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突出地表现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所谓经济危机，概括地说，就是资本循环的正常过程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以至于资本积累发生了严重困难，陷于停滞乃至萎缩。
我们探讨经济危机问题，决不是单纯把它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来探讨的。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往往也是阶级矛盾激化和阶级斗争高涨的时候。
为此，有必要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危机：普通的周期性危机和长期的、结构性的危机。普通的周期性危机是每隔几年发生一次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短暂的衰退。虽然周期性危机也会给劳动人民带来失业、生活水平下降等痛苦，但是一般不会影响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正常的再生产，在一定意义上属于资本主义经济自我调节的一种形式。
长期的、结构性的危机则不同。长期的结构性的危机指的是比较长时期的、全球范围的资本主义经济趋于停滞和不稳定的状态。在长期的结构性危机期间，周期性危机会变得更加频繁、更加深刻。长期的、结构性的危机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严重失调，说明当时的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严重地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因此，长期的、结构性的危机也可以叫做资本主义总危机。
在资本主义总危机期间，由于当时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严重失调，阶级矛盾往往严重激化，因而资本主义总危机往往伴随着世界革命高潮。这种世界革命高潮，其结果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其历史使命尚未完成、历史极限尚未充分发挥的情况下，世界革命高潮的最终结果一般是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部质变。必须说明的是，即使是局部质变，也必然伴随着世界范围政治经济制度相当重大的调整。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范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以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世界范围的新自由主义反动，都属于这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极限已经被充分发挥。在这种情况下，世界革命高潮必然导致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
世界资本主义的长波
长期的结构性危机的概念是与长波的概念相联系的。所谓长波，就是世界资本主义比较长时期的相对快速增长时期与相对停滞时期交互更替的情况；一次长波的跨度大约是50年。附图一说明了世界经济自190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情况。由于数据限制，1950年以前只有几个主要年份相互之间的平均增长率，1950年之后则采用10年移动平均增长率以显示比较长期的趋势。
1900-1913年，是世界资本主义相对稳定快速发展时期。列宁所讲的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在这个时期已经完全形成。1913-1950 年，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是世界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和世界革命高潮的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帝国主义的霸权完全确立，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了重大调整，一度出现了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增长的所谓“黄金时代”。附图一中，1950-1973年，世界经济的10年移动平均增长率一直是趋于上升的，这是世界资本主义长波的扩张阶段。
1973年以后，世界经济的10年移动平均增长率直线下滑，至1983年才基本上制止住跌势。这个下滑期的前半段，与1968-1975年的世界革命高潮期部分重叠。1983-1998年，是世界经济的相对停滞时期。在这个时期，世界资产阶级发动了新自由主义的反革命复辟。苏联解体以后，中国又进行了大规模私有化。以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标志，新自由主义秩序在世界范围完全确立。
总的来说，1973-1998年，属于上一轮世界资本主义长波的收缩阶段。1998年以后，由于美国出现了所谓“新经济”的短暂繁荣，以及中国全面加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带动所谓“金砖四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全面兴起，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了相对快速增长阶段，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2008年。
目前，种种迹象表明，本次世界资本主义长波的扩张阶段已经结束，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了新的长波收缩阶段。换言之，我们正处于新的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开始阶段。按照以往的历史经验，这次总危机将一直持续到本世纪中期。当然，这次总危机也可能以世界资本主义的灭亡和世界无产阶级的胜利而告终。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三种形态
根据恩格斯的经典论述，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之间的矛盾。一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都是这一基本矛盾的表现，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在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危机的具体表现形态是不一样的。
