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国明：我们要善待万能的何“院士”，他对我们研究历史很重要

　　虽然我对何祚庥老先生的观点很不认同，但我还是坚持认为，我们要善待何老先生。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可能是中文互联网上年龄最大而又最活跃的网民，而且，他也是我们历史地观察一类特殊群体的最有代表性的分析样本。

　　这个特殊的群体有些共性特点：

　　首先是他们口头最反对的，实际是他们行为上最擅长的。他们口头上反对别人扣帽子，但他们行为上又最擅长给别人扣帽子。

　　何老先生就带有这样明显的特征。所以，他很可能给我们解开一个时代之谜，提供重要的线索，增加一个有力的佐证。

　　有两句话对于识别何老先生这类群体的本质极有帮助：

　　1、否定前三十年最积极的，很可能就是前三十年中带头制造乱象的那一批人。

　　2、反对前三十年最积极的，恰恰自己的行为最有那个时代的极左范儿。

　　第一句是理解新中国前三十年历史的一把钥匙。

　　第二句是搞清楚后几十年一些舆论怪现象的关键。

　　很多控诉那个时代的人，唯独不敢提“西纠”“联动”。因为他们知道，要是让老百姓知道了这几个字，然后再去百度：联动覆灭记，就能找到理解那段历史的开机密码。

　　那场运动很多耸人听闻的坏事，都是他们带头干的。但运动之后，他们变成否定运动最积极的人，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他们把运动推向极端，甚至扭转了运动的方向，然后，这些人制造的那些极端事件，就成为否定那场运动的重要事实依据。

　　这就存在着一个现象：运动中的极左和运动后的极右，其实是同一类人，甚至就是同一批人。

　　运动中把运动故意推向极端的人，和后来否定运动的人，其实属于同一阵营。

　　何老先生是不是这样的人？我们还不确认。因为他在前三十年重大运动和事件中，有没有跟“吴市场”那样，举报揭发自己的老师，后来又反复以老师的亲传弟子作为人设，增强自己的学术地位？此类的事情尚不清楚。

　　虽然不能确定，但总感觉他们很像。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吴市场”，以前叫“吴计划”。80年代还是坚定的计划派；结果，90年代之后，他又成了最彻底的市场派，把计划经济否定得一无是处，从“吴计划”变成了“吴市场”。

　　这还不是最绝的。“吴市场”在市场经济学者里面的地位，是跟“两个经济学前辈”经常被联系在一起的。以这两位学者的得意门生作为标签。

　　但实际是什么样子呢？我把《最难打的战争，最难对付的对手》一文中的内容复制过来：

　　曾做过吴市场助理的柳红，在一封公开信中直接质问吴的历史问题：

　　有受访经济学家指出您在几次重大历史关头的表现，这些历史关头是：1956年“向科学进军”，1957年反右，1960年代批孙冶方......

　　在1956-1958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向科学进军”中，团支部和党支部争论之后，“狄（超白）、林（里夫）反党集团”牵扯了多少人，或者说使多少人受难？团支部中有几人？团员青年有谁？是谁向上级党委告的状？是谁联系的《中国青年》杂志？

　　狄超白和林里夫平反后，很多人向林里夫表示了道歉，您是否道过歉，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

　　林里夫家人写过一篇文章《也说林里夫与顾准》（羊城晚报2003年12月28日），认为您在林里夫与顾准的关系上说了假话，污蔑了林里夫（该文在报纸发表时，您的名字被删去）。对此，除了您已经说过的话和写过的文章外，您还有其他什么需要补充的？

　　经济所有一张大字报，内容是《孙冶方招降纳叛的罪行》，它是您写的吗？有一种说法是，这篇大字报的内容，导致孙冶方七年牢狱之灾，这样说有什么根据吗？您怎么看？

　　关于“吴市场”与顾准的关系，顾准的女儿顾秀林也在2015年前后公开质问过“吴市场”：

　　“因为今年是先父百年，他们正在把这个吴营造的市场经济‘圣人’顾准抬出来，掩盖他们扔的一地鸡毛。”

