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德文：大学之大在开放

　　今年以来，由于国家的疫情管控已经放开，学术活动也多了起来。笔者在北京、上海、武汉、南京、天津等诸多高校集中的城市，都有学术活动。这些城市的几乎所有高校，都还在采取封闭管理措施，每到一所高校访问，都要预约。外面的客人可以预约进校，本地的市民却无权出入。

这就造成了一个奇观：大学已经不是市民的大学，不是城市的大学，而是少数人的大学。

　　就笔者的有限调查，很多高校的封闭管理已经成了“新常态”。高校管理者觉得封闭管理“好处”实在是太多，比如，市民再也进不了高校，体育馆、广场等办学空间终于为高校专属了；还有，自从封闭管理后，校园内的治安管理确实省事不少，偷鸡摸狗的事少多了。

　　乃至于，很多老师和学生都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属地”意识，觉得高校是老师和学术“教学科研的地方”——言下之意是，高校不是菜市场。

　　有些学校为了解决一些具体问题，采取了有限开放的措施，比如对校友和学生家属开放，进出高校俨然成了一种特权，一种身份象征。

　　因此，高校里的上上下下，实在是没有重新开放校园的任何动力。一些以自由、包容为立校风格的高校，也在带头行社会隔离之事。有人感叹，疫情过后北大的旁听生这一特殊群体已经消失了。

其实，问题何止于此？现如今，最严峻的问题是，城市和大学已经隔离了。

　　过去一些年来，很多城市都在努力打通城市的微循环，努力将公共空间还给市民。以至于，很多政府办公场所都拆了围墙，很多高校也向市民开放。结果，借着疫情防控的需要，城市里的各个公共机构重新构筑围墙，并通过现代门禁系统上强化了隔离力度。

　　可以这么认为，在绝大多数城市，现如今的社会隔离程度，已经远大于过去任何一个时期。一些普通的公共机构，俨然有了“禁区”的特点。而一些小区，也有了更为充足的重新封闭的理由。

这些物理隔离，隔离不仅是空间，还是人心。

　　过去，知识分子对衙门作风很是批判；现如今，知识分子聚集之地却在衙门化。关键是，很多人还乐在其中，要么在装傻，要么在义正严辞地拿“教学科研的重地”说事。而那些被排斥在外的普通市民，却因没有话语权而忍气吞声。

　　笔者每次看到国内一些名校的大门聚集了众多想入校园而不得，满脸焦急的群众，而旁边还时不时有“黄牛”过来拉客的场景，就觉得很不是滋味。

　　这种情况，肯定不正常。

高校成了“禁地”，公共部门成了“重地”，这个城市还有何活力可言，社会还谈什么平等？

　　笔者建议，高校还是要有点社会责任感。现如今，各个高校都在强调自己的社会服务功能。各个高校还是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吧。最实在也最可行的社会服务，不是为城市产业发展转化多少成果，为城市治理提供多少智力支持，而是开放校园，让大学成为城市的一部分。

　　说不好听一点，每个城市都为大学安全有效地运行投入了不少，大学没有理由不支持宜居城市建设。

　　有些高校继续封闭，客观上也有一些制度原因，比如，疫情防控期间高度刚性的问责机制，确实使得一些单位不敢重新开放。所以，我们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和各地的疫情防控指挥部，把之前通告各小区开放的政策，抄送给各个高校，敦促各个高校开放，也是为其担责松绑。

全国高校都可以去长沙的高校看看，别人是怎么和城市共生的。

　　这两天笔者在湖南高校有一些学术活动，各个高校的开放程度让人吃惊。有些高校不仅允许市民自由出入校园，将广场、体育馆等开放给市民，甚至连图书馆都完全开放，学生和市民都可以在在自习室学习。最让人感慨的是，连省委党校这么个有政治性的机构，也开放给了市民。

　　据了解，过去三年的疫情期间，除了在疫情极为紧张的少数时间采取了封闭管理措施，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开放的。这不能不让人深感敬佩。

　　有些高校担心自己的校园过于美丽而吸引过多的市民，从而影响了教学科研秩序，建议去岳麓山下的几所高校去考察考察。岳麓山也够漂亮的，山下的高校也很是重要，市民愿意去熏陶熏陶，不正是大学的功德么？

大学之大，不在大楼，在大师，也在开放。城市不设防，大学要开放，人心才自由，社会才有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