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达尔文主义为资本家财富扩张提供了“合理性”证明，重新塑造了美国宪法中的“自由”和“平等”价值内涵，将社会不平等和财富分配悬殊视作适者生存原则的体现。19世纪美国著名铁器制造商艾布拉姆·休伊特说得很明白：“在自由上平等的人”就要接受社会中不可避免的“财富分配不平等的现实”。
从内战结束到20世纪初，是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最迅速的时期。工业资本家利用丰富的资源、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政府保护工业的有利条件，在短短几十年内聚集了大量财富。与之相反，处于社会底层的穷苦劳工，拥挤在污浊、黑暗、嘈杂的贫民窟，通过出卖劳动力养家糊口。造成贫富悬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资本家剥削。为了维持剥削地位，一些精英人士或保守势力利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将底层民众的贫困归因于自身“懒惰”和“能力欠缺”，认为处于社会底层的贫苦劳工是“失败者和社会进步的牺牲品”，不值得怜悯。他们主张国家社会经济政策应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反对救济劳工。
以“自然选择”炫耀剥削
1859年，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提出物种进化论，认为那些最能适应环境变化的动植物往往能生存下来，而不适应环境的动植物将趋向灭亡，“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是推动物种进化的“无形之手”。达尔文的进化论对自然科学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与达尔文同时代的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却把进化论应用于社会理论研究中，认为如果自然界通过个体竞争的方式实现进步的话，那么人类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关键肯定也是“适者生存”。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原本是解释自然界物种进化的理论，却成为以斯宾塞为代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解释社会发展的“科学”依据。
在资本急速扩张的时代背景下，追求财富成为个人价值观的核心内容，财富资本不仅是衡量个人社会地位的标志，更是获取和支配社会资源的保证。19世纪60年代，美国作家兼出版人爱德华·L.尤曼斯把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系统地引进美国，正好满足了美国人疯狂追求财富的贪婪心理，尤其是为富豪资本家不受限制的商业竞争提供了“科学”证明，并把资本家拥有财富神圣化为自然选择的“最适者”和“优胜者”。
美国的一些知识精英借助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竞争话语，为资本家获取巨额财富辩护。美国社会学家威廉·萨姆纳是斯宾塞的信徒，他把经济学竞争与自然竞争等同起来。在他看来，不受限制的竞争不仅有利于社会成员“最大程度地发挥自身能力”，而且也能培养他们的“勇气、进取心、智慧与毅力”。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话语体系下，“适者生存”意味着“强者生存”。那些获取巨额财富的垄断资本家被视为工业竞争中的“优胜者”，是具有“卓越的能力、远见和适应力”，并能够“成功地在这个大都会的种种激烈竞争中生存下来”的工业化时代的“英雄”。尽管他们中很多人是以不正当的竞争手段兼并了中小企业，建立起行业垄断地位，但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百万富翁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尤其在面对社会舆论指责时，他们将竞争法则、丛林法则等同于“正义法则”、“自然法则”，把财富成功视作适者生存规律的体现，百万富翁被誉为“竞争性文明的成果”。
