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苏：选举政治≠民主

美国民主蜕变为选举政治，走进了历史死胡同

王希苏

　　中国人理解的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这应该是国家治理的终极状态。让我们暂时跳出中国的思维框架，去追溯西方民主的本源，从美国民主嬗变的个案，看西式民主怎样逐渐退化，终至走进了历史死胡同。

　　现代民主制度起源于欧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十七世纪的英国有产阶级率先限制王权，将国体改为君主立宪制，宣布议会为最高权力机构。一百年后，法国直接推翻王室，彻底否定王室的世袭特权，成立共和国。

　　西方称这新的国家制度为“democracy”，中文译为“民主”。这个词来自希腊文，原意是“人民-统治”，是古雅典城邦管治模式的称谓。由此衍生的现代民主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国家领导人由选举产生，即所谓“共和”（republic）；二是国家按宪法治理，即所谓“宪政”(constitutionalism)。从王治到民治，从王法到宪法，是一大历史进步。这个新制度有强大的生命力，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二百年中纷纷踏上民主化进程，建立了共和国。

　　与王室对峙时，“共和”和“宪政”是追求的目标。当“王权”这个对立面不复存在，全世界都实现了“共和”和“宪政”后，民主便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即如何实现“人民-统治”。

　　西方民主，由权势阶级发起。所谓“人民-统治”中的“人民”，不是我们理解的“老百姓”或“人民大众”。古希腊的选民限于“自由民”，不包括工匠、妇女、外邦人和奴隶。英国革命时期的人民指的是与王权对立的新兴有产阶级。因此剥夺王权后，议会的控制权转移到纳税多的富人手中。美国筹划建国的是男性白人殖民者，没有妇女，更不用说土著印第安人和黑奴了。

　　那么，占人口少数的权势阶层怎样实现“人民-统治”呢？他们的答案是选举。西方人普遍认为只要遵从两个原则：一是选举产生政府(elected government)；二是少数服从多数（majority rule），便算是人民统治。

　　选举产生政府和议会，可以防止领导权和决策权被篡夺或私有，是实施民主的方法。其好处是公平：除罪犯外年满18岁的公民，人人有选举和被选举权，黑白、男女、长幼无欺；一人一票，分量相等。另外，它的流程公开透明，不可能在程序上做手脚。特朗普想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嘱亲信设法多数出一万多张选票，或者控制票箱，寻找计数不当的证据，被告知不可能，可见舞弊不易。

　　西方民主没有朝人民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发生从“共和”和“宪政”向“选举”的位移，并得到西方理论家的肯定。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42年）中说：“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的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政治民主化浪潮》（1991年）说得比较简洁：民主就是用普选的方式产生最高决策者的政体。这俨然是熊彼得的回声。二位享誉西方的一流学者，时隔半个世纪对民主作出相同的表述，理应是对西方民主的精确概括和解读。

　　从实践上看，选举政治已成为西方民主的最终归宿。名目繁多的政党是选举工具；勾心斗角追逐的是国家领导权和议会立法权。一般社会问题的争议也带上党派色彩，和选票挂钩。竞选和投票垄断了几乎全部的政治生活，老百姓唯一参与的政治活动就是投票。美国总统四年一选，竞选持续一整年，参议员四年一选，众议员两年改选三分之一，此外还有州长和州议会的选举。充斥媒体的国内新闻是：普选，大选，初选，中选，区选，州选，竞选演说，竞选辩论，竞选造势，竞选活动，站台名人等等，媒体人不厌其烦分析的是选民，选票，选区，选情，竞选团队，竞选策略，竞选广告。竞选有个不言而喻的原则是“和平移交权力”（Peaceful transfer of power），即上一届权力由胜选者承接。特朗普不接受败选，煽动支持者占领国会山。这个事件轰动全美，打击了国民对民主的信心。一次违反选举规则的个案，即被视为对民主制度的威胁和破坏，它印证的是：民主在美国人心里等同选举。

　　选举的目的是选出好人，组建好政府。关于人们对民选政府的期待，林肯作过最简洁、最精辟的概括：“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有这样的政府，可算是人民当家作主。

　　情理上这不是异想天开的奢望，现实中却是不可企及的梦想。里根和拜登等多位总统曾用它来标榜民主制度，听上去就没有底气，像是广告语炒作。美国有精英人士将“民”换成“1%”(government of the 1%, by the 1%, and for the 1%），调侃美国政府属于占人口1%的富人，此举得到许多人附和。

　　如果选不出好领袖、不能建立好政府，选举制度难辞其咎。从历史和现状看，美国现行的选举制度有以下天然缺陷：

　　1.一个半世纪以来，竞选一直在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民主和共和两个政党之间展开。既然没有一个政党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样的选举便不能算是人民的选举。它是政党的角斗；

　　2.领导者是在实践中锤炼出来的，普选不可能产生优秀的领导人；

　　3.没有专门机构对候选人的历史、品行、能力、业绩进行全面、深入、客观的资格审查，公民投票没有可靠依据。在标准缺席的情况下投票，结果没有权威性；

　　4.没有可靠信息的筛选、核准和共享机制，各种故事和意见在媒体上和渠道中肆意流传，民众难以识别真伪，凭竞选演说和辩论发言形成的主观感受投票，结果缺乏严肃性；

　　5.选票多少是竞选胜负的唯一标尺，但常识告诉我们：是非、高下、贤愚、善恶不能凭某一时刻的人数多少判断。

　　6.选举费用庞大（州长选举上亿，总统选举上百亿），而且靠政党和竞选者自筹，这给资本操纵选举、左右国策制造了机会；

　　7.中下层民众没有经济实力组建政党，不可能参加竞选，他们的民主权利限于在两三个候选人中选择其一，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参与国家事务的机会。看似由选民决定谁人当选，其实他们不是主人，是拉来的陪客。

