的社会与文化因素。其中，西方大国煞费苦心建立的文化霸权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颜色革命”爆发的最强有力的外因。

　　一、“颜色革命”是西方大国长期文化霸权冲击所在国本土文化的产物

　　1.“颜色革命”并非真正的改变社会制度和社会性质的革命，而是单纯的政权的更替，没有给所在国人民状况带来任何改善

　　爆发“颜色革命”的国家毫无疑问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如政治民主性不高，政府腐败无能，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等等，“颜色革命”的组织者正是利用了人民对于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这从表面上看具有某种合理性，但是我们深入研究后就会发现，拥有合理性的并非“颜色革命”本身，而是“颜色革命”所利用的人民的反抗精神，但是即使在这种反抗中，反对派们大力推动的“颜色革命”的表现形式也使所谓的“革命”意义大打折扣。以吉尔吉斯斯坦为例，从奥什到比什凯克，“颜色革命”爆发时，大街上大规模的游行队伍秩序失控，暴徒横行，总统失踪，原政权几乎是在原始的大棒下土崩瓦解。在乌兹别克斯坦，甚至出现了暴徒直接攻打监狱、兵营的现象。这种“革命”以如此低级却又直接的暴力方式开始，实在令宣扬非暴力的、有秩序的“文明革命”的西方媒体尴尬。

　　毫无疑问，这次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即使按照西方的标准，“颜色革命”也是不合格的。按照西方主流的政治理论，革命不同于造反、政变的地方在于革命带来了政治体制、社会价值和经济体制的实质性改变。如国际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关于革命的定义为：革命，就是对一个社会居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和神话，及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进行一场急速的、根本的、暴烈的国内变革。[〔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96，第241页。]著名政治学家弗·哈利迪也一再论证，革命即“在一个矛盾的现代化背景中发生的重大政治和社会转型，这种现代化包括民众参与以及致力于建立一个根本不同的社会理想”。[〔英〕弗·哈利迪：《革命与世界政治》，张帆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第20页。]但是我们很遗憾地看到，“颜色革命”之后上台的政权，以格鲁吉亚、乌克兰为例，新政府除了在外交政策上向西方靠拢之外，其政治经济基本制度、社会结构、价值观念、政策导向与前任相比，并没有实质上的变化。萨卡什维利和尤先科等新上台的领导人除了空喊口号外，其治国之策与被推翻的前任相比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没有带来社会的实质变动，更没有满足人民群众改变现实的愿望。

　　那么“颜色革命”后的国家人民生活有无重大改善呢?众所周知，西方媒体也不得不承认，爆发“颜色革命”的国家管理更加混乱无序，政治更为软弱腐败，经济危机更为严重，人民生活水平更为下降。由此也可以看出，西方大国对于是否能够改善一国状况，改进该国的政治经济和人民生活并没有很大兴趣，它们最关注的是该政权是否符合西方大国的利益，是否能够围着西方的指挥棒转。因此，“颜色革命”完全就是西方大国长期培植的反对派的一次夺权行动而已，本质就是西方大国对于他国内政的干涉。

　　2.“颜色革命”爆发的重要原因是西方大国构建的文化霸权

　　“颜色革命”所在国反对派为什么能够以“民意代表”自居，蛊惑广大民众采取游行示威甚至骚乱的方式夺取政权呢?这并非反对派的政策有多符合国情、顺应民心，更不是反对派成员有多高的人格魅力，除了他们利用民众对于现政府的不满情绪之外，更重要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苦心构建的文化霸权的结果。反政府势力高举的旗号正是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符号，对人民的承诺也是以西方政治制度为模版构筑的，这也正是长期以来西方大国将西方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作为人类文明最优秀成果大力宣扬，将非西方的文化大力妖魔化的结果。这就使这些国家的群众在思想观念、意识形态上完全接受了西方文化，被西方的价值观、人生观支配，对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充满了幻想，对西方的一切充满了好感。而这也正是西方政治家所期待的。正如和平演变战略提出者杜勒斯所言，如果我们教会苏联的年轻人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么我们迟早将教会他们按照我们所需要他们采取的方法思考问题。[刘伟胜：《文化霸权概论》，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第33页。]总而言之，“颜色革命”的社会思想基础正是西方文化霸权影响下的受到西方扭曲的社会思想体系。可以说文化霸权是“颜色革命”的基础，二者都是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关键性环节。

