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着重比较东西方文化的核心方面，精神世界。首先看西方，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赵林在其著作《共塑——西方文化精神的演变》导言中指出，“广义的基督教信仰（Christian faith）之于西方文化的关系，就像儒家伦理之于中国文化的关系一样，可谓是深入骨髓、贯通经脉。从现实来看，基督教信仰对西方文化的影响甚至要比儒家伦理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更加深入和广泛，它不仅体现为一些外在性的节庆礼仪（如西方人至今奉守的圣诞节、复活节等公众节日，西方国家领导人手按《圣经》宣誓就职等仪式）、纪元方式（如从西方推广到全世界的以耶稣诞生之年为元年的公历，以上帝创世为根据的星期制等）、公共建筑（如西方随处可见的教堂）和公众活动（如教会团契和忏悔祈祷等），而且深入融化到西方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精神血脉中，形成了深沉的罪孽意识等思想“。
所谓西方人的罪孽意识，是指基督徒们普遍相信的基本教义，那就是人人生而有罪。基督教圣经指出，创世之初的亚当和夏娃违背了上帝的旨意，偷食禁果，被罚下界，他们的后裔，后世的所有人，便带着与生俱来的罪，罪是普遍存在的，无人能外。如果不信基督教，在基督徒眼里，罪责就更大了。
有罪就有罚，就有苦，就有死；也就有了救赎的欲望，有对永生的向往和对不朽的追求。对每个普通人说来，只有摒弃现世，笃信基督，才有得救的希望，因此信仰耶稣，义无反顾，责无旁贷。基督教的基本精神正从此而来。这精神，统治欧洲人的心灵至少上千年。
欧美各地都有大量教堂，每个教堂内部都有大量宣传壁画，其内容全部是圣经故事和人物，用以宣传教义、规劝世人服从神权和容忍上帝对现实世界的一切安排，做一个顺从的“上帝奴仆”，实际上成为教会和封建统治者的奴仆。更重要的是，从产生伊始，基督教就不仅仅是一种精神性的宗教信仰，而且是一个实体性的社会组织，即教会，从而牢牢控制了教徒的思想。在教会的谆谆教诲下，每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每天饭前都要祈祷，默念“感谢主赐给我们食物”，强化这种意识。
回顾历史，中世纪欧洲是北方蛮族，主要是北欧海盗南下建立的封建殖民统治，当地的土著成为奴隶和农奴，而北欧海盗则成为各级封建领主，封建领主们也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各国国王们相互通婚，产生合法后代，才能继续称王，由此产生东方人很难理解的现象，就是国王经常来自他国，甚至是敌对国家。如今的英国国王的祖先就是来自德国，统治俄国数百年的罗曼诺夫王朝也是来自德国，一战期间，德国同时与英俄开战，但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沙俄皇帝尼古拉二世，都是表兄弟。德皇威廉二世和英王乔治五世，二人是亲表兄弟，威廉二世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乔治五世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子。沙皇尼古拉二世和德皇威廉二世也是表兄弟,两人的曾祖父都是沙皇保罗一世。所以当时的俄皇，德皇，英王彼此以兄弟相称。德国战败，但德皇毫发无伤，仍然当他的贵族。事实上，一战、二战、美国内战乃至更早的西方战争，战败国家的上层都没有生命之忧，其根本原因，就是它们才是同族，而大量战死的普通军人不过是它们的奴仆。主子们领着奴仆们打伤打死，伤亡的只有奴仆，奴仆们有什么资格追究主人的罪责？美国南北战争造成的伤亡，让美国南方青壮年男子伤亡殆尽，北方伤亡甚至更多，超过一战和二战，但南方发起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从总统到总司令都无人被追究，继续当它们的统治者，总统戴维斯甚至在1875年获选为议员。但他们的人口仅占很少，当代的基因检测结果，按照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在专著中介绍，北欧海盗后裔仅占5%左右。