　　在这样的选举制度里，选举演变为党派纷争，党同伐异，专挑对手错误，死缠烂打。浪费社会资源不说，它分裂国家，分裂族群，分裂人民。两党恶斗不因选举的结束而结束。选举后，国务上有执政党和反对党，议会里有多数派和少数派。如果执政党在议会不占多数，议会便处处刁难政府，或者拆台，让执政党出不了政绩，下一次选举好取而代之。在议会中，“不信任投票”、“提前大选”、“拉布”、“弹劾”、“罢免”频频出现，有些国家和台湾地区的议员甚至拳脚相加，上演全武行。两党制是制约美国进步的罪魁祸首。这样的选举不能形成国家意志，不能同心同德建设国家。

　　在这样的选举制度里，选票是核心；赢得选票是一切。各政党，各竞选人不遗余力、不择手段地拉票。用庞大的竞选班子为竞选人设计竞争策略和口号，争取中间选民，收获游离票仓；一个接一个的宣传造势会上，竞选者表演般做出种种亲民举动，力图建立民众好感。每一篇演说，每一个动作都经过精心设计，经过高人指点，经过反复彩排，不让细节出现丝毫失误，影响选民观感。竞选人常常做出未必能兑现的承诺，最典型、最荒唐的莫过于特朗普为了阻止拉美非法偷渡潮，提出在美墨边境建造一千多公里长的隔离墙，并誓言让墨西哥承担上百亿建造成本。竞选人不惜迎合民粹主义的主张，牺牲原则，牺牲长远利益，为了赢得最大数量选民的支持。这些公开活动的背后，还有不光彩的地下活动，包括不择手段刺探对手情报，组织舆论工具散布谣言，泼脏水诋毁对手，目的只有一个：抹黑对手，影响中间选民的选择。这样的竞选不是君子之争，而是你死我活的厮杀，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马克吐温在短篇小说《竞选州长》中揭露的竞选乱象，在漫长的一个半世纪以后有增无已，而且愈演愈烈。这样的选举，既不能确保好人当选，也不能阻止坏人当选。

　　在这样的选举制度里，竞选人演说、辩论、答辩涉及的话题只有两类：一类是国家面临的挑战，如财政赤字、通货膨胀、贸易逆差、巨额国债、振兴制造业、重建基础设施、国家分裂、移民潮等；另一类是社会热点话题，例如性取向、枪支犯罪、家庭暴力、堕胎的合法性、种族和宗教歧视、妇女地位、学费昂贵等。话题没有新意，大多是几十年没有得到解决的老问题。少数是媒体炒作出来的，例如性取向（LGBTQ）这种算不上普遍的现象，得到的关注与普遍存在的贫富不均和种族歧视不成比例。对以上问题，竞选人高调的表态多于务实的措施，提出的解决方案多属被动应对，破解困局的措施多属临时修补。竞选人的口号是领导美国前进，让美国更强大、更美好，但是没有对世界发展趋势的分析判断，也提不出前瞻性的努力目标和国家战略，更没有对潜在危机的未雨绸缪。在他们身上，我们看不到有大局、全局、趋势的意识，也看不到改革、突破、开拓的精神。这样的选举选不出能够率领国家前进的领袖型人才，也选不出能够带领国家走出低谷的实干家。

　　在这样的选举制度里，竞选人展示的是俘获人心的口才、应对提问的敏捷、遮掩过失的机巧、暗伤对手的能耐。这正是律师的强项，所以美国全部的45位总统中有27位是律师出身，参众两院535名议员中，200多位拥有法律学位。领导国家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和能力的互补，美国政府和议会的组成缺乏多样性，学理工的人占比很小。从当选者个人来说，他们的经历单一，从政的只有与政客斡旋的经验，经商的从未处理过政务。连市长、州长、参议员都没有当过的商人，毫无治国理政经验，也能当选总统。有人说这正是民主的伟大之处，任何人都有权利竞选公职。其实，个人权力不受制约是制度的缺陷，国家的悲哀。这些人以多数票当选，上台后业绩表现差强人意，民众满意度迅速跌至40%、甚至30%以下。竞选中辩论的社会问题年复一年地提出，却始终得不到解决。这样的选举选不出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也形不成强有力的国家管治团队。

　　大公司的CEO和名校的校长不可能靠竞选上位，因为他们的作用关系到公司和学校的生存和发展。他们的任命有严格的标准和周密的程序，常常要聘请专业公司筛选候选人，进行全面的考核审查（Due Diligence，中文译为尽职调查），最后还要通过多次面试，董事会满意，才最后拍板。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关系全国人民的安全和福祉，不凭能力和业绩，只看一次性投票结果，这不是民主，是轻率，是对国家、对人民的不负责任。

　　西方民主最初是占人口少数的上层人士推行的，它的正确发展方向，本应是逐渐扩大普通民众的权利，建立具有广泛人民性的政府，最终实现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这条路能越走越宽。事实是，西方统治者从来没有主动将权利扩大至全民，就连一人一票的局面也是劳动者、妇女、有色人种二百年抗争的结果。白人和既得利益者能够享受现代文明所有的自由和便利，其他阶层实际上是二等公民，只在纸面上拥有平等权利。除了几年一次的投票，他们与行政权和立法权绝缘。属于少数人的制度，不可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制度。

　　而今西方民主从共和宪政转向选举政治，是倒退；少数人的竞选游戏将一个充满希望的新制度拖入了历史的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