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虬丨民营经济讨论:从学风到方向和心中的“坎”

2023-12-05 09:05:02 来源: 昆仑策网作者:紫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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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惊闻胡德平先生劝诫“紫虬先生不要做一个自掉脑袋的人”,是标题党吸睛,还是虚张声势,我倒不太介意,问题是胡先生用典又用错了(见胡德平:六答紫虬先生——不要做一个自掉脑袋的人)。

  1853年恩格斯给魏德迈的信,讲述了1848-1849年欧洲革命失败,形势低潮时的策略,用“掉脑袋”批评冒进者,犹如70年后毛泽东在三湾批评攻打长沙。但并不影响恩格斯说的“激昂情绪”的“共产主义的实验”:打土豪分田地,包括之前十月革命对私有工厂的没收,当然也包括1956年完成的中国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

  从恩格斯的信至今已170年,今天,既未“割资本主义尾巴”,又无具体的“剥夺剥夺者”政策,中央31条只是呵护、引导民营经济,以恩格斯的“为时过早”,“掉脑袋”挥舞大棒,胡德平先生是无病呻吟,刻舟求剑,还是不惜客观上达到依仗当下经济存量的私主公辅,恫吓基本经济制度的“两个主体”(公有制、按劳分配)。

  胡先生用错典,自然对民营经济产生误导,本文有三点批评。

一、学风所反映的政治倾向

  在学习中理解不深,偶然用错经典,不可避免,例如胡先生和不少人用股份制“不再是私人生产”的形式取代“没有私人财产的私人生产”的本质等,但是,对马列观点一再用错,起码是不严肃的学风,更重要的是,一再用经典中的一部分话,抹杀马列经典中对本质的批判和揭露,和伯恩施坦、考茨基等发生共鸣,总是向右倾斜,胡德平先生就应当自我警觉政治倾向了。

  例如,曲解恩格斯1895年在斗争策略上的自我批评,“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曲解《资本论》序言“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均作为否定《共产党宣言》“消灭私有制”方向(后者详见《唯经济决定论是所有问题的根源》)的论据,产生和身份相反的现实立场。自伯恩施坦用这些曲解否定十月革命以来,一直是修正主义行阶级欺骗的拿手工具。今天又被胡先生用来以假“扬弃”的译法,否定“消灭”私有制的两个决裂,产生否定革命历史,否定城乡工农业合作生产的现实后果。

  特别是胡先生所谓“苏联、东欧的政权垮台、掉脑袋的历史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发生了”,毫不掩饰与伯恩施坦、考茨基攻击十月革命是“早产儿”的异曲同工,和甚嚣尘上的“公有制搞垮了苏联”一并,成为曲解苏联解体唯心论大合唱中的一支。按此逻辑,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也“为时过早”,共产党打败八百万蒋军似乎也多此一举,因为沙俄、民国的私有制同样“神圣不可侵犯”。

  胡先生的实用主义学风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已成为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代表。如公众号“阜成门六号院”的BJ王明远先生(疑似清华法学教授),在否定“消灭私有制”的论述上,比胡先生要“雄辩”得多,但没有超出伯恩施坦的范围。对待胡德平和紫虬的争论,从编辑单方观点,隐去另一方言论出处的“编者按”来看,实在看不出公众号自称的“理性、中立”,相对于延安作风,更像是街头拉偏架的吹口哨起哄,抑或是“藤校”生带回了CNN风格。至于王先生论述的民营经济和早期资本主义比较,除了国家管理,无论从生产条件、劳动者议价权、股权收益等的论述,和所谓“中央党校董德刚教授和清华大学蔡继明教授的见解非常深刻”的引用(BJ王明远《当代民营经济是否等同于早期资本主义剥削经济》),不过是或公然、或曲解,横竖要否定剩余价值论,重复“西方马克思主义”即现代修正主义倾向,反映了高墙深院的“学术”与普罗大众的隔膜和对立。

二、错误用典,错误认识的历史脉络

  并非揪胡先生错用恩格斯原话的辫子,而是你的思想始终隐含着中国革命“为时过早”的逻辑。所谓的“刘少奇同志在天津对民族资本家宽和、鼓励的讲话,即引发了第一次严重的党内斗争……其后果却出人意料,不是问题的认识问题成为问题,不是联盟关系的工作关系却成为反党联盟关系。”这种轻描淡写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新时代党的文件精神。

  从历史回顾,特别是解放战争中中央撤离延安后,刘少奇同志的思想和工作作风“左”右摇摆,形“左”实右、独立王国的特征越发明显。刘少奇参与领导的土改意义深远,但他在土改中处处放火,出现“左”的后果,受到毛主席告诫:“凡条件不成熟者,无论何时何地不要勉强去做。”(毛选,5,27)

