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不知有多少个，但起码有两个。一个，无论你睁眼闭眼、横看侧看，它都是它，不会因你而改变分毫。另一个，你瞪眼时一样眯眼时又一样，你活腻味了它末日临近，你想开了它也就前途无量。抗战属于第一个世界，而抗战题材的文艺作品包括影视剧属于第二个世界。第二个世界是主观参股甚至控股客观的世界。
电影正式海报 中国大陆（2007）
从小时候看过几遍的《地道战》，到前些天看了半集便趁早换台的某电视剧，我所经眼的抗战影视作品相对于我的岁数不能算多，但也得数一阵了。就主观入股客观而言，我所看过的作品中，要数《色戒》最典型。2007年这部片子在大陆上映，引发了新老媒体上的激烈辩论。作为当年的辩手之一，时隔12年“战地”重游，摩挲这部片子的前因后果、把玩其中大时代的变迁，顺便瞧瞧自己又有哪些变化，未必有多少意义，也许还有点意思吧。
张爱玲的《色戒》
电影《色戒》的前因是小说《色戒》，而小说《色戒》的前因自然是抗战了。如果没有抗战，张爱玲除了是位出色的小说家仍是位出色的小说家。但由于有了抗战，除了出色的小说家，她还是个“大节有亏”的文人。“大节”这俩字，在外国商品满神州、中国游客满世界的今天听着很迂腐，但在“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的1945年，张爱玲后脊梁所感受的道德压力，可不是论证大不列颠起源于张家界一带的教授所能比的。张爱玲不是没有值得怜惜之处：作为一个世家飘零女子，她特别渴望一份爱情；作为文坛新秀奇才，她尤其需要一个知音。这两样东西，她在出身草根却知浪漫、混迹官场犹有文心的胡兰成那儿都遇到了。张胡故事若搁在月白风清的岁月，不算佳话也算趣闻，但月黑风高的时代不能不对精英提出更高的要求。别的人毁家纾难，别的作家投笔从戎，别的青衣花旦留了胡子不为占领军出演“今天是个好日子”，她却“出名要早”，在人丹胡底下一路飘红不说，还跟日伪负责意识形态安全的省部级高干好到了床上。若都一视同仁，天地间就没公道了。知堂老人若换了承平之世，何尝不能沿着“渐近自然”的斜阳古道走到天心月圆、万籁俱静？只可惜多事之秋一个急转弯，就把他甩在“寿多必辱”的沟里。没办法，谁让你生得不早也不晚呢。文天祥在南宋的偏安岁月里也是“声妓满前”，跟自称他N代孙的文怀老（沙）有一拼，但大厦将倾却挺身而出，江山易手则视死如归，化入一个共同体不朽的道义力量。
《色戒》只是个短篇小说，却酝酿了几年、修改了几十年，其中文学与人生之难解，难解处之难言一望可知。本来，张爱玲要为自己在抗战中的行为特别是与胡兰成的关系做个交代，她完全可以对着镜子讲一段俗人失足故事，可她不满足于客观的“交代”，还想在道德上辩一辩，于是编了段仁人做贼的童话。但事情摆在那儿，怎么编作用都不大。无论是向各级纪委写申诉信，还是给报纸文艺副刊写小说，面对的都是同样的世道人心。张爱玲虽远走北美，但仍生活在港澳台的汉语世界里。读她与出版人宋淇夫妇的通信，则这个世界直到1970年代末都不肯为有抗战历史问题的男女道德减刑。胡兰成溜回台湾即被哄回日本，而张爱玲则在致宋淇的信中喟叹：“近年来觉得monolithic nationalism松动了些，因为电影中竟有主角英美间谍不爱国，于是心一横，写了出来，结果我错了。”（作者注：monolithic nationalism不妨译作“通体的民族主义”；“写出来”是指张另一部自传体小说《小团圆》。）平心说，小说《色戒》从微观而又微妙的爱情角度解说张胡姻缘，不能说都是文过饰非，胡之附日与张的依胡还不能等量齐观。抗战胜利后胡兰成一路东躲西藏一路采花种爱，又欠了一屁股感情债（好在他从没欠债还钱的习惯）。张非但不离不弃时时汇款，还暗风凄雨苦苦寻夫。这份痴情，不用“宁做宝马车里哭”的反衬也令人读之愀然。但张在国难之际只顾自己合适、在大是大非上有亏欠，也是开脱不了的。她的《色戒》和《小团圆》一改再改，出版一推再推确有道理：只有时间能完成她的心愿。
李安的《色戒》
到李安拍《色戒》，时代真变了，变成不怎么在乎大是非的“小世界”了。李拍摄《色戒》的动机不同于张。他曾表示：我知道让王佳芝做的是件绝对错误的事情。抗战的大是非，看来李安是认的。让一个热血女青年色诱汉奸，结果反被汉奸按床上改造成了情妇，他知道这事从情理和伦理上都说不过去。但为什么非说不可呢？
