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卡尔·马克思到生态马克思主义

　　米凯尔·洛威（Michael Löwy）著

　　素侠云雪 译

　　近几十年来，对马克思生态观贡献的反思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某些生态主义者急于“用绿色范式取代红色范式”，将马克思描绘成一个“普罗米修斯”式的、生产主义的、对环境问题漠不关心的形象，这种形象已经失去了很大一部分可信度。重新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态维度的先驱无疑是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他的著作是《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英文：Marx’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每月评论出版社，2000年；中文：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书中重点介绍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导致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代谢断裂”（Riss des Stoffwechsels）的分析。贝拉米·福斯特将北美左派最重要的出版物之一《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变成了生态马克思主义杂志，并开创了围绕代谢断裂为主题的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学派。该学派包括布雷特·克拉克（Brett Clark）、伊恩·安格斯（Ian Angus）、保罗·伯克特（Paul Burkett）、理查德·约克（Richard York）等许多重要作家。贝拉米·福斯特可能会受到批评，因为他将马克思视为一位坚定的生态主义者，而没有考虑到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到后来的作品中遵循生产主义逻辑的文本或段落；但他的著作的重要性、新颖性和深度是不容置疑的。从生态角度解读马克思，贝拉米·福斯特前有继承，后有传承。

　　与这一学派接近的日本青年学者斋藤幸平的处女作《马克思生态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自然与未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Karl Marx’s Ecosocialism: Capital, Nature, and the Unfinished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每月评论出版社，2017；中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24年）以对马克思著作的更细致入微的解读而著称。在他的最新著作《人类世中的马克思：走向去增长共产主义的理念》（Marx in the Anthropocene: Towards the Idea of Degrowth Communism，剑桥大学出版社，2023）中，斋藤发展并扩展了他对马克思著作的分析，批判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和马克思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9）中的生产主义，这两本书通常被视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权威表述。在1859年的《导言》中，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历史的主要推动力，由于革命，生产力将摆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斋藤展示了马克思从1870年开始在其关于俄罗斯的著作以及民族志或自然学笔记中如何远离了这种历史观。据斋藤讲，在这本“最后的马克思”中，一种新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正在出现——尽管尚未完成——其中自然环境和前现代（或欧洲之外）社区发挥着重要作用。斋藤还试图表明，尤其是在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最近出版的笔记基础上，马克思坚持去增长理念，但这一假设在这些著作中没有找到有效的根据。

　　在我看来，马克思对生态社会主义或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并不局限于他关于与自然关系的文本——诚然，这在他的著作中仍然相对边缘：马克思或恩格斯没有一本书、一篇文章或一章专门讨论生态或生态危机。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资本主义对环境的破坏还处于起步阶段，远没有今天那么严重。我认为，他的著作中有一些论点与自然无关，但只要结合我们时代的生态危机重新思考，它们就会给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反思提供重要贡献。这里需要考虑两个因素：（1）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狂妄自大的批判：无限的积累/扩张；（2）共产主义是“自由王国”。

　　一、资本主义是一种没有无限扩张趋势就无法存在的制度。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

　　是，资本作为财富一般形式——货币——的代表，是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限制的和无止境的欲望。任何一种界限都是而且必然是对资本的限制。否则它就不再是资本即自我生产的货币了。……然而它是创造更多剩余价值的不停的运动。[1]

　　这是将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展开的分析。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资本家是一个只作为“人格化资本”运作的个人。因此，资本家必然是一个“价值增值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这种行为是“社会机制的作用，而资本家不过是这个社会机制中的一个主动轮罢了”。那么，这种“社会机制”是什么呢？它在资本家身上的心理表现是“最肮脏的贪欲和最小心的盘算”？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使投入工业企业的资本有不断增长的必要，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他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2]

　　因此，资本的无限积累是资本主义社会机制的铁律：“积累啊，积累啊！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古典经济学用这个公式表达了资产阶级时期的历史使命。”[3]

　　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永不停息，没有怜悯，没有限制，没有止境，永无休止地增长，不断扩大：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这是资本不可动摇的逻辑，资本家只不过是这种社会机制的“狂热追求者”。积累的命令成为一种世俗宗教，一种“狂热”崇拜，取代了犹太教—基督教的“法律和摩西”。

