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特朗普，还是哈里斯，对中国有什么分别吗？

　　过去几周，美国总统大选风云骤变。

　　早在春末夏初，各国已经开始就前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及现任总统拜登连任两种可能性进行评估。对许多国家而言，这两种可能性预示着截然不同的地缘政治前景，而美国在其中的角色也会迥然不同。

　　然而，7月13日至21日的短短九天，特朗普遭遇枪击，拜登宣布退选——颠覆了整个美国大选的局面，加剧了美国未来政治走向的不确定性。

　　对此，许多国家仍然预判了两种背道而驰的走向——如果卡玛拉·哈里斯当选，她将延续拜登的国际主义外交政策；如果特朗普及其搭档万斯赢得选举，美国将走上孤立主义的道路。

　　不过，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情况有些不同。

　　八年前，特朗普放弃对华“接触”，转而采取对抗性政策。其治下的美国不再将中国视为贸易伙伴（偶尔称作“对手”），而是开始将中国界定为“修正主义国家”、战略竞争者，甚至是威胁。

　　2021年上台的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调门有所缓和，实际上却强化了美国对华战略转向，甚至在一些问题上比特朗普政府走得更远。华盛顿政策圈似乎形成了一种跨党派共识，认为现在必须将中国视为主要对手，越来越多的分析人士也主张以冷战的视角看待中美关系。

　　从中国的角度看，美国两党并未就中国问题和全球事务提出不同方案，而是都采纳了强硬的对华路线，深刻反映了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比两党对华立场更重要的，是美国国内对华不同层次的认知分析及其实际政策涵义。在中国，多数观察人士不期待美国对华政策会发生重大转变，他们探究的只是，当前美国政策圈中的哪种思路可能最终成为主流。

　　在对华政策辩论背后

　　由于中国的政治结构和舆论管理，很难准确了解中国领导层对美国国内的对华政策辩论作何感想和回应。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大致了解中国人是如何鉴别这场辩论背后的驱动力的。

　　一个国家的对外行为通常是其国内政治的直接反映。这种现象在美国尤其明显，美国国内的重大辩论很容易扩展到外交事务，包括华盛顿的对华政策制定。不论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口号，还是拜登的“中产阶级外交”主张，都生动体现了美国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之间的紧密联系。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高度极化的政治环境塑造了其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美国优先”原则主要是为了回应美国选民对全球化和移民问题的担忧，其政策结果就是，提高贸易壁垒，限制移民，同时减少美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参与度，把美国的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放在首位。

　　拜登政府同样声称，其外交政策服务于国内选民的利益，普通美国人的福祉也与国际事务密切相关。因此，出于与特朗普类似的国内政治考量，拜登的外交政策试图重构国内产业政策和国际经济规则，以回应美国选民的诉求。

　　很多美国国内议题本身既关乎内政，又涉及外交。比如，源源不断的移民既是美国繁荣的驱动力，却又影响其边境安全和对外关系。又比如，自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要求中国配合解决其国内的芬太尼危机，中国也予以积极回应。尽管如此，一些美国议员仍然将从墨西哥流入美国的芬太尼归咎于中国。

　　近年来，美国外交政策的另一个特点是对中国的关注持续上升。尽管俄乌战争和中东问题分散了美国的大量精力，但中国仍然是其全球战略的首要关切。时逢大选之年，许多美国战略家都再次呼吁华盛顿加快重返亚洲的步伐。例如，外交政策专家罗伯特·布莱克威尔（Robert Blackwill）和理查德·方丹（Richard Fontaine）在其新书《失去的十年》中指出，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政府都未能制定出强有力的、连贯的对华政策和亚洲政策。他们认为，尽管美国在欧洲和中东仍面临持续挑战，但对决策者而言，加速将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洲才是至关重要的。

　　在大选年，两党毫无意外地竞相发表强硬言论，表示要对中国采取严厉措施并限制其全球影响力。这凸显了美国对华政策辩论的第三个特点：在当前的美国政治环境中，传统的“鸽派”和“鹰派”二分法已经难以全面反映美国对中国的复杂看法。鉴于两党普遍认同中国对美国构成重大挑战，探讨这一共识下的多种政策观点或许更有意义。

