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以日本、韩国两个东亚邻国为例，事实上我们确实在诸多层面已经步了这两个人口稠密、阶层固化、贫富分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后尘。
在日本，“老年破产”一度成为社会普遍现象，战后出生的第一代日本人曾被称为“团块世代”，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推动经济腾飞的主力劳动者，他们曾被认为是“富足的一代”，
然而，“团块世代”却在晚年陷入贫困。
这部分人群步入40岁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许多人由此失业、降薪。他们的父母大多长寿，需要长期护理；子女则出生于第二代婴儿潮，遭遇就业冰河期，约三成都处于失业或灵活就业阶段，也需要自己的支持。
如今，年逾古稀的“团块世代”如果仅靠退休金，家庭收支将入不敷出，不得不持续出门工作，“安享晚年”沦为无稽之谈。
至于日本年轻人，还记得不久前刺杀安倍晋三的山上彻也吗？此人此前是以临时工为生——临时工制度，就是安倍十年前上台后推出的重要“企业脱困制度”，去掉终身雇佣制的紧箍咒“给企业松绑”，伤害的自然就是成千上万的临时工群体。
日本大家族大门阀控制的企业再度“迸发活力”，频频出海兼并收购，但日本国内内压绷紧几乎沸腾。
2012年安倍上台之后，日本十年内货币扩张约五倍（印钱刺激借贷和消费），但是日本流通中的货币量却增长不到一倍。
日本的老百姓根本没有兴趣去借贷创业、逛街购物、吃喝玩乐……反而，「宅」一族、「丧」一族、「不恋不婚」一族的数量在平成时代的高规模之上进一步扩张。
回到中国。
眼下，延迟退休和社保改革的根本原因都是二十余年前阶级结构被打碎后所埋下的「经济空账」的雷。
这个雷，在此前“埋头苦干”的岁月里暂且被掩盖。
所谓“黄金十年”的创富热潮，一方面能够堵上血汗工厂里的上一辈人的双眼双耳甚至嘴巴，另一方面能够造富一批以地产寡头为典型的世纪之交大震荡的权贵受益者们，再以他们反哺财政，继续将埋下的雷推土掩盖，连续二十年「空账」得以不空。
走钢丝看似颤颤巍巍，倒也得以维系。
2003年，《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被正式下发，明确了“房地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这就让房产业的巨贾们摇身一变从昔日土改中的被专政对象“翻身”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提供了强力的法统支撑。
黄金十年，量化国民经济的唯一指标就是GDP，所以完全可以说：GDP绑架了房地产，房地产绑架了银行（放贷），让新时代的房产寡头们一跃而成国家各处座上宾的同时，经济数据也在彼此的绑架中飞跃升腾，当时哪有人想到身后事。
但是时间来到近年，钢丝终归是要断的，雷注定是要爆的，每一步都充满了无奈。
去年年中，各省市已在大密集调整预算，其中大部分都是通过增加债务来缓解收支矛盾。
但是自2016年以来全国地方政府每年增量规模已经是在持续增加，截至2021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达到30.47万亿元——2016年末时约15万亿元，五年间债务规模翻倍，增速惊人。
2021年，全国只有上海市和西藏自治区的债务比小于120%，天津、江苏、重庆、云南、贵州五个省级大于350%。
那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曾有明确提出：
坚决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但在现实困境面前于事无补。
之前第一财经的数据显示，去年地方财政自给率预估49.9%，正式滑落到50%红线以下，较2021年再下一个阶梯——2021年虽在比较基期低的基础上财政收入出现两位数的恢复性成长，但2020年和2021年两年的财政收入平均成长速度依然是个位数。
2022年的退税减税降费规模达到2.64万亿元，为历史上最高值，其中1.5万亿元来自增值税留抵退税。在2022年5月2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还决定，在更多行业实施存量和增量全额留抵退税，增加退税1400多亿元，全年退减税2.64万亿元。
去年前五个月，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约4.62万亿元，同比下降8.9%；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约2.05万亿元，同比下降27.6%。
这里面房地产业爆雷和金融业震荡也是两大预期外历史级现象。
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有的地方政府连居民大规模核酸检测的费用都承担不起了。比如四川阆中，一会儿让市民自费核酸，一会儿公开拍卖行政机关未来三十年的“食堂食材配送服务”……
2016年说“房住不炒”个个还当耳旁风，2020年“三道红线”才终于震醒一众地产买办和腐败权贵。
但为时已晚，悲剧不是一夜之间可以扭转改写的。
历史走到最近几年，一个个遗留地雷全都破土爆炸：房企巨额债务，各级政府巨额地方债，加之倒霉催的新冠疫情不期而遇（掏空财政和医保），以及由此衍生的区域性村镇银行金融风险和全国性烂尾楼灾难………
历史的、现下的、庙堂的、市场的，各类炸弹一齐袭来，全部在最近24个月里汹涌。
而最后承担这一切的——半生积蓄买来一片烂尾楼、坐等退休突然发现工龄延长、财政危机导致社保减半——当然只能是人民群众。
