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一个多月的激烈冲突，在国际社会的斡旋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了以“交换扣押人质”为基础的为期4天的停火协议。这一停火协议对于结束本轮巴以冲突、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双方这种停火意向是否能够延续、未来人道主义援助能否得到保障等问题，仍面临诸多挑战。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方面如今能达成临时停火协议，笔者认为主要有三个层次的原因。
第一，以色列和哈马斯双方都需要暂停冲突，以思考下一步的相互关系。经历了几周的激烈进攻之后，以色列军队在近日占领加沙城和其他关键的加沙北部要地，但是接下来对加沙地带的战略究竟如何谋划，以色列国内出现了重大分歧。以色列国内一些观点认为，应当“乘胜追击”，最大限度地打击哈马斯的组织网络，重新占领加沙地带；也有观点认为，应当“见好就收”，在局面有利时可以暂停军事行动，巩固所占领的加沙部分地区的治理。与此同时，哈马斯也意识到了本轮冲突对于加沙地带的重大冲击，尤其是对于加沙地带经济和社会局势的毁灭性影响。因此，以色列和哈马斯都希望能够在短时期内暂停军事行动。
第二，对被扣押人员的关注，为以色列和哈马斯带来短暂和解的重要机遇。本轮冲突爆发后，被哈马斯俘虏和扣押的以色列人员成为以色列国内舆论关注的重点议题。一方面，以色列被扣押人员家属近期举行了多场游行集会，要求以色列政府和军队优先解救被扣押人员，反对在加沙地带肆意展开军事行动；另一方面，以色列在过去几周加大了在约旦河西岸的搜捕活动，抓捕了大量同哈马斯组织关系密切的巴勒斯坦人员，以色列战时内阁也同意了与哈马斯举行部分扣押人员交换的协议。
第三，国际社会斡旋和协调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以色列将哈马斯定义为“恐怖组织”，而哈马斯在其政治纲领文件中将以色列定位为“非法的政治存在”，因此双方无法展开直接沟通，需要由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从中展开斡旋协调。在冲突爆发后，国际社会组织了多个沟通和斡旋渠道，对巴以冲突相关当事方展开了广泛的调解斡旋，逐步缩小了巴以双方之间的分歧，在形成了阶段性共识后最终促成了此次临时停火协议的达成。
巴以冲突进入暂停状态，具有巨大的意义。一方面冲突暂停，为结束本轮冲突、达成更长期的停火意向，带来了新的希望。另一方面，冲突暂停意味着国际社会的斡旋渠道已经建立，未来国际社会和冲突相关当事方的沟通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但是，冲突暂停并不意味着巴以冲突已经走向终结。首先，以色列国内要求扩大战火的呼声仍然十分强烈，以色列战时内阁面临巨大的压力。在以色列国内，右翼和极右翼政治及社会团体要求以色列军队继续开展军事行动，力求在加沙南部地带肃清当地的哈马斯组织网络，并直接接管加沙地带，主导未来加沙地带的安全和政治局势。因此当前短期的停火过后，以色列是否会重启战端，取决于以色列国内不同政治阵营的复杂博弈，更依赖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领导的战时内阁的决策倾向。与之相对，加沙地带的武装组织尤其是哈马斯和“杰哈德”（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是否能确保各自的武装人员保持理性和克制，仍然存疑。作为加沙地带的政治军事团体，哈马斯和“杰哈德”相互关系十分微妙，且各自内部的武装人员派系复杂，需要军事领导层予以有效制约和管控。
其次，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救助机制仍然缺失，急需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援助。冲突爆发后，伴随着以色列军队的攻击，加沙地带缺水少粮、断电断网，当地民众的基本安全和生活都无法得到保证。国际社会对于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援助，面临筹措机制不足、运输通道缺位和分发机制瘫痪三方面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国际社会尤其是巴以冲突相关当事方，需要积极协调各种资源、建立稳妥的救助机制，保证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救助，避免人道主义危机升级。
再次，巴以和平机制未能真正重启，和平曙光仍遥遥无期。近些年来，巴以和平进程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和挑战。一方面，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不断扩张犹太定居点，犹太定居者数量迅速增加，对加沙地带的封锁长期持续，加剧了巴以之间的对立和敌意，损坏了巴以和平谈判的信任基础；另一方面，2014年之后美国主导的巴以和平谈判进程陷入停滞，巴以双方对于彼此的政治信任大大降低，民间的对立情绪不断高涨。因此巴以之间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仍然很大，国际社会对巴以和平对话和谈判的机制建设刻不容缓。（作者是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助理、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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