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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在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后不久，新华网发文《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基因》：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以追求和实现公平正义为己任。
党成立不久制定的最低纲领提出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压迫，最高纲领提出铲除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实际上就是要先后以革命方式和建设方式不断争取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毛泽东同志的公平正义思想，就集中体现在他一生为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利益而进行的思考和探索上。
毛泽东同志认为，中国共产党要“每时每刻地总是警戒着不要脱离群众，不论遇着何事，总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他始终践行为人民服务的信念。
一年后的12月26日，在毛主席120周年诞辰之际，人民网发表社论评述：
纪念毛泽东，是因为他倡导为人民服务，使社会公平的思想深入人心。
什么是公平？
这是千百年来人类孜孜不倦以追求的政治命题，它关乎民族文明之于纵向坐标的时代高度，也关乎王朝集体之于横向坐标的盛孱兴衰。
毛泽东主席为什么是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工农阶级、被压迫民族和人群心中「公平」的象征？
马克思曾有认为：
近代历史是农村的城市化，而并不像古人所说是城市的农村化。
但是，只有毛主席打破了约定俗成的农民起义公式，他完全不介意在城市的对立面兴起一座工农堡垒，宛如在倒转近代历史进程的方向。
在主席1927年写的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种倾向已十分显著。
当时年轻的主席在《报告》里不仅把农民看作革命的民众基础，而且把革命创造力和政治判断标准——这些前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们认为党才具备的东西，赋予了农民阶级自己。
革命力，变成了最底层被压迫群体的「自为力」。
在主席看来，不是党来评判农民的革命能力，而是农民来评判党是否足够革命：
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
一个令人啧啧称赞的历史性景观由此出现：为发达工业国家的城市工人阶级创造的马克思主义斗争学说，被毛主席运用成为了落后农业国家的农民阶层的革命长枪。
并且，他不仅获得了成功，且在成功数十年之后几乎又是以“付之一炬”的决心姿态捍卫中年时创造的这份成功。
从这一点来说，毛主席掀起的武装革命运动和继续革命运动，都已然跳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传统抗争思维。
在他的眼里：我们不要在取代王侯将相，而是需彻底覆灭统治世界几千年的所谓王侯、所谓将相。
明晰了这一点，才能够体会那句：
我们不仅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更善于创造一个新世界。
在革命胜利以后的年代，毛主席的农村学说继续表现在强调发展农村区域的社会经济，强调社会改革真正所在地应该在农村，且强调城里的居民应当到农村去，和农民同住、同劳动，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荣誉。
如他所言：
人不要都挤在城市里，积极的在农村发展工业，使农民就地变成工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政策问题。这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标准一定不要低于城市………每一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和高等学校，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
时隔三十八年再登井冈山，72岁的主席踱着步，喃喃自语：
我们的高级干部啊，有小车、秘书、小楼、还有专门站岗的……官做大了，钱挣多了，拉开了与群众的距离，还愿不愿意下去当普通人呢？
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
苏联政权改变了颜色，苏共党内就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力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
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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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中国的工资分层一度为24级，最低级别干部即办事员为24级，按照1955年8月标准，工资35元，与最高级别工资差16倍（与民国时期文官工资差距类似）。
但是在1956年毛主席亲自要求调整后，最高干部工资被降到是最低干部工资的13倍。
在企业里实行的则是八级工资制，最低工人工资（1级）为30元出头，相当于干部群体的最低工资；最高工人工资（8级）工为100元左右，已是相当于副市长一级工资。
工人群体中比较多的是二级三级四级，分别大概在38元、45元、55元左右，与全国最高工资差距仅仅为10倍左右。
不论是横向对比当时的社会主义苏联与东欧国家、或是资本主义美欧诸国，还是纵向对比今天的中国，「10倍」的差距量级，堪称为“奇迹”，这在当时所有人口逾千万的国家中完全是独树一帜。
但是即便如此，毛主席本人依旧不满意。因为建国后从党政内部所冒出的部分“端倪”让他不安。
官僚主义是一方面，小腐小贪又是另一方面。为此，主席主动将自己工资从一级降为三级，404.8元的工资水平从1960年一直到1976年离开人世都未有变过。
今天社会广泛忧虑的“城乡差距”、“农村被抛弃”的问题——比如昨天我写的“二舅”话题——在曾经那个时代恰是最为重视和得以解决的民生领域。
在资源较多地投入重工业及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农产品直接投入消费领域确实有限，因为要保障人人有份，就必须对粮油等生存物资凭票供应，否则就会“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囤积居奇。
时下中国的农民时有“羡慕”大城市的城里人看似奢华繁闹（实则光鲜得被剥削）的生活，但是在过往，既没有听闻农民艳羡城市的说法，事实上却又能诞生当上副总理的陈永贵。
甚至，也并没有多少人因此而认为陈永贵实现了什么“阶级跃升”，他不过就是换个地方为人民服务而已。
那个年代于农民而言，如果学业好就去读高中大学，进而就能进本地机关；如果有手艺活儿，就进城当“自由职业者”（补锅的、磨剪刀的、紧绷子的、理发的、修脚的、做烧饼的、泥瓦工、木工、电工），且家里还有自留地；如果想报名支援屯垦戍边或愿意服役，那就入党提干、成为职业军人或者转业到企事业单位。
如今，农民要成为“市民”，则必须放弃土地经营权。
很多农民宁可“暂住”，也不愿意“农转非”，因为他们有多少人能够在繁华的都市里获得一份体面的职业、同时买得起地产大佬们打造的售价百万千万的商品房呢？
