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皓琰：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困境与中国优势

[摘 要]数字技术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跃进与繁荣，但这种繁荣建立在剥削性与掠夺性的生产关系之上，也因此使其面临着严重的发展困境。在资本主义的繁荣背后，是严峻的失业与贫富分化、治理难题、外部压力等多重危机交织的局面。为缓解经济与社会矛盾，资产阶级政府作出多种努力，但其面对的发展困境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痼疾，故而无法在根本上得到解决。相较之下，中国有一些显著优势，这将为中国赢得国际数字竞争增添重要砝码。

　　近年来，国际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其中数字领域正是关键之匙。这场竞争既是科学技术之争，也是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制度之争。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赖相对领先的优势地位展现出强硬姿态，但透过生产力剖析生产关系时却会发现，其强大的数字科技实力与繁荣的数字经济背后，隐藏着尖锐的经济与社会问题，这些相互叠加且难以根除的问题凸显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严峻的发展困境。与之相比，社会主义中国具有一些独特的优势，这将成为中国赢得国际数字竞争的关键因素。

一、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繁荣真相

　　认识数字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在困境，首先要从其光鲜外衣开始。自数字行业诞生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持续保持着领先地位，在相关领域催生了一派繁荣的景象，美国成为了全球科技与数字经济发展的“灯塔国”。20世纪数字领域绝大多数的关键发明、先进理念和新锐公司基本都由美国或欧洲人主导。进入21世纪后，这种繁荣依然延续，联合国贸发会议在2019年将美国视为一个超数字化的国家和世界数字经济最大的领导者。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也于近年来多次发布《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指出美国常年保持互联网发展指数领先，而德国、英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展现出不俗的实力。从技术角度来看，美国的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领先世界，研发投入超过全球任何其他国家，在人工智能、高性能计算、计算机芯片、软件等前沿热点技术上掌握了大量专利，日本、德国、荷兰等国家也在某些尖端领域拥有领先世界的技术成果。从人才角度来看，美国授予了最多数量的科学与工程博士学位，并在全世界科学与工程领域论文和高被引论文中占重要位置。以人工智能为例，根据领英《全球AI领域人才报告》的相关数据，美国在专业技术人才总量上居国际首位，2017年已超过85万人，而全球有近六成的顶尖专家隶属于美国的机构。从产业角度来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拥有一众具备世界影响力的数字企业。福布斯2019年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100强榜》中，美国拥有38家企业，在前十强中独占8席，日本、韩国、欧洲也有多家企业上榜。在净利润方面，苹果、微软、谷歌、英特尔、脸书和三星牢牢占据了前几位，这些企业在世界各地都拥有庞大的用户群体，2019年美国科技企业平均有55.86%的收入来自美国之外。从网络安全角度来看，各国纷纷针对数据、个人信息、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等进行立法，并积极推动将智能化技术运用到国防安全领域，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军事优势，使得网络军事部队力量不断壮大。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技术人员的创新能力与管理人员的战略思维应当被认可，但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繁荣真相并不止于此。在短短几十年间就能形成如此庞大的积累规模，使我们必须将眼光落在繁荣背后。事实上，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繁荣建立在两大支柱上，一是建立在对普通用户、对无产阶级全方位的剥削之上，二是建立在对不发达国家和人民的控制和掠夺之上。从第一点上来讲，数字技术的出现帮助数字资本家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拓展了自身的剥削能力。在时间上，算法和数字工具的加持打破了工作的时间界限，强化了劳动密度，对用户的时间和劳动掌控到了极致。在空间上，由于平台经济的整合和串联，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都逐渐开始为上游的数字企业工作，即便是普通网民也在休闲消遣时成为了为网站增加内容的免费“劳工”，数字资本家因此拥有了一种跨行业大范围剥削的能力。同时，利用数据和算法，各种定向信息被制造出来，大量的广告和煽动言论不断挖掘着消费者的剩余价值和时间，使得海量的价值和财富都涌向数字企业，使数字技术在资本关系中成为了收割人民的镰刀。从第二点上来讲，由于先动优势，很多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后就开始被纳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数字企业的扩张版图中。数字资本家开拓海外市场，将盘剥本国人民的模式复制到全世界。大量海外用户基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平台劳作，购买跨国公司的科技产品和各类云服务，因此数字寡头们可以把控整个产业链，利用全世界人民的血汗不断壮大资本规模。除了这两大支柱外，资本主义繁荣的持续还依赖一个要素，即底层的相对稳定性。为了掩盖自身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剥削与掠夺这一压迫事实，为国内各种矛盾与危机转移视线，资产阶级政府在瓦解无产阶级的联合力量上下足了功夫，而其施加障眼法的重要工具正是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典型的做法譬如发布网络虚假信息，蛊惑和煽动民众，为底层人民提供大量低成本、带有麻醉性质或是符合资本意志的网络“精神食粮”，煽动网络舆论，以身份对立议题掩盖阶级对立，分化人民力量。