　　这一诊断对21世纪人类世的意义显而易见：资本主义的生产主义逻辑、要求永久扩张和拒绝一切限制的狂妄自大，是造成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态危机和灾难性气候变化过程的罪魁祸首。马克思的分析帮助我们理解了为什么“绿色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一种幻想：没有积累和增长，这个体系就无法存在，这种增长“无限制，无止境”，其中80%依赖于化石燃料。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各国政府和国际气候会议（巴黎会议）都发表了关于“生态转型”的安抚性声明，但温室气体排放量却有增无减。科学家敲响了警钟，强调迫切需要停止所有新的化石燃料开采，同时应迅速减少现有能源的使用；然而，大型石油垄断企业每天都在开采新油井，他们的代表欧佩克公开宣布，他们将不得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开采这些资源，“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不断开采的新煤矿上，从“绿色”德国到“社会主义”中国。

　　事实上，能源需求在增长，化石燃料的消耗也在增长，可再生能源只是增加了能源需求，而不是替代了化石燃料。想要另辟蹊径的“绿色”资本家将被挤出市场：正如马克思提醒我们的那样，“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

　　2023年，地球平均气温危险地接近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5℃的极限——超过这个极限，可能会引发无法控制的全球变暖过程，反馈机制也会越来越强烈。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科学家强调，需要立即减少排放，从现在到2030年是避免灾难的最后机会。然而，欧盟和其他政府却庄严地宣布，他们将能够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这一声明令人倍感困惑，不仅因为它假装忽视危机的紧迫性，还因为“净零”远非零排放：由于“抵消机制”，如果企业通过保护印度尼西亚的一片森林来“抵消”排放，它们就可以继续排放。

　　现代工业资本主义三个世纪以来完全依赖煤炭和石油，而且没有表现出放弃它们的意愿。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打破“无限制、无止境”的积累和生产主义，组织有计划的去增长过程，消除或减少整个经济部门：这种方法完全违背了资本主义的基础。格蕾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正确地指出，“在现有经济体系的框架内解决气候危机，在数学上是不可能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积累和扩张的必然机制的分析解释了这种不可能性。

　　许多生态主义者将环境危机归咎于消费。诚然，现代资本主义的消费模式显然不可持续。但问题的根源在于生产系统。生产主义是消费主义背后的驱动力。马克思已经观察到了这种动态。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中指出：

　　生产生产着消费：（1）是由于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2）是由于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3）是由于生产通过它起初当作对象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因而，它生产出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消费的动力。同样，消费生产出生产者的素质，因为它在生产者身上引起追求一定目的的需要。[4]

　　这在我们这个时代比在19世纪更为真实。资本主义生产者通过庞大的广告机构制造“消费冲动”，这些广告机构日夜不停地在城市墙壁、报纸、广播或电视上、无处不在地“毫无停歇或怜悯地”宣传消费这种或那种商品的迫切需要。商业广告占据了生活的各个领域：体育、宗教、政治、文化、信息。人为的需求被创造出来，“时尚”被制造出来，系统引发了一场“无限制、无止境”的消费狂潮，消费越来越没用的产品，这使得生产得以扩大，无限延伸。如果如马克思所观察到的，是生产产生了消费，那么需要改造的就是生产系统，而不是向消费者宣扬禁欲。纯粹而简单地废除商业广告是克服消费者异化，并使个人重新发现其真正需要的第一步。

　　马克思批判的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的另一个维度——一个具有明显的当前生态影响的维度——是拥有超过存在，拥有商品、金钱或资本超过自由的人类活动。这一主题在《1844年手稿》中得以发展。据马克思所言，资产阶级社会完全由“占有感、拥有感”所主导。代替人的生命的是“财产生命”，“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占有、拥有是异化的生活：“你的存在越微不足道，你表现自己的生命越少，你拥有的就越多，你的外化的生命就越大，你的异化本质也积累得越多。”[5]

