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十年，可以发现，有的高校教师（当然不仅仅是高校教师）发表不当言论。这个套路的切入点一般是先反思“文革”，然后反思1957年反右派斗争，再继续反思到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在跨过1949年10月1日这道坎后，直接把“文革”和延安整风挂上勾……最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新中国前27年最黑暗，其后的40多年还可以：“至少可以吃饱饭了”，于是民国就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好的年代。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那些发表不当言论的高校教师，在党的十八大以后仍然没有收敛之意，笔者以为，这里既有高校党组织领导不力的原因，也与某些教师个人经历有关。
先来谈谈高校党组织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高校经历了“校务委员会”的短暂领导。1950年8月，教育部颁布《高等学校暂行规程》，规定“大学及专门学院采校（院）长负责制”，自此高校形成了以校长负责制为主导的领导制度。校长由党中央任命产生，对党中央负责，统一领导和管理全校工作。
为加强党对高校领导，发挥党在高校中的领导优势，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提出，在企业、农村、学校和部队中的党的基层组织，应当领导和监督本单位的行政机构和群众组织积极地实现上级党组织和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不断地改进本单位的工作。
1957年在党的整风反右期间，有人公开提出要共产党退出学校、医院和企业。后来发展到“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等情况。
1958年9月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规定：“一切教育行政机关和一切学校，应该受党委的领导”，“在一切高等学校中，应当实行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
学校党委领导校务委员会，贯彻教育方针和各项政策、法令，学校中的重大问题由党委提出方案，经校务委员会讨论通过，交校长或副校长组织实施。这是我国高校首次明确党委是领导核心。
针对1966-1976年高校党的领导权被弱化的情况，1978年10月，教育部印发《关于讨论和试行（试行草案）的通知》，明确指出：“高等学校的党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在高等学校中的基层组织，是学校工作的领导核心，对学校工作实行统一领导。”
所以，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结束后，在我国高校中公开反对设立党委的人已经很难找到了。但是高校党委在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以至于邓小平在1989年深有感触地说：“我们最大的失误在教育，对年轻娃娃、青年学生教育不够。”早在1979年他还说过：“有那么一种倾向，就是迷恋于算旧账。对三中全会的精神宣传得少，还出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提法，甚至是偏激的提法。这样不好，不利于团结一致向前看，不利于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不利于一心一意奔向四个现代化。”“为什么不多宣传党的好的传统？如守纪律、艰苦奋斗等。为什么我们的电影不搞这些题材，加以艺术概括？传统教育包括守纪律、勤劳、顾大局的教育。理论要为政治服务。”
现在回顾一下，又有多少所高校党委是落实了邓小平的指示的？
笔者专门通读了几遍高校思想理论课的教材之一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在这里引用一段《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关于毛泽东的评价的内容：“毛泽东是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创者。他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顶住来自外部的各种影响和压力，坚持不懈地进行这种探索。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创者的历史功绩，将永远记载在党和国家的史册上。”（见该书第264页）
此教材关于毛泽东时代的成就，与人民生活有关的，有这么几个数据：“全国总人口从1949年的5.4167亿增长到1976年的9.3717亿。同期粮食的人均占有量从418市斤增加到615市斤。同期增产的粮食不仅多养活了近4亿人，而且使9亿多人的人均占有粮食量比5亿多人时增加了近200斤。”“在全国人民节衣缩食支援国家工业化基础建设的情况下，尽管人民群众生活逐年改善的增幅不大，但初步满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这在当时被世界公认是一个奇迹。”“高等学校从205所发展到434所，在校生从11.7万人发展到67.4万人。”“人均预期寿命，1949年为35岁，1975年男性提高到65.34岁，女性提高到67.08岁。”（见该教材258页、259页）
这几十年来，很遗憾，尽管高校上了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课，但对很多师生来说，关于那个时代最深刻的印记就是“饿肚子”。在这几十年的发表的反映那个时代的文艺作品中，很难找到没有“饿肚子”影子的。再看看那些专家教授推荐的读物，除了欧美的“启蒙”作品和民国作品和港台的作品外，关于新中国前二十几年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反映阴暗面的作品。
担任过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常务副主任和中国史学会的会长的金冲及在2011年5月的北大的讲座中指出：