与此同时，他们赋予那些拥有巨额财富的资本家道德上的“优越性”。美国小说家伊迪丝·沃顿在《欢乐之家》中写到，“对金钱的热爱”征服了整个社会；如果一个人在物质上贫穷，就如同生活在“耻辱世界”；而获取财富则是一种“社会美德”。美国钢铁巨头安德鲁·卡耐基在《北美评论》上发表《财富的福音》，从工商业资本家的立场阐述了财富哲学。他说：“个人主义、私有财产、充分竞争与财富的积累，不仅能使个人获得成功”，而且“有利于发展社会的共同美德”。对财富的追求和积累，被视为个人“成功的象征”，有利于促进社会整体改善和进化。
在这种社会观念引导下，个人自身素质“对生活环境的适应”，被视作一切伦理“进步的基础”，而一切恶的根源则被归因为个人素质“不能适应环境”。这种思想正好契合了美国社会中原本存在的个人主义等传统价值观。因此，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美国工业扩张时代的主流社会哲学。
19世纪美国畅销书作家霍雷肖·阿尔杰撰写了100多篇故事，主题都是关于穷困人家的孩子如何通过自我奋斗取得成功。这些故事不仅赢得大资本家的欢迎，也受到普通大众的喜爱。那些成功的商人和企业家是社会竞争中的“优胜者”，而处于社会底层的贫苦劳工都是不能适应社会的“弱者”，这种思想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科学”话语的包装下，成为美国社会中上层广泛接受的价值观念。
以“自然淘汰”压迫底层民众
内战后的工业繁荣促进美国社会财富急剧增长，但真正获益的只有资本家，占社会大多数的劳工阶级生活依旧穷困。对于这些贫困劳工，有舆论呼吁“国家通过行政干预，为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使他们获得生计来源”。然而，保守势力秉持古典经济学中的自由放任主义原则，同时借助社会达尔文主义话语体系，反对政府救济穷人。
一方面，一些社会精英人士和保守势力污名化贫穷劳工，鼓吹“劳工应为自身的贫穷负责”，解决自身贫困的唯一办法就是依靠自己。他们编织出一套迷惑人心的说辞：如果劳工和其他人一样，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事业心和各种技能，与大自然进行搏斗，就能远离厄运。美国经济学家亚瑟·佩利声称：“勤劳、节俭和技术娴熟的劳工理所当然可以获得公平报酬，而对于不能胜任工作因此遭受艰难困苦的人，不能抱怨任何人，只能怪他自己无能。”这套话语无非是让劳动者安于贫困、接受资本家剥削。
另一方面，这些人宣称，政府救济穷人违背了自然法则，不利于社会“进化”。他们宣扬通过竞争来提高“冷静、勤劳、谨慎与聪明”等个人道德素质，提升对后代的教育和培养，这样不仅可以消除贫穷，而且能促进“经济美德的积累”，从而在根本上促进人类进步；而政府以扶助贫困和弱势的名义，去帮助那些“粗心、低效率、愚蠢和鲁莽”的穷人，势必会给勤劳和谨慎的人增加负担。因此，他们鼓吹，彻底消灭贫穷的最佳途径是生存斗争和“自然淘汰”，而不是政府的社会救济措施。
这些思想与资本家贪婪的本性一拍即合，成功的商人和企业家接受了“自然选择”的话语，对社会竞争中的“失败者”表现出冷漠和排斥。美国石油巨头约翰·洛克菲勒写道：“一项伟大的事业只不过是一种生存斗争的情形而已……美国这朵美丽的玫瑰花，只有借牺牲它周遭的花蕾，才能培育出诱人的芬芳和娇艳的外观，这并不是商业上的一种不良趋势。这只是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法则的演变结果而已。”社会达尔文主义为资本家财富扩张提供了“合理性”证明，重新塑造了美国宪法中的“自由”和“平等”价值内涵，将社会不平等和财富分配悬殊视作适者生存原则的体现。19世纪美国著名铁器制造商艾布拉姆·休伊特说得很明白：“在自由上平等的人”就要接受社会中不可避免的“财富分配不平等的现实”。
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时代，这些思想和言论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决策。1878年，海斯总统命令成立一个由众议员组成的委员会，以解决自1872年以来美国经济萧条和劳工失业问题。威廉·萨姆纳受邀向委员会作了有关社会“进化”的报告。他以“适者生存”为主题，阐述了“美国移民先辈在贫穷的压迫下”，如何“推动美国文明进步”的历史，以此来告诉委员会的众议员，“劳工只有在贫穷的压迫下，通过纠正自身错误，方能取得成功”。1893年，总统克利夫兰在谈到贫穷劳工的不利处境时指出：“劳工的艰难生活是因其懒惰和无能造成的，只有通过勤劳和谨慎的工作，才能成为一个安全的、有利于国家的公民。”