　　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消费主义：这里重要的不是使用，而是对商品的占有。其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特权阶层的炫耀性消费，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在他的著作《有闲阶级论》（1899年，按，此书有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版中译本）中对此进行了研究。如今，这种消费已达到惊人的规模，推动了庞大的奢侈品产业：私人飞机、游艇、珠宝、艺术品、香水。但对拥有物的痴迷也蔓延到了其他社会阶层，导致人们将积累商品作为目的本身，而不顾其使用价值。存在，即人类活动本身，被牺牲在拥有、占有商品上，助长了生产主义，社会生活充斥着越来越多越来越没用的产品。当然，生产这些堆积如山的商品所需的资源仍然是煤炭和石油，而且消耗的这种资源越来越多。……

　　二、共产主义作为“自由王国”，建立在存在优先于占有的基础上，颠覆了资本主义强加的异化逻辑。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将这种反常逻辑推向了终极结果：“自我克制，克制生活和克制人的一切需要。你越少吃，少喝，少买书，少去剧院，少赴舞会，少上餐馆，越少想，少爱，少谈理论，少唱，少画，少击剑，等等，你积攒的就越[多]，你的……财宝，即你的资本，也就会越大。……国民经济学家把从你的生命和人性中夺去的一切，全用货币和财富补偿给你。”[6]

　　马克思将存在（即人类生命和人性）的构成要素分为三个：（1）基本需求（喝、吃）的满足；（2）文化需求的满足：去剧院、舞会、买书。需要注意的是，这两个类别涉及的是生活消费行为，而不是商品的积累（最多是书籍！），更不是金钱的积累。将文化需求纳入其中，已经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含蓄抗议，资本主义希望将工人的消费限制在基本生存所需的范围内：饮食。对马克思来说，工人和所有人一样，需要去剧院和舞会，读书、自我教育、自娱自乐；（3）人类的自我活动：想、爱、理论、唱歌、演讲、击剑等。这份清单之所以引人入胜，是因为它种类繁多，既严肃又有趣，而且它既包括基本活动（想、爱、演讲），也包括“奢侈品”：唱歌、理论、击剑等。所有这些例子的共同点是它们的主动性：个人不再是消费者，而是演员。当然，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其他人类自我活动的例子，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的、艺术的还是体育的、嬉戏的还是政治的、情色的还是文化的，但马克思选择的例子为“自由统治”打开了一扇广阔的窗户。当然，这三个时刻之间的区别并不是绝对的：吃饭和读书也是活动。它们是生命——存在——面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核心：占有、财产和积累的三种表现形式。

　　因此，选择存在而非占有是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生态文化、伦理和人类学的重大贡献，这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基本数据相悖；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拥有的绝对优势，以其商品形式，正日益疯狂地破坏地球生态平衡。

　　哲学家和心理分析家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的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直接受到《1844年手稿》的启发，对存在与占有之间的对立进行了重要的思考。弗洛姆是一位移民到美国的德国犹太人反法西斯主义者，他于1976年出版了他的著作《占有还是存在》（Avoir ou être，按，此书有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年出版的中文译本）。人类的未来取决于这一选择，它比较了两种对立的社会存在形式：占有模式和存在模式。在占有模式中，我的财产构成了我的身份：主体和客体都被物化（商品化）。你觉得自己是一种商品，而“它”拥有“我”。占有欲贪婪是占主导地位的激情。但弗洛姆坚持认为，贪婪与饥饿不同，没有饱足之点；它的满足并不能填补内心的空虚。……那么存在的方式是什么？弗洛姆引用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段话：“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对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7]

　　弗洛姆解释说，存在的方式是一种主动的方式，人类在其中表达自己的能力、才能和丰富的天赋；这里的主动意味着“更新自己，发展自己，洋溢自己，爱自己，超越孤立自我的牢笼；就是感兴趣，就是专心；就是给予。”存在的方式是社会主义，不是社会民主主义或苏联（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被简化为对最大消费的渴望），而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的自我活动。简而言之，弗洛姆再次引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的话，总结道，社会主义是自由王国，其目标是“以发展人类力量为目的”。

