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莉｜在场：海南疍家女性的空间、身体与权力

【本文节选自《开放时代》2019年第1期。图片来源：南国都市报网站。】

　　【内容提要】人类学家将家庭与外界完全区分开的现象，称为家庭-公共二元。二者的空间区隔，会推动性别阶层化，因为公共活动比家务更能带来社会威望。通常，与公共领域相联系的男性因此具有某种权威，更贴近于家庭的女性往往居于从属地位。与陆地家庭的性别关系和分工不同，海上疍民家庭中，女性和男性同处于多重空间合一的家船上，男性没有公共领域赋予的特殊地位，女性的家庭劳作因为空间权利的特殊性而同时具有私人和公共属性。女性在场的水上世界的性别分层显示，当家这样的私人空间与公共领域重合，二者的分离度减到最小时，会最大限度地拥有相对平等的两性模式。海上疍家女性在身体规训、劳动分工、市场行为、收入支配等方面非但没有从属于男性，反而成为积极的有策略的行动者。这种产生于特殊的海洋舟居时代的两性模式，随着水上人逐步上岸，依然延续在变迁的生活中。然而，当阈限阶段过去，家与社会空间分离，疍家女性的社会生活也必然有新的变化。

　　【关键词】疍家女　空间　身体　权力

　　在传统中国叙事中，女性的角色和面孔多是模糊隐蔽的、内在的、无关主旨的。因其被认为天经地义属于“家”这样的私人空间，女性往往处于道德和经济上的劣势。社会分工缺陷限制了女性从事的工种，与女性有关的工作等多是为了证明女性的从属地位，与此相对的是男性在谋求职业、规则、仪式等方面指向社会控制方面的更高位置。无论是萨克斯（Karen Sacks）认为的女性被认为天然地与家关联，使其劳动不具备社会性，从而导致两性不平等，还是如罗萨尔多（Michelle Z. Rosaldo）和奥特纳（Sherry Ortner）的观点，男性与女性等同于公众与家庭、文化与自然这样的性别象征结构，前者优于后者，所以女性地位低于男性，性别不平等已成为文化上相当普遍的现象。然而，“性别建构”背后的文化纷繁复杂，也使得男性化和女性化形象并非完全一致。关于诸多文化模式下的性别相同和不同，人类学家通过民族志数据，来探查与性别差异相关的主题和模式。中国多元的生态和社会背景造就族群文化的多样性，所蕴含的两性关系亦存在相似和差异，在提供性别研究的中国话语和经验时，自然会有其内部的多种可能。

　　在讨论性别研究的中国经验时，汉人社会常常是主要的关注对象，但是属于汉人社会组成部分的南中国海的水上人，即疍民，因其海洋族群的边缘性和流动性，较少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作为所有陆地居民的他者，流动于南中国海的海岸、港湾，依托海洋生存的疍民，在空间、性别、劳动分工等方面，与陆地居民的传统规则和格局迥然不同。在海洋特殊的地理生态背景下，生活在海上的女性很少受到禁锢。她们在群体中处于突出的地位，关于海上疍民社会生活的图片影像，女性往往成为叙述主体。海洋实践无意识地给予疍家女性证明自身完整性的机会，她们独树一帜的自我呈现暗含的正是女性长期被忽略的价值。本文从空间与身体、劳动分工和评估、市场及信息的掌控、神圣空间的主导地位，以及家庭情感依赖等多方面来叙述疍家女性的形象，从而为性别研究呈现一个新的视角和可供探讨的案例。

　　文章是基于海南岛东南沿海疍民聚居区南湾的田野调查。南湾位于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镇，是海南岛为数不多的热带泻湖。因其潮汐、水深等皆适合渔船停泊和避风，明清以来，此地逐渐成为海南岛疍民的主要聚居地，至今约有上万疍民聚集于此，主要以捕鱼和养殖为业。虽然受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上岸定居活动，以及随时间推移的水陆互动加深等因素的影响，水上人的社会生活有一部分转移到岸上，此外渔业获利、财富积累，沿海地价上涨，水上人也开始重视岸上居所的修建，但是他们日常生活生产的重点依然在船上、鱼排上，南湾疍民依然延续传统的生计方式和船居、水居的居住模式。

