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6月11日，在海内外颇有影响的《南方周末》“时事纵横”，发表了一位杂文家署名刘友德的关于浩然事件的政论：《关于浩然的奇迹及其他》，文章说：
“近10个月来，浩然（‘只有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的‘文革’十年中独领风骚的那个作家）及其‘奇迹说’，几乎成了文化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问题不在于浩然写过什么作品，有过什么奇迹般的宠幸，甚至也不在于他自己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问题的关键在于，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已20余年，彻底否认‘文革’早已成为一条政治原则，实践证明一大二公的所谓“金光大道”是“精光大道”，家庭承包责任制已有效地实行这么多年，浩然及其同志们为何还能这么气壮如牛地吹嘘？……我一点没有责备发表上述专访与为浩然辩护的文章的传媒的意思。……我只是想借此说明：左的那一套影响力切不可低估，思想解放任重道远。……从浩然的‘蒋干表功’到某些人所谓‘重新审视’的呼吁，再一次告戒我们，切切要牢记邓小平的告诫：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刘文指出“浩然左意犹存”仅一天，《南方周末》就收到了一些电子信件，为浩然叫屈，天津《今晚报》也早收到一些为浩然说话的稿件；编者不禁感叹：通过“争议浩然”，一下子检验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解放思想”，到底深入了多少民心，取得多少永久性的胜利。真是“改革远未成功，同志亟须努力”！
1999年6月13日，北京一位和浩然关系非常深的青年记者红先生（自称是浩然辅导起来的一百多个文学青年之一），甚至电告我一个特大新闻：一些作家之所以反对浩然，因为浩然手里捏有他们人格卑下的铁证——文革期间，有100多位作家（许多至今还有相当职位，以改革开放英雄出现）曾亲笔写信给浩然，求他在江青面前为其美言几句和转交向江青的效忠信。浩然没有帮他们这个忙。至今把这100多封向江青效忠的信都保留着，并将在其《文革回忆录》中全部如实公布。
他和我的具体谈话如下——
朱：我看到《读书》上有一篇文章写浩然，说他在七十年代末在“文联恢复大会”上作检查，那个事件你知不知道？
红：那是1978年前后的事。我跟你讲啊，关于浩然老师的一些情况，虽然外界写了一些微词，很多人对浩然这个人根本就不是很理解和了解，这是为什么呢？当时让浩然作检查，那也是当时中央强加给他的，当时有一些情况，最近浩然在写他的第四本自传体长篇小说里有披露。
朱：他出了几本自传了？
红：三本啊，早出来了，现在进行到第四本，第四本也是他人生的最后一章，这一章就是写文革的这一部分。这一部分，这就是说当今中国最活跃的一大批作家，包括死去的一大批作家，他们当时为什么批浩然那么狠啊？这些人害怕了，因为他们在当初的时候，在文革期间，他们给浩然写了一百多封信，这一百多封信是什么信呢？是对江青的效忠信，这些信捏在浩然手里了，到现在都有。当今所谓最活跃的、所谓最改革的这一批人，其实当时(文革)是最软弱的。而且这帮人求浩然说，浩然同志，请你在江青面前给我说句话，给我一次生命，给我一次机会，也让我复出吧，不要再斗我了。那都是一帮软骨头，你知道吗？这一百多封信，在他的第四部自传体长篇小说当中要毫无保留地全部公开化。所以有很多人就怕这个问题，一公开，好多人就要重新看了。有很多人，你别看他当个什么官，可能是个什么人，可当时他们只不过是下流的，要不然批浩然为什么批那么狠啊。
朱：噢，都是求过浩然的。