二、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困境

　　可以看到，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繁荣建立在一种剥削性的生产关系之上，这种剥削性的生产关系引发的后果便是塑造了一种极不健康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导致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脆弱性与不可持续性。巨额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带来了很多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形成发展桎梏，所谓的繁荣只是少数精英和资产阶级的繁荣，而繁荣的背后是满目疮痍。

　　第一，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困境表现为显著的失业与贫富分化。在数字时代，相对过剩人口造成的失业问题依然非常突出。数字技术对部分行业的就业的确存在利好作用，但在资本关系中，这种利好完全被其负面效应对冲和覆盖掉了。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数字技术推动了资本主义国家制造业的空心化、生产模块化和“机器换人”现象，削减了就业机会，强化了劳工的失业风险。以美国为例，美国在发展过程中过度金融化，知识经济的高利润和数字工具的成熟更进一步促使产业外包和制造业外流，使得作为国家稳定就业主战场和劳动力最重要载体的制造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明显降低。数字化生产还使得企业内部分工更为细化，推动了生产模块化趋势，加深了劳动力技能的固化。一旦劳动力陷入失业困境，将不得不耗费一个较长的周期去接受技能培训并实现职业转换。此外，在企业装备自动化的大势下，大量智能工具和机器人涌入，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工人的失业风险也进一步加剧。其二，大量被排挤的劳工被迫涌入低端服务业或零工经济，显著降低了劳工的就业质量。第一、二产业的就业通道日趋狭窄，又受限于知识和技能，很多劳工只能选择低端的服务门类，或是打零工。如马克思所说，被排挤的工人会“涌向所有比较容易进去的工业部门，充斥劳动市场，从而使劳动力的价格降低到它的价值以下。”这些工作低端、重复、可替代性强，因此只能获得微薄的报酬，且依然面临很高的失业风险。譬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为了缓解财政压力，Yelp、Toast、Eventbrite等科技公司纷纷宣布大规模裁员，这些普通劳工便成为了首当其冲的牺牲者，美国的总体失业率曾一度飙升至14.7%。1庞大的劳动力蓄水池不仅降低了劳工的就业稳定性，也使得他们很难在劳动力买方市场的环境中争取到有利的工资、福利和工时。

　　与严峻的就业问题相伴而行的必然是严峻的贫富分化现象。数字资本家全天候地吸食着社会各个领域的财富，掌控利润分配，获得垄断价格，劳工的就业和收入情况却愈发艰难。2020年的美联储报告显示，美国最富的前1%和10%人口分别占全部家庭财富的30.5%和69%。美国的基尼系数自20世纪90年代后保持着总体升高的态势，近年来则是长期高于0.4的警戒线。2各个行业间也展现出非常明显的收入差距，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12月美国信息行业的平均时薪为44.97美元，周薪为1659.39美元，而制造业、零售业、休闲和款待行业则普遍薪水较低，时薪分别为30.37美元、22.46美元、19.43美元，周薪分别为1223.91美元、703美元、507.12美元，各行业存在显著的差距。3全职工作者尚且如此，更遑论收入不稳定的低端零工工人。糟糕的就业与两极分化现状对美国的宏观经济状况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的年GDP增速持续超过4%，这是由于新兴互联网经济的刺激作用。但进入21世纪后，问题迅速凸显，经济增长持续疲软，在2001年到2020年间，平均增长率只有1.7%，面对危机时相当脆弱，在金融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出现了显著的经济衰退。4可见，虽然数字技术的确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但并没有推动以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代表的经济体国民经济质量的提升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第二，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困境表现为一系列的社会治理难题。很多资本主义国家近年来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政府治理效率低下，这与其在网络空间中实行的策略密不可分。譬如，美国政府长期在网络空间中展示强势与攻击姿态，这招致了不少非国家行为体以及黑客的频繁攻击，给公民的信息财产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再譬如虚假信息的泛滥。由于虚假信息产业已成为资本吸引流量和资产阶级政府实行舆论控制的重要手段，因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被清除出资本控制下的数字空间。这些虚假信息不仅会损害媒体与政府的公信力，削弱政府的组织力与号召力，往往还会通过强大的传播能力和极强的煽动性操纵公共舆论，破坏社会生态，滋生更多社会问题。