以非常典型性的在船头转舵中剧烈震颤的东北地区来说。
在国企时代，东北几乎所有的社会公共服务都配合着就业绑定在一起，工厂办幼儿园、办学校、办养老院、办大食堂，以至于在财政层面的社会福利基本为零的前提下，东北地区实现了水准颇高的整体福利水平和社会保障待遇。
然而世纪之交空前的阶级地震后，东北三省的工人家庭所能享有的一切社会公共服务也就全部失去：取消福利分房、取消国家保障建立社保制度，紧随其后便是医疗市场化、教育市场化。
与强行解散国企相同步的，是被强制下岗的工人们由国家养老变为代际补偿制（下一辈人养活上一辈人），这同样是一种单方面的打破契约……
根据2002年2月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全国下岗职工报告：1998-2000年，全国国有企业共发生下岗职工2137万人。
其中1998年初为691.8万人，当年新增562.2万人；1999年上年结转610万人，当年新增618.6万人；2000年上年结转652万人，当年新增444.6万人。
在当年的第一批下岗工人中，就业最困难的当属「4050」人员。下岗时，他们大多在 40 岁到 50 岁之间，上有老、下有小，又很难学习新的社会技能。
1993年11月时十四届三中全会曾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但从一开始，新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就遇到资金筹措的困难，发生了昔日国有企业老职工的账户中没有基金积累或者积累很少的「空账户」问题，并由此引发此后十几年成批的老工人在退休时需要“花钱退休”——填补账户空白，才能退休并领取养老金的乱象。
2009年时，一项针对辽宁沈阳国企下岗职工的研究中，随机挑选了21位被买断工龄的受访者，其中有11位袒露自己是被强制买断的，有6位是半强迫半自愿，只有4位是自愿选择买断工龄。
当时，一年工龄的价格在各省不同，东北地区约2000元。也就是说，一个工龄二十年的工人拿了区区几万元钱，就被推到了冰冷的马路上，举着“木匠”、“钳工”的纸板讨生活。
那些顷刻间成为灰烬的工人家庭，他们获得的回报中，荣誉远远多于财富。在曾经的时代里，荣誉和荣誉感是大于天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活在一个有信仰的年月，更是他们因为本身置身于国有保障的经济环境里，遑论后来的贫富差距所带来的不安全感。
90年代末的私有化，众多矿山、煤田、钢铁厂、汽车厂被以白菜价卖给民营野蛮人和外资洋大人，他们创造的“剩余价值”交给了国家，以“全民所有制”的形式名义上储存下来，却实际送给了柳传志、张明杰这样的人。
这笔毛主席那一代领导人带领全国工人节衣缩食积累了三十年的巨大财富，如开闸洪水一般促进了“入世”了的中国的经济发展——无论如何，十来年前的那个阶段，“人口红利”还是活生生的，夯哧夯哧累死累活的几亿“奋斗者”还是有的，愿意掏空六个钱包来供养地产商与银行的家庭还是不愁数量的，什么“躺平”“摆烂”“不婚不育”的抗争思想在80后中是不存在的。
谁要是觉得日子苦，打开电视，从黄宏的“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一路看到北京奥运的盛大恢宏，虚无的自豪感分分钟填平满是泥泞的身躯。
只不过近年以来，宏大叙事一步步彻底破产，伴随着互联网大发展与90后群体的成长壮大，一切都被改变了。
尤其是亲身经历了抗疫中的种种航向巨变，年轻一代对公信力的拥护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以这次武汉的社保改革试水为例，官文的意见本质是“让国家来帮你管钱”，但殷鉴不远呐：去年4月爆出的医保基金丑闻难道忘了吗，2017年1月至2020年9月期间，武汉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存在串换、虚记骨科高值医用耗材问题，骗取医保基金支付2000余万元。此外，且同济医院在2021年还有其他医疗行为涉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达到9107.41万元……
这个同济医院，在业内地位非同一般，绝非什么野鸡医院。该院始建于上海，1955年迁至湖北武汉，在2020年复旦版中国医院排行榜中，同济医院位列全国第六，连续十年进入全国前十；在2018、2019年度全国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全国等级A+，在2020年国家卫健委医护人员、病人双满意调查中，得到综合医院第一名。
这样的医院都能够发生公然鲸吞全民社保的祸事，其他的医院呢？
骗保问题不是第一次在骨科爆发。
去年1月，北京市医保局开出1.4亿天价罚单。涉事的北京前海股骨头医院是一家民营骨科医院，被罚原因为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前年9月，国家医保局曾将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骗保案纳入曝光台典型案例：2020年4月至2021月4月，该院“套标”使用耗材违规结算医保基金，骨科、骨结核科术中为患者植入普通椎弓根螺钉，却按微创型椎弓根螺钉（长尾型）招采、登记、贴标、收费，违规金额174余万元，被处以5倍行政罚款，暂停骨科和骨结核科6个月涉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的医药服务。
前车之鉴，群众能不闹吗？