　　爆发“颜色革命”的国家原先的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与西方大相径庭，受原苏联影响非常之大，这也是西方文化霸权攻击的重点，西方以其强大的媒体工具、先进的传播手段、隐蔽的渗透方式将西方的思想传播到该国。对于此，我国学术界已经论述得非常充分，笔者就不重复论述了。但是笔者总结一个客观规律就是：爆发“颜色革命”的国家的本土文化特别是意识形态遭到了西方大国的强力冲击，基本被边缘化了，这正是西方文化霸权的最集中的体现。

　　二、“颜色革命”正是文化霸权的必然结果

　　1.“颜色革命”标志着西方文化霸权的影响力达到顶峰，和平演变政策也走向最终成熟

　　“颜色革命”是新时期西方列强和平演变政策的最新实现形式，也是西方各国文化霸权达到巅峰的表现。众所周知，在冷战时期，美国就开始利用自己以经济、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国力优势向苏联和东欧地区宣扬西方制度和西方文化的优越性，逐步动摇、冲击其意识形态阵地，构建自己的文化霸权。正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所宣称的：“我们必须采取各种政策，使苏联人参与我们的两种制度之间的竞争，以便将来促进他们制度内的和平演变。”[〔美〕理查德·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8，第164页。]但是和平演变政策能走到哪一步，美国人也是心中没底，在20世纪80年代末发生的两件与和平演变相关的大事：一是苏东剧变，二是中国的北京政治风波，美国的和平演变政策其实并没有发挥其设想的威力。从相关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苏联解体这一重大事件，其实最开始美国是始料未及的，而且在苏东剧变过程中，美国并未起到预想的作用，苏联解体几乎是苏共自主放弃的结果。在北京政治风波中更是如此，和平演变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遭到惨重失败。虽然美国当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非常卖力，但是效果并未达到其设想的程度。此时，和平演变政策还是停留在思想文化领域。

　　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已经没有能够在政治军事上与其直接抗衡的对手，美国自信满满地希望凭借武力为所欲为，建立以美国为核心的单边世界。但是几次对外战争，美国均惨淡收场，并没有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当发现单边武力并不能保证自己的利益时，美国又重新拾起和平演变政策，此时的有利之处在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已经基本建立了全球性的文化霸权，已经对非西方文化地区的国家形成了巨大的威胁。

　　所谓西方文化霸权，就是西方国家把其物质生活方式、人生观和价值观作为一种“普世”的行为准则加以推行，赋予自己在文化上的支配地位。西方文化霸权产生的直接背景是西方的科技优势，及其对信息革命技术的垄断。这是我国普遍认可的西方文化霸权的定义。与侵略不同，西方文化霸权并非像以往那样在大规模的侵略过程中形成，而是在表面友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悄悄树立的，因此，并没有引起所在国的反感和警惕。正如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所指出的：在这种霸权模式下，统治阶级不是简单地“统治”这个社会，而是通过作为道德和知识的领导者积极地引导这个社会，掌握话语权和领导权，统治阶级并非通过强制暴力手段将对自己有利的价值观和普遍信仰推行给社会各阶级，而是依赖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自愿认同来实现的。而事实也正是如此，在西方铺天盖地的经济、文化攻势下，以私有制为核心的经济制度，以三权分立、政党竞选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以“民主、自由、人权”为核心的价值观，以西方娱乐文化为核心的生活理念依托各种新闻媒体、文化要素全面向世界扩散。一旦所在国疏于应对或应对不力，就会成为西方文化的俘虏。届时，以西方模式为样本的“颜色革命”就随时有爆发的可能。

