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人们会成为“时间的仆人”？
这个问题，18岁的孩子不知道能不能回答，但待到他们28岁时应该会得出一个清晰的答案。
从“被困在系统里”的外卖骑手，到不断猝死的大厂程序员；从带着监工手环工作的环卫工人，到上个厕所也要被计算时长的互联网员工——让渴望休息而不得的人们成为「时间的仆人」的，或许根本就不是日新月异的技术本身。
现今的世界，如果剔除周末双休，全球62个国家和地区法定节假日平均为11.7天，而我国以11天排在并列33位，属中等水平，与法国、意大利等国家持平，超过了澳大利亚、美国、德国、加拿大、英国等发达国家，低于荷兰、丹麦、瑞典等高福利国家，也明显低于日本、越南等国家。
但是！考虑到中国带薪年假和周末双休执行得极不友好，我国打工人的实际假期必然是低得多的。
从工作总时长上看，2018年中国人均全年工作时长达2100个小时，仅次于墨西哥的2225个小时，远高于其他国家的工作时长。
去年11月，英国《卫报》曾做了一个有关“全球各国劳动时间”的调查，中国高居世界第一，每周工作时长46小时，每天工作时长9.2小时，是世界上人均工作时长最长的国家之一，相当于英德法等国家1950年代的水平。
而英国人平均每天工作时长6.5小时，“最懒”的法国人则为5.2小时。
曾经我也觉得法国人动不动就上街、不好好工作奋斗、真是吃饱了撑着……但是现在，我已是越来越觉得当年的自己真是“背叛了工人阶级”，真可谓掉进了旧社会蒋记国民政府的资产阶级专政PUA话术里：
给同志们展示一本新中国出版的旧书《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的部分内容，不要忘了我们的人民政权是通过反对什么、推翻什么、战胜什么而建立的：
2021年8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了十个超时加班典型案例，提示用人单位违法行为风险，促进依法规范用工，明确劳动者维权预期，引导劳动者依法理性维权。
这样可以真正解决问题吗？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曾参与《劳动法》论证与起草工作的董保华教授，曾对该法如今的实施现状持鲜明的反思态度：
现在的《劳动法》处于一个不被很好执行的状态，总结来看就是高标准、窄覆盖、宽执法。
向历史望去，2006年时《劳动合同法》第一次审稿对全社会公布，在纸面上它是一份侧重于劳工群体的法律条文，但是瞬间引发了资本家群体的群起攻之。
华力集团董事长汪力成第一个站出来：
这么重要的一部法怎么没有征求浙江企业家的意见呢？
随后是深圳某科技集团总裁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发表匿名观点：
劳动合同法是‘未富先娇’——名义上是在保护劳动者，实际上劳动者(利益)的源在哪里？是在企业身上。中小企业运营成本已经非常高了，新法让成本进一步加大。
2006年4月23日，在上海关于《劳动合同法草案》的研讨会上，上海跨国企业人力资源协会的代表徐婷婷在发言时威胁：
如果实施这样的法律，我们将撤资。
再然后就是洋大人亲自下场讨伐，欧盟商会直接上书给全国人大：
《劳动合同法》的颁布会对中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再再然后又是美国商会：
这样的做法，会让中国的投资环境变得消极起来……
群情激奋之时，“教父”柳传志出来添柴加火“稳定军心”：
《劳动合同法》我们看了以后，其实还是很紧张的。我们还是太注意照顾现有企业里面员工的利益，而这种东西，实际上对于企业的发展是不利的。实际上这么做，还是会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引起问题。
博弈的结果是，《劳动合同法草案》进行了十一个方面的重大修改，其中八个方面是考虑了资本方的意见。
全国总工会对此的评价是：
不得不做出一些倒退性让步。
而媒体人杨军当时的评论很直接：
参加博弈的仅仅是几百名专家与一些被邀请咨询的异常活跃的企业家代表，劳动阶层本身并不在博弈过程当中。谁来代表劳动者的利益？
……………………………
恩格斯曾这样描述过19世纪英国的工厂：
工人是禁止携带自己的钟表的，对于时间的定义也成为了资本家的特权。工人的工作时间要以工厂的时钟为准，而资本家和他的监工们往往会常常在时钟上做手脚：上班时先把时钟拨早一些，下班时又把时钟拨晚一些，通过增加工作时长剥削过多的剩余价值。
这与今天利用所谓的调休制度对假期设置进行干预操纵、利用所谓的加班文化剥夺工人阶级的休息权，难道不是一回事吗？
过去的周扒皮还得辛辛苦苦地亲自起床学鸡叫，而如今的老板们需要吗？躺在家里的床上掏出手机，即可通过钉钉来无死角地远程监视员工们的动态。
如果说微信还只是即时通讯工具、给用户较大的使用自由度，即工作以外的时间，打工人们大不了不看微信——那么，钉钉、飞书这类产品则真是不加掩饰、万恶之源。