　　三方论战

　　在对华政策上，美国战略界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派别。

　　第一派可以称为“新冷战斗士”。这一派别认为，中美竞争是零和博弈，两国已走入“新冷战”，美国需要采取更为强势的对华策略。正如前总统国家安全副顾问博明（Matt Pottinger）和美国国会前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在《外交》杂志中所言，美国“必须赢得而非管理”对华竞争。他们认为应该借鉴前总统里根的做法，亦即将应对苏联威胁视为美国的一项首要任务，致力于赢得冷战。

　　第二派可以叫做“竞争管理者”。与所谓“新冷战斗士”不同，这一派别认为中美竞争不是零和博弈，因此制定一项与中国共存的战略至关重要。这一观点的思想起源可以追溯到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和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2019年在《外交》上发表的文章，后来他们两人都加入了拜登政府。他们认为，与中国的竞争是“需要管理的形势，而非需要解决的问题”。2021年至2024年担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高级副主任的杜如松（Rush Doshi）也属于这派。在他们看来，最佳的对华战略是，竞争为主，合作为辅。

　　第三派可称为“和解派”。这一派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及其全球影响同样不满，但他们更担心中美竞争可能会升级为激烈的对抗。作为这一派别的代表性人物，国际关系学者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和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认为，美国不应发起与中国的冷战，因为冷战本质上很危险。在他们看来，博明和加拉格尔对胜利的幻想是不切实际的，因为“美国通过（对华）施压来促成变革的结果，既可能是削弱威权，但也同样可能是巩固威权。”白洁曦和斯坦伯格认为，中美应共同降低战争风险，并在气候变化和公共卫生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上合作，这符合两国的利益。

　　以上三个派别具体的政策观点不同，但都一致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重大挑战，美国对华政策需要跨党派的支持才能取得成效。目前，华盛顿政策圈似乎还没有就采纳哪一派的观点达成共识，对于中国挑战的性质——主要是经济上的，还是政治上的，抑或是安全或者全球治理方面的 ，他们似乎也还没有定论。所以对中国战略界人士来说，重要的不是简单区分鸽派或是鹰派，而是去了解上述不同的主张会如何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特别是如何塑造下一届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共和党还是民主党

　　美国人可能会问：哈里斯和特朗普，中国更倾向于谁上台？或者更笼统地说，中国更喜欢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毕竟，1972 年，毛泽东主席曾对时任美国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说，他喜欢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政治右翼。虽然毛主席没有说明这种偏好的原因，但很可能是因为他认为尼克松和其他西方右翼领导人更关注本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而左翼政治家则倾向于以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为基础来制定政策。

　　然而，具体到中美关系，很难判断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贡献或是破坏更大。例如，尽管共和党总统尼克松率先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坚冰，但决定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是民主党总统吉米·卡特。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美国共有七任民主党总统和七任共和党总统，在任何一党执政期间中美关系都发生过重大突破和危机。

　　如今中国对民主、共和两党的看法依旧没有定论。特朗普上台之初，首要关切美国对华贸易赤字，将这一问题连同中国技术优势上升到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高度。其政府不仅把中国定位为“修正主义大国”和战略竞争者，还将中国共产党视为对美国生活方式和“自由世界”的威胁，进而采取了咄咄逼人但不甚连贯的“全政府”方式，在几乎所有议题上与中国竞争和对抗。

　　经贸问题首当其冲。特朗普政府先是对大批中国商品加征惩罚性关税，随后将行动扩大到加强对中国投资的审查和限制，收紧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并对华为等在海外拥有大量业务的中国公司进行针对性打压。

　　在安全问题上，特朗普政府强调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主导地位——这一地理术语以前只是偶尔使用，现在则已成为美国战略界的通用名词。它向台湾地区提供特殊安全保证，淡化美国长期以来的一个中国政策；向美日澳印“四边机制”注入新资源，以联手制衡中国；加强了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活动，挑战中国的领土主张。