　　在这种文化霸权的控制和影响下，新的和平演变政策通过“颜色革命”实现了跨越——由文化领域向政治领域的跨越。西方各国特别是美国也已经不满足于文化霸权下的思想控制，而是直接针对一国最核心的政治要素——政权。通过培植、资助、训练反政府势力，对民众进行西方优越论的宣传，利用所在国政府的政策失误，当时机合适时，使自己大力扶植的亲西方势力趁机夺权。此时，软实力转化成为硬实力，思想诱导直接转化成政治行动。而与直接出动武力进行干预相比，所谓的街头政治、骚乱等乱象毫无疑问是“和平”了很多。

　　总之，加入了“颜色革命”的和平演变政策体系与以往相比，有了更强的行动力，不再仅仅局限于思想领域，而是西方大国可以直接将手伸进所在国之内，通过自己培植的势力既达到颠覆所在国政府、延伸自身利益的目的，又没有动用武力，避免了国际局势的较大动荡，可谓一石二鸟。与冷战时的“和平演变”政策不确定的政治效果相比，此时的调整更有效率，目的也更明确，模式更清晰，也更加富有效率。通过传统的手段建立文化霸权，再找机会发动“颜色革命”，一举奠定局面。

　　2.“颜色革命”也表明西方文化霸权开始走向衰落，和平演变政策开始走下坡路

　　在西方文化霸权咄咄逼人的时候，我们如果冷静观察就会发现另一个问题：西方妄图构建和维持的全球文化霸权体系已经力不从心，“颜色革命”反而标志着西方大国的色厉内荏，外强中干。随着世界经济政治局势的演变，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遭遇重大挫折，随着俄罗斯经济的逐步复苏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蒸蒸日上，西方中心论、西方优越论遭到了现实的有力挑战和回击。此外，美国深陷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等国战争泥潭，战后重建工作举步维艰，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移植的西方制度水土不服，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改善，使西方中心论、西方模式优越论遭到重创。这些都给西方大国带来了强烈的危机感。当西方大国无力发动战争，和平演变因为西方社会危机吸引力不再之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只能寄希望于“颜色革命”的手段。

　　西方大国已经认识到，如果不采取行动，随着西方模式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以及世界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以西方优越论为核心的文化霸权最终会走向崩溃，届时，世界将彻底脱离西方大国的掌控。正如法国著名哲学家、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在1993年出版的《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指出的，当代资本主义的所谓新秩序，依然像马克思生前一样，千疮百孔，存在着一系列无法愈合的伤口。西方大国已经等不及“非民主国家”人民完全吸收西方文化精髓从而达到觉醒这一缓慢的历史进程了，通过“颜色革命”，西方大国虽然表面隐藏幕后，但是实际走向前台，除了秘密手段培植反对派，还公开在国际上通过军事威吓、经济封锁、援助附带条件等方式限制、束缚所在国政府，为反对派张目。我们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如果说传统的和平演变政策重在控制和诱导，那么“颜色革命”后的和平演变政策就转向了颠覆和破坏，特别是对于传统的受苏联影响较深、可能为俄罗斯所用的国家采取了一种“我得不到也不让你得到”的态度。即使不能建立亲西方的稳定政权，但是只要能够颠覆现政府，使该国陷入动荡，人民陷入痛苦也在所不惜。这种政治态度正是反映了西方大国在文化霸权动摇后的失落心态。