更何况，在我国的社会保险制度中，覆盖面最大的是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但参加该制度的在职职工加上机关事业单位职工还不到2亿人，相对于近2.8亿城镇从业人员、4.2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以及7.6亿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总数来说，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分别只有70%、45%和25%左右。
另一方面，占中国劳动力绝大多数的农民工、乡镇企业工人和农民却几乎与社会保障制度无缘，国家社保基金的供给严重向城市倾斜，占35%的城市人口得到近80%的社保基金。
在养老保障方面，根据中国老龄研究中心对全国城乡老年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城市老年人的养老保险覆盖率达到70%以上，而农村老年人的覆盖率不到4%！
如果考虑到部分农村享受养老保险的居民实际上是将原来在城镇就业时获得的养老保险带回农村的情况，养老保险在真正农民中的覆盖比率可能更低。
同时，社会保障待遇差别也大，不同行业、企业职工之间的收入与离退休待遇差别也在拉大，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职工待遇约是企业职工的一倍多……
种种不公，层层等级，也是酿成信任危机的重要成分。
关于“信任危机”，曹德旺、王德峰等人都曾有预判过，因为过去多年来看似歌舞升平的“成就”，是建立在掩盖历史遗留问题之上，那么当问题掩盖不下去时，必然需要找到一批新的“献身者”，必然也会导致群体性乃至集体性的抵抗，造成严重的信任断层。
这个“献身者”，二十多年前的下岗潮是50/60后，二十多年后的延迟退休/社保改革则是80/90后。变的是两代人，不变的是同一种献身。
前文说养老的本质让“下一辈人养活上一辈人”，但如果不说清楚两个问题——① 上一辈人创造的财富哪里去了？② 如果下一辈人不愿意再当哼哧哼哧的“奋斗者”怎么办？——那么这种代际补偿制注定是不得人心的。
渴望正常的上下班时间，要求尊严对等的劳资关系，期待充足的与朋友/爱人/父母相处的生活时长，盼望房价物价之于自己的收入不至于如喜马拉雅般高不可及，愿景到了退休年纪就能够安享晚年——这些，放之四海皆为一个正常人、正常社会之基本，唯独在今日中国要被定义为“躺平”“废柴”“摆烂”……真乃荒谬。
前三十年，国家的口号同样是“奋斗”，但奋斗是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的下一代不再受到帝国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威胁”，而今天来自政策与职场的一系列PUA奋斗论，已经让奋斗者们很难再有兴趣和勇气去创造下一代了。
2015年，职工养老保险抚养比由2014年的2.97：1降至2.87：1，意味着三个在职职工要“养”1个老人。
至马云提出“996是福报”的2018年，我国已六个省份的养老金入不敷出…
也是至那一年，全国31个省区市中，近四成地区老年人口抚养比超过当年全国水平(17.8%)，其中山东、上海、重庆、四川、辽宁及安徽六地的老年人口抚养比超过20%。
延迟退休、社保改革等“远水救近火”之举不是今天才有的主意，2020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就有提出：
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而截止那年底，我国老年人抚养比已达到46%——即每100名劳动者需要抚养26个儿童和20位老人，预计未来抚养比还将进一步提升。
也是在2020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仅广东（544.5亿）、北京（204.7亿）、云南（15.3亿）、西藏（13.9亿）、新疆（4.2亿）和湖南（2.4亿）六地的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支有盈余，其他地区都是入不敷出。
也就是说，全国约25个省份养老金都不够用……
不够用怎么办？只能拿现存的劳动力开刀，并重新不计代价地扩大税基、恢复经济。
亡羊补牢仍在继续。
2023年，房地产业恐怕会回温，各地穷尽一切办法鼓动年轻人买房的现象或将层出不穷，什么“百岁贷”“接力贷”“禁止提前还贷”……均不会是某一地的孤景。
与此同时的，还包括使出浑身解数地鼓动年轻人结婚、生育、多生多胎……
但这一次，90/00后们是否会像世纪之交的那批末代国营工人阶级那般“听话”，不好说了。
1988年，《关于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发布，第一次提出“住房商品化”的概念，第一次明确一个全新构想：
使住房这个大商品进入消费品市场，开发房地产市场，发展房地产金融和房地产业，促进房地产业、建筑业和建材工业发展。
这份方案，对于当时已习惯统一分配住房、并在交纳低廉租金后即可享受房屋使用权的中国人来说，既感到好奇，又感到一丝对自己可能拥有私产的“兴奋”。
私有制，多么的诱人。
然而，当很多年之后的中国人为自己的“房奴”身份感到苦恼、对居高不下的房价感到恐惧时，他们当中有多少人会记起这份发布于1988年的普通文件呢？还有谁会记起当年曾在自己的潜意识里浮起的那份“即将成为属于自己的私有财产主人”的兴奋与快感呢？
私有制，以及私有制衍生的历史遗留困局，已然教育了整整三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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