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斌：美国金融危机与世界货币新体系

摘要：当前正在进行着的美国金融危机与世界货币体系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金融大亨们的贪婪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根本原因，也是此次美国发生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美元要想不贬值，就只有靠中国不断地收储过剩的美元即不断增长美元储备才能做到，也就是说只有把美国的通货膨胀压力由中国全面接收过来才能做到。在此次美国金融危机所导致的美国金融产品大幅贬值中，损失惨重的是投资美国金融市场的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以及他们本国货币的币值。相反，美元的币值则因为这次金融危机而坚挺起来。中国必须转变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制止外汇储备的进一步增长，尽可能地减少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大环境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造成的干扰和破坏。

关键词：美国金融危机；世界货币体系；国际收支平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当前正在进行着的美国金融危机不是一场意外发生的危机，而是一场有预谋的危机。其目的是掠夺世界人民，维护美元的霸权地位。这是一场不宣而战的货币战争，而这场战争能够打响则与当前的世界货币体系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有预谋的危机

　　《货币战争》[1]一书出版后经常听到有人说它是臆想，不是真实的。但是，假如我是那个在滑铁卢战役后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英国政府的最大债权人并控制了英国中央银行即英格兰银行的金融家族的头儿，而且知晓该书所揭示的那些谋略，那么，我是会按照这些谋略来行事，进而发起和控制美国私有的中央银行即美联储，并发起货币战争的。其关键就在于，这样做对我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而且谁也无法阻止我实现该书所揭示的那些目标。黑格尔曾经指出，“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2]，如此合乎理性的货币战争谋略怎么能说只是臆想呢？那些指责其为臆想的人又拿什么来担保货币战争不会发生呢？

　　实际上，早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这种有预谋的金融危机就频频发生过。“伦敦的第一个银行家、教友派的著名首脑、既笃信宗教又同样富有的葛尼（本生的儿子娶了他的女儿为妻）好像由于在斯特伦德的预谋的破产而名誉扫地了。他知道斯特兰商行倒闭了，但是又给它贴现了37000英镑的期票，从而使这家商行能够再哄骗公众达数个月之久，而自己也能毫无所失地摆脱困境。”[3]

　　对当时英国伦敦西蒂区的银行家们，“德拉蒙德在议会内公开责备他们‘一贯不道德’和‘贪污’。说明他们阶级纯洁性的例证就像是按照口令那样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后来又听说，西蒂区的‘受人尊敬的’公司发行了伪造的dock warrants〔船坞仓库证券〕。最后是斯特兰、约翰·保罗爵士和贝茨的私人银行的大规模fraudulente〔预谋的〕倒闭，同时直接吞没了寄存的有价证券。最后这件事也教会了贵族要重视西蒂区先生们的‘管理’天才，因为银行‘管理’的首先是贵族们的基尼。帕麦斯顿受了损失，克兰里卡德侯爵受了损失，而纳皮尔海军上将几乎丧失了自己的全部财产。教会也失去了不少的尘世的福利，因为斯特兰、保罗和贝茨等先生们特别以自己的虔诚出名，他们有时主持‘向多神教徒传教’的埃克塞特会堂会议，他们是‘圣经传播’协会的主要捐献人，并且担任了‘罪犯改造协会’的理事。他们的信仰为他们创造了威望。他们的银行成为信教老爷们和私人团体特别喜欢的银行。但是，银行家们的‘管理’天才对什么也不爱惜：既不爱惜孤儿寡妇的钱财，也不爱惜水兵们的微小的存款。为什么不让他们去支配他们现在正向其伸手的‘公款’呢？

　　Par excellence〔主要是〕西蒂区改革派机关报的‘每日新闻’忧郁地感叹道：‘现在在我们中间正出现这样一些预兆，这些预兆表明不用花多少时间，就可以在工业阶级中举出一些非常不道德的行为。’

　　斯特兰之流的先生们的破产自然造成了公众对西蒂区私人银行出纳处的《run》〔“挤兑”〕。在这以前，这种私人银行比股份银行更具有不可比拟的威信。大的私人银行家已经意识到不能不‘公开鼓励’相互定期检查寄存在他们那里的有价证券，也不得不通过‘泰晤士报’邀请自己的账户来亲自检查他们存放在银行里的贵重物品。”[4]