一、 “家”：多重空间的女性塑造

（一） 空间与身体

　　传统中国多将家庭视为女性的主场，在劳动分工上女性与男性有明显界限，家宅作为私人空间通常与女性紧密联系而被认为具有女性气质，男性往往代表具有交际功能和向外延伸意象的更大的公共空间。如布迪厄所说的“对男人而言，房子与其说是一个他进入的地方，不如说是一个他要走出去的地方”。男性的离心趋向和女性的向心趋向之间的对立是住宅内部空间的组织原则。应对外部世界，步入公共生活获取某些重要地位和身份成为男性的目标和理想的方向，女性被更多赋予的是服务丈夫、回归家庭的形象。除了必备的生活技能，对女性身体的规训更是成为实践女性性别角色的重要内容，特定的行为举止往往被作为女性美德的要求。甚至男女有别的意识形态对女性在家中的活动空间都有各种限制，不言而喻的指向是防止两性身体接触的可能，“由围墙和门窗所强化的男女身体分隔同样也是一种礼仪表达，也就是将自我放置于一个恰当的不受真实、有形的围墙和门窗约束的场域中所展示的性别得体”。对外在身体的规训会自然内化为不同性别的自我认知和行动要求。

　　疍民的特殊性在于，将“家”这样具有内部收缩性亦具有外在延伸性的空间的多种可能，压缩在一个狭小之地，因海陆地理空间的隔绝而自我封闭。它因为无法延展，只能在内部多重叠加，功能上的重合将男女都聚拢在方寸之间。当空间聚拢，生活生产附着于一个微缩世界，两性空间区隔被打破，以一个有限的空间为试验场，两性关系会怎样呈现？传统家庭中处于弱势的女性是更加退缩，还是发展出一个有别于其他场域中的女性的自我？

　　疍民从沿海众多依赖海洋的群体中划分出来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他们浮生江海、以舟为室。由于没有土地，历史上的疍民长期不能上岸居住，生活生产全在海上，船和艇是疍民的生产工具也是栖身世界的唯一凭借，承载其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部。早期疍民的连家船有大中小之分，普通人家的连家船，有三代同堂的扩大式家庭居住的船，长约4至5米，宽约2米，更有只供一对夫妇和未成年子女居住的小型连家船，长仅3米，宽约1米。捕鱼工具及淡水、木材、粗盐等生产生活用品都要占据一定地方，船上可供人活动的空间十分有限。当男性与女性以一种无可选择的方式长期在一个狭小空间里生活、劳动，家船就成为各种功能杂糅为一体的空间，原本可以视为女性气质的“家”的领域，也可以视为男性的“生产劳动”领域，从功能上是多重功能叠加的空间，从性别上成为男女交融的空间。空间有限且无法向外延展，长相厮守于海上的疍家男女，在特殊的生态和物质背景下通过长期实践和磨合，造就的可持续的家庭模式，在身体规训、两性关系、劳动合作、女性地位等方面与传统中国家庭有很大差异。

　　不同于传统陆地家庭的男女有别和相应的繁文缛节，船上生活劳动的疍民日常只能“船尾挪到船脚”，为保持平衡蹲坐多而少走路，习惯席地而坐，用餐时全家男女老少围坐一圈，男女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在紧张的捕鱼生产中，或者遭遇风暴天气要操控船只回港避风，男女需齐心协力相互配合，摩肩接踵和身体接触都是常态。一位疍家老人讲述：“过去船小，父母睡边上，孩子睡中间，孩子多，母亲要半夜醒来数脚丫，怕孩子半夜落水”。他提及年轻时住在朋友家的船上，男女都挤在船舱，“因为没有地方”。为了配合狭小且多为动态的船上的劳动生活，疍家人在身体姿态上也因空间和情景而变，传统文化中对女性坐相姿态以及与男性刻意保持距离等要求就不可能实现。自然，与陆地女性的各种束缚不同，疍家女性很少有与身体相关的禁忌和约束。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她们从不裹足，且习惯于赤脚。根据道格拉斯的看法，身体是感知的对象和表达的媒介。何为合适的行为，呈现在身体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中。相对于陆地，大海危险而不确定，海上人的第一要务是求得安全和维持生计，特殊环境的劳作要求男女老幼配合，遇见极端天气，更加以人船平安为重要，那些强加在女性身体的各种要求自然不可能存在。