　　三、与“颜色革命”相比，文化霸权的构建依然是西方和平演变政策的战略重心

　　1.文化霸权的本质是资本霸权在上层建筑领域的体现

　　如前文所述，“颜色革命”和文化霸权是两个互相依存的政策体系，在“颜色革命”进程中，文化霸权起着基础性的作用。西方大国和平演变的首要目标就是建立文化霸权。我们必须认清楚文化霸权的实质是资本霸权。很多学者提出文化霸权是西方文明长期领先世界的结果，是西方大国国家利益的体现，很多善良的人们也以为只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认识到中国不会影响他们的国家利益，认识到自己文明的不足，就会放弃敌视中国的立场，放弃和平演变政策，这种看法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必须认识到，所谓的文化霸权最深刻最本质的东西不是文化霸权本身，甚至不是国家利益，而是资本霸权，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将资本无限逐利的属性进行无限扩张的产物，资本霸权是实力原则的辩证变换，它使人类文明得到现代性的展现和发展，资本在积累的过程中越得到扩大，它所拥有的权力就越大，这种权力不仅是经济权力，它侵蚀并渗透到现代社会的一切领域之中。并且，它不再单纯是地区性的权力，而是成了世界性的权力。在这个世界性权力形成的过程中，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全球化过程中，资本霸权就建立起来了。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76页。]资本霸权代表着资本的无限扩张性和贪婪性，它要吞噬全世界，甚至就连西方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也不过是资本霸权的实现工具而已，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资本的这种本性就必然存在，就要将全世界纳入自身轨道之内。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文化霸权的本质，文化霸权不是文明之间的隔膜，甚至不完全是国家利益的冲突，从根本上而言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霸权妄图吞噬世界的体现。

　　2.文化霸权的最主要领域是意识形态，最集中的目标是政权

　　文化霸权与军事霸权的最终目标是殊途同归的，但是在建立的进程上完全不同：文化霸权的建立可以在非常隐蔽甚至非常友好的环境下进行。以美国为例：美国掌握着世界上最大的新闻媒体，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最完善的文化产业链，他们利用一切可以承载的文化元素，对他国人民从思想到生活都注入了美国元素，在不经意间对该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颠覆，利用美国的文化偷梁换柱。如美国的电影、音乐、玩具，以汉堡包为代表的饮食，都蕴含着美国希望你得到的意识形态。美国的目的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而且要针对一国民众特别是广大青年，建立对美国的好感进而接受美国的价值观，迂回地渗透到思想领域，达到彻底颠覆其他国家意识形态体系、将其纳入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体系之下的目的。其中，最集中最直接的目标就是政权。美国庞大的宣传力量开足马力，宣扬对目标国不利的庞大信息，否定历史，否定文化，否定政府，与之相对应的是灌输西方优越论，通过可以利用的一切方式宣扬西方的先进与永恒，动摇目标国政府的根基，抹杀其合法性，最终达到颠覆政权、扶植投靠西方符合西方心意的反对派上台的目的。

　　四、结论：以“颜色革命”和“文化霸权”为主要手段的和平演变政策将中国视为最直接的目标

　　从国际政治角度看，目前“颜色革命”指向很明确，一方面，西方推动的“颜色革命”都发生在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内，明显是西方遏制俄罗斯发展的冷战思维的继续，给俄罗斯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另一方面，从历史发展走向看，“颜色革命”可以看作西方资本主义新时期和平演变政策调整的预演，这仅仅是开始，西方大国通过操纵这些国家的“颜色革命”不断吸取经验教训，调整政策，而下一个目标就是中国。对此，我们必须有充分的思想认识和准备。

　　首先，文化霸权的本质就是资本在全球的扩张，是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与我们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天然的对立面，特别是作为社会主义支柱的苏联解体后，高举社会主义大旗的中国必然成为资本主义的眼中钉，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内，双方可以共存，但是就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走向看，其基本立场、根本原则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社会主义必然要取代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也会进行最强烈的反抗。其次，就中西文化本身而言，西方文化并不具备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这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西方大国一直秉持着西方文明中心论，对于以我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有着天然的警惕性，坚持文明不能共存。最后，就国家利益角度而言，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蒸蒸日上，西方已经无法单纯用武力或经济制裁的方式达到颠覆我国政权、将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目的，而它们的希望就寄托在对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入侵和颠覆上，通过建立全球性的文化霸权来达到对中国文化进行压制和消灭、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控制和支配的目的。

　　归根到底，以“颜色革命”和“文化霸权”为核心的和平演变战略将在未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总战略中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我国已经成为它们的主要目标，这不仅是由西方的国家利益决定的，更是由其背后的资本属性决定的。对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防止掉入其陷阱之中，但是，尽管西方大国的“文化霸权”汹汹而来，但这也标志着其“文化霸权”随着资本主义体系问题的暴露而逐步走向衰落，以“文化霸权”为重心的和平演变战略也必将走向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