一般马列毛同志比较熟悉的危机形态，是广大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不足与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之间的矛盾所导致的危机，简称消费不足的危机。这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最常见的危机形态，因而也是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重点强调的危机形态。过去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我们国内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般都只强调这种危机形态。
但是，除了消费不足的危机以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还探讨过其它的危机形式。在《资本论》第1卷第25章中，在说明“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时，马克思曾经指出，在一定条件下，比较快速的资本积累会大大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如果劳动力供给的增长跟不上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那么“产业后备军”就会萎缩（也就是说，失业和半失业人口会暂时减少）。这样，在一个时期内，就会出现工资比较快速上涨的趋势，甚至导致资本家的利润减少，进而引起经济危机。
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重点讨论了由“资本有机构成”上升所导致的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简单地说，就是资本家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大量使用机器和自动化设备。在一定条件下，固定资本与劳动力的比率会上升得比劳动生产率还快，从而资本家的投资成本越来越大，这就会导致利润率下降，并最终导致经济危机。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国际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以上三种危机形态分别做了总结，并且与利润率的公式联系起来。通过学习这个公式，有利于同志们更好地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并将有关知识运用于实际斗争中。
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获得利润，而利润率就是每单位资本获得的利润多少。利润率高，资本家的投资积极性就高，资本积累顺利，经济增长率也比较高。利润率低，资本家的投资性就低，甚至可能不投资，资本积累就会陷入困境，经济增长率就会下降甚至发生经济危机。所以，利润率是我们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个基本指标：
利润率 = 利润 / 资本 = （利润 / 产出）* （产出 / 资本）
这里，“利润”指的是一切形式的资本家阶级的收入，包括公司企业利润、非公司企业利润、利息和租金等。“产出”指的是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的全部价值，一般用国民收入或与之相似的指标来代表。“资本”指的是资本家为了赢利而在生产活动以及与生产活动相联系的交换、分配活动（如商业和金融业）中投入的全部预付资本，原则上应该包括一切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不过由于数据方面的限制，“资本”一般只用固定资本来代表。
利润与产出之比又叫做“利润份额”；产出与资本之比又叫做“产出资本率”。 如果是发生了消费不足的危机，也就是说由于劳动人民购买力的增长赶不上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增长，因而发生越来越严重的生产过剩并导致危机，那么在利润率的公式中，就有可能表现为一方面利润份额趋于上升（也就是劳动者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下降）、另一方面产出资本率下降。在消费不足的情况下，产出资本率会下降，这是因为，在生产过剩的情况下，资本家的厂房、办公楼、机器设备都会严重地利用不足，因而生产过剩会导致资本能力过剩，在统计上表现为产出资本率下降。
在有的时候，消费不足的危机也会表现为利润份额和产出资本率双双下降的情况。这是因为，如果发生了十分严重的生产过剩，价格暴跌，并且商品价格下跌的速度大大超出了工人名义工资下跌的速度；这个时候，资本家的利润反而会比工人的工资下降得更快，因而导致利润份额萎缩。
如果危机是由于产业后备军不足、工资上涨过快引起的，也就是说是由于工人阶级斗争能力暂时增强引起的，那么在统计上就会表现为利润份额下降。
如果危机是由于资本有机构成上升引起的，也就是说由于资本家过度采用资本密集型的技术引起的，那么在统计上也会表现为产出资本率下降。所以，如果我们观察到了产出资本率下降，还必须区别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于消费不足、生产过剩所导致的产出资本率下降；一种是由于一个时期的技术发展趋势所导致的产出资本率下降。要区别这两种情况，还必须参考同一时期的其它经济数据，比如价格、工资是上升还是下降，并进一步判断危机的真实原因。
美国历史上的经济危机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史又比较长，有比较完备的经济统计数据。因此，我们以美国为例，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各种形态。
附图二显示了美国历年利润率、利润份额和产出资本率的变化情况。
大萧条期间，1929-1933年，美国的产出资本率和利润份额都急剧下降。当时的美国经济表现为典型的严重生产过剩，商品价格和工人的名义工资都大幅度下降。所以，这个时期的产出资本率下降显然是由于生产过剩而不是由于采用了过度资本密集的技术所导致的。
由于美国资产阶级顽固地抵制必要的社会改革，罗斯福的“新政”还被最高法院宣布为违宪，大萧条一直持续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经济全面转入战时轨道，各种基本消费品都实行了配给（也就是“凭票供应”），实际上实行了准计划经济，这才一度比较彻底地解决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时代长期挥之不去的生产过剩问题。
从战前最后一次经济危机的1938年至1944年，美国经济的产出资本率由原来的约60%暴涨到120%以上。这个数据说明，在战前，美国大约有一半的原本可以利用的厂房和机器设备处于闲置浪费状态。这充分说明了计划经济的高效率，也充分说明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对生产能力的巨大浪费。