　　卡尔·马克思很少写未来的解放社会。他对乌托邦很感兴趣，但对过于规范、过于限制、简而言之教条主义的版本持谨慎态度；正如米格尔·阿本苏尔（Miguel Abensour）如此恰当地提醒我们的那样，他的目标是超越乌托邦，走向批判性共产主义。这包括什么？在《资本论》第三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辑的马克思未完成手稿中，我们发现了一个重要的段落，经常被引用但很少被分析。“共产主义”一词没有出现，但它确实指的是未来的无阶级社会，马克思将其定义为“自由王国”（Das Reich der Freiheit），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

　　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搏斗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式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8]

　　这段话的背景很有趣，涉及关于劳动生产率的讨论。《资本论》的作者认为，提高生产率不仅可以增加生产的财富，而且最重要的是可以减少工作时间。这似乎优先于无限扩大商品生产。

　　因此，马克思区分了社会生活的两个领域：“必然领域”和“自由领域”，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自由形式。让我们先仔细看看第一个领域：必然领域，它对应于“物质生产领域”，因此对应于“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的劳动。自由也存在于这个领域，但它是一种有限的自由，在必然领域施加的约束范围内：它是“社会化”的人对他们与自然的物质交换——新陈代谢——的民主、集体控制。换句话说，马克思在这里谈论的是民主计划，换句话说，是社会主义经济纲领的基本主张：自由在这里意味着从经济力量的盲目权力——资本主义市场、资本积累、商品拜物教——中解放出来。

　　让我们回到《资本论》第三卷中的这段话：有趣的是，这段文字并没有谈论人类社会对自然的“统治”，而是谈论由集体来控制与自然的交流：一个世纪后，这成为生态社会主义的创始原则之一。工作仍然是必然性要求的活动，目的是满足社会的物质需求；但它将不再是异化的工作，不再是不符合人性的工作。

　　第二种自由形式，最激进、最完整，是与“自由王国”相对应的自由形式，超越了物质生产和必要劳动的范畴。然而，两种自由形式之间存在着一种基本的辩证关系：通过民主计划整个经济，可以优先考虑空闲时间；相反，最大限度地延长空闲时间将使工人能够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和自我管理，不仅是企业，还包括社区、城镇、地区和国家（countries）层面的所有经济和社会活动。如果没有全体人民参与讨论和民主决策的过程，共产主义就不可能存在，这种参与不是像今天这样每四五年投票一次，而是不断参与——这并不妨碍权力下移。有了空闲时间，个人将能掌控集体生活的管理，而不再交由职业政客来掌管。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补充了他在1844年提出的论点，即人类的自我活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讨论的第三个时刻）需要空闲的时间才能蓬勃发展，这些时间是通过减少“必要”劳动时间而获得的。这种减少是打开“自由王国”大门的钥匙，而“自由王国”也是“存在王国”。由于这种自由时间，人类将能够发展他们的智力、艺术、爱欲和玩乐的潜力。这与资本主义世界相反，资本主义世界无限积累越来越无用的商品，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扩张”无限制、无止境。

　　结论：除了直接提及自然及其被资本主义“进步”所破坏的作品之外，马克思的作品还包含着在最深的层次上具有生态意义的反思，这些反思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生产主义和想象一个以自由的人类活动为社会生活中心的社会，而不是痴迷于积累“商品”。这些是21世纪生态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参考点。

　　作者介绍：

　　米凯尔·洛威（Michael Löwy），德国裔，生于巴西，现为法国公民。现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著有多部著作，以二十九种语言出版，包括《生态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灾难的激进替代方案》（Ecosocialism: A Radical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t Catastrophe）、《马克思主义与解放神学》（Marxism and Liberation Theology）、《祖国还是地球母亲？民族问题论文集》（Fatherland or Mother Earth? Essays on the National Question）和《众神之战：拉丁美洲的宗教与政治》（The War of Gods: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

　　原文链接：

　　https://newpol.org/issue_post/from-karl-marx-to-eco-marxism/

　　注释：

　　[1] Karl Marx,Grundrisse(Random House/Vintage, 197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7页。

　　[2] Karl Marx,Capital(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8), vol.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第683、685页。

　　[3] 同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第686页。

　　[4] Karl Marx,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34页。按，此文作于1857—1858年间。

　　[5] Karl Marx,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03、342页。

　　[6]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op. cit.《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42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64页。

　　[8] Capital, Vol. III, Chapter 4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28—9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