　　此后，顾秀林又进一步追问：

　　“……吴敬琏利用我父亲树立自己‘市场经济第一徒’的光辉地位，把顾准的‘计划经济也可以利用市场调节’扭成‘市场经济’第一人，他对于计划经济市场调节猛打猛批，对市场经济第一人又吹又捧，这如何解读呢？”

　　在与网友的互动中，顾秀林进一步质问“吴市场”，

　　“从1957年开始批判顾准的，是谁？”“消费顾准，成了你们的时尚啦。似乎他说的每一句话你们都能消费……”

　　一个是“吴市场”的助理，一个是顾准的女儿，分别以质问的方式，告诉大家“吴市场”在前三十年的行为。这已经不是孤证了，有着很高的可信度。

　　而主流媒体的宣传，一直是在不断强化吴是孙治方和顾准的学生人设。比如有篇文章就这么写：

　　“1983年2月22日下午，孙冶方在北京去世。当周南在电话里把这个消息告诉大洋彼岸的吴敬琏时，他紧紧地握着话筒，闭着薄薄的嘴唇，久久说不出话来。这是继顾准去世之后，他又失去了一位精神上的导师。”

　　“吴市场”现在右得不得了，但很多人却不知道前三十年他是“左”得不得了。

　　他是看到社会向左，他就会“左”到极端，看到社会向右，他就右到极致。

　　这就是真正的极左才有的特点。极左和极右不过是同一类人的A面与B面。

　　他们自己的一生都在跟踪潮流，表现出高超的投机技巧。

　　何老先生在前三十年也是混得风生水起，后三十年，一样叱诧风云。这一点，他和“吴市场”很像。

　　何老先生后三十年很右，也右到了极致，对公有制、计划经济完全彻底否定，对前三十年的经济建设成就也是能否定就否定。

　　那么他前三十年的表现是什么样子呢？网络上确实也有他在前三十年的一些“传说”。

　　《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发表文章《新中国初期反对建筑浪费和批判“形式主义、复古主义”问题》，里面提到：

　　1955年10月，《学习》杂志发表何老先生的文章《论梁思成对建筑问题的若干错误见解》，认为“梁思成所提倡的‘民族形式’实际上就是复古主义的主张”，“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是“梁思成的错误思想根源”。

　　文章分五个部分，标题分别为：“梁思成颠倒了建筑学中‘适用、经济、和在可能条件下讲求美观’的原则”、“梁思成所提倡的‘民族形式’实际上就是复古主义的主张”、“所谓建筑上的‘文法’、‘词汇’论乃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梁思成的建筑理论是直接违反总路线的错误理论”、“梁思成的错误思想根源——资产阶级唯心主义”。

　　这篇文章是很厉害的，1955年北京出现了大拆大毁古建筑狂潮。何老先生的这篇文章即便不是推动，也是迎合了这个风潮。何老先生的这篇文章是具体针对梁思成反对拆北京古城墙的，在文中痛批梁思成：

　　“如所周知，梁思成曾提出要把北京城整个当作一个大博物院来加以保存，还提出城市建设的方针，应该是‘古今兼顾，新旧两利’。他并曾一再顽固地反对拆除天安门前三座门、反对拆除西四、东四的牌楼。可是，梁思成的这些错误主张，却是一再在实践中破产，遭到广大人民的反对。”

　　何的文章更厉害之处，是擅长上纲上线，不但给梁思成下了“错误思想”的结论，而且，还认定了错误思潮的根源，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

　　这是那个年代最流行的语言，如果谁沾上这八个字，就很有可能成为后面的“右派”。

　　当年的“右派”就和现在的“极左”一样，都是可以终结一个人的政治前途的。

　　何老先生扣帽子的本领，那个时候就已经炉火纯青了。而且，何老先生这种本事，不是跟时代有关的，你看他在前后几十年，都擅长扣帽子。这说明一个重要问题：一些运动不是让一些人变得疯狂，而是一些类似何老先生这样的人的大量存在，故意把一些运动引向了极端。