在同一时期，统计上的利润份额也大幅度增长。不过，在战时，美国资本家被迫缴纳很高的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还被迫认购大量的政府债券，因而资本家的实际所得并不高。美国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准计划经济经验对于未来通过改良的方式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比如，在城市劳动人民普遍缺乏住房、农村水利常年失修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实行准计划经济、向资本家征高额所得税的方式，将资本主义浪费的生产力都动员起来，大修水利、大建公有廉租房，造福城乡劳动人民。
战后，美国基本建成了以大政府、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为标志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有所调整。1950年与1929年相比，利润份额（也就是资本家阶级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减少了约5个百分点，说明美国资产阶级在国民收入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让步。
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初期 ，通过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实行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固有的阶级矛盾和一些经济矛盾确实有所缓和。不仅整个世界经济增长比较快 ，而且资本家的利润率也比较高。1950-1965年，美国经济的利润率始终保持在20%左右。
然而，在经过了一个比较长时期的快速发展以后，其它形式的资本主义矛盾就爆发出来了。到了六十年代中期，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西方其它国家，战后原有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都基本上枯竭了，这样资本主义正常运行所必需的产业后备军就大大减少了。加上福利国家制度使工人阶级的斗争能力有所增强，西方国家的工人实际工资一度普遍快速增长。
由于工资上涨幅度超过了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幅度，资本家的利润份额不断下降。1965-1970年，在短短五年间，美国的利润份额下降了约5个百分点。为了应付工资上涨，资本家大量投资购买自动化设备，这又导致资本有机构成迅速上升，导致产出资本率下降，进一步加深了利润率下降的危机。
在整个七十年代，美国资本主义经济深陷所谓“停滞膨胀”的泥潭，面对高失业和高通货膨胀的局面无所适从。里根上台以后，美国开始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积极打击工会，逐步削弱福利国家。美国的大公司将制造业的大量生产活动转移到亚洲。美国工人阶级一蹶不振，工人实际工资逐年下降。资本家的利润份额稳步上升。
至九十年代中期，美国的利润率基本恢复到了战后的平均水平，开始出现了所谓“新经济”的繁荣。然而，这种趋势是不可持续的。本来，福利国家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缓和阶级矛盾和经济矛盾都是不可或缺的。新自由主义主动削弱这些对于资本主义正常运行已经不可或缺的制度和政策，虽然有助于恢复利润率，必然加深资本主义原有的消费不足和生产过剩的危机倾向。
另一方面，在同一时期，其它的资本主义国家也纷纷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搞得经济萧条、民不聊生，于是都想通过出口导向的增长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于是，从九十年代开始，美国的贸易赤字逐年扩大。在美国国内，则是依靠接二连三的资产泡沫（先是股市泡沫，后来又加上了房地产泡沫）鼓励消费者借债消费，暂时掩盖了矛盾。
从附图二中可以看出，实际上，1997年以后，美国已经出现了典型的消费不足危机的特征。一方面，利润份额仍然在波动中趋于上升，另一方面，产出资本率却已经趋于下降了。这种矛盾的趋势终于难以为继，最终导致2007-2009年的“大衰退”。
当前的世界经济危机
如何判断当前的经济危机是普通的周期性危机还是长期的结构性危机？如上所述，近年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主要是由消费不足倾向造成的，而消费不足危机又是长期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也就是私有化、市场化）、劫贫济富的必然结果。所以要解决当前的危机，必须要彻底废除新自由主义的各项制度和政策。而这些问题，决不是普通的周期性调整能解决的。要重建正常的世界资本积累条件（如果这是可能的话），整个世界经济、政治的格局必须发生大的变化。
从利润率的运动来看，美国的利润率早在1997年就达到顶点，此后一般趋于下降。利润率的长波与经济增长的长波不完全一致。如果利润率的长波已经进入下降阶段，那就预示着经济增长的长波也将进入收缩阶段，从而资本主义经济将进入长期的结构性危机。
过去的几次长期结构性危机，最终都通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的调整或者局部质变得到克服。这次长期结构性危机，是否依然可以通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的局部质变得到克服呢？
首先，在新自由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主要特点是消费不足危机。要真正解决消费不足危机，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必须放弃劫贫济富的反动政策，并且对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做出一定的让步。然而，从历史经验来看，除非是世界革命高潮严重威胁到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以至于世界资本主义的生死存亡都成了问题，资产阶级是很难做出像样的让步的。如果是这样，那么可以预期，当前的世界经济危机将不断深化，直至世界革命高潮全面爆发，才可能有转机。