1956年4月，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说：
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否则，不能镇压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也不能巩固。
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再度强调：
我们的国家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
1957年的“反右”之后，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更广泛地深入各级党委和群众使用，在《做革命的促进派》一文中，毛主席不止一次点出：
在这样的民主(指当时开展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引者注)的基础上，不是削弱集中，而是更加巩固了集中制，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无产阶级专政要靠广大的同盟军……才能实行专政，不然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发动了他们的积极性，无产阶级专政就巩固起来了。
右派，形式上还在人民内部，但实际上是敌人。
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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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萨克·多伊彻曾经认为：
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呈现出一种奇怪的情形，这个最古老的国家渴望输入最现代的革命学说、最新型的革命，并且将之转变为行动。由于本国没有“开山鼻祖”，因而中国的共产主义直接继承了布尔什维主义，毛泽东站在了列宁的肩上。
一个回避不掉的现实是：中国拥有绵延冗长的封建贵族政治历史，中华民族的整体政治意识早已经被「上治下」观念束缚捆绑已久。
从这个层面而论，毛主席领导的反封建革命，其难度绝非欧洲革命和俄国革命能够比拟（尽管中国共产党人的战斗经验是汲取八方的）。
同样，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曾经真正长久地实现过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谓“自由人的联合体”概念：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自由人的联合体”，其本质就是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谐达到了高度而完美的结合。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同样预言过在共产主义社会阶段，在奴役性的分工消失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消失之后，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社会就会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从而人人过上幸福富裕的生活。
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也提出过：
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人都能在决不掠夺他人劳动的情况下完全达到和保证达到富足的程度。
同时，列宁还对实现共同富裕进行过具体的制度设计，他早在1902年就指出：
工人阶级要获得解放，必须进行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社会革命，组织由整个社会承担的社会主义的产品生产代替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充分福利和自由的全面发展。
就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而言，是毛主席第一次在中国这片历来被皇儒思想笼罩的土地上提出“大逆不道”的共同富裕思想。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就为实现这一目标进行了孜孜探求，如他在1919年曾提出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
而“共同富裕”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党的正规文献中，是在1953年12月16日，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
这一《决议》正是是按照毛主席的要求起草的，他亲自主持、参与了起草，并对决议草案进行了重要的修改。
决议指出：
为着进一步地提高农业生产力，党在农村中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用明白易懂而为农民所能够接受的道理和办法去教育和促进农民群众逐步联合组织起来，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业能够由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以便逐步克服工业和农业这两个经济部门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并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
两年后，毛主席又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
如果我们没有新的东西给农民，不能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共同富裕起来，那些穷的就不相信我们，他们会觉得跟着共产党走没有意思……
为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
毛主席的共同富裕思想，理论上源自对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的创新发展，文化上源自对中国传统大同思想的批判继承，实践上源自对符合中国道路与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念的积极探索。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鲜明指出：
资本主义社会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在中国伟大的革命历程中，毛主席在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之后，对中国社会的贫困根源做出了更加科学的判断。
1939年，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调查中有言：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
所以毛主席一生中会不止一次地强调：
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
