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教材”引发广大群众强烈关注，教育部终于有了回应。但这个回应却并没有让群众满意。
5月28日，教育部网站发布消息，对人教版小学数学教材插图问题表达了三个方面的意见。一、责成人民教育出版社立即整改，重新组织专业力量绘制教材插图，确保2022年秋季学期开始使用新教材。教育部将组织专家团队进行严格审核把关。二、教育部立即部署对全国中小学教材进行全面排查，重点是教材内容、插图等，发现问题立即整改，确保教材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符合大众审美习惯。三、畅通中小学教材问题快速反映通道，欢迎社会各界随时提出意见建议，教育部将认真研判、及时处理。教材问题反映邮箱：jcwt@moe.edu.cn。
大家会不会感到奇怪，教育部的意见完全回避了这一事件的性质，甚至都不提这是一个问题，也没有要求对这一问题进行调查，难道这一“毒教材”事件连问题都算不上？都不需要进行调查？更不需要追责？
当天，人民教育出版社也发布消息，称“近期，我社小学数学教材插图在网上受到批评和质疑，引起了社会各界对教材质量的担心。我们进行了认真反思，深感自责和内疚，在此表示深深的歉意。对于大家对我社中小学教材的关心表示真诚的感谢。然后提出了整改措施：我社已成立工作专班，全面负责小学数学教材插图整改工作：一、启动相关工作，到今年9月1日前全面整改到位，确保2022年秋季学期开始按时使用新教材。二、按照有关规定和流程，在全国范围内重新遴选优秀设计团队，对小学数学全套教材所有插图进行绘制更换。三、在重新绘制过程中，我们将专门听取社会各界尤其是一线师生及家长的意见和建议。四、深刻吸取教训，举一反三，完善机制，对我社其他教材进行深入排查，发现问题立即整改。
跟教育部发布的消息如出一辙，仅表示“我社小学数学教材插图在网上受到批评和质疑，引起了社会各界对教材质量的担心。我们进行了认真反思，深感自责和内疚，在此表示深深的歉意。”同样没有提这是一个问题，仅只是说小学教材插图在网上受到了批评和质疑，引起了社会各界对教材质量的担心，甚至都没有表示这种批评和质疑是对是错。
连对错都不敢承认，更遑论定性、追责、问责、处罚、严惩，这种不分对错，不问是非，不追责，不问责，不处罚，不严惩的做法，是对人民负责任的态度吗？是对教育负责任的态度吗？是对国家和民族负责任的态度吗？显然不是。
5月29日，法制日报发表微评：#毒教材整改不能避开追责问责#！“5月28日晚，人民教育出版社就插图事件道歉并发布整改说明，#教育部要求全面排查全国中小学教材#。然而，一句道歉、一个整改承诺就够了吗？单从法律角度来讲，我国出版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出版物不得含有诱发未成年人模仿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和违法犯罪的行为的内容，不得含有恐怖、残酷等妨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出版、进口含有禁止内容的出版物，触犯刑律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如果只是大张旗鼓地道歉整改，而没有深挖根源、没有人因此担责，以后‘毒教材’‘毒绘本’事件恐怕还会发生！警惕不良价值导向披上看似“美好”的伪装向孩子下“读手”，问题教材整改不能止于道歉！严查各环节失守责任人，严肃追责问责，才能发挥更大警示。”
这一仅有300字的微评虽然很短，但说到了问题的要害。“一句道歉、一个整改承诺就够了吗？”这一问问得何其好啊！这篇微评至少说到了这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触犯刑律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是不深挖根源，没有人担责，“毒教材”“毒绘本”还会发生。三是问题不能止于道歉，要严查各一节失守责任人，严肃追责问责。
昨天，我在《我对“毒教材”的追问》一文的第九问写道：“谁应该为“毒教材”事件负责？由于本次事件涉及在少年儿童中制作、贩卖、传播色情内容以及污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严重毒害儿童和青少年，因此教材的编写者、绘画者、审核者都应该受到法律的重处，教育主管部门及相关机构、人教社的相关领导都应该以渎职罪论处，只有严处才能杀一儆百，才能清除将黑手伸向青少年教育的那些人、那些势力，才能让那些手握重权却渎职犯罪的官员们感到后怕。
不查清原因，不对这一事件进行定性，不对主管部门和人教社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追责问责，不进行深刻反省，仍然将后续的教材编写工作交给这些人去做，他们能够干得好吗？人民群众能放心吗？
中小学教材到底有多重要？从1953年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专门布置新中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可以看出中小学教材编写的重要性。
1953年5月18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文化教育工作，毛主席在谈到教材编写问题时说：“目前三十个编辑太少了，增加到三百人也不算多。宁可把别的摊子缩小点，必须抽调大批干部编写教材。确定补充一百五十个编辑干部，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决配套。”可见毛主席对中小学教材的编写是何等重视。
随后中组部调集大量专门人员参与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他们是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包括了教育家叶圣陶、语言学家吕叔湘、数学家华罗庚、物理学家严济慈、地理学家竺可桢以及吴伯箫、戴伯韬、辛安亭、张志公、陈伯吹、陈乐素、张毕来、邱汉生、许国璋等知名学者，他们当中有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也有美术家，都是一流的学者和人才，不少学者身兼教育家身份，其他人员也有很多是长期从事教材编辑和出版工作的。叶圣陶曾说：“编写教科书，不能捡到篮子里就是菜，要像蜜蜂那样，吸取百花精华，酿出蜜来，我们要吸收有关知识。”
中小学教材是如此重要，而今天我们看见现在的中小学教材出现如此严重问题，能不让广大人民群众感到愤怒和忧虑？问题出现后，人民教育出版社和教育部的回应又是如此轻描淡写，避重就轻，既不谈问题，又不谈追责问责，这样的认识，这样的态度怎么能让大家放心？
我在昨天的《我对“毒教材”的追问》第十问写道，“由于中小学教材事关中国的教育事业，事关中国的未来，我建议、在中央层面成立一个中央中小学教材审核领导小组，从战略层面，从教育思想上对中小学教材进行全面清理、提出重新编写中小学教材的指导思想，并监督审定中小学教材的编写和出版。”
我们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中小学生，要像当年毛主席重视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一样，抽调最优秀的教育家、科学家参与教材编写工作。不能让一批官僚去编写中小学教材，不能让一批商人去编写中小学教材，更不能让一批夹带私货的“恨国党”们去编写中小学教材，否则我们将面临失去未来、亡党亡国的悲剧上演。
因此，我们一定要本着对党、对国家、对民族、对未来高度负责的态度，对“毒教材”事件进行定性，进行深刻反思，一定要一查到底，一定要严肃追责，一定要依法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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