　　一个半世纪过去了，金融家们的“管理”天才得到了巨额的收益，而他们回报的却是公司的破产：“就在雷曼申请破产保护前4天，公司还通过了对两名遭解职高管高达1820万美元的‘特别薪金’，以及向另一名主动辞职者支付500万美元离职金。”[5]尽管强调理性经济人的西方经济学一直在熏陶着各类企业家们，从而这些人的道德水平不可能有半点进步，但是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却仅仅被世界主流渠道归结为监管不力，而很少提及道德问题和预谋的欺诈。至于把加强监管作为应对和避免金融危机的手段，那么只要这种监管是由金融大亨们所控制的中央银行来执行的，其结果自然就会像想用肉包子把狗打跑一样。

二、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演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该体系确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原则。“美元与黄金挂钩，就是各国确认美国政府规定的1盎斯黄金等于35美元的官价，美国政府则承担各国政府或中央银行按此官价用美元兑换黄金的义务。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就是指其他国家货币必须与美元建立固定比价关系，美国政府规定美元的黄金平价，其他国家政府也规定本币的黄金平价，通过这两种平价的对比，来确定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的比率。可见，‘双挂钩’使美元取得了等同于黄金的地位，美元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货币和主要的国际储备资产”[6]。

　　到了上世纪60年代初，这一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度，便开始呈现不稳迹象。美国国际收支开始出现逆差，短期对外债务增加，“美元匮乏”逐渐被“美元过剩”所取代。一些国家开始拿过剩的美元向美国政府兑换黄金。1968年3月，美国黄金储备损失了14亿美元，而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仍在不断扩大，国际社会对美元信心继续大幅降低，其他国家中央银行继续以剩余美元兑换黄金，使美国穷于应付。1971年8月美国尼克松政府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同年12月，美元对黄金贬值7.9%，黄金官价从每盎司35美元提至38美元。1973年2月，美元再次贬值。一个月后，欧共体、日本、加拿大等国宣布本区或本国货币对美元实行浮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了。[7]

　　关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的原因，理论界认为，要想使美元作为唯一的储备货币，就必须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增加美元的发行量；而美元发行量的增加又必须以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为前提。但是大量逆差必定增加美元的短期负债，从而使美元汇率下跌，进而使美元的信用受到怀疑，失去作为储备货币的吸引力。这就是所谓的“特里芬难题”。[8]

　　其实，“特里芬难题”并不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的原因。正如在金本位时期，产金国与非产金国之间的国际收支也存在逆差，否则黄金将无法进入非产金国，但产金国提供的黄金并没有因此而贬值。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的根本原因是美国金融大亨们的贪婪。

　　布雷顿森林体系使美国金融大亨们印制的美元纸钞等同于黄金，从而黄金的生产成本与美元纸钞的印制成本之间的差额作为铸币税收益被美国金融大亨们收入囊中。出于贪婪，这些金融大亨们自然要尽可能多地印制美元以获得这种铸币税收益。但是，“纸币流通的特殊规律只能从纸币是金的代表这种关系中产生。这一规律简单说来就是：纸币的发行限于它象征地代表的金（或银）的实际流通的数量。……如果今天一切流通渠道中的纸币已达到这些渠道所能吸收货币的饱和程度，明天纸币就会因商品流通发生变动而泛滥开来。一切限度都消失了。不过，如果纸币超过了自己的限度，即超过了能够流通的同名的金币量，那末，即使不谈有信用扫地的危险，它在商品世界毕竟只是代表由商品世界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那个金量，即它所能代表的那个金量。”[9]因此，随着“美元过剩”，原来35美元所代表的金量，就要由38美元或者更多的美元来代表。

　　随着大量美元纸币投入美国市场，通货膨胀压力巨大，商品价格攀升，大量进口变得有利可图，于是，过剩的美元就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国外换购相对廉价的进口商品，在向国外输出通货膨胀的同时，美国的国际收支自然出现大量逆差。实际上，不是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引起了美元的贬值，而是美元的超量发行引起了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和美元贬值。