　　还有文章揭露何老先生，“他被赶出XX部，并下放到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做党的工作期间，又热衷于‘自然科学的阶级性’研究。”该文说他“在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纵横驰骋，横扫自然科学各学科 ‘牛鬼蛇神’；他的许多大作，其威力之狂烈，气势之凶猛，棍法之娴熟。”

　　从何老先生批梁思成的那篇文章的风格看，这段话是有一定可信度的。我们也未见何老先生对此反驳过。按说以他的性格，是假的一定就要出来反驳。这个问题就暂时存疑吧。

　　不过写这篇文章的人，和现在的何老先生对教员的看法是比较接近的，在政治观点上属于同一个阵营，按说他们的观点更应该产生共鸣，所以这完全可以排除这篇揭露他的文章是出自他最近集中打击的“极左”之手。

　　何老先生是为数不多的，可以把物理学和哲学、政治经济学捆绑在一起的学者，比如他通过量子力学的理论，可以论证“三个代表”的理论是科技创新评价体系的根本性标准。这就不是物理学专业或者单独的政治理论工作者所能够驾驭的了。而且，前面那篇揭露他的文章，也提到“何老先生提出‘三个代表符合量子力学原理’（3day：真高级）的高论，并号召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的科研人员用‘三个代表’指导量子力学的研究工作”。

　　何老先生自认为是个哲学家：“我在很多领域发言，是因为我是个哲学家。”“哲学家就应该关注各领域。”他对自己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造诣是相当有自信的：“年轻时对马克思主义下过功夫，我现在能写很成套“三个代表”的文章，水准不比一般社会科学家差。”

　　何老先生不应该拿中科院的院士，而应该去做社科院的学部委员，更为合适。因为他最擅长把所学的物理学知识与每个时代最流行的社科理论进行结合。把量子力学和“三个代表”结合，可能只是他众多理论成果的其中之一。比如，网上有文章，也提到他在2006年4月给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的青年大讲用“八荣八耻”规范科学研究行为。

　　不是说他这种做法就一定有问题，而是他一辈子都擅长跟风的特点暴露无疑，在这一点上与“吴市场”太像了。

　　他们总是紧跟政治形势，而且总是能够成为最积极的那类人。社会整体向左，他们就成为最“左”的那个，社会整体向右，他们就变成最右那个。

　　这正好能够印证前三十年运动中的一些极左和后几十年的的一些极右是同一类人或同一伙人。

　　这帮人，他们用以批判前三十年的很多极端的事例，都有他们的贡献，是他们参与干的或者带头干的。

　　不明白这个关键，就无法真正了解那段特殊的历史。

　　这些人往往隐蔽性较好，因此破坏性极强。

　　他们是最典型的投机高手。

　　所以你跟他们认真搞论战，其实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这种人根本就没有观点，他们的观点随时在变。前三十年，他可以指责保护北京城墙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后三十年就可以把维护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说成是“极左”。

　　但他们不是没有固定立场的，他们的立场就是并不精致的利己主义，就是严重的个人主义，可以为了个人利益不择手段的那种。生活中，如果有这种人做朋友，一定要注意，因为他随时会给你背后来一枪，只要他认为需要。疫情严重的时候，司马南听说他得不到及时救治，帮他公开呼吁。而他为了打击司马南，就可以翻脸不承认有这回事。