　　在双边政治关系方面，特朗普虽然不持鲜明的意识形态观点，但却纵容其政府官员和美国国会诋毁中国执政党及其国内治理。其政府张扬所谓的“中国威胁”叙事，严重破坏了几十年积淀的中美学术、科学和社会交流。在多边外交方面，美国试图通过妖魔化中国，阻挠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进而限制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时至2020年，在美国大选年的复杂背景下，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加剧了中美关系的下滑。特朗普政府将这场公共卫生危机归咎于中国，暂停了大部分双边对话，并对华采取了敌对立场，甚至下令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将其污蔑为“间谍活动和盗窃知识产权的中心”。

　　不过，总体而言，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还是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灵活性，比如对经贸谈判持开放态度，并在技术竞争和台湾等棘手问题上表现出了一些妥协意愿。加上其“美国优先”的立场对笼络盟友形成掣肘，特朗普始终未能建立并领导一个强有力的多边阵线来对抗中国。一些观察人士由此认为，特朗普主要关注商业利益，并有意同中国达成交易。

　　2017年11月，特朗普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拜登执政期间没有做到的，并于2020年1月与中国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着手解决经贸矛盾。事实上在其任期结束时，美国国内不少人认为美国对华贸易战已经以失败告终。

　　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对抗性取向，在手法上更为系统、更注重多边的方式。它把这种策略概括为“投资、结盟和竞争”。

　　2021年2月，拜登在首次外交政策演讲中，称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对手”，并表示将“直接应对”中国对美国“繁荣、安全和民主价值观”构成的挑战。他与国会密切合作，推动了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和产业政策，以提升美国的竞争力，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强化在先进技术领域的对华竞争，实施更严格的对华出口管制，对中国绿色技术产品加征新一轮关税，同时密切协调国际行动，打造针对中国的“芯片四方联盟”等。

　　在安全问题上，拜登政府强化美军在台湾海峡和南海的活动，并为其亚洲安全联盟添加了地缘经济维度。作为针对中国“一带一路”的替代性方案，拜登召集七国集团领导人推动“重建美好世界”倡议和“全球基础设施与投资伙伴关系”。拜登政府不满中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加强与俄罗斯的关系，对多家与俄罗斯有贸易往来的中国公司实施了制裁。华盛顿还给对华竞争披上了一层意识形态外衣——即拜登政府口中的“民主对抗专制”——企图建立一个对抗中国的大联盟。

　　当然，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也不是全然对抗和竞争。其任上仍保持中美高层定期沟通渠道的畅通，并继续探索合作领域；虽然关切中国的政治影响力，但还是采取了一些“去政治化”措施，着手恢复双边学术交流和社会交往，包括叫停特朗普政府的“中国行动计划”（一项旨在打压与中国机构有联系的美国研究人员的有争议的计划）。中美领导人于2022年11月和2023年11月两度会晤，双方承诺维持稳定健康的双边关系。

　　不干涉原则

　　中国战略界人士对未来十年美国改变对华政策方向的可能性不抱什么幻想。根据美国民意调查和华盛顿政策圈在中国问题上的跨党派共识，他们认为无论谁在2024 年11月当选总统，美国的对华政策都会继续以战略竞争甚至遏制为主，以合作与交流为辅。

　　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几乎肯定会对中国采取更极端的经贸政策。特朗普已扬言要对所有中国制造的商品加征60%的关税，并准备撤销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自2000年以来，这一地位赋予了中国非歧视性的最惠国贸易待遇和市场准入条件。他还主张“大院高墙”原则，企图显著扩大拜登政府以强力安全措施保护关键和新兴技术的“小院高墙”理念，以推动更广泛的对华技术“脱钩”。

