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理论和帝国主义：一个与中国有关的阶级视角 - 学者观点

　　2023年6月30日上午，“女性主义理论和帝国主义：一个与中国有关的阶级视角”讲座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北校区顺利举行。美国塔夫茨大学国际文学文化研究系钟雪萍教授主讲，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罗岗教授主持，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张屏瑾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朱康副教授、黄锐杰副教授和其他到场学者参与对谈。本场讲座由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主办，华东师范大学远读批评中心承办。

　　女性主义理论和帝国主义

　　讲座伊始，钟雪萍教授首先就“女性主义理论”“帝国主义”两个概念进行了简明扼要的界定。钟教授指出1970年代以来，作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理论”的“女性主义理论”受到各种“后”理论的影响，不但使自身的批评力度减弱，而且在诸多方面成为资本乐于接受的一种身份认同政治以及帝国主义借以发挥的意识形态宣传。在钟教授看来，“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共生（因而具有共同的阶级性）：帝国主义经由殖民侵略、掠夺、强占以及相互之间的对抗等形式向世界扩张，用军事、政治和文化等各种方式为资本主义的经济扩张需求“打开世界”。

　　随后，钟教授围绕讲座的副标题“一个与中国有关的阶级视角”，着眼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阶级性质，反思了1990年代初引入中国的“性别”概念，以及中文语境里的“妇女”（woman/women）和“女性”（female）两词比之对应的英文词语更为丰富的阶级意涵和张力。

　　三个关键问题

　　钟教授用三个问题对本次讲座讨论的“女性主义理论和帝国主义”做了进一步说明和分析。

　　阶级、妇女解放与中国民族解放

　　钟教授借用《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一书中白露教授的“误用”概念，说明现代中国妇女主体形成过程中的辩证关系与发生轨迹及其与历史勾连的过程，并将“妇女”与“民族(国家)”概念放置在一起思考，在“阶级性”的大前提下强调两者之间的联系：妇女解放是中国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的应有之义，包括“妇女”一词，也既是阶级的也是性别的。“阶级”既是“结构的”(structure)也是“形成的”(formation)。本质上呈现一种对抗关系的“阶级民族”(class nation)，必须被置于资本主义在其初始地区的发展及其全球化扩张的进程和产生的影响、与之相对的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各种斗争、努力寻找替代方案以求建立一个资本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以及在这些斗争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过渡形式等历史背景下加以理解。

　　“妇女”的革命性起源

　　钟教授指出，“中国爆发的全面革命”的阶级性质，同时界定了中国妇女解放的阶级属性。“妇女”是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共产党于1922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布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中的用词。“妇女”作为阶级话语被政治化，日后成为中国革命话语的关键词，“妇女/女性”之间的张力及其辩证关系与革命领导的妇女解放（及其不满）的阶级属性密切相关。

　　“去政治”与“女性”的崛起或回归

　　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伊始，中共领导的妇女解放以及“妇女”一词，开始遭遇各种女性主义者的批评。钟教授着重解析了在“遭遇”中国革命和妇女解放时，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提供的“性别”视角如何面临着“历史的狡计”(cunning of history)，使得内涵于“妇女”的阶级和女权双重意义及其政治性在“去革命”“去政治”的语境下被消解。在后革命的阶级转型中，“妇女”的衰落伴随着“女性”的兴起和回归，亦伴随着城市小资产阶级文化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以及后者愈发彰显的阶级和性别诉求的某种结合。此外，钟教授提示，去革命的“女性”和“性别”概念容易陷入个体的单薄这一问题。最后，钟教授回到当前的现实语境，认为中国学者在“后妇女解放”的语境中质疑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局限性和话语霸权的同时，亦对中国革命和妇女解放的历史和实践重新予以了思考和认识。