钉钉诞生之初就暴露、舞动着某家财阀的阶级立场与价值观，比如“打卡”功能、比如显示“已阅读”功能，都会让你如赤身裸体一般将劳作状态呈现在监工者的眼里。
同时，公共范围内人人可见的打卡，还会造成“攀比式加班”、“无所事事也不下班”的典型奋斗B态势。
一个再小的公司，都能因为钉钉这类高科技软件而形成「生产内卷」。
至于那个让全网震怒的“环卫工人手环”，就更不用多说了。
对于超时劳动，马克思有指出：
资本主义生产的不仅是商品，其本质上生产了剩余价值。工人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资本家，所以工人只完成一般意义上的生产是不够的，他必须生产剩余价值。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为资本自行增殖服务的人，才是生产工人。
加班的本质就是对劳动力效益所做的打破劳动契约的强征强收，它在本就处于生产资料不公平的私有制环境里进一步压榨了工人阶级的血汗成果，造福了资本家阶群，亦拉大了劳资双方的差距，从而使得话语权、议价权等也在潜移默化中日复一日地形成阶级之间的鸿沟。
从19世纪到20世纪，从英国的工厂到美国的“泰勒制”，乃至21世纪的全世界（包括中国），纷纷摇身一变成了“科学管理”、“优化资源”等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之美名。
美国学者尼基尔·萨瓦尔（Nikil Saval）在《隔间：办公室进化史》一书中指出：
从1980年代起，硅谷的办公室氛围被不断神话并被全美（乃至全球）视作榜样。在科技创业者们的刻意引导下，这种办公室氛围有意地挪用了斯坦福等大学的校园生活方式，对自发性的强调，对娱乐性的压倒性关注，兄弟会般的氛围，这一切都在消解着旧有的——或者用硅谷人的话说，过时的——对工作和闲暇的区分。
这一切被包装为企业文化贩卖给员工，让员工相信自己是在从事一项自由、自主又有创造性的工作，长久地工作不是为了他人，而是为了自己。
与此同时，谷歌等大型科技公司在硅谷兴建包罗万象的园区，如校园般为员工提供包括免费食物、日托、医疗、健身在内的一切服务和生活便利——总有“工贼”认为这是公司为员工提供的慷慨福利，但实际是变相“怂恿”员工花更多时间在办公室里工作，甚至将全部的个人生活都托付给公司。
如今，这种企业文化也已蔓延至中国资本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中国的资本家领袖胆敢公然侃侃而谈“996是福报”。
劳动日的长短是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的斗争的力量决定的，无产阶级曾经为了缩短劳动时间维持生存的权利，同资产阶级展开顽强的斗争——这个斗争从英国开始，随后遍及资本主义世界。
1866年美国工人代表大会和第一国际代表大会召开，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提出了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战斗口号。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八小时工作制首次在国家层面立法颁布；1919年，刚刚成立不久的国际劳工组织（ILO）通过的第一号公约即规定了工作时间每天不得超过八小时，每周不得超过48小时。
在旧中国，我国无产阶级为争取缩短劳动日，也曾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1922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了争取八小时的工作目的决议。
1924年，中国共产党又把八小时工作制的决议和年节、星期日的休假日以及限制童工年龄与工作时间，列为工人当时最低限度的要求。
在工人阶级坚持斗争下，迫使资产阶级不得不颁布限制劳动日的国家法律、将劳动日限制在一定的长度内。
工人阶级为争取缩短劳动日而进行的斗争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这种斗争毕竟是一种经济斗争，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无产阶级的地位。
无产者要获得彻底的解放，必须把经济斗争发展为政治斗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以今天宏观层面的舆论观察，似乎还要求打工人为每一个赏给你的五天假、七天假感恩戴德，并会相当义正辞严、理直气壮地提醒你：“一口气放这么长时间的假，可别光想着休息啊！在家要常看看钉钉、企业微信、飞书……”
这属于温水煮你的同时，还当着你的面明目张胆地往你屁股底下加柴火。
《经济学人》曾援引一项针对一万名亚洲科技公司员工的匿名研究，结果显示：疫情期间他们每周的平均工作时间提高了30%，生产力却仅仅提高了18%，还引发了病假率提高、离职率上升、精神压力、育儿负担加重等一系列问题。
