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存瑞,那个进入中小学教材、手托炸药包所向无敌的英雄,那个被绘成英模画像已挂遍全军每个连队的勇士,最近突然遭遇了“尴尬”事:有人撰文怀疑这一英雄壮举当时无人在场,完全是“根据一些蛛丝马迹推测出来的”。此言一出,舆论大哗:半个世纪来人们熟知的英雄,千千万万青年崇敬的偶像,怎么瞬间工夫就生出此等疑窦来?到底是历史有误还是有人凭空造出的事端?此时,几位耄耋老者拍案而起,以当年亲眼所见英雄壮举的铁的事实,给谬误邪说的制造者当头棒喝。这些老者,都是当时与董存瑞并肩战斗的战友。
回头想想,这件事还真让人有几分担心:假如没有董存瑞的战友们站出来说话,或者说此事发生在许多年以后,这些作为董存瑞战友的老者已经作古,那么“董存瑞炸碉堡”的故事岂不又成了一桩历史疑案?那时我们面对英雄的画像说英雄故事,怕是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细作分析,董存瑞遭遇的“尴尬”并非孤立事件。近些年来,有两种倾向很值得人们关注。一种是以研究历史为名,一些人打着“消解权威”、“颠覆传统”、“解构英雄”的旗号,以敢于质疑和重新解释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为能事,随意地凭主观猜想弄出诸多是非来,让广大读者一头雾水,无所适从。在这股浊浪中,连鲁迅、岳飞这样被誉为民族魂和英雄化身的大人物也未被放过,都被纳入了“消解”的范围。与此相反,鲁迅的同胞兄弟在政治上与鲁迅南辕北辙的没有骨气的文人周作人,却一再受到一些人的追捧,著作被出了一部又一部,被社会称为“周作人现象”。又如那个力主投降、残害岳飞的奸相秦桧,却有人嫌他在岳飞庙的雕像前跪的时间太长了,要让他站起来,给他立一尊“挺直了腰杆”的雕像。如此等等,这些以“颠覆传统”为能事,是非混淆,美丑不辨的事,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忧虑,因为它已经触及我们这个民族的道德底线。
与此类似的另一种现象更应特别值得关注,那就是用娱乐形式调侃英雄。有的人不讲社会效果,追求“娱乐至上”,随意歪曲已深入人心的艺术形象,随意拆解经典作品,用一些不良的文化炒作使谬误流传,贻害百姓。前一段,引起社会公愤的网络无底线“恶搞”就是鲜明例证。“恶搞”不过是网络时代一种新兴的取乐形式,但“恶搞”过了“道德”这个底线,则难免会犯众怒。此类“恶搞”的段子中,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小英雄潘冬子变成了整日做梦挣大钱的地产巨商之子。他与恶霸胡汉三的斗争,也被搞成“参赛歌手”与“评委”之间脑筋急转弯的游戏。诸如此者,电影《铁道游击队》中的游击队员也备受“蹂躏”,被恶搞成满嘴脏话的“参赛歌手”,那个为人熟知的勇士大队长刘洪竟被说成是“谁不知道你和坐台小姐熟啊”之类的低俗之人。还有《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沙家浜》中的阿庆嫂,这些文学的经典人物形象,在其他形式的改编中,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伤害。此等不良炒作,极大地败坏了社会文化氛围,是对英雄和先烈的极大不敬。不论从历史角度歪曲还是用娱乐形式丑化,损害的是我们的道德传统,伤害的是人民群众的感情。
娱乐从来都是有“底线”的,不是什么都可以调侃,什么都可以戏弄的。真善美、假恶丑,历来泾渭分明。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在任何一个国度,任何一个民族,都是不能允许的。众所周知,在法国,圣女贞德是法兰西民族的英雄,对她调侃打诨被视为违背道德的极端行为;在印度,甘地是圣雄,老百姓把对他指手画脚视为犯罪;在美国,马丁·路德·金是反抗种族压迫的无畏战士,对其有不敬之词会遭到美国民众的痛斥。同样道理,在中国革命史上产生的无数个像董存瑞、黄继光那样的英雄,也受到我们全社会的尊崇,他们身上具有的献身精神,体现的是我们民族的道德传统,对他们的不敬,同样应被看做是对我们民族精神的亵渎。不论他是历史上真正的英雄,还是根据生活原型塑造的艺术形象,都潜移默化为一种精神品格,理所当然地应被视为我们的道德楷模。应该指出的是,当一些不良风气把消遣和娱乐奉为第一宗旨时,一些追名逐利者,常常在娱乐圈里“发掘”材料,在茶楼酒肆“激发”灵感,在流行时尚中“附会”思想,这些人的常用手法,便是拿英雄“开涮”,拿经典“说事”,在他们看来,用这些为人熟知的人物故事,最容易制造“轰动效应”,也最容易迎合“市场”,追求到所谓的“点击率”。殊不知,在他毫不费力地收取名利的同时,却搅乱了大众的视听判断,也降低了他自身的道德品位。
不论是文艺还是媒体工作者,把个人极端或偏激的观点强加给大众,都是极不负责的行为,因为,那会丧失一个文艺或媒体工作者的良知。宣传工作的导向作用,就在于向群众明确提倡什么、抑制什么、反对什么,褒优惩劣,激浊扬清,向社会传递科学的价值观和健康的审美情趣。当一种错误倾向流行时,我们期待媒体有更多的“清醒者”站出来说话,用全社会的力量坚守我们的道德底线和精神高地。
【文/陈先义,著名文艺评论家、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188金宝搏体育官网专栏学者。原载红色文化网,授权188金宝搏体育官网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