红：对呀。浩然这些年，人家是注重生活，回到农村去，那么在山沟里当作协主席，培养了一百多位文学青年，结束了三河市没有文学的历史，人家出了长篇小说、出了短篇小说集、出了诗歌，培养了一百多位，辐射京东八县。那么，我就是被他辅导过的，被他影响过的，浩然和刘绍棠他们两个对我都挺好的，刘绍棠当时，文革结束后，刘绍棠当时是和浩然同时挨批的嘛。刘绍棠当时说了一句话，就说“祖国是我妈，妈都受了那么大的损失，那作为儿子我算什么呢？”当时刘绍棠说了一些很革命的话，这样，浩然就被迫作出检查。当时的情况是，江青找了他很多次，他还远离江青呢。实际上严格来说，他不是江青的人，江青当时是要用他做这些事。当时你想，江青用人，谁敢不动啊，但是浩然那个时候，人家是出于一种政治热情，对国家的感情，写了那么几个东西，那你说拿那个怎么怎么样，那我觉得丝毫也没有什么道理可言。对当初那些作家，浩然至今为止，他没有说过任何一个作家的坏话，在任何一个场合没说过一句对别人讽刺的话，对党对祖国没有说过一句怨言。所以说，你比如说前几年，关于浩然问题的指责，有一个大的企业老板跟浩然谈，只要浩然说一句话，“渴了×××饮料，我还可以重新写一部《艳阳天》”，答应给浩然一百万，建立浩然基金。浩然都公开拒绝了。这就说明什么？他的人品极正的，他在家里，现在老伴有心脏病，浩然也中风了，半身不遂，还在不遗余力地在写自己的作品，而且这么大岁数的人了，还要自己陪着老伴到医院看病去，你想现在哪还有这样的人啊？自己培养了那么多作者，《苍生文学》那杂志，办了那么多期，他自己每期都要审稿要看，要跟作者谈话，要复信，还要组织活动，你想，现在中国还有几个浩然这样的作家？我倒觉得中国像浩然这样的人太少了，应该多出几个浩然来。现在很多思想有问题的人对浩然才有看法。我们应该站在一个最平等的、最平静的一种心态去审视一些作家，因为对这段历史如果不清楚，那就没法让别人明白。否则，因为你不处在这个时代，你要处在70年代那个时候，就知道浩然的作品是个什么份量了。我认为要研究一个作家，不能抛开历史、抛开环境去看他的。因为我跟浩然同志的感情是很深的，多少年了，我们有一些交情。
那些人当时都熬不住了，给人家江青写信，通过浩然，那都在浩然手里呢，浩然就没把这些信给江青送过去。你明白吗？这些背景，什么声讨他，都有很大的政治因素，包括当前文艺界一大堆现象。我就是说，你们这些写杂文的也好，什么人也好，要声讨就声讨余秋雨去，这些人，简直他妈的小丑似的。像浩然这种人深入生活，深入农民，一个老老实实的作家，中国多几个才好呢。你说像什么余秋雨这帮人，多几个这种人，中国就完蛋了。这帮人像什么政治小丑似的，我是这么看。
朱：《读书》上那个陈徒手，你知道是什么人吗？你看了那篇文章没有？
红：我不看那杂志。很多反动杂志我根本都不看。不能看。为什么？他们骨子里有的是亲美的，有的是反共的，他都是被少数人左右的那些东西，骨子里头都不是什么很好的杂志，我是不看那种杂志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跟浩然关系很深的，问我一些浩然的情况，我跟他们都是比较客观地说浩然，为什么？因为他是历史，历史是一面镜子，很多人都指责这面镜子，那你赖谁啊？我觉得像他这样的人不争名不争利，在郊区干自己的事，多好的人啊！起码比那些到处鼓吹跟江主席是好朋友、跟什么人怎么样，比那些人强多了⒄。
此说如果属实，真是颇像马克·吐温在小说《败坏哈特莱堡的人》中所描述的，一个世称诚实清白的小镇，结果其中的名人们皆是为不义之财而不惜冒名顶替的骗子——如果浩然此说真有凭据，那么中国文革史就又添精彩史料了——像反右时期一样，一批可怜的右派，既是受难者，也是被迫互相揭发，投降专制的软骨头。不过，就算浩然真有这一百多封效忠信，就能减轻他自己的“争议”——特别是他九十年代以来的狂妄？别人的欠帐不能减自己的债吧。
看来，几篇小小的的“争议浩然”之文，将引发一场关于中国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到底有多少深度和广度，中国知识分子中，到底有几个人是真正的不为权势所动的“威武不能屈”者的大讨论。较之前几年“人文精神大讨论”，这也许是一次更为现实而深远的论战。
“争议浩然”何处去？谁胜谁负？好戏还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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