　　就身体而言，姿态的呈现是直接的、外向的，或者矜持的、内敛的，蕴含的是两种与他人，与时间和世界的关系，代表两种价值系统。身体姿态的表达和行为方式与心理状态相关。疍家女性在逐步参与陆地活动，开始适应陆地生活时，蕴藏于身体的惯性依然延续。无论是大型活动或者小型聚会，当男女在同一场域中时，女性在空间中的姿态都是外向的、积极的。尤其是冬季不能出海的日子或者休渔期，他们经常聚集街边露天餐馆，有时即兴发起男女对歌活动，疍家女人会跳上板凳椅子，利用各种道具施展才艺，完全无视路边驻足者的目光，使出全力要使男歌手们败下阵去。女性的身体与情绪配合当下情景，其忘我境界在于长期处于少禁忌而多变通的环境。在空间狭小的船上，男女常常坐在一起捡鱼、织网、吃饭，为了久坐的身体舒服与劳动方便，肢体形态因而少规矩束缚，这在她们眼中习以为常，不会被当作“失礼”。传统文化中通常认为的女性在男性面前的理想形象和性别得体，对她们而言是没有意识到的。

　　也正如莫斯（Marcel Mauss）所指出的身体技术的基本特征之一，即服务于一定的目的，功能和目标。事实就是，在疍民的家船中，两性关系不是服从于男女有别的文化，而是服从于海上生产生存的劳动和空间规训，要随时变通以适应狭小空间的生活与劳动，以及捕鱼生产或者极端天气下行船等特殊情景中的男女配合。以特定环境下的生存为目的，以狭小空间中生产生活的方便为基本，以劳动的配合和完成为原则，她们自然形成了有别于陆居女性的身体语汇，要求不同情境下的自如应对，无矜持与约束。当隔离于船只的女性和男性有同样的空间局限，两性也就享有共同的发展机会，相比于有性别区隔的社会和群体，疍家女性拥有更多发掘自身潜力的机会和可能性。如陈序经的研究所言，“照一般而言，家庭是富有严格的私有性质，与普通社会不同，在疍民中没有这种差别，他们的家既是交通工具也是娱乐借宿的地方，疍民家中女性不但不像旧式的陆地家庭的女性，见到男性要走避，反而要招待来客”。因此，“疍民之家庭就是社会，而他们的社会，几乎就是家庭了，因之，疍民之家庭生活，可说就是社会生活了”，即男性没有特有的公共空间，也就没有了空间象征的特殊权利。地理上的固着性使公共空间私有化或者私人空间公有化，其结果是女性与男性平等拥有共有的公私空间，即可视为最小型的社会与最富有价值和功能的家，当她们置身于这一特殊的空间和场景中，女性自身长期被掩盖的天赋本性就被凸显出来。

（二）劳动塑造女性

　　对于成年女性来说，社会职业的参与和得到相应的经济回报是实现自我价值和独立平等的重要途径。疍家女性的劳动分为两部分：生产劳动和家务劳动。

　　在没有机器动力的时代，渔业生产劳动十分繁重，船和劳力是一个疍民家庭的最大财产，决定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和在家族、群体中的声望。而技术性劳动的特点是需要手把手学徒式传授，要长时间的亲身实践。在尚无雇工习惯的年代，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力。因为生活、劳动都在船上，男性作为主要劳力的捕鱼生产没有将女性排除在外，女性置于同样的场景中，耳濡目染掌握捕鱼的每一个细小环节。疍家男女老幼在不同的年龄段都自然而然地纳入这一劳动链条中，共同促成家庭生产的持续发展。家庭成员需各尽其职参与劳动，比如，年长者负责补网，年幼者可以捡鱼。捡鱼这样的看似简单的劳动，也需要自小学习，增加其辨识能力。女孩在四五岁时，开始学习捡鱼、游绳，逐渐承担更大份额的劳动。同舟共济的长期实践使得她们嫁到夫家时已经是料理家船和捕鱼的好手，之后和多数的疍家人一样，与丈夫开起“夫妻船”出海。她除了要担负传统女性照顾日常生活的事务，也懂得完整的捕鱼程序。一些成年女性除了参与捕鱼的重要环节，比如拉网摇橹、掌舵，她们甚至可以上桅杆和潜海捞海菜。