　　随着输往国外的美元超过了其他国家用于国际贸易所需要持有的数量，多余的美元自然就会被防止本国通货膨胀的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拿来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所规定的比价兑换黄金。当多余的美元被拿来兑换黄金后，这些多余的美元又回到了美国。这时，美国的金融大亨们要么回收这些多余的美元，从而放弃一些铸币税收益并不再获取进一步的铸币税收益，要么破坏布雷顿森林体系听任美元贬值以便继续掠夺世界人民。自然地，贪婪的他们会选择后者。而这才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根本原因。“不是黄金数量太少，而是美国的银行系统创造出了太多的美元。”[10]

三、当前的世界货币体系与中美经贸形势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为了应对失去黄金支撑的美元颓势，美国金融大亨们不择手段地迫使欧佩克只用美元进行石油结算，并提高了石油的美元价格，以此增加石油进口国对美元的需求。[11]这使得美国金融大亨不仅可以继续滥发美元然后通过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获得铸币税收益，而且还可以利用美元贷款来剥削那些需要美元来进口石油和其他商品的国家。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开始推行出口创汇的外向型经济道路。一些地方听任三资企业随意压低甚至逃废工人工资，放任这些企业拒不缴纳社会保障费用，以由此造成的劳动力廉价来招商引资。但是，廉价的劳动力并没有给生产企业带来巨大的利润，而只不过导致了出口商品的廉价。这一时期，大量滥发的美元通过中美贸易顺差和对华投资进入中国，不仅套购了大量中国生产的物资，而且控制了中国不少资源和行业，并给中国带来了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

　　为了储备美元，中国银行不得不向中国国内市场投放大量的人民币，而为了防止过多的人民币进入市场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国的中央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以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行票据这一金融创新的方式，将大量的人民币限制在银行系统内，造成中国的商业银行出现巨大的存贷差，给中国的商业银行经营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反而给外资进入和控制中国的商业银行提供了一个借口。从那时起，外汇储备发行已经成为人民币发行的主要发式和人民币增发的唯一方式。发行多少人民币完全取决于美国方面以贸易和投资的方式向中国提供多少美元，人民币的发行主权已经悄然丧失。而这些增发的人民币的币值基础既不是黄金，也是中国生产的商品，而是外汇储备中的美元，形成美元以套购的中国商品和中国资源为币值基础，人民币以用于套购这些商品和资源的美元为币值基础的态势。这样一来，一旦美元贬值，人民币必然会跟着贬值。而美元要想不贬值，就只有靠中国不断地收储过剩的美元即不断增长美元储备才能做到，也就是说只有把美国的通货膨胀压力由中国全面接收过来才能做到。而面临巨大通货膨胀压力的人民币则没有别的去处，只有想方设法“锁”在银行里才能避免贬值。

　　为了让套购的中国物资支撑美元的币值，并以此限制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防止中国将拿到的美元重新投入美国商品市场造成美元贬值，美国一方面倒打一耙地指责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要求中国放开金融领域；另一方面对中国实行出口管制，使得中国无法购买所需要的美国高科技产品、无法购买美国的军火，甚至难以和无法并购美国的企业。大量过剩的美元砸在中国手中，这些购买力被限制的美元价值不仅低于同等数额的美国人手中的美元价值，而且快速地在中国手中积累起来，中国的美元储备迅速地超过国际理论界通常认为的三个月进口金额线，并成为世界第一大美元储备国。此时，美国政府和金融界诱使中国有关部门拿这些似乎无路可去的美元储备购买美国的国债和其他金融产品，这就使得人民币的币值基础进一步从美国信用等级最高的金融资产——美元降低到信用等级较低的美国国债和其他金融产品上。

　　此次美国金融危机恰恰导致美国金融产品大幅贬值。而损失惨重的并不是发行这些金融产品的美国金融大亨，他们已经拿回了美元。损失惨重的是投资美国金融市场的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以及他们本国货币的币值，其中自然也包括中国政府和人民以及人民币的币值。相反，美元的币值则因为这次金融危机而坚挺起来。