我这个人没有私心，我不想为我的子女谋求什么，我只想中国的老百姓不要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他为什么会提及子女？从勒令留苏归来的岸英必须参加土改劳动、不准坐办公室里享清净，到勒令两个女儿“必须夹着尾巴做人”，他为什么看起来对子女不温？
李敏后来慢慢领悟到了父亲的道理所在：
爸爸是怕我们长期生活在这种优越的环境中，会借着父母的地位而飘飘然地忘乎所以；会借着父母的权势而目中无人地自以为了不起；会借着父母的荣誉，什么都不懂却哇啦哇啦地乱发议论。这样的人，小而言之，害了自己；大而言之，害国害民。
对子女的严苛就是对群众的公平，对子女的严苛就是对封建复辟的反击、对革命果实付诸东流之危险的抵御。
李敏还回忆，父亲曾对身边的卫士亲口说：
要比贡献，不要比享受。
她们(李敏和李讷)不如你们有出息，也不如你们有前途。她们比你们吃苦少，能吃苦的人才能有出息……
1965年，主席又对李敏她们提到：
干部子弟是一大灾难！
后来一次，主席在同湖北省委秘书长梅白谈起领导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主动问道梅白：“你记得曹操评汉献帝的话吗？”
梅白答道：“记得。有这样两句：‘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
毛主席笑着称赞说：
不错，你读书不少。
现在有些高级干部的子女也是‘汉献帝”’，也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娇生惯养，吃不得苦，是温室里的花朵，有些是‘阿斗’呀。
中央、省级机关的托儿所、幼儿园、部队的八一小学，孩子们相互之间比坐的是什么汽车来的，爸爸干什么，看谁的官大。这样不是从小培养一批贵族少爷吗？这使我很担心！
如今看遍故宫奔驰大G、湖南子彬公易氏家族、江西周公子等闹剧的我们，应对「公平」更有追忆和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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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初秋，延安的一天，毛主席要到延安马列学院做报告，院党总支书记张启龙、副院长范文澜召来教育处长邓力群、教育干事安平生、宣传干事马洪和校务处处长韩世福，要他们四人去杨家岭接毛主席。
马列学院离杨家岭十来里路，延水河上的一座桥处于这段路程的中点上。
而走到延水河桥头，四个人愣住了：对面匆匆而来的不正是毛主席吗？他的布鞋面上已蒙上了一层黄土了……
“你们四个风风火火的，要干么子去？”毛主席倒抢先搭话了。
“学院领导派我们来接主席。”邓力群回答。
主席笑了笑，幽默地说：“接我？嗯，我晓得的，是怕我忘了今天有报告会吧？你们放心好了，学院给我的任务，那是忘不了的。”
“是要我们来接主席的，我们来晚了，很不像话。”
毛主席听罢，扬起手摇了摇：“这样做有点不好，一个人做报告要四个人接？要不得！要不得！”、“你们这四个人，那么轿子呢？你们不是抬轿子来接我呀？”
大家都笑了，主席自己也笑了。
他接着说：
那才不像话嘛，对不对？皇帝出朝，要乘龙车凤辇；官僚出阁，要坐八抬大轿，前簇后拥，浩浩荡荡，摆威风！我们是共产党人是讲革命的，要革皇帝官僚的命，把旧世界打它个落花流水。
我们既要革命，既要和旧的制度决裂，就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习气。
从杨家岭到马列学院，十里八里路，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这几步路算得了什么？我又不是不知道路，不要接接送送的嘛。
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延安作风，用我们的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
什么是“延安作风”？就是1940年2月主席在延安说的：
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罗伯特·米歇尔斯在20世纪初有过这样一种预言：
社会主义者也许能够取胜，但那已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其拥护者取得胜利的那一刻，就会自行消亡。
延安的二十余年后，主席非常“毛泽东式”的又一次捍卫了公平——他不允许社会主义“自行消亡”。
通过那样一个十年的尝试，一种五千年文明史上从未有过的政治试验，毛主席作为中国工农阶级的领袖，代表全体人民给中国共产党上了一道枷锁：这个党，必须始终代表人民，必须始终让人民当家做主，必须始终牢记我们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是打败了谁——从而，我们绝不可以回过头来蜕变成为又一个我们自己曾经痛恨的敌人。
主席通过这样一场深刻的精神改造，它让这个党极为透彻地感知到人民的力量，以及“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到底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中国革命一直在探索的课题。
甚至，主席在带领并教育亿万人民进行思想再造、进行“第二次建国”——你们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你们才是这片土地的政治核心——这个更为长远和更为根基性的历史工程的过程中，也并没有让经济过于如后世编纂的谣言那般“滑坡”“落后”“崩溃”。
甚至之甚至，严格从学术和程序的角度，“民众参与政治运动”与“一党领导一切”，理应是相辅相成的，二者彼此共生，互相保障着对方与自己的合法性。
这其实不难体会，不做过多展开了。
因而，将五千年来一直被排除于政治舞台的底层人民、普罗大众发动起来，深度嵌入进国家的各项管理与制度性监督监察，这其实是从另一个侧面在稳固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执政地位。
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
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
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
总之，人民自已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份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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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言，列宁等革命前辈都曾畅想过共产主义的终点，然而站在导师们肩膀上的毛泽东主席，却看到了终点后新的起点。
1971年，主席曾对同志们这样说：
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
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一万年或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东西也还是会有的。
近来爆火的“二舅”说：“不要回看走过的路”——这种表面豁达淡然实际为一种“非暴力不合作”式的妥协，我昨天已有分析，它并不能帮助被新生资本主义困住的无产阶级脱困。
回到二舅引发的议题：为什么“他公平”？
正是因为只有他没有忘记身后曾经走过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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