这几乎是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调查中的时空穿越：
英国社会把工人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他们既不能保持健康，也不能活得长久；它就这样不停地一点一点地毁坏着工人的身体，过早地把他们送进坟墓。
社会知道这种状况对工人的健康和生命是怎样有害，可是一点也不设法来改善；社会知道它所建立的制度会引起怎样的后果，因而它的行为不单纯是杀人，而且是谋杀，当我引用官方文献、政府报告书和议会报告书来确定杀人的事实的时候，这一点就得到了证明。
去年年初因字节跳动而被舆论关注的“猝死潮”，正应了19世纪美国马萨诸塞州一个鞋厂的监工说的话：
让一个身强力壮体格健全的18岁小伙子，在这里的任何一架机器旁边工作，我能够使他在22岁时头发变成灰白。
去年字节跳动的人命案发生时，已经是当月国内引发关注的第三起年轻员工过劳猝死的新闻了。
在去年过年期间，B站一名员工因大面积脑部出血去世的新闻就刷爆了网络，紧接着去年2月16日，上海尤安巨作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一名26岁的设计师也因加班过度在出租屋内猝死。
频发的猝死新闻是这个过劳时代的一个重要切面，它犹如一面镜子照射着千万打工人在资本面前羸弱的话语权。放大而言，是对自我生命控制力的丧失。
在“只有拼命向前跑，才能够留在原地”的现实——至少是资本所教育与告知的现实面前，不论健康的重要性如何被强调，仍然会源源不断的有人被牺牲。
列宁在《论意大利社会党党内的斗争》中有过揭露：
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谈论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是欺骗工人、欺骗全体劳动者和受资本剥削的人。无论如何，也是在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罢了。
在一个实质性没有工会也没有任何区域性工人组织的情况下，目前的劳资局面很让人无语，早已失去集体庇护的工人阶级几乎是没有议价权和话语权的。
甚至，他们压根连多余的、去进行“团结”的时间都没有，连发一条“我今天好累啊”的动态都没有时间。
他们只是机器。
去年在字节跳动不幸去世的吴同学，是字节视频架构部门的图像算法工程师，一份网传的吴同学在字节git代码管理系统的提交记录显示：他从去年1月29日开始，多次凌晨三四点还在提交代码，2月9日当天更是从凌晨三点连续提交至中午12点。
更令人抓狂的是这个系统使用的是协调世界时（UTC），显示时间再加8小时才是北京时间，所以其实工作时间是正常时间，不是凌晨加班。
包括字节跳动成立不到一年就启用的美国硅谷十分流行的OKR系统（代替常规的KPI系统），也让员工头疼不已。
字节员工制定OKR有两种方式：“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
前者指在高层提出某个目标（即O：objective）之后，各团队依次设定自己的目标任务；后者则是在团队的一般成员提出目标之后，部门负责人统一对下属的O进行认定和总结，最终形成自身的O。与此同时的，是字节每半年会依此对员工进行一次绩效评估，要求上级、同组成员、跨部门同事，平均10-20人参与，结果包含8个等级：F（不合格）、I（待改进）、M-（符合预期-）、M（符合预期）、M+（符合预期+）、E（超出预期）、E+（超出预期+）、O（卓越）………
这种炼狱模式及其酿成的悲剧，一年前引发了互联网大厂员工的广泛共情。
根据善诊最新发布的《2021年度企业员工健康白皮书》显示，针对员工健康，全行业有74.9%的企业为员工提供了多个体检套餐或可选的检查的项目，但这些项目仍然不能满足员工的健康需求，而在体检一项上，全行业的实际完成体检比率仅有66.7%。
在检测结果上，全行业人均体检指标异常数为8.4个。金融及保险行业员工人均异常指标数最高，达10.0个；高新科技行业人均异常指标数最低，为7.4个。
马克思有这样一段话：
劳动的异化性质明显的表现是：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旦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异化的劳动，仅仅是为了生存的牺牲与折磨。
可是异化了的劳动，底层阶级根本是逃脱不掉的，除非你坐等饿死。
所以那些鼓吹“你讨厌996你可以辞职啊”的声音，在资产阶级处于垄断状态的时下是很幼稚的。
初中的教科书就已给出过现状描述：
工人看似有签订契约的自由，但是他们不受雇于这个资本家，就得受雇于那个资本家，饥饿的威胁使他们无法摆脱被资本家雇佣、受资本家剥削和压榨的命运。在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的条件下，所谓雇佣双方的契约自由，对于工人来说，是徒有虚名的。
