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全球通货膨胀压力持续，主要发达国家加紧收缩的货币政策走向尾声，欧洲经济增长明显放缓，一些国家的逆全球化政策对全球产业链产生很大负面影响。新的一年到来之际，我国经济的运行前景备受市场关注。
国际宏观政策的变化
2024年，世界经济将开启疫情以来周期运行的第二个阶段。为应对疫情，2020年各国货币政策大幅放松，实施力度较大的财政刺激，尤其是美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扩张程度史上罕见，这也导致了2021到2022年形成了史上罕见的通货膨胀；不得已之下，各国在2022到2023年大幅加息，紧缩银根，发达经济体增长开始呈现下行态势，导致美联储于2023年7月后停止加息；随着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同步下行，2024年美联储货币政策可能将改弦更张，再度转向宽松调节，利率水平将随之下降，全球流动性将趋于宽松和活跃。
2022到2023年，美联储实施强有力的紧缩政策，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持续大幅上升，美债利率迅速走高，美元汇率持续走强，全球资本大幅回流美国。在这种国际经济环境下，我国经济承受了资本流出、人民币贬值、产业链打压和货币政策被掣肘等多重压力。
2024年，国际经济环境将发生转变，可能会形成一些有利于我国的市场和政策变化。美联储货币政策或将由之前的以抑制通胀为核心目标转向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为核心目标，利率水平将下降。相关预测显示，2024年美联储有可能降息4次，共100个基点左右。随着利率水平包括国债收益率的下降，资本有可能从美国市场流出，美元指数将走弱，并驱动美元贬值。
事实上，受相关预期的影响，2023年11月以来，上述趋势已经开启。预计中国经济2024年将进一步走向复苏，经济增长水平在全球表现良好，2024年国际资本流入将加快，人民币会在波动中升值，货币政策空间进一步扩展。2024年我国的国际经济环境将有所改善。
内需将进一步回暖
2024年，中国宏观政策将继续以扩需求、稳增长为重要目标，协同发力实施扩张性举措。积极的财政政策或将明确扩张性的基调，“适度加力、提质增效”，更加注重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支持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发展、呵护民营中小微企业、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等。重点将是用好1万亿元国债以及地方专项债额度，延续落实结构性降费优惠政策，缓释部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增加对社会保障、就业、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的支出等。2024年地方专项债额度可能将超过1.5万亿元，以保障地方财政合理的支出强度；财政赤字率有望保持在3.5%—3.8%的区间，必要时财政赤字规模可能会适度增加。鉴于中央财政状况良好，政府部门有能力适度加杠杆。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基础上适度加力，万亿国债的边际效应将有力地推动需求释放。
稳健的货币政策将“灵活适度、精准有效”，继续偏松操作，配合财政政策重点加大对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业、绿色转型、普惠小微、数字经济等方面的支持。为促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2024年可能会适度出台降准降息政策措施。2024年预计全年降准或为两次，共0.5个百分点左右，以保持和增强货币政策偏松操作信号，改善房企流动性环境，加快恢复资本市场信心，提升商业银行扩大信贷投放的能力和积极性。随着明年二季度美联储可能转向降息，我国政策利率下调的空间也将进一步打开。为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促进消费和投资、稳定银行息差，预计2024年中期借贷便利（MLF）有下降10—20bp的空间，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也会相应下调，存款利率下调幅度可能会略大于贷款利率下降幅度。
随着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实施及需求逐步释放，2024年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将温和上行，同比增长可能在1%左右。在需求回升和低基数下，猪价可能改变2022至2023年的走势，先抑后扬，跌幅较2023年明显收窄并可能逐步走正；消费需求继续温和释放将为服务业价格提供上涨动力；在需求端政策大幅松动下，住房及建筑类耐用消费品跌幅将收窄。国际油价中枢可能在波动中回落。尽管OPEC+寻求进一步减产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可能会影响石油价格，但全球制造业处于下行周期中，整体需求预期趋弱，国内原油及化工品补库意愿不强；低基数效应有助于国内生产者物价指数（PPI）跌幅逐步收窄乃至转正。
在财政政策加力增效、货币政策稳健偏松支持下，2024年“三驾马车”将不同程度地协同推动经济增长。在需求持续释放的同时，基数效应可能会导致消费增速略有放缓，但消费仍将继续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基建投资和制造业投资仍是“稳投资”和“促增长”的两大抓手，将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房地产投资在利好政策和需求恢复的带动下，可能会减弱对投资的拖累。随着世界经济增长下行，国际贸易增速也将放缓。我国出口虽继续承压，但全产业链体系有效支撑系统性供给能力、中高端制造水平提升推动出口商品结构优化、RCEP全面实施、出口方向进一步多元化叠加低基数，2024年我国出口韧性犹存。2024年出口增速可能由降转升，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正转负。在财政政策加力的边际效应下，2024年市场需求不足状况将趋改善，产出缺口逐步收敛。受基数效应影响，一季度和三季度的增速可能快于二季度和四季度，呈现出倒“N”型走势。
2024年经济运行中，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以及中小金融机构方面可能会面临一定风险，从短期看这些风险的实质主要是流动性风险。鉴于近年来我们已经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举措，中小金融机构风险联动效应有限。在增发国债和特殊再融债发行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将趋向缓和。房企风险以及相关联的民营企业风险，下一阶段或需重点防范。2024年，在扩张性宏观政策继续实施的环境下，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总体可控。
人民币升值推动资产价格回升
眼下美联储加息已至尾声，2024年二季度美联储有可能转为降息。在预期影响下，美元于2023年11月已开始贬值，非美货币普遍升值，人民币汇率也快速回升。中美两国经济之间在增长、物价、国际收支和货币政策等方面的相对变化也将进一步推动美元走弱和人民币走强。2024年中国经济增长可能至少超过4.5%，而美国增长则较2023年可能下降，保守估计不会超过2%。疫情后美联储大幅放水导致美国2021至2023年出现高通胀，而我国货币政策则相对较为稳健；其间美联储资产扩张了约80%，而我国央行资产只扩张了30%；同期，美国CPI累计上涨13.1%，中国CPI则累计上涨3.9%；从相对购买力平价看，美元应对人民币贬值；但美国紧缩货币政策导致美元强势升值，2024年美元可能补贬。迄今为止美国对中国维持4000亿美元左右的贸易逆差；2024年美国如果降息，而中国利率水平将相对稳定，中美利差将进一步收窄，资本将会流出美国，美元将承受贬值压力。预计人民币汇率从2023年年底开始，到2024年一季度，在6.8—7.1区间内双向波动、基本稳定、稳中有升的可能性较大。2024年二季度后，随着美联储降息进程确立以及中国经济进一步回稳向好，人民币将在总体稳定的基础上保持升值态势，到年底前汇率区间或将上移至6.3—6.5。
人民币走向升值意味着人民币资产价格可能形成上涨趋势，其市场价值趋向上升，将会引起人民币资产的投资活动趋向活跃。美联储降息预期将推动资本流出美国，部分会流向新兴经济体，而基本面良好的中国应该会受到国际资本的青睐。在金融市场开放进一步扩大的背景下，我国市场上权益类和债权类的优质资产将会成为国际资本投资的对象，加上国内流动性总体偏松，系统性股市呵护政策逐步显效，以及股票市场估值偏低，2024年中国股市存在不小的估值修复空间。在供需两端政策有力支持和需求逐步释放下，以人民币标价的房地产也可能因人民币升值而逐步回稳，一、二线城市的房价可能会有一定幅度的上涨。（作者是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上海市经济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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