　　“1847年，‘英国所负的债务＜大部分是由于进口谷物而负的＞应该偿还了。不幸的是，其中大部分是用破产的办法偿还的。＜富裕的英国，竟然用破产的办法从它对大陆和美国的债务中脱身。＞不过，只要这些债务没有用破产的办法结清，就只有用输出贵金属的办法来偿还。’(《银行法特别委员会的报告》1857年)”[12]一百六十年后，同样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除了用自己印制的纸钞偿还债务外，也用破产来偿还其所欠世界各国人民的债务。

　　尽管由于中国的高储蓄率，使得中国在美国金融危机中直接遭受的金融损失的影响暂时还体现不明显，但决不能因此以为“美国风暴难撼中国金融”和中国金融业“躲过一劫”[13]。

四、世界货币新体系与中国的策略

　　危机总会过去的。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也过去了。但是，正如亚洲人民不愿意再来一次东南亚金融危机，再遭受一次那样的损失一样，世界人民也必须避免再来一次美国金融危机，再遭受一次这样的损失。但是，要避免再遭受一次这样的损失，不改变目前的世界货币体系是不可能做到的。而要改变目前的世界货币体系，使得世界的石油贸易和商品贸易不再以美元结算或者不再以美元为主要结算方式，甚至不再将美元作为储备资产，美国方面是不可能答应的，甚至会在当前的危机期间倒打一耙地给这样做的国家扣上不负责任的帽子。在此情况下，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只能顶住压力，壮士断腕，才能摆脱受制于美国的局面，才有可能建立世界货币新体系，才有可能实现世界各国的共同繁荣。

　　在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宏观经济政策的四大目标，就包括国际收支平衡[14]。但是，在萨缪尔森等人撰写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提到美国中央银行即美联储的目标时，却没有提到国际收支平衡。[15]这表明，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是有意所为，而且已经成为当前世界货币体系的主要特征。而中国应对这种陷阱的有效办法恰恰就是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继续深化刚刚应美国要求被迫开展起来的减少对美国贸易顺差的工作，让美国方面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马克思曾经指出，“资产阶级生产发达的国家把大量集中在银行准备库内的贮藏货币，限制在它执行各种特殊职能所必需的最低限度以内。除了某些例外，如果准备库内的货币贮藏大大超过平均水平，那就表明商品流通停滞了，或者商品形态变化的流动中断了。”[16]而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货币是贵金属货币，不是今天美元那样的纸钞。因此，中国的美元储备包括美国国债的储备都应当限制在最低限度即三个月进口额以内。而多余的美元则必须用于进口和储备商品再生产所需要的资源，并以此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就商品的再生产而言，所需要的是劳动力、自然资源和机器设备。其中，随着技术进步，机器设备会不断地更新换代。因此，为再生产所进行的储备中，可以不考虑机器设备，但必须储备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粮食和石油、有色金属等自然资源。而一旦储备了足够的再生产所需要物资之后，我们甚至连三个月进口额所需的外汇也不必储备了。

　　或许有人认为，要储备石油就需要建储备库，而这是短期内难以完成的事情。但是，减少本国的石油开采就是储备石油。我们完全可以一方面大量进口石油来取代国内开采的石油；另一方面拿出部分外汇储备补贴国内的石油开采企业让他们减少产量，并维持工人的生活水平。这比建石油储备库更为节约。

　　随着大量进口再生产所需要的物资储备，不仅中国的经济更为健康，而且中国也避免了因为巨额的外汇储备而成为发达国家的众矢之的，被要求承担发达国家所不负的责任。

五、结束语

　　但是，要实现上述国际收支平衡的策略，保持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就必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地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追逐的是利润，是剩余价值的积累，必然要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解决的问题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17]。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少数人对利润的追逐。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有可能避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然而，由于中国不再是封关锁国地发展经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大环境必然会对而且已经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造成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我们必须对此抱有清醒的认识和保持高度的警惕。而我们当前所要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转变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千方百计地制止外汇储备的进一步增长，提高全体民众的社会保障水平和生活水平，让广大人民尽可能公平地共享发展成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将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伤害减少到最低程度，也才能真正为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繁荣做出中华民族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