　　最值得关注的是资产阶级对“身份政治”的煽动。如前所述，互联网是资产阶级用身份对立议题掩盖阶级对立的重要途径。一些国家如美国原本就是由各种移民、种族构成的多元文化国家，互联网中存在着大量思想和价值观各异的文学作品、影视和言论等。不同身份的网络用户基于自身文化观念与利益取向发表观点、评论现象，形成了复杂多样的网络族群。美国政府对于这种多元化的网络环境并未进行统一的价值观引导和有力规制，反而默许甚至为煽动身份对立的极端言论推波助澜。这种做法，一方面的目的是利用网络舆论为各政党争取政治选票，另一方面则是希望将阶级间复杂的经济与社会议题简单粗暴地归结为身份差异。然而，这种做法回避了严肃的政治与经济讨论，将很多原本的社会问题、科学问题形塑为身份政治问题，降低了公共政策的质量，使得资产阶级政府在重大社会问题和公共危机治理面前极度疲软，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治上令人失望的表现正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除此之外，数字平台还会放大性别对立、种族对立、地域对立等舆论声势的影响力，而分裂的网络族群映射到社会中，会固化单一身份，使社会呈现碎片化撕裂，助长族群对抗，引发更多社会负面效应。在身份对立中，很多网络族群不再看得到“求同”，而只会强调“存异”，忽视个人利益之上的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严重时甚至会造成社会对国家的认知分裂和认同缺失，加深意识形态鸿沟，诱发民粹主义极端行为。因此长期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身份政治运动、难民危机等频频出现，近年来更是陷入了新冠肺炎疫情、种族问题、移民问题等多重问题叠加的局面，而糟糕的经济形势与政治领导力更使资产阶级政府的治理举步维艰。

　　第三，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困境还表现为一系列的外部压力。除了内在矛盾外，数字时代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外部问题同样严重。在互联网商业化的前20几年中，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成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数字殖民地”，为其掠夺劳动力、倾销商品和传播意识形态提供了重要的“海外市场”。但近几年来，随着世界各国逐渐意识到数字技术和数字空间的战略意义，反数字殖民的举措和呼声渐起，以往的数字霸权地位正在接受着愈来愈强劲的挑战。

　　首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构建的“殖民联盟”内部充斥着矛盾。美国与欧洲主体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之间长期保持着技术、经济、军事等方面的联盟关系。但事实上，这种联盟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拿其中最为主要的欧洲各国来说，虽然欧洲对美国有着较强的技术与经济依赖，但也并不甘心彻底成为美国的附庸。因此在与美国的联盟中，欧洲国家的态度可以说是合作与反制并存。尤其是近年来，为了削弱美国在欧洲的数字力量，欧洲国家作出了很多尝试与努力。一些典型的做法如针对“数据”相关问题立法、对美国数字寡头进行强力的反垄断规制、进行数字税改革的相关尝试等。这为所谓的联盟带来了显著的内部不稳定性，很多国家虽然不会在技术力量尚未成熟之前强行摆脱大国的主导，但也会持续地围绕数字空间进行博弈，期间的摩擦与经济冲突势必不会停止。