　　“她们不会做水上的活”，这是过去水陆不通婚，至今婚配选择也会多加考量的一项重要原因，这也使疍家女在婚姻中有了讨价还价的资本。一位疍家男子因一只眼睛有疾，不得已娶了陆地山区的女子。疍家女能操持船上的生活，协助丈夫捕鱼，并且有顶替丈夫做船长的本领。譬如在海南南湾，一位疍家阿婆，早年丈夫儿子不幸于海难中遇难后，她自己带领儿媳掌舵出海。海上捕鱼的复杂性在于它不仅仅是开船下网抓鱼这样的事项，早期技术设备有限，出海要懂得海洋天文地理，要会根据水流、风向追逐鱼群，看山头日影来辨识方向。海上天气复杂多变，随时有遭遇风暴遇险的可能，有时捕不到鱼还有船毁人亡的危险。海上捕鱼所代表的勇气智慧、技艺才能等，考验一个人的体力、脑力极限的发挥，这往往需要长时间的海上实践才能习得。以船为家决定了女性随时在场，极端情境给男人也给女人提供机会，以显示他们不为外人和自己所觉察的潜力。同样的生态生存背景下，从事渔业的男性完成自我的开发锻造，女性也同样养成了面对逆境时的冷静，塑造了临危不惧的品行，以及增强了各种环境下的技术和体能。空间制约因素限制了平面外延的机会，但促成了个体深层能力的发掘，这样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尽管在实际的渔业生产中，那些最艰苦的劳动份额由男性承担，但男性并不是不可替代的，女性能力的展现也往往让男性赞叹，因为他们最清楚其中的价值和分量。

（三）家务劳动：被评估与回报的劳动价值

　　家庭的维系包含着生计劳动和日常生活的运作。抚育子女、打理船只等在一般的家庭中往往是女性分内的事情，也是惯常被忽略的“隐形劳动”。而单纯的家务往往不能体现女性的辛劳和它所应该具有的价值，得不到应有的评估和认可，这也是女性遭遇不平等对待的一个重要因素。被子女抚育和家务所困住的女性往往从自我到他人的认知中都暗示自身价值的不断贬值。即便认为对家庭有贡献，也不能得到公正对待。这种情况从传统家庭到现代家庭中都没有根本改观。

　　除了力所能及的渔业劳动生产，和其他家庭中的女性一样，疍家女性操持煮饭、清洁和子女抚育的劳动。所不同的是，煮饭、清洁这样的“家务”，是被纳入到疍民整个的家庭劳动中的，是整个劳动的一部分，不仅得到家庭成员言语和态度上的认可，也在经济上得到合理评估并给予回报。疍家子女到了一定年龄，即便未成年成家，只要独立负责一项家船上的事务，就能领取相应的工资。船上的工种根据难易辛劳程度评估，家庭成员按其承担的工种得到相应的报酬，这样每个人都能各尽其责并得到激励。煮饭清扫和其他劳动一样也作为一个工种给予报酬。女性往往担此责任，当她可以独立准备餐食，负责家船的卫生时，哪怕只有十五六岁，她也因这份劳动付出领取报酬（过去是年底分红，现在是每月领取工资），这笔收入完全由自己支配，家长不会干涉。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与传统家庭比较确实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主要由女性承担这份工作，但是这些劳动并不是一定被建构为“女性的工作”，被认为是“女人分内的事情”而遭到贬低。譬如如果出于某种原因，疍家只有男性出海，煮饭、清洁的事务也由男性承担，他自然领取相应的工资，除非他还承担相对份额的其他捕鱼劳动工作。最主要的意涵在于，人们不会因为你在船上负责这些劳动而有贬低的评价，在疍民的语汇中没有“家务”一词，而是作为完整的家庭生计一部分的煮饭、清洁劳动，核心的内容与价值在于根据各自擅长的事情来合理分工与协作劳动。从空间和功能上，我们觉得疍民的船或艇是重叠模糊的，但其内部的人员劳动却有十分清晰的分割，这种内部明确区分的各元素的有机结合协作，是疍民家庭运作的强劲动力。