几乎无解之困题。
按照红杉资本董事长迈克尔·莫里茨（Michael Moritz）的说法：
如果你是穷人，生活会极其艰难。你是‘中产’阶级，生活还是极其艰难。那意味着你必须接受对的教育，最终到苹果、谷歌工作才行。
这其实就是现在韩国人的现状：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最终进入有“SKY”之称的韩国版“清华北大”（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再为为数不多的高收入岗位（拿到十大财阀里有限的offer）开始新一轮厮杀……
其后果则无需多言：
按时下班、正常双休、依律放假，这些让工人休息的时间是什么？表象是为再生产提供蓄力，本质则是一份人权的落地，是民本之自由的一部分。
工人理应享有休息与定义休息的权力，因为自由一旦被禁锢，其实对于规模化生产也是弊大于利的。
这也是诸多行业眼下产生“内卷”现象的缘由之一，所以我说现下这种常态化加班和调休制度实为反动。
恰如阶级的固化、社会流动性的丧失，不仅仅是个道义问题，更是个生产层面的问题。
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均达到一定程度时（任你消费主义宣传如何蛊惑、如何洗脑，穷人也没钱消费你的产品了），定然由于需求跟不上生产而爆发经济危机——这和封建社会土地兼并达到临界点、必然爆发农民起义，是一个道理。
渴望正常的上下班时间，要求尊严对等的劳资关系，期待充足的与朋友/爱人/父母相处的生活时长，盼望房价物价之于自己的收入不至于如喜马拉雅般高不可及，愿景到了退休年纪就能够安享晚年——这些，放之四海皆为一个正常人、正常社会之基本，唯独在今日中国要被定义为“躺平”“废柴”“摆烂”……真乃荒谬。
2022年，英国61家企业和近3000名工人参与了一项历时半年的实验，在保留原有工资的前提下减少工时，每周工作4天，休息3天。
实验结束后，其中56家公司（占92%）选择不恢复五天工作制，继续试行四天制，18家公司决定永久改为四天工作制。
然而！我国的《工人日报》2月24日针对西方工人界的这一“乱像”，发表了评论文章《少上一天班，究竟“香不香”？》，称：
尽管近年来全世界四天工作制试验的节奏明显加快，但现在要下定论或许还为时尚早。尽管在多国试验中收获了一片叫好声，但至少到目前为止，还不能肯定地说，四天工作制一定‘没问题’。
《工人日报》？我建议赶紧改名吧，毕竟这种数典忘祖之事这份报纸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前三十年，国家的口号同样是“奋斗”，但奋斗是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的下一代不再受到帝国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威胁”，而今天来自政策与职场的一系列PUA奋斗论，已经让奋斗者们很难再有兴趣和勇气去创造下一代了。
如今中华大地之局面，配合我们曾经走过的那段阶级长征路，恰如其分地应证了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几近两百年前（1835年）对英国工业城市曼彻斯特的评论到：
从这污秽的阴沟里泛出了人类最伟大的工业溪流，肥沃了整个世界，从这肮脏的下水道中流出了纯正的金子。人性在这里获得了最充分的发展，也达到了最为野蛮的状态——文明在这里创造了奇迹，但文明人却把这儿又几乎变成了野蛮人。
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演说中曾有过点明：
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就不能和平共处，最后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不是为苏维埃共和国唱挽歌，就是为世界资本主义唱挽歌。
1919年，青年毛泽东高呼：
既有人倡言“不许”，即是好现象。由一人口说“不许”，推而至于千万人都说“不许”，有低声的“不许”，推而至于高声的很高声的狂呼的“不许”，这才是人类真得解放的一日。
如果还是回到大的宏观角度而论，「阶级的自由」如果被锁缚，「阶级的文明」如果被压制，那么必将羁绊这个阶级的前进步伐，后果无疑是毁灭性的，也就是那句耳熟能详的预判：“白匪军的卷土重来、资产阶级的反攻倒算”。
恰如三十年后毛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中所言：
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
让人成为“时间的仆人”的，并不是技术，而是私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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