第二，即使是资产阶级愿意做出一定的让步，危机也未必能够解决。这是因为，要克服危机、缓解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必须要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加强国家干预。过去，只要资本主义各国的政府大规模增加政府支出或者减税，危机一般都会得到缓解，从而避免了最严重、破坏性最大的危机。然而，现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深陷债务危机，基本上已经丧失了实行强有力国家干预的能力。以美国为例，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现在已经达到约70%，为和平时期历史上最高水平，这还不算各州和地方政府所欠债务。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局的预测，按照现有趋势，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有可能在2040年前上升到约200%。如果这一预测成为现实，美国将陷入希腊式的债务危机，财政全面破产（见附图三）。
第三，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要克服当前的危机，不仅要求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在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方面做出调整，还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霸权国家能够协调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维护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整体利益。而目前的实际情况是，一方面，美帝国主义已经全面衰落，另一方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其它大国有能力、有意愿代替美国领导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渡过当前的危机。这种群龙无首的局面，将使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经济上、政治上陷于长期混乱。
第四，过去，世界资本主义可以充分掠夺世界上丰富的资源和环境。而现在，世界上的各种主要资源迅速枯竭，而整个世界生态体系已经濒于崩溃。如果世界资本主义果真进入新的一轮长波扩张期，那么世界资本积累的再度高涨几乎肯定将导致世界生态系统完全崩溃，并威胁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存续。
由于以上几个方面的理由，目前正在发生的世界资本主义的长期结构性危机将不同于以往的结构性危机。目前的危机将有很大的可能无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范围内得到解决，从而即将来临的世界革命高潮将不仅仅是导致资本主义的局部质变，而是有可能发展成为埋葬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高潮。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马列毛左派
以上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讨论与今天中国的马列毛左派正在进行的斗争有什么具体的联系呢？
在今日中国，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实际上都认识到，中国在未来的一二十年将不可避免地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等方面发生巨大的、根本的变化。各派政治力量所争夺的是这种变化的方向和性质。
中国会怎样变？这不取决于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也不是由什么抽象的、超历史的“普世价值”预先决定的，而是由客观历史条件及其发展规律所决定的。
有一点是肯定的。无论哪一种政治力量，要站住脚，都必须解决中国当前和未来的经济问题。如果解决不了中国当前和未来的经济问题，“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那么肯定是站不住脚，肯定要退出历史舞台。
什么是中国当前基本的经济问题呢？众所周知，**开*以来，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完全依赖对广大廉价劳动力的残酷剥削。然而，这种剥削也有一个很大的副作用，那就是它造成了广大劳动群众购买力的严重不足，以至于无论是劳动收入还是居民消费，现在都降低到了仅占国内生产总值35%的历史最低水平。
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不足与市场经济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之间的矛盾或迟或早要导致严重的消费不足的危机。中国之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爆发这样的危机，一是过去一直依赖对西方国家的出口，二是依靠世界经济史上罕见的高投资。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深陷危机泥潭，出口增长已经越来越难以为继。长期过度投资已经导致制造业等部门的严重生产能力过剩。依靠地方政府举债投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泡沫等办法也很难长期维持。如果在未来五到十年，中国依赖高投资的增长模式仍然得不到根本改变，那么一旦投资崩溃或金融危机爆发，局面将不可收拾。
中国投资占GDP比重现在高达约50%。据笔者推算，比较合理的投资比重是30%（即使是30%的投资比重在世界上也是偏高的）。但是，投资相对于GDP要减少20个百分点，消费相对于GDP就必须相应提高20个百分点。但是，要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重，劳动者的收入就必须相应提高，资本家的利润就必须相应减少。
中国资本家的利润十分巨大。据笔者推算，中国资本家的税后毛利润（包括各种形式财产收入，含折旧）约占GDP的50%，也就是与总的投资水平相当。如果去掉折旧，净利润约占GDP的35%。现在，如果利润占GDP的比重要减少20个百分点，净利润占GDP的比重就必须减少到约15%。也就是说，中国的资本家阶级必须放弃他们的总净利润的约60%，中国的宏观经济才能实现基本平衡。这样一大笔钱到底由谁来出呢？中国的资本家阶级愿不愿意做出适当的让步以实现“可持续剥削”呢？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中国现在的经济精英集团，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集团：外国资本、港澳台资本、国内买办资本以及与他们相联系的出口制造业资产阶级；国有资本；主要与国内市场相联系的一般私人工商业资本。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开公布的各种经济类型的工业企业利润分布，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约占全部工业企业利润的30%，外国资本和港澳台资本约占25%，私营资本和非国有控股的股份制企业约占45%。考虑到私营资本中的一部分属于买办资本或出口制造业资产阶级，那么就财富分配来说，上述三个集团基本上各占三分之一。