最不需要探讨的原因，大概就是艺术圈解构常规、颠覆常理的流行美学了。但李安似乎还有来自他人生更深处的冲动。李安的父亲是中学校长，属于社会中最正统保守的一群。李安从小对正路功课如语文算数不大适应，独对表演心有灵犀，属于“别才”一类。对于别才，社会需要另立标准承认、另起门户接纳，但初、中等教育体系不提供这些。少年李安弱小的肩上承受了多少社会的重压不难想见。他荣获威尼斯大奖时父亲已经去世，没法撤回对儿子的失望，这在李安是一件人生恨事。李安留学美国不进机械系不入商学院，而是学起了第一代华人平民子弟都绕着走的舞台表演，结果毕业即失业，好多年得不到上岗机会。多亏学理工的妻子肩起养家的担子，李安则在家烧火做饭，过起女耕男织的生活。中美两国的性文化大同小异，都是男上女下、男外女内，都看得惯小女子靠大男人肩头噘嘴，都受不了男下属坐女上司腿上哭鼻子。据说，李安的母亲曾给儿媳下跪，说太委屈她了；而丈母娘也力劝闺女弃暗投明，“天下比他强的男人有的是嘛！”好像有一回，系着围裙的李安为丈母娘端上热腾腾的饭菜，老太太却冷嗖嗖来了一句：我说李安呐，菜烧得这么好，我投资开个店，你来当大厨好啦。这样的场面让人心酸：天生敏感的艺术家潦倒异乡，在北美大社会和家庭小社会一沉到底，任由内心的痛苦及挣扎化为病灶。这病灶想必就像背街上的小酒馆，边缘的社会地位、颠倒的夫妻关系、可能还有一瘸一拐的浪漫冲动像醉醺醺的酒徒，围在昏黄的灯影下划拳骂座，为“苟富贵”的将来赌咒立誓。若干年后，果然时来运转，李安的导演事业真可谓“从胜利走向胜利”。一个艺术家，从靠边站到中心，从被压迫到翻身，他没有理由不为这样的人生体验找到一种既精准又恣肆的表达。李安找到了。他对《色戒》的床戏非常自负，认为“那才是终极的东西”，他还说过，他就是王佳芝（的阴道），他就是易先生（的阳具）。于是，对既有社会秩序既拒又迎、始恨终爱的辩证过程，摇身化作一张沸腾摇荡、“疼并快乐着”的床。床上的被动与主动、此身与他身、死去与活来泯灭了彼此、混为了一谈。其实到此为止，执导《色戒》的李安都是一位应该同情、可以理解、也值得称许的导演。但就像当年笔耕上海滩的张爱玲，他也太不管不顾了。李安可能觉着，他所经历的社会压迫和社会成功用两性交媾来比喻不过瘾，还要搭上两国交战才尽兴。于是，中华民族艰苦悲怆的抗战，被毫无敬畏感地用作被强暴者向强暴者疯狂叫床的隐喻。可能有人又会说，这是你的野蛮联想吧。人家手拉着手，这用联想么？
大陆观众的《色戒》
2007年《色戒》在大陆引起的反响基本一边倒，我当时的感觉是万人空巷欢迎皇军凯旋归来。可中国人对“小日本”一向没什么好感——就连精英人群对美国有气也往往撒日本头上。显然《色戒》又被另一种社会情绪参了股，参成一则当代政治寓言，未必还跟那八年有多少联系。当时有份报纸夸这部电影“用男女欢爱颠覆了家国的最高道德律令”，概括得真到位。
坦率说，我不反对质疑“家国”，因为打着集体甚至全体的旗号欺负无数个体的事太普遍了。不过凡事过犹不及，一个健康社会的价值观，不应让群~己关系变成一头沉，30年沉完这头30年再沉那头，任由极端公权力和极端个人主义轮流坐庄。个人权益应当捍卫，但地动山摇之际一男一女堵楼道里颠鸾倒凤妨碍别人逃生，也要宽容么？范跑跑把学生扔在脑后独自狂奔，实属常人常行无需深责，但事后振振有词，好像他是为贯彻天理才这么干的，就没意思了。极端个人主义伤害的恰恰是众多个体的权益：都只顾自己合适，都只计个人得失，俩人相遇便比谁心眼更坏，凑够仨人即决出谁最不是东西，那么社会共同体只能沦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场。更何况，极端个人主义与极端公权力往往互为因果、相依为命：当没人冒险仗义执言、冒死为民请命，结局只能是一声令下，万马齐喑，喑完了一齐跳忠字舞。
[注]本文部分内容曾刊载于2019年11月28日《社会科学报》，感谢作者提供完整版并修订。图片来源自微信公众号保马，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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