　　其次，俄罗斯、中国等国给予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大的压力。虽然俄罗斯目前数字经济领域的发展规模较小，但网络信息安全与军事领域的发展十分迅猛。俄罗斯建成了自主的内联网RuNet，可以有效应对外国的网络攻击。俄罗斯国防部还牵头制定了“人工智能十点计划”，要求俄军系统性实现数字化。中国在数字领域的竞争力则是全方位的。面对中国的发展，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打压与制裁手段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短期成效，但在中国的合理应对下，并未伤及中国数字经济长期向好的根本态势。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不远的将来实现了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技术与经济发展的赶超，势必会在意识形态领域对其造成巨大冲击。

　　最后，广大发展中国家虽然尚不具备技术冲击力，但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国际力量。早在21世纪初，广大发展中国家便积极地为各国间平等的网络权利与公共利益与发达国家展开政治博弈，针对网络资源的分配、网络知识产权的获取、网络空间监管等问题屡屡发声，强烈要求将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置于联合国的框架内进行。虽然很多提案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力阻挠，但国际压力还是迫使其作出了一些实质性的改变。近年来，很多发展中国家还陆续设立了独立的网络监管机构，积极针对互联网立法，支持中国倡导的全球数字治理方案，尝试推动国际数字规则的重构。随着广大发展中国家形成日益强大的合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数字霸权版图必将进一步收缩。

三、难以脱困的当代资本主义

　　正是由于如此之多的经济与社会矛盾，才使得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同一个拥有壮硕肌肉却罹患顽疾的病人。当然，为了维系自身的长期统治和单边霸权地位，资产阶级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举措试图改变经济社会的危局，但因阶级矛盾加剧和国际形势变化，很多曾经可行的政策却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奇效。事实上，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困境病在根本。在其当前社会制度下，任何有限的国家管控举措只是强行为其续命，终究无法克服资本主义的内在痼疾。

　　第一，实践证明资本主义应对危机的种种内外策略频频失效。面对当前多重危机叠加的严峻局面，近年来资产阶级政府的针对性手段频出。在对内策略上，为了刺激经济和技术发展，资产阶级政府主要做了以下几种政策选择：其一，针对数字寡头开展大规模的反垄断审查。其二，调高基础科研预算，增加对高新产业的扶持与政府补贴。其三，开展大规模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然而，很多政策却不具备现实可行性或有效性。一方面，在经济下行与全球数字竞争的大背景下，资产阶级政府依靠数字寡头保障其税收收入、提供网络安全产品，并占领国际市场。再加上数字寡头频繁的政治游说，资产阶级政府以“反垄断”为代表的规制措施很有可能以“高高举起、轻轻落下”的结果收场。另一方面，长期畸形发展造成的财政问题使得资产阶级政府难以开展有力的经济调控。以美国为例，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在2021年7月表示，2021年底美国联邦公共债务将达到23万亿美元，这甚至超过了美国的GDP总量，对市场的刺激效果必然大打折扣。拿基础设施建设来说，美国没有像中国一样的国有企业，私人和社会资本也往往因为投资回报周期长、投资回报率低而不愿进入。迫于财政压力，美国两党之间、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常常围绕基建问题争论、扯皮，这就导致美国近年来的大规模基建计划很难顺利获得参众两院的支持和通过。

　　在对外策略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则摒弃了过去一段时间内盛行的逆全球化方案，形成了兴建科技同盟以围堵竞争对手与意识形态攻击两大战略。但正如之前所说，联盟内部诸国的立场不断摇摆，被其视为竞争对手的中国等国家对相应的制裁与攻击也作出了及时的经济应对与舆论还击，这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试图通过国际战略扩大科技优势、消化国内产能、转移矛盾焦点的做法收效甚微。除此之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拿出了惯用的金融控制手段，试图向他国转嫁危机。这种通过印钞刺激经济、待经济复苏后再利用加息推动资金回流的做法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屡试不爽。因此近年来，“零利率+量化宽松”的组合政策再次出现。然而，为削弱此举带来的连锁负面效应，很多国家都在近年来尝试减少对以美元为核心的金融体系的依赖。欧盟从未放弃抬高欧元地位的努力，俄罗斯则积极开展“去美元化”行动，不断减持美债，中国积极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一些石油输出国譬如伊朗也开始尝试用其他货币替代美元结算，这势必会对石油美元的格局造成冲击。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政府“零利率+量化宽松”这一常用的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开始降低，对国家经济的拉动能力减弱，负面影响不断凸显。频繁印钞使美国受到资产泡沫与通货膨胀的困扰，2021年连续多月PPI5与CPI6价格指数走高。货币超发导致资本主义国家信用透支，国债收益率下降，债务规模庞大，不断面对违约风险，资本主义国家要想真正走出低迷的经济困境愈发艰难。