　　如何在理论上思考

　　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帝国主义的关系

　　在与谈环节，张屏瑾指出“妇女”一词在社会性与阶级性之外，还带有很强的集体主义意涵，其背后召唤出的是一种属于集体与共同体范畴的女性群像。女性主义理论用发展代替了解放，用“性别”研究代替了“妇女”研究，其实是将历史截断或平行化，试图替换和放弃之前的历史前提和经验。张屏瑾以《我们夫妇之间》《李双双小传》等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为例，指出从小家庭的封闭单位到公社的集体单位，“妇女干部”面临“集体叙事”时所遭遇的问题和困境。随后，张屏瑾从“女性主义面值暴涨”的时代语境出发，指出“国家女权主义”概念在具体历史中实际上隐含着批判国家主义的面向。张屏瑾认为，只要关注女性问题，最后就将会走向整个民族和阶级化的革命视野中，现在对女性或者性别共同体的想象，更多基于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式文化，女权问题背后的社会主义社会问题无法由此得到解释。

　　围绕“女性主义理论”这一核心议题，朱康认为钟教授展示了一种理论的意识形态分析方法，为反思女性主义理论与民族解放、阶级解放、妇女解放问题提供了新的判断的可能性。从女性主义地理学和女性主义地缘政治的视角来看，在所谓“全球流动”的“全球化”时代，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被放置在一种对抗性的关系当中，帝国主义并未被去除，在此意义上女性主义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也加入到了“北方”对“南方”的支配中，使得全球“南方”女性处在双重压迫的位置。中国一方面通过改革开放加入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变动，另一方面由于自身的社会主义传统，在全球“南方”处于微妙位置。朱康讨论了钟教授借由社会语言学方法对“妇女”和“女性”两个词语的分析呈现出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组成部分的特殊性，以及这种工作方法面对具有局限性的女性主义理论的意义所在。

　　黄锐杰指出，今天西方身份政治意义上的女性主义在非西方世界往往被视作颜色革命的武器库，变成了帝国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女性主义看似去政治化实际是西方式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追溯起源，女性主义的出现本身就是西方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民主政治带来的必然结果。现代民族国家这种政治组织形式具有强政治性，要求将统治渗透到原来可以在政治之外生活的前现代群体中。中国的现代化同样要经历和西方民族国家一样的强政治化过程。“妇女”这一概念其实早在明清之际便已出现，指称的是宗法社会中的女性亲属群体。对于女性亲属群体而言，家庭提供了政治外的空间。中国“妇女”的政治化路径与西方有差异。中国革命不指向绝对主义国家意义上的国家主义，而是整体性的社会动员，具有更强的政治性，同时试图让最广泛的群体分享这一政治性。在路径上，中共将妇女的解放界定为“劳动者的解放”，强调的便是妇女“社会”意义上的政治属性而非“国家”意义上的政治属性。黄锐杰以赵树理《孟祥英翻身》为例揭示了这一动员机制，他同时指出，呼应着“四三决定”的《孟祥英翻身》也留下了一个难题，即为何不让孟祥英离婚。黄锐杰认为，家庭具有公私双重属性，保留家庭同时也就保留了“家-国”这一传统的转化路径，但更重要的是，这也为妇女保留了一定的非政治（而非去政治）的空间，这点在身份政治意义上的“小政治”大行其道的今天，尤其值得我们重视。

　　在罗岗看来，西方女性主义在西方自由民主扩张的过程中，某种程度上是分裂的，一方面对所有的现代性持有批判的态度，另一方面又重新强调传统的重要性，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这个意义上值得被进一步反思。

　　参与对谈的还有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毛尖教授、罗萌博士。

　　就西方女性主义是否有可能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上做出更多贡献的议题，罗萌关联了斯皮瓦克在殖民语境中重新评价西方女性主义的代表性实践，指出斯皮瓦克在犀利批判西方女权内置帝国主义逻辑的同时、笼统指称“第三世界女性”的问题和局限性。毛尖认为钟教授将对女性主义理论的讨论放置于“妇女”、革命、政治和国家的关系中极具启发性，当下的女性主义及讨论需要重新引入劳动、集体和国家的视野。

　　讲座最后，钟雪萍教授对上述学者的发言和提问进行了精彩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