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小平：殖民统治不可能为台湾带来真正工业化

　　“殖民地工业化”论宣扬“侵略有理”、“殖民有功”，试图激起“亲日反中”舆论，扭曲台湾民众的家国认同，不仅数典忘祖，更是汉奸洋奴思维，无非想“挟洋自重”，以为“台独”张目。

　　20世纪80年代以来，部分“台独”分子借用西方现代化理论，鼓吹“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工业化有功”。这种论调无视日本对中国台湾的殖民压迫特别是对台湾经济形态的束缚裹挟，是虚无历史、为“台独”鼓噪的谬论。

　　打断自主的工业化进程

　　台湾的工业化建设肇始于洋务运动时期，直接动因是加强海防建设、抵抗列强侵略、维护中国领土主权。1874年，日本借牡丹社事件入侵台湾，中法战争期间，法国也派兵大举侵台。考虑到台湾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列强的勃勃野心，中国的有识之士呼吁重视台湾、开发台湾、建设台湾。1885年，清政府正式在台湾设省，任命刘铭传为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在台任职期间，于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推行洋务改革。

　　行政民生方面，刘铭传重划台湾行政区域，在台湾省下设三府、一直隶州、十一县、三厅，同时整理台湾户籍制度，编查户口、清丈田地、鼓励农业、招抚团结少数民族。在安定台湾社会、理顺地方秩序的基础上，刘铭传将当时最先进的铁路、电信和邮政技术引入台湾。1886年，他委派官员招股集资，为铁路建设筹集资金。1887年，刘铭传在台湾设立铁路总局，聘请技术人员负责设计和测量工作。经过四年多努力，台湾第一条铁路——台北至基隆铁路于1891年正式通车。1887—1888年，台湾还设立三条水陆电报线路：陆路线路从基隆、淡水经台北直达台南，实现纵贯全岛的通讯线路建设;水路线路一条通往福州，另一条则连接澎湖与安平。这些电报线不仅为台湾省内的通讯交流提供便利，而且进一步密切两岸联系，为推广普及电报技术起到示范作用。1888年，台北设立邮政总局，斥资购置邮船，开办台湾、福州、上海和浙江等地间的邮政业务。此举不仅扩大邮政服务的覆盖范围、提高服务质量，还为大陆与台湾各地的通讯交流提供更加便捷的途径。台湾的新式教育也有初步发展。1887年，台北西学堂于台北大稻埕六馆街开办，聘请有留洋经历的士人张尔诚担任总监，丹麦人辖治臣和英国人布茂林担任洋教习，教授外文。学堂还教授算数、测绘和理化等现代科学知识，培养了一批洋务人才。总体来看，台湾洋务运动的发展水平，在当时是走在前列的。

　　正如大陆学者陈孔立所言，“经过近20年的经营，台湾出现了全国最早自办的电报业和新式邮政，全国最早投产的新式大煤矿，全省出现了第一条铁路、第一台电话、第一枚邮票、第一盏电灯、第一所新式学校，出现了自己经营并敢于与外人竞争的轮船，出现了有数以千计现代工人的矿区，也出现了最初的民族资本。许多新式事业集中于一省，成效蔚然可观，使边疆海岛新建的行省，后来居上，成为全国洋务运动中的先进省份”。台湾学者戴国煇引用日本军方参谋本部1895年出版的《台湾志》、日本民间团体肥后俱乐部1895年出版的《台湾岛实业一斑》及日本人所编《台湾铁道史》等资料，指出1895年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时，近代化建设已经颇有基础。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台湾地区的工业化建设不可能取得彻底成功，它如中国其他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一样，深受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的干涉和压迫。以台湾制茶业为例，西方商人在清末台湾的茶叶生产和运销中占据垄断地位，而日本的入侵和殖民统治，更对台湾的工业化进程造成毁灭性打击。

　　服务于战争机器

　　甲午战败后，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日本在殖民统治期间，对台湾实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

　　殖民统治初期，日本实行“工业日本，农业台湾”政策，从台湾掠夺蔗糖、稻米等农产品，向台湾输出工业品与消费品。可见早期日本殖民者根本不想“工业化”台湾，而是把台湾当作原材料供应地和商品倾销市场。为此，日本殖民者大量侵占台湾耕地，经营种植园。据统计，1939年日资控制的台湾、大日本、明治、盐水港和台东五大糖业公司及三五公司源成农场、日本在台的农业企业(台湾拓殖会社、日本拓殖农村会社、台湾合同凤梨会社、南隆农场、日本拓殖会社)共占耕地145200甲，占当时台湾耕地总面积的17.5%。在此基础上，日本拓殖企业和财阀垄断台湾的茶叶、花生、烟叶、凤梨等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以制茶业为例，日本侵占台湾后，殖民当局扶持成立的台湾拓殖制茶株式会社，一跃成为台湾茶叶产销的垄断者。这些经济作物绝大部分都被掠走，以供日本国内消费。