　　第二，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仍无法克服其内在痼疾。资本主义国家目前的发展状况让我们再次看到了《资本论》的科学性。几百年来，资本主义在帮助少数人积累财富的同时，竭力维持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正常运转，却依然无法摆脱周期性危机和长期停滞。事实上，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痼疾才是资本主义国家难以逃脱泥潭的根本原因，即便到了数字时代依然如此。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表现在消费环节上是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广大的生产者的消费只限于必需品的范围，另一方面，资本家的利润成为生产的界限。”毫无疑问，数字技术推动了生产社会化的水平，但普通居民的购买力却没有随着生产力的显著提升而发生明显改变，劳动依然无法在资本面前获得公平分配，致使阶级间的消费能力存在巨大差距。数字资本家虽然拥有巨额财富，但显然无法满足社会生产所需要的庞大消费空间，剩余价值的生产能力更强了，却无法找到足够的实现路径，最终只能导致严重的生产相对过剩问题。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表现在生产环节上是“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在数字时代，企业的技术能力和组织能力均得到了显著提高。但只要私有制存在，数字平台和智能工具所提供的计划性功能就只能被局限于企业内部，企业并不关心社会总体的供需水平，所以社会资源的调配和社会生产的供需比例仍然难以实现有序状态。因此可以看到，各大数字寡头只会以自身企业为中心开展经营活动，不断扩大生产、扩张规模、排挤和吞并竞争对手甚至捆绑政治，而不顾愈发严重的社会矛盾，政府的能力也在这一过程中被资本稀释，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产与消费间的尖锐矛盾。

　　因此可以说，只要国家拥有资本主义的内核，就会始终面临着被其内在痼疾扼住咽喉的危险，即便强大也无法摆脱经济规律的支配。此外，以往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往往以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形式爆发，但近年来这种周期性的规律有趋于弱化的趋势，表现为常态化的经济发展缓慢或停滞。20世纪70年代受到经济危机影响后，美、英等国抓住了信息产业的快车道，但法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等多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出现类似于过去长波的经济扩张态势。近年来，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问题日趋复杂，调控手段效果不佳，是否还会有新兴产业可以吸收经济剩余，能否通过科技创新去带动整体市场的繁荣都是未知数。一旦资产阶级既无法通过财政和货币手段振兴经济，又无法在科技竞争中取得重大突破，还要在国际市场上被迫收缩，便会深陷国内既有矛盾难以自拔，无法获得开启新一轮长波的内生动力，遭遇更为严重的经济困境。