　　不过，鉴于特朗普对“交易”的偏爱，他可能决定与中国在消费品、能源和技术领域达成双边协议。他还可能企图将台湾问题作为谈判筹码，以在其他议题上获得好处。例如，他可能会提议美国限制台湾当局的挑衅行为，以换取中国在经贸方面的妥协。但中国极不可能同意达成这种“交易”，特朗普的外交政策顾问也可能会反对他的做法。再次，由于特朗普总体倾向于双边外交而非多边主义，他可能依旧没有能力动员盟友和伙伴对抗中国，并可能会寻求与俄罗斯达成单独的和解，而俄罗斯是中国的坚定战略伙伴。

　　至于哈里斯政府，如果它大体延续拜登的政策，则很可能会加强对华战略竞争，并巩固拜登努力建立的美国与西方和亚洲国家的对华同盟。与特朗普独断专行且反复无常的决策风格相比，哈里斯的对华战略很可能会更有条理、更可预测。

　　但总体而言，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和哈里斯政府的对华战略方向很可能是一致的。如果出任总统，两位候选人各自都会给中国带来挑战和不利影响，但他们似乎也都不希望中美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或切断所有经济和社会联系。因此，中国不太可能有明确的偏向。

　　此外，中国希望与美国保持稳定的关系，避免对抗或关系破裂。作为其中之义，中方对美国大选持不干涉原则。对于2024年大选，中国政府官员只发表了谨慎克制的评论，将其描述为“美国内政”。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7月的例行记者会上强调，“中方从来没有也不会干涉美国大选。”当然，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人出于选举目的拿中国说事、损害中国利益，”“反对美方散布虚假信息抹黑中国，反对美国大选拿中国说事。”这表明，如果中国在美国大选中受到攻击，中方可能会感到有必要做出回应，至少是口头回应。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中国政府坚持不干涉原则，但中文社交媒体上出现一些煽动性、不负责任和挑衅性的言论可能是无法避免的。其中一些言论来自中国境外，可能反映了某些海外华人群体的特定目标。这些言论不应被解读为中国官方立场。

　　审慎行事，避免灾难

　　与美国政府一样，中国政府在2024年的主要关切是国内形势。与美国的政治极化和动荡选情相反，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政治稳定，社会凝聚力强。

　　7月中旬，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积极评估了中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做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为了平衡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中国改革任务的优先事项是体制机制建设，特别是提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水平和加强从严治党。

　　一方面，中国认识到保持经济增长对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并采取稳步措施推进国际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就此而言，中国认为与美国和西方对立没有任何好处。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坚决防范西方（尤其是美国）企图不会为了经济利益而牺牲政治原则和国家安全。破坏其国内权威和合法性的行为，

　　尽管中国努力稳定中美关系，但也在为应对双边关系的动荡做准备。2023年3月，习主席指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实施了全方位的遏制、围堵、打压，给我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两个月后，习主席在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在外交事务中，中国仍然认为世界是由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组成的，并未将国际形势描绘成西方阵营和“反西方”阵营在“全球南方”争夺影响力。

　　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特别是涉港、涉台、涉藏、涉疆和人权等问题。中国将台湾问题视为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中国政府在对台政策上保持了高度克制，同时保留旨在阻止台湾当局实现“法理台独”的政策选项。除非受到极其严重且不可逆的挑衅，中国领导层将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在中菲南海主权争端中，中国的处理方式既谨慎又彰显自信。在中美经贸和技术争端中，中国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反制，并更加坚定地推进科技自立自强。

　　鉴于美国两党对华政策方向大体相似，中国方面会以高度的审慎和有限的期待来应对此次美国大选的结果。

　　今年4月，习主席在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时重申：“中方乐见一个自信开放、繁荣发展的美国，希望美方也能积极正面看待中国的发展。”遗憾的是，下一届美国政府积极看待中国发展的可能性很低。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将坚决维护其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模式，同时努力扩大国际贸易和投资空间，以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所以不论是哈里斯还是特朗普胜选，中美关系都难以恢复到本世纪初那种深度交流与合作的状态。不过，即便关系回春不现实，中国和美国也还是有可能保持稳定的双边关系，避免灾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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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缉思，系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创始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胡然，系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赵建伟，系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