“……三十年前，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要历史问题的决议》。那时，小平同志说，要‘使这个决议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它把30年中间许多根本问题说清楚了，希望通过决议的总结，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大家团结起来向前看，今后更好地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十年过去了，思想看来并没有完全统一，社会上混乱的思想还相当多。这种混乱思想主要表现为两点：
“一种是我们不少媒体好象特别津津乐道在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消极面或者是黑暗面，而对当时全国人民如何热气腾腾建设一个新社会、新国家，却表现出令人奇怪的冷淡。至于有一些地方，特别是海外，抓住个别事实，甚至是歪曲和编造事实，散布很坏的影响。这是值得警惕的，苏联解体前也有这样一段过程。
“另外一种是出于好心，因为要宣传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往往拿过去三十年作为对比或者是反衬。我参加过改革开放二十周年讲话的起草，讨论的时候，我曾说：最近电视里有一些表现，我看了很反感，比如说，过去有那么多布票、粮票、油票，今天我们商店里商品那么丰富。我说，这看起来好象是忆苦思甜似的，我们过去总忆旧社会之苦、思新社会之甜。刚才说的那种表现，脱离了当时的历史条件，缺乏具体分析。在当年物质非常缺乏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这些粮票、布票、油票，一切都听任市场去处理，恐怕许多人，特别是收入比较低的人，连最起码的穿着和生活都无法得到保障。那个时候采取这个措施是一个很成功、有利于人民的措施。当然，今天物质非常丰富，就不需要那么做了。”
在2011年的时候，即使像金冲及这样著名的历史学家讲的话，似乎并没有引起什么人的注意。这一年还出版了记述中国共产党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29年的历史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这部始终以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为指导编修的党史，同样对那些不认可第二个历史决议的人起不到任何作用。那些人利用他们的地位，影响了不少人。特别是他们在高等院校有不少的知音，从而影响了很多青年学子。后来发展到中小学，一些具有革命历史意义的课文陆续从教科书中删除。
2005年，《人民网》刊登了一篇《删除“五壮士”与“最大的失误”》的文章，写道：
“看到小学语文课文《狼牙山五壮士》在上海、湖南等地被删除的消息（新华网3月25日），我们不由地想起了邓小平1989年3月的两次讲话。一次是在3月4日，他指出：‘十年来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另一次是在3月23日，他再次指出：‘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我们经过冷静的考虑，认为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87、290页）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邓小平两次谈到‘最大的失误’，可见这位世纪伟人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也使我们无比钦佩他的高瞻远瞩。那么，今天将《狼牙山五壮士》从小学课本中删除，能不能和小平同志所讲的‘最大的失误’联系起来呢？我以为，它仍可被看作是‘最大的失误’的表现。而且，从中我们完全可以有理由认为，虽然小平同志的话讲过去十几年了，但对于解决‘最大的失误’的问题仍需高度重视。”（http://culture.people.com.cn/GB/40564/3280455.html）
即使被删掉，有人仍然不放过细节的“真实”，在媒体上不断地“还原历史”。最后终于有人出来为烈士讨公道，也终于打赢了官司。虽然这是出现在小学课本上的事情，但在中学和大学，这种被称为历史虚无主义的“还原历史”，也是相当多的。比如。有的中学历史老师，在讲到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时，就说，凡是被美国占领的国家，如日本、韩国，人民就富裕起来了。有学生问：被占领的伊拉克怎么没有富起来？那位老师振振有词地说：那是伊拉克有人搞武力反抗！日本和韩国有武力反抗美国占领的吗？
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党中央对党风建设下了大力气，特别是对贪污腐败现象重拳出击。同时也下了很大功夫抓意识形态，特别是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习近平2018年9月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把“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放在教育改革发展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的首要位置，强调“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办好教育的根本保证”。
现在看来，主要还是要加大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精神的力度。至少，对于高校的师生，即使从学历的角度来讲，踏踏实实地修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这门必修课总应该是最基本的要求吧！对那些公开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唱反调的师生，应该责令他们“重修”。对于屡屡“挂科”的，应该按校纪校规严肃处理。