基督教本质上是北欧海盗统治殖民地的思想工具，是经过上千年锤炼形成的奴化教育工具，让被殖民的老百姓老老实实做个顺民，心甘情愿当奴仆，精神上都匍匐在主子脚下，也就是教会安排的牧师脚下。教徒们还要经常向牧师主动忏悔，汇报自己在思想上和行为上对主子的不忠，对牧师发誓改过自新，永远做主子的奴仆。经过这样奴化教育，西方普通人很少有反抗精神，历史上，西方经常人口大幅度减少，但却很少发生大规模反抗。推翻北欧海盗在西方的殖民统治，在列宁领导的革命之前，从未发生。
这套殖民思想工具，用到世界各地，都十分有效，也是西方占领美洲澳洲等地，完成种族清洗的最重要思想工具。印第安人控诉，他们有圣经，我们有土地。但他们对我们说，"闭上你的眼睛祈祷"。当我们睁开眼睛时，他们有土地，我们有圣经。17世纪白人刚刚涉足美洲大陆时，他们人手一本《圣经》，除此之外一无所有，而印第安人没有《圣经》，却应有尽有。一百年以后，很多地方的印第安人人手里有了《圣经》，却失去了所有，包括大部分人性命，而白人不仅仍然握着《圣经》，还得到了印第安人手中所有的财富。
但在中国的主流媒体宣传看来，西方是民主、自由平等社会。这可真是天大的笑话，一个精神上都自认是奴仆的西方普通人，有什么资格和主子谈自由、平等和民主？西方那些所谓的民主、自由和平等，不过是贵族之间的表演，却被宣传为普世的真理。实则普通民众，作为被殖民者和被统治者根本就没有资格参与。过去西方的小说、戏剧、电影等等，就是北欧海盗们的舞台，普通人只能作为奴仆参与，更不用说政治方面了。美国第一次选举总统时，有投票权的不过占总人口的3%。当时美国实行奴隶制，占人口约40%的黑人，基本都是奴隶，而大部分普通白人，同样没有政治权力，但在中国很多精英眼里，就是理想的自由民主社会了。甚至经常登上央视的某明星学者专门出书，宣传美国第一部宪法产生过程的“民主”。精英们盲目迷信西方的意识形态宣传，丝毫不去了解西方的社会真实状况，甚至大奴隶主华盛顿都成了推动人类民主自由的明星，写入中国的教科书，精英们对西方的美化，连西方精英恐怕都要脸红。
对比中国传统文化，从未推崇这种奴才思想。后世对儒家思想的批评，有很多是恶意的丑化。例如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本意是是做国君的要像国君的样子，做臣子的要像臣子的样子，做父亲的要像父亲的样子，做儿子的要像儿子的样子。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有君的义务，然后才能要求臣对你忠。君要按照礼的要求对待臣子，要有仁爱之心，那么臣子回报国君以忠诚。孔子认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社会角色，君、臣、父、子就是各自的角色，明白了自己角色，就在进行社会定位，角色不同，责任也不同，每一个都要各安其分，其司其职，各尽其责，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在儒家学说里，君臣关系、父子关系是相互的、双向的对等关系，君和臣、父和子的义务是双向的，并不仅仅是单方面付出，要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君仁臣忠，父慈子孝”。
孟子比孔子说得更绝，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君主看待臣子如同自己的手足，臣子看待君主就会如同自己的腹心；君主看待臣子如同犬马，臣子看待君主就会如同路人；君主看待臣子如同泥土草芥，臣子看待君主就会如同仇人。
“三纲”一词始见于西汉中期董仲舒《春秋繁露》，指父子、君臣、夫妻之间的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后与“五常”（指仁、义、礼、智、信）组成“三纲五常”一语。所谓“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传统注释都是要求上位者作为下位者的模范，承担责任与义务，如真德秀曰“君为臣纲，君正则臣亦正矣；父为子纲，父正则子亦正矣；夫为妻纲，夫正则妻亦正矣”。但蒙元与满清时期的注释则只是强调下位者对上位者的单方面服从，如吴澄释三纲曰“为之纲者，为之天也”。