就权力分配来说，近年来中国几乎所有的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都是有利于上述第一个集团的，即买办资本和出口制造业资产阶级；该集团并且控制了绝大部分的主流媒体，并且已经渗透到军队院校和政治工作部门中，散布恐美崇美思想。
如上所述，中国经济要实现宏观平衡，中国的资本家阶级必须放弃他们的总净利润的约60%。这笔损失在资本家阶级中将怎样分配呢？与现有的财富分配情况相比较，不难看出，要解决未来的中国经济问题，将很可能需要牺牲三大经济精英集团中至少两大集团的根本利益。
左派和右派目前关于中国未来前途的设想无非是以下三种。
第一种前途，就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左派中某些所谓“民主革命派”赞成的前途，即实行所谓“政治体制改革”，按照“普世价值”建立所谓“自由民主”制度，改旗易帜，全面公开复辟资本主义。
这种前途的实质就是买办资本和出口制造业资本集团伙同私人工商业资本之一部或大部，共同瓜分剩余的国有资产，并妄图将私有化的非法所得永久地据为己有。为了掩盖他们过去和未来侵吞国有资产的罪行，他们需要打出“自由民主”、“普世价值”一类旗号以取得所谓合法性，为此必须与共产党的革命历史做彻底的割裂。
这部分经济精英势力很大，得到几乎所有主流媒体的支持，在党内也有后盾，在国际上有声援和财援，并且暂时仍然可以欺骗一部分小资产阶级。
不过，普世派精英的如意算盘还是不宜打得太早。二十一世纪不是1989，中国也不是前苏联。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已经经过正反两方面教育，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怀念毛主席、向往社会主义、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如果马列毛左派能够坚持目前的工作方向，到群众中去、到工人阶级中去，端正方向、注意策略，并在坚持原则立场的前提下保持内部团结，那么，在未来的紧要关头，依靠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彻底粉碎普世派的复辟阴谋是完全可能的。
万一普世派阴谋暂时得逞，也不要紧。普世派精英如果暂时得逞，并丧心病狂地将剩余的国有资本全部私有化，从而使社会财富更加集中到一小撮资产阶级手中，那么必然使原来就已经很难克服的消费不足的矛盾更加激化。其结果，很可能是导致经济危机提前到来，并使经济危机更加严重、更加深刻。那样，问题就不仅仅是什么“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是实实在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全面崩溃。这就必然为第二种前途铺平道路。
第二种前途，就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经过一个时期的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以后，利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导致阶级矛盾全面激化的客观形势，吸取俄国1905年革命、俄国1917革命、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历次革命的经验教训，奋起反抗并彻底推翻新兴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彻底清算一切非法私有化以及买办资本，没收他们的一切非法所得，同时对一切暂时保留的私人资本实行工人监督，将血汗工厂、黑砖窑黑媒窑、开胸验肺等丑恶现象一概扫尽历史的垃圾堆。
如果真地走第二种前途的道路，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固然是灭顶之灾，劳动人民恐怕也要付出不小的代价。
那么还有没有第三种前途呢？要解决中国未来的经济问题，中国的经济精英集团必须做出大的让步。中国的经济精英集团要想保全一部分利益是可以的，但是要想不让步或者仅做一点象征性的让步，最后都是难免失败的。
如上所述，要解决中国未来的经济问题，需要牺牲三大经济精英集团中至少两大集团的利益。可以牺牲国有资本集团和一般私人资本集团的利益来保全买办资本和出口制造业资本家集团的利益吗？如果是那样，买办资本势必将他们所侵吞到的国有资本和一般私人资本利益全部或大部据为己有，而决不会拿出来与劳动人民分享。
可以牺牲国有资本集团和买办资本集团的利益来保全一般私人资本集团的利益吗？一般私人资本集团无论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没有力量单独挑战上述两个集团，而且，离开了上述两个集团的庇护，一般私人资本集团也不可能站住脚。
唯一可以设想的方案是，国有资本集团在将来适当的政治条件下，下决心与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在政治上结盟，清除、消灭买办资本集团，从而保障自己的根本利益。同时也有必要迫使私人资本集团在工资、劳动时间、劳动条件等方面对无产阶级做出相当的政治让步。
要实现这种前途，固然需要广大的马列毛同志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和努力，需要市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为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准备条件，也需要党内的有识之士在适当的时候对党做出正确的引导。特别是在未来危机来临之际，党内的有识之士要善于将危机当契机，果断地与买办资本集团割裂，在社会上依靠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经济上依靠国有企业，在专政机关中依靠毛泽东思想，必可实现党和国家的全面左转。如此，则功在国家，利在个人。
如果能走上第三种前途，那么就可以避免第一种前途、搁置第二种前途，对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有利，付出的代价又相对较小。对党内有识之士以及曾经对国有企业的发展做出过贡献的人士来说，则可以避免被普世派清算的尴尬下场，并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
如若不然，那么就必然要走向第一种前途；然而第一种前途终究也是走不通的，最后必然还要走向第二种前途。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勿谓言之不预也。（原发于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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