四、数字时代中国的优势

　　与资本主义经济和科技发展日渐疲软的态势不同，近年来中国在数字领域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虽然未来一定时期内中国仍将扮演追赶者的角色，但在数字经济规模、产业化、人才储备等方面，中国已经表现出了强大的竞争力，且在5G通信、区块链、量子计算、物联网等尖端领域突破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拥有了一批自主化的高新技术成果。除此之外，中国还具备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这将成为不断缩小中国数字经济与科技差距的重要因素。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发展数字经济显著的制度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党的领导，有着有为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能够为数字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提供保障。这集中体现在几个方面：其一，为数字经济与科技的发展创造了安全有序的宏观经济环境。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中国的社会治理与国防能力不断提升，经济和金融的稳定性不断增强。与资本主义国家深陷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与债务危机的情况不同，中国科学的疫情防控机制使得经济率先复苏，财政收支运行情况良好，这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其二，新型科技举国体制将加快中国赶超式发展的步伐。当前，中国已经将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积极培育本土产业链、供应链，集中力量进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科技差距正在不断缩小。其三，更加成熟和具有连续性的政策体系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基于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原则，中国形成了从顶层设计到分级分类推进的政策制定机制，并以制定五年规划等方式保证了政策的连续性。很多政策红利已经开始转换为发展新动能，在数字领域取得了积极的经济社会效益。其四，可以真正实现对市场的强力监管与有效调控。在此次互联网反垄断进程中，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间从管控手段到管控的实际效果都存在着鲜明的对比。中国始终以限制并利用资本为原则，这能够避免发展过程中的市场乱象，引导数字经济朝向正确的发展方向，推动其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第二，国有企业是中国数字经济与科技发展的重要力量。与美国等国家一样，中国也有着一批富有创新能力的民营企业，它们是推动科技进步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但资本主义国家却没有中国如此强有力的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压舱石，国有企业在以“上云用数赋智”为重点突破口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同时，也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数字化发展提供了助力。拿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来说，通信网络和基站、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信息基础设施规模大、投入大、质量要求高、回报周期长，而国有企业的存在使中国避免了美国式的基建困境。在2021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数字基建与生态发展论坛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6月底，中国累计建立的5G基站已经近百万，三大运营商共部署NB-IoT基站超70万，基本实现了县城以上的连续覆盖，光纤宽带实现普及并持续向千兆升级，IPv6网络高速公路已经全面建成，为数字经济与科技的发展筑牢了根基。此外，除了信息门类的国有企业外，其他部门的国有企业也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积极助推产业数字化。以数字人民币为例，无论是开发还是应用推广，均得到了银行类国有企业的大力支持。几大国有银行深入参与了中央银行的研发工作，并积极创新支付方式，提供相关配套数字金融服务，使中国数字货币的发展进程领先世界。在经济社会普遍数字化转型、网络安全问题愈发重要的大势下，国有企业将在中国数字经济与科技发展的过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第三，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广阔的市场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应用场景。我国是制造业大国，是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有着完整全面的工业体系，这相当于为数字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实验场。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建立基础工艺创新体系，协同科研人员与熟练工人构建开放性技术平台，推动制造业发展向价值链的高端方向延伸，有助于将完备的工业体系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实现持续的创新突破和技术转化，打造完善的供应链体系。同时，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有着超大规模市场和超十亿网民，这为数字经济与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海量的数据、庞大的需求和广阔的应用场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正是线上消费、网络办公等业态在满足居民基本消费需求、保障基本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中国经济起到了显著的拉动作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个性化需求不断涌现，这成为了消费升级的重要动力，会促使企业不断开辟新场景、开发新产品，催生智慧城市、智慧医疗、智慧交通、智慧家居等新型服务和消费体系。而在当前构建“双循环”的发展格局下，我国坚定地走独立自主的创新驱动发展道路，加快释放消费潜力，进一步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完整工业体系与广阔市场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第四，以人民为中心奠定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与资本主义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资本逻辑不同，中国的发展始终坚持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对中国数字经济前景的影响无疑是根本性的。一方面，数字技术在中国被广泛用于协同发展、民生和公共服务领域。中国正积极推动数字技术在农村地区的下沉，构建区域一体化的数字贸易平台、服务平台，在扶贫工作、社会保障方面等充分发挥数字工具的赋能作用，不断提升政务和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种种举措提升了经济社会的运行效率、降低了成本，同时缩小了城乡、区域间的发展差距，助力了共同富裕进程，避免了财富过度集中引发的社会矛盾，使得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持续向好。另一方面，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国际社会上也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可。很多国家都愿意秉承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参与到共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有序的网络空间中来，与中国数字经贸合作的热度不断提升。当前，中国的数字丝绸之路正在蓬勃发展，为构建造福于全人类的数字经济发展共同体作出独特贡献，国内数字企业势必将实现从边缘到中心、由区域到全球的渐进式突破。

　　马克思曾言：“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困境是制度性的，在资本关系中，由剥削和掠夺带来的社会矛盾只能由更多的剥削和掠夺去填补，因此资本主义永远无法摆脱自身的痼疾。当然，为了维系统治、缓解危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势必不会放弃对中国的围堵，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科技竞争将会在未来一定时期内持续存在。对中国而言，虽然会面对更具不确定性的国际形势，但在资本主义危机叠加、疲态尽显的时期展开竞争与博弈，同样是一次难得的赶超机遇。只要练好内功，搞好产业链核心环节攻关，培育起更多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本土企业，社会主义必然将迸发出比资本主义更大的社会生产力，中国占据未来科技制高点、引领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前景可期。

作者:刘皓琰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2年第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