有人总喜欢问，界定不当言论到底有什么标准。实际上很简单，对照党纪国法的条文就可以清楚地界定了。如果不是党员，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法律条文，例如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外，还有其它专门的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规定教师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遵守规章制度，执行学校的教学计划，履行教师聘约，完成教育教学工作任务”，“对学生进行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教育和爱国主义、民族团结的教育，法制教育以及思想品德、文化、科学技术教育，组织、带领学生开展有益的社会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
“国家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遵循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发展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事业。”“高等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凡是违反这些法律条文的言论都属于不当言论。这还有什么可以质疑的吗？
关于有的高校教师会时常发表不当言论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与那些人的个人经历有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给站在这个历史进程对立面的那些人（包括一些被误伤者）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这种烙印往往是很深的，有的要伴随一辈子。在这些占中国总人口百分之几的人中，他们和他们的亲友及后代中的许多人，在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或者对某些事情看不顺眼时，只要有机会，就会情不自禁地作出激烈的反应。不当言论就是一种最有代表性的反应。还有部分党员干部，由于都抵挡不住形形色色的“糖衣炮弹”的攻击，也有错把自己的不当言论作真理的。同样也由于历史原因，这样的人在知识分子中占了不小的比例。能量也不小。所以。我们党一直强调要造就宏大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党内外都出现了不少的不当言论。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在1981年7月11日在同有关部门负责人谈话时严肃指出：
“前些时候我同胡耀邦同志说了，要找宣传部门谈谈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特别是文艺问题。党对思想战线和文艺战线的领导是有显著成绩的，这要肯定。工作中也存在着某些简单化和粗暴的倾向，这也不能否认和忽视。但是，当前更需要注意的问题，我认为是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而一批评有人就说是打棍子。现在我们开展批评很不容易，自我批评更不容易。党的三大作风有一条讲的是自我批评，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主要标志之一，但是，现在对不少人来说，这一条很难做到。”
“最近我看了一些材料，感到很吃惊。有个青年诗人在北京师范大学放肆地讲了一篇话。有的学生反映：党组织在学生中做了很多思想政治工作，一篇讲话就把它吹了。学校党委注意了这件事，但是没有采取措施。倒是一个女学生给校党委写了一封信，批评了我们思想战线上软弱无力的现象。还有新疆乌鲁木齐市有个文联筹备组召集人，前些日子大鸣大放了一通，有许多话大大超过了一九五七年的一些反社会主义言论的错误程度。像这一类的事还有不少。一句话，就是要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回忆一下历史的经验：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是扩大化了，扩大化是错误的，但当时反右派的确有必要。大家都还记得当时有些右派分子那种杀气腾腾的气氛吧，现在有些人就是这样杀气腾腾的。我们今后不搞反右派运动，但是对于各种错误倾向决不能不进行严肃的批评。不仅文艺界，其他方面也有类似的问题。有些人思想路线不对头，同党唱反调，作风不正派，但是有人很欣赏他们，热心发表他们的文章，这是不正确的。有的党员就是不讲党性，坚持搞派性。对这种人，决不能扩散他们的影响，更不能让他们当领导。现在有的人，自以为是英雄。没受到批评时还没有什么，批评了一下，欢迎他的人反而更多了。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一定要认真扭转。”
“总之，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党的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基础上，团结一致，整齐步伐，努力工作，使我们的思想战线、文艺战线和其他战线都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到现在为止，正如金冲及2011年所说的，“社会上混乱的思想还相当多”。这些年不断出现的一些党内外名人的不当言论就是一个明证。
党的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好转。尽管这些不当言论还有一定的市场，已经没有了往日“杀气腾腾”那样的，也阻挡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向繁荣富强的步伐。但是，不当言论引起的对社会资源的耗费也是不可小视的。“谣言一张嘴，辟谣跑断腿”。为“一定要认真扭转”所付出的成本，是要全体民众（纳税人）来承担的。
还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对不当言论性质的甄别是极其重要的。要严格按照现行宪法，其中的硬杠杠就是四项基本原则，这是有深刻的历史教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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