　　所以，有人说何老先生1947年参加革命，总还是有过革命性的。我不太认同。这种一辈子都在跟风的人，怎么可能有真正的信仰呢？

　　最近大家对犹太人的了解比较多了，知道犹太人有一个特点是擅长两边下注。中国的一些大家族有没有这个智慧？我们也得多一份思考。

　　我能肯定的是，变色龙不可能有真正的信仰和真正的理想。

　　何老先生为什么能够混得风生水起？这个问题就复杂而敏感了。

　　大家看过电影《让子弹飞》，如果记得其中一个桥段，就大体能够明白。

　　何老先生这种真正了解那段历史的人，他们很懂得什么是宜粗不宜细，把责任都抛给时代或运动，他们自己永远纯洁如白天鹅。即便是何老先生无法抵赖批判过梁思成，他也照旧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当时他在宣传部工作，批评梁思成是工作任务，是上面要批，他只是执行。”他其实是把锅最后推给了教员，说“都是源于毛泽东”。

　　但根据《中国科学史杂志》2015年第36卷第1期第89-103页的访谈文章《何老先生：在科学与宣传之间》，何老先生是最先写完批判梁思成的文章，完成任务，又是第一篇发表的。可见，何老先生当时大概率不是带着抵触的心理去对待这个任务的，心态是非常积极。而且，按照何老先生的说法，“《学习》杂志刊登第一篇文章（应该就是何的文章，因为何在这篇访谈里面说他的文章作为第一篇发表）时，梁思成正在人大开会，马上高调做了一个自我批评。”

　　而且，何老先生并不认为自己写这篇文章就大错特错了。多年之后，他依然认为“我的那篇文章还是基本站得住的”，“只是帽子扣得太大了一些。”扣帽子的责任归谁？自然是又推给了时代：“但那个时代就是这样的文风。”

　　这句话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自我辩解，责任都是别人的，反正不是他自己。但他似乎忽略了，即便是他辩解的理由成立，也等于他自己承认：他就是一个喜欢跟风、投机心理很重的人。

　　何老先生的跟风本事，可不只是表演过这一回，他也不是只在前三十年跟风。现在他都九十多岁了，还是不改喜欢扣帽子打棍子贴标签的习性，只是帽子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改成了现在的“极左”“文革余孽”。

　　这也是有人指示，他依旧只是执行呢？还是这本来就是他的为人特征，他天生就有这种投机心理，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改正？

　　何老先生以为有科学院院士的头衔，就可以在网上叱诧风云。但他没想到，中国的老百姓是最有政治判断力的。而且，现在的互联网生态也不是十年前，何老先生的那些观点，比如否定公有制、贬低前三十年、对西方有迷信情结，有严重的民族自卑感、反中医......和十年前的公知并没有太大区别。公知都在中国臭大街了，何老先生还以为公知做不到的事情，他可以做到。

　　他太高估自己了。中国的老百姓现在不太容易迷信什么权威，一些滥竽充数的“专家”也早就把这个词给搞得名声扫地了，搞得大家并不会一听是“专家”说的，就无条件选择相信。经过何老先生这么一搞，连“院士”说话都不一定就那么好使了。而是大家要看看说的内容有没有道理。

　　何老先生这个时候出来干公知的活，其实是相当于1949年参加国军。他投机成功了一辈子，以为这次还能成功，但这次他肯定是错了。

　　中国的老百姓越来越理解教员，对何老先生这样的专家，识别能力越来越强，所以，何老先生必败。

　　另一个不服气的是胡锡进，在一线公知不行了之后，他跳到前面来了，结果又怎么样？

　　更早之前不服气的是那个方方，有那么多主流媒体支持，最后面对自发站出来的网民，不也落了个“人人喊打”？

　　这三个人，无一例外，都喜欢给别人批发“极左”“激进”标签。

　　还是那句话，中国人越来越理解毛主席，就越来越不会轻易被一个有“权威”光环的人迷惑，就是“院士”也不行。

　　实事求是地讲，何老先生确实拉低了社会对“院士”的评价。

　　何老先生，已经成为“院士”中的异类和笑话了。

　　何老先生反复强调自己在研制“两弹”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还把自己比作“边锋”，大意是说，在氢弹的理论研究中，是他给于敏传出了助攻，才有了于敏的射门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