然而，这种所谓“完美竞争”，“在实际生活中根本不存在”。在美国工业社会发展的现实中，这样的竞争只能使“富人更富、穷人更穷”。19世纪美国小说家兼记者爱德华·贝拉米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今任何形式的暴行，最后的托词往往都是适者生存，而推行这一托词来维护所有暴行的现存制度，真是太恰当不过了……如果最富有的人实际上真是最优秀的人，那么就不会有什么社会问题，人们倒也能忍受生活环境中存在的各方面差异，然而，这种竞争性制度引起的显著结果是不适者生存。”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工大众而言，这种竞争性制度既没有实现适者生存，也没有保证他们获得公平的回报。
以“自由竞争”为资本家辩护
内战后，垄断资本主义主宰了美国国家经济命脉。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美国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快速发展，为克服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大大小小企业之间因无序竞争所引起的市场弊病，一些有实力的资本家通过企业联合和兼并的方式来消除竞争对手，从而控制某一领域内的商品生产和销售。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出现企业合并高潮，产生了一些生产规模巨大、资本集中的垄断公司。垄断公司通过横向和纵向合并两种方式整合资源，形成卡特尔、辛迪加和托拉斯等各种形式的垄断组织。其中，托拉斯最能体现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形式。美孚石油公司是当时最大的石油托拉斯，其石油生产自成系统，控制了全国90%的炼油、副产品加工和输油管运输。
垄断企业在流通领域能够“深入市场结构底层”，控制“整个社会消费”。它们任意抬高生活必需品价格，提高人们生活成本，加重普通民众经济负担。据统计，20世纪初，城市中一个五口之家要维持基本衣食所需，每年至少要800美元，而工人平均年收入只有400—500美元。另一项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当时有80%的人挣扎在维持温饱的边缘。
19世纪美国经济发展的背后，是贪婪的资本家、银行家牺牲工人阶级利益攫取巨额财富。
在垄断资本家控制下，贫穷劳工阶级成为最大牺牲品。资本家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实现利益最大化，不断加重对劳工的剥削。在19世纪后期，美国每隔几年就会发生一次经济危机，资本家为了摆脱困境，经常通过裁员和降低工资来节约成本。这对处于贫困状态下的劳工而言，无疑雪上加霜。例如，1891年爱达荷州的荷达林矿区，由于矿产主降低25%的工资引起工人罢工；1894年普尔曼工人大罢工，同样是因为当年的经济危机致使普尔曼豪华卧车公司收入减少，从而决定削减工人工资引起的。
垄断资本家对弱势劳工的过分剥削，导致工人陷入极端贫困，而身处社会底层的工人个体，无法与权贵资产阶级平等谈判，这使得贫穷劳工不得不接受资本家提出的许多苛刻条件。例如，资本家与劳工达成所谓“黄狗合同”，即要求工人以不参加工会为受雇的前提条件。除此之外，许多资本家给工人发工资时不发现金，只发在公司商店购物的代金券。这些合同或协定本是资本家强迫劳工达成的不公平契约，却常常被联邦最高法院以“个人自由权利”为理由而认可。
对于贫困劳工，政府本应采取积极救济措施，然而，垄断资本家凭借强大经济实力，主导了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成为美国政府奉行自由放任政策的幕后推手。他们不仅贿赂政府官员，“为企业发展谋取便利”，而且借用社会达尔文主义话语，为其所获利益进行“合法性”辩护。自由放任思想影响了美国政府的执政理念，导致政府对底层贫苦劳工的遭遇视而不见。而美国联邦法院在司法判决中总是奉行“司法达尔文主义”，在判决过程中，大多数法官和律师坚持所谓“经济自由”、“契约自由”的法律原则，反对联邦和州政府对经济的管制，以保护势力强大的资本家利益。法院偏袒资本家，牺牲劳工权益，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平等，拉大贫富差距。
社会达尔文主义将社会不平等和财富分配悬殊，看作“适者生存”原则的体现，为市场经济中的残酷竞争提供“合理”辩护，满足了权贵资本家积累财富的欲望。而作为社会大多数人的劳工大众，不仅被视为生存竞争的“弱者”，他们的贫穷也被视为“懒惰和无能”的体现。19世纪后半期美国的工业化时代，又被称作“镀金时代”，在经济发展造就一批百万富翁的背后，却是成千上万贫穷劳工血与汗的牺牲。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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