　　工业层面，日本殖民者在台湾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最终目的是满足日本国内的农产品需求。因此当时台湾工业结构极度畸形，1921年，糖业产值占台湾工业总产值的61%，即使在制造业出现“多样化”趋势的20世纪30年代，糖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仍然在50%左右。虽然日本殖民时代的台湾是与荷属东印度爪哇及菲律宾并称的太平洋地区三大产糖区之一，但这些糖最终以极低的价格销往日本国内。日本殖民统治前期的台湾经济，实际上是殖民地性质的农业经济。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日本扩军备战，加快对外侵略扩张步伐。由于靠近东南亚，台湾被定位为日本军国主义南下的“军事基地”和“后勤保障所”。台湾此时所谓的“工业化”完全是为日本军国主义战时经济体制服务的。为掠取台湾的矿业资源，日本财阀在台湾投资设立十余家煤矿公司，其中基隆煤矿和台湾矿业会社(均由三井系企业经营)的煤产量占全台煤产总量的54%。此外，三井系企业还控制全台60%煤炭的销售权，成为台湾煤矿业的垄断者。1936年9月，预备役海军大将小林跻造出任“台湾总督”，实施“皇民化、工业化、南进基地化”政策，台湾的军事配套工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据统计，1931—1937年，台湾的金属工业年产值从435万台元增长到1436万台元;化学工业年产值从1327万台元增长到3675万台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供养更大规模的战争，日本及台湾殖民当局实行“由东南亚输入原料，由台湾输出工业品”战略，台湾工业“发展”更加深陷“大东亚共荣圈”的牢笼。然而，即便与日本的其他殖民地相比，这种“工业化”的成效也极为有限。以衡量“工业化”水准的发电量数据为例，1930年，朝鲜的总发电功率为17万千瓦，到1935年增长至43万千瓦，而台湾1929年的总发电功率仅为4万千瓦，1931年重启建设计划的日月潭水电站的预计发电量也仅为10万千瓦，明显“落后”于朝鲜。

　　更能揭露所谓“工业化”本质的是，台湾人民非但没有享受到产业技术“进步”带来的福利，反遭殖民政府进一步剥削掠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以“事变处理”为由，于1935年在台湾开征“临时利得税”;七七事变后开征“支那事变特别税”;1941年11月起，日本实行以间接税为主的大幅增税政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支那事变特别税”改为“台湾大东亚战争特别税”。此外，殖民当局开展“缴出黄金”运动，强制收买台湾民间黄金，仅1938、1939两年就搜刮价值6700万日元的民间黄金。如大陆学者周翔鹤指出，20世纪30年代后日本殖民者为满足侵略战争需要，在台湾建立军备工业，但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实际并不具备建立军备工业的经济和社会基础，殖民者完全是通过对台湾财富、物资的严厉统制和对台湾人民的疯狂压榨，强行将其建立起来的。

　　由于被绑上日本军国主义战车，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后期，台湾的军备工业几乎被盟军轰炸殆尽。台湾光复后，这些所谓“工业化成果”不仅未能贡献于台湾重建，反而加重台湾的经济危机。例如，日本殖民时期，为满足日本军方对燃料的需求，嘉义溶剂厂在选择原材料和进行生产时，几乎不考虑成本和盈利问题，台湾光复后，该厂无法承受高昂的生产成本，被迫停产。许多殖民时期建立的工厂因失去“战争需求”且遭到战争破坏，长期无法开工，大量工人失业。

　　荒唐的“殖民地工业化”论

　　台湾光复后，一些深受日本奴化政策影响，尤其是受殖民者“认可”和“器重”的所谓“皇民”，开始追忆、鼓吹日本殖民统治的所谓“益处”。如台湾学者戴国煇所言，某些没有在国家危难时挺身而出，甚至加入日本战争机器的台湾“本土精英”，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产生相当程度的失落不满情绪。自20世纪50年代起，他们美化日本殖民统治，称殖民者在“热情和科学的驱使之下”为台湾近代化进程作出巨大“贡献”。如早期“台独”分子王育德就宣称，“日本在整整五十一年的时间内孜孜经营，把台湾建设成几乎十全十美的资本主义殖民地”。

　　20世纪90年代起，“台独”势力逐渐坐大，其宣扬的“台独”史观特点是“亲美”、“媚日”和“去中国化”。“挟洋谋独”是“台独”政客的惯技，也是“台独”史观的基点。因此，美化日本殖民统治的倾向进一步发酵，并混入教科书。台湾学者潘朝阳注意到，岛内历史教科书里写到日本殖民时期时，“绝大部分的篇章都是写日本人来台湾以后促进台湾现代化，不会去提刘铭传带来台湾现代化的开始”。大陆学者李细珠也指出，“台独”论者称台湾的近代化起源于日本殖民时期，完全抹杀日本殖民前洋务运动的成果，是罔顾历史事实的无稽之谈。“殖民地工业化”论不仅完全忽视日本对台湾的经济剥削，而且淡化台湾人民在反抗日本侵略和殖民统治中前仆后继的努力。

　　台湾人民不仅前仆后继地反抗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而且积极投身全民族抗战。1939年，台湾抗日志士李友邦在浙江金华组建“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致力于“保卫祖国，收复台湾”。图为台湾少年团合影新华社/供图

　　殖民统治不可能给殖民地人民带来真正的工业化。殖民者在殖民地进行的一切所谓工业建设，都是为最大化攫取经济利益、供养本国资本主义和对外侵略战争、巩固其殖民体系这一核心目标服务的。由此，殖民地“工业化”程度越高，殖民统治越趋深入，殖民地人民遭受的剥削和压迫就越严酷。在半殖民地和殖民地背景下兴起的所谓自发的民族工业，一方面时刻受到殖民者的威胁压迫，随时有中断风险，另一方面又对殖民势力有极强的依附性，并不能真正实现独立自主的工业化。台湾在被殖民后的“工业化”也充分说明，不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不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把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所谓工业化、现代化都无从谈起。

　　根本上说，“殖民地工业化”论宣扬“侵略有理”、“殖民有功”，试图激起“亲日反中”舆论，扭曲台湾民众的家国认同，不仅数典忘祖，更是汉奸洋奴思维，无非想“挟洋自重”，以为“台独”张目。“台独”史观包装下的“殖民地工业化”论可以休矣!

　　（作者单位：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