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历史其实是一部宗教史，宗教在西方历史上始终占主导和统治地位，西方宗教用宗教教义对人进行审判，虽然到今天宗教法庭已不再占主导位置，但西方社会本质上仍然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宗教裁判所存在，那是一种精神的审判。
而宗教在中华文明史上从未占主导和统治地位，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而成为唯一没有中断的人类文明，是因为中华文明主要依靠道德教化而非宗教统治，在法律之上是道德，在道德之上是人心，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文明。而西方世界既不讲道德也不讲人心，在法律之上是宗教，宗教之上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这一自然法则运用于社会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当下中国正受到来自西方宗教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严重侵蚀和毒害，在社会达尔文思想的冲击下，中国经济界、教育界、思想界、文化界、舆论界都充斥着大量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这些思想正在使中国社会陷入思想混乱甚至社会撕裂。
12月6日，胡锡进在回复一个年轻人80岁的姥姥姥爷对疫情中生命健康安全的担忧时回复，“老人自己知道算谁的，知道清零坚持不下去了，国家尽力了，知道年轻人需要一个开放的世界。”12月17日，胡锡进再次表示，“也不能说，因为有人死亡，这个国家打破新冠的束缚就是错的。”胡锡进的这两段话代表了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即为了经济发展，为了年轻人的开放，让老人付出代价、让社会付出一定的死亡代价是值得的，是应该的。
这种思想正是当今美国和欧洲国家流行的思想，认为为了经济发展，为了就业，为了社会自由，可以牺牲掉一部分人，可以淘汰掉那些老人、病人、弱者，因为社会承受不起了，必须轻装上阵，结果是这些国家大量老人、病人在这场疫情中死亡，被国家和社会当作包袱抡掉了，这样既节省了养老金负担，又使整个社会变得年轻，而唯一被忽略的是，老人和病人也是我们社会的一部分，他们被冷漠的社会抛弃了，这个社会已经没有道德感，已经没有人性，这是社会达尔主义的典型范例。
日本有部电影《楢山节考》，讲的是在一个村子里，因受自然资源限制，所有超过70岁的老人全都要去参拜楢山，所谓参拜楢山就是由儿子背上山去抛弃，有不愿上山的老人被捆绑后直接抡下万丈深渊，更多的老人是放在山上冻死饿死，有哪一家不愿意这么做，这一家就会整体被全村人趁夜活埋。这部电影给我们讲述了一个血淋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典型案例，为了全村人而不惜牺牲掉老人，这与今天胡锡进所宣传的为了年轻人的开放而不惜牺牲老人和病人一样，乍一听，这一说法很有道理，当当资源有限、国家撑不住了的时候，只有牺牲一部分人的生命和健康。如此，为了国家的GDP，为了年轻人的就业，为了恢复经济，我们可以做出任何不道德、无人性的选择，而且还显得非常有理。
问题在于，如果我们国家、政府、社会真的按这样的思想去做会发生什么呢？整个国家和社会就会变得毫无人性，也会变得毫无道德，就可以在任何时候以国家撑不住为由放弃一部分人，牺牲一部分人，乃至于为了一部分强者的利益牺牲另一部分弱者的利益乃至生命，由于没有道德约束、没有人性制约而可以做出任何事来，按照这种思想，这么做虽然不合情却是合理的，虽然不符合道德却是符合自然法则的。
我们都知道，虎毒尚且不食子。如果按上面的思想去做是合理的，那么在饥荒中易子而食甚至直接吃自己的孩子和亲人也就是合理的，那么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孝道也就没有了价值，不赡养老人也就有了理论依据。
如果我们整个社会都充斥着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那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互帮互助、互相关爱以及雷锋精神也就失去了意义，这个社会就会充满冷漠和冷血、就会充满自私自利，就不会再有人为了天下苍生而牺牲自己，就不会再有人为了民族和国家而赴汤蹈火，就不会再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正气。
如果一个国家GDP的增加，如果年轻人的自由放飞需要以老人、病人、弱者为代价，如果我们因为国家负担太重而可以把老人、病人、亲人抡下，那么我们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就会崩塌，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就会丧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就不再有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道德根基就会崩溃，如此，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还会剩下什么？
以前我们曾说，一个都不能少。现在如果让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成为我们社会的主流思想，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我们是不是会说，因为撑不住了，我们需要抛弃一部分人，需要以一部分人作为代价让社会更快发展、让年轻人放开自由、让一部分人更快发财暴富？
绝不能让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导我们的思想，成为我们抛弃老人、病人、弱者的理论武器，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重要问题，是一个是否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是一个是否坚守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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