  同一时期,刘少奇在天津却又提出“欢迎剥削”,“剥削有功”,对于这番胡先生认为“宽和、鼓励”的讲话,受到毛主席批评,“毛泽东同志批判了刘少奇等人提出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等右倾机会主义观点。”(毛选,5,64)在农村,反对东北和华北土改后贫苦农民自发的互助合作。“一九五一年七月,刘少奇背着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个批语,肆意指责山西省关于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报告,并发给各地。刘少奇在批语中,反对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把它污蔑为“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毛选,5,48)。

  这种“宽和、鼓励”资本家和“肆意指责”农业互助合作,一扬一抑,恰好符合考茨基的意思。考茨基在《陷于绝境的布尔什维主义》一书中说过:“俄国只有在资本主义得到高度发展以后,才有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列宁讽刺道:“‘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第二国际的一切英雄们,当然也包括苏汉诺夫在内,把这个论点真是当作口头禅了”(列选,4,777)。

  列宁讽刺的口头禅并不只发生在欧洲和俄国,从中共百年历史来看,从未绝迹。陈独秀的导致共产党大批英烈被“四一二”屠杀的“二次革命论”,要先发展资本主义,再搞社会主义革命,其思想源头来自第二国际的这种“口头禅”。

  重庆谈判后,由刘少奇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要求全党克服“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的‘左’的倾向”,“我们的党也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西北革命历史网:《高岗与刘少奇分歧由来战争与和平问题》,2020.7.27),这种离谱的盲目乐观,认识源头依然来自这种“口头禅”。

  建国后,刘少奇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还是这种“口头禅”的延续。按这种思想,无论解放战争前,我军接受蒋介石改编,还是解放后,排斥社会主义“一化三改”的所有制改造,横竖都是要把旧中国的经济基础原封不动的保留下来,“欢迎剥削”。

  八大上,这种“口头禅”有了变形。由陈伯达执笔提出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修改好决议以后,已经来不及送毛主席看”,会后,坐在毛主席后面的“叶飞告诉我”念到这句话时,“毛主席说了一句‘这句话不好’”……“可能是来不及想,也就举了手”(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138)。

  1937年,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批评道,机械唯物论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20年后,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对矛盾列为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既是批评八大决议这句话中机械唯物论的另一种表现,更是批评这句话抽去了两对矛盾中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使两对矛盾解体,形成上层建筑和生产力构成的两张皮的虚假“矛盾”,它的实践结果,就是今天的人们经历过的“打左灯向右转”。

  进入新时代后,在习近平同志主持下,十九大对这段历史做出总结,“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党的百年奋斗决议具体指出:“一九五六年,我国基本上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些认识和评价,肯定了毛主席对刘少奇等同志提出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等右倾机会主义观点的批评。这哪里是什么“不是问题的认识问题成为问题”呢?

三、胡先生心中迈不过的“坎”

  胡先生质疑党的历史结论,重提“稳妥过渡”,当年“是否要立即国有化”,不过是脱离建国后阶级矛盾的尖锐性和我党走过的正确道路,受到思想滞后的民主派影响。胡先生之所以处处维护今天经济存量的私主公辅,无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两个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游离在党纪国法边缘,就是因为心中迈不过停留在民主革命的“坎”,代表了党内唯经济决定论倾向的共同特点,由此,谈何马克思主义纯洁性?

  正如列宁的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保留私有制的新经济政策,是在批判唯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有限的让步。今天我们讨论民营经济,只能在社会主义定语的前提下,而不是放任自流。例如私营企业主存在的“需要我们是无奈选择,消灭我们是伟大理想”,在胡先生看来是一个不加分析,“广泛存在的问题”。

  在当前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中,既存在爱国爱党爱人民人士,也存在吴小晖、许家印这样的相反人士;既存在勤劳致富,更存在非法致富,权力致富。人们是得不到分类数据的,因为无法统计。九十年代全民经商以来,致富者凤毛麟角,其中真正爱国爱党的劳动致富者,按正态分布,为数更少,但他们会认真领会31条,带领群众追求共生共富的光荣,不会产生“无奈选择”这种认识,对于他们,不是问题;他们以外者众,但更多的是一种消极情绪,可以引导,有可能克服,向积极前景转变,因此也不是真问题。而对于一些自觉不自觉的私有经济机制的代言人,倒是一个难得的论据,成了真问题。如经济界的向松祚先生,几年前提出“需要我们是无奈选择”云云,最近演讲说改革40年,首要的经验是对私有产权的保护,说明这位专家对社会主义发展史,对新中国史,对改革开放认识肤浅片面,把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对市场主体的需要和培育误解为私有化,形成公有制原罪和公有制歧视,甚至如前次批评的,把党的领导视作“文革语言”。

  当下允许各种学术观点发表看法,但是,我们的初心,还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胡先生作为共产党员,对于身边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应当批评帮助,而不是一味迎合,把“无奈选择”当作真问题而“非常气愤”。

  (作者系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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