至于如今宣传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帝王想叫那个臣子去死，不管帝王做得对与不对，做臣子就要乖乖去死，死前还要谢主龙恩，这才算是一个合格的忠臣。这恐怕是满清时代才出现的现象。满清统治者大兴“文字狱”，对知识分子的思想禁锢十分严厉，培养了一大批愚忠愚孝的奴才，臣子对君主不仅绝对服从，甚至还要毫不迟疑地献出自己的生命。甚至只有满清统治者视为心腹的臣子，才有资格做奴才，其他臣子连做奴才的资格都没有。
这都是满清为维护殖民统治推动的殖民意识形态，类似西方的基督教思想，不是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影响了很多文人，即使经过200多年，对普通人的影响却很少。例如，1921年鲁迅创作的《阿Q正传》，塑造的阿Q形象，是公认的典型的旧时代中国国民形象。被后世文人总结的最著名特点，就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阿Q本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农民，只能给地主打短工，地主一天不给他短工做，他就得饿一天，这就决定了他在政治上更不自由，更无权利的命运。当地豪绅地主以至地保闲人，都把他视为无足轻重的贱物，高兴时拿他开玩笑，不高兴时便侮辱他，敲打他。毫无疑问，阿Q过去也曾为此进行过一些实际斗争，只因为豪绅地主的势头太大，自己的力量太小，他的斗争从未得到预期的结果，反而常常因此吃更多的亏，遭受更多屈辱和痛苦。但阿Q从未在精神上屈服。例如，分明挨了打，他却想：“这是儿子打老子”。于是，书中描绘的阿Q形象，就以阿Q精神胜利法著称了。
明明是不屈的反抗精神，但在中国精英眼里，却被视为一种病态特征。有学者总结说，“这就是他的自欺欺人、自嘲、自解、而又妄自尊大、自我陶醉等种种表现。简言之，是在失败与屈辱面前，不敢正视现实，而使用虚假的胜利来在精神上实行自我安慰，自我麻醉，或者即刻忘却。例如，他挨了人家的打，便用‘儿子打老子’来安慰自己，并自认为是胜利了。由于这种精神的支配，并永在屈辱中苟活。他的一生就是一部受尽屈辱的血泪史。
笔者不禁要问，他能怎么办？他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就是反抗，都找不到同盟者，又有什么办法反抗能翻身？除了精神上的不屈和反抗，他也做了种种反抗的失败努力，还能做什么能改变命运？我们的批评者给他指出了什么出路？怎么能指望处于底层的阿Q能有更高明的手段？
对比西方的普通民众，确实不可能有阿Q的精神胜利法，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反抗意识，怎么可能会像阿Q一样，想象自己的胜利？从鲁迅现实塑造的阿Q形象来看，中国就是最底层的民众，精神上都不会屈服命运，更不可能自甘当奴才了，但在中国，很多人相信，中国自古以来有些人的奴性思想特别严重，还将其归结为儒家的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歪曲的观念。早在2000多年前，陈胜吴广就喊出了，帝王将相，宁有种乎？领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推翻了不久前统一六国的强大秦王朝。在此后2000多年，这样的农民起义屡见不鲜，包括乞丐朱元璋领导农民，在世界上第一个推翻了蒙古人统治，甚至那时蒙古人还统治了亚欧大陆绝大部分地球；也是400年来，第一次恢复了中国的南北统一。这和西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西方普通人才奴性十足，不知反抗，这是西方上层精英为维持殖民统治，长期实行奴化教育的结果。
对比中国从来都是宗族社会，皇权不下乡。传统上中国农村地区的村落，多为一个姓氏为主集中居住，大的宗族居住地形成村庄或集镇，很多地名源自宗族聚落，如北方地区的王家庄、赵家庄、李家庄，南方的张村（张家村）、王村（王家村）等等类似地名，均为居住的宗族姓氏形成的地名。直到2000年代，远离中心城市的农村地区、山区，仍旧存在以宗族聚居为主的村落。尽管它们外在的体现是共祭远祖，以及基于此而建立的祠堂，但其本质却不在于祭祀，而在于公田为主的族产体系。人类学著作《人类命运：变迁与规则》论述宗族：“礼法文明的传承在中国自始保持着传统氏族文明的社会组织模式，延续着氏族——宗族——家庭的传承。这种漫长的农耕氏族文明形成的熟人社会和自治模式，构建了完整的宗法社会组织形式，无论政治社会、经济社会，还是宗教社会，都像是宗法家庭的扩大或变异，都不自觉地比附宗法家庭模式。”
这样的社会，也不可能产生西方的奴化教育模式，人们无法将自己的家人变成自己的奴隶。只有在满清殖民统治下，才会推销奴化思想，但满清统治者人力有限，无法深入到中国的乡村，只能在各地建立满城，维持统治权，而地方事务仍是本地自治，对普通人思想影响很小。这也是1840年以来，西方在中国一开始就取得开办教会学校等权力，却进展甚少，直到新中国建立，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也仅有70万教徒，占当时5亿人口的千分之1.4，微不足道。根本原因，就是其奴化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
然而，西方在旧中国的殖民化教育，受条件限制，主要针对上层精英，培养了大批精英信徒，从而控制中国主流媒体和教育体系，进而大规模推广西方的奴化思想，如今效果十分显著。著名作家边芹在国内看奥运转播吃惊地发现，各家转播奥运的电视台主持人都有一个惊人一致的特点，就是贱内媚外，已经到了浸透骨髓，深入潜意识，无以自主、近乎本能的地步（参见《边芹：从里约奥运看被导演的世界》）。
在中国的各类教科书上，同样是用各种方式美化西方。中国人在科学技术上的伟大贡献，都归功于西方；现代文明制度和文化，基本来自中国，却都宣传为西方的贡献，相反，却污蔑中国是独裁制度和酱缸文化。例如，在中国传统文化统治的宋代和明代，被宣传为独裁皇帝的权力实际很小，主要是士大夫们控制。明代皇帝除能力出众的开国皇帝的朱元璋和朱棣，还有2位躲在皇冠不见人的万历和嘉靖，其余12位皇帝任期都很短，很多人都死于非命，如落水死了，暴毙死了，吃药死了等，也无法自主挑选继任皇帝，只能听命于文官集团。而两宋的皇帝就更惨了，可以说生不如死，包括很多皇帝虽然生育了很多儿女，却常常都没有活到成年的后代，甚至被逼提前退位，如宋徽宗赵佶、宋高宗赵构、宋孝宗赵昚和宋光宗赵惇，都是提前退位。
然而，如今基督教已经在中国广泛传播，全国有基督教教堂16011座，平均到每个县都有7座教堂。2018年官方发布的宗教白皮书，统计基督徒为3800万，但官方的数字为登记在册的基督教协会上报的登记教徒，不包含大量的隐形教会和不登记信徒。不同口径统计的教徒占中国总人口比例，从7%到31%，相差极大。2019年，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董磊明领衔撰写的《西方宗教在中国农村的传播现状》所描述的宗教问题触目惊心。报告指出，北方农村基督教信众占总人口10%到15%，且呈急速增长的趋势，基督教教会职员、教会学校和基金会大显神通，把95%的宗教信众纳入了基督门下。而传统信仰流于形式和去神圣化，且信众衰靡。据人民日报报导，2014年梵蒂冈公布中国基督徒已经超过一亿。根据世界基督教数据库的数据，截至2024年2月，中国约有1.2亿基督教徒，是亚洲信仰基督教人数最多的国家。
教堂和教徒在中国，都已经成了十分常见现象了，这和40年前形成鲜明对比。在大城市，基督教节日活动，往往成为全民狂欢，如耶诞节（就是精英们美化为圣诞节）。相反，传统节日活动则成了限制对象，如春节放鞭炮祭祖等活动，在很多地方被严格禁止。很多精英将中国的落后归罪于老百姓没有基督教这样的信仰，大力推动基督教的传播。实则是推动西方的奴化教育，同时也是殖民地化教育。全民信教，而基督教的解释权和教会控制权都被西方控制，其结果必然是印第安人亡国灭种的下场，这是很多北美印第安精英的临终总结。但在中国，却很少有人认识到。很多精英都在为虎作伥，帮助西方文化侵略，推动文化殖民地化。
参考：
http://www.kunlunce.com/ssjj/guojipinglun/2016-08-30/107417.html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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