　　劳动价值的经济回报依赖的是劳动的强度和技术含量，疍民家庭的基本原则是以经济回报鼓励各尽其能的勤劳工作，尽可能的平等地对待每个家庭劳动成员的付出。作为家庭成员的女性的一个困境，即她们投入的联合性的经济活动，以及照顾家庭、抚育子女这样的琐碎劳动，往往淹没于整个家庭的经济活动尤其是男性的经济活动中难以区分，这必然导致她们的经济角色模糊而被忽略。疍民的家庭将整个生活生产劳动细分为若干工种，以此给予经济回报。每个个体的劳动和贡献都清楚地凸显出来。我所访谈的一位船主，她的女儿在家中鱼排上帮忙喂鱼，根据女儿劳动任务，每月为其发放工资。随着物价上涨，人工费也水涨船高，女孩讨价还价，她每月为其涨工资五百元。一位刚刚从陆地嫁到海上疍家渔船的农村姑娘，十分欣喜于自己煮饭、清理船只也有一份工资。尽管疍家人的餐食时间与陆地完全不同，比如清早九、十点才吃早餐，半夜捕鱼间隙要吃夜宵，最初令她很不习惯，但她在陆地农村承担了多年的无酬家务劳动，现在成为一个有固定收入的人，也认识到自己承担的劳动的价值和意义，很快就能适应船上的时间规律，担当起自己的责任了。

　　部分疍民近些年造了大船，船上人手不够，开始雇外面的工人。一艘大船的标配若为20个水手，通常需要3位女性来负责相应的煮饭、打理船只等工作。船上参与劳动的所有人根据工种领取相匹配的分红，如果是船主的妻子或女儿负责给工人煮饭等，也是按这个设定的工种领取工资。在我调查期间，一艘疍家船因为发动机损坏，停泊在岸边等待修理。在等待购买零件的空档，七八个男性雇工围坐在岸边空地上补网，船舱里，船主17岁的女儿，正在给工人煮甜粥。正午时分，海上十分炎热，女孩费力地研磨花生、红糖、糯米等。“他们都在补网，我也不好休息”。她虽然是船主的女儿，但是她作为领取一份报酬的劳动者从整个渔业收入中分红，所以很自律地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认为其他人劳动时自己休息是对其他人不公平。此时，女性是跳出了家庭赋予的母亲、妻子、女儿这样的身份，成为合作劳动中的劳动者。我们会发现，身份和劳动都从私人性质而化为具有公共属性，家的范围内的女性劳动具有了社会性而体现出劳动价值。它呈现的是多重叠加空间的内部张力，适时转变和抽离让狭小混沌的家船内部的关系清晰合理，这是世代舟居的历史过程中的实践结果，促使以船为单位的渔业家庭的生计与生活的良性发展。另外，渔业劳动是重体力劳动，在捕鱼的间隙，人们常常要加餐以补充体力，陆地人常常评价海上疍民“穿不在意，在意吃，抓鱼辛苦，讲究体能跟不跟得上。”渔民的饮食十分重要，负责餐食的人的劳动自然变得十分重要，并不是被忽略和看不见的。

　　由此可以清楚地呈现，除了按照船上总收入得到属于自己劳动的份额，更为重要的是女性的劳动包含于整个渔业生产，具有正式性和专业性，是不可忽略的部分，这种通常被认为私有化的劳动走向公共平台，强化了女性的技术和贡献，而没有给女性贴上只能生儿育女的标签。当沉浸于漫长而艰苦的生活，在狭小的空间成为生死共同体，共同在场的疍家男女的付出都在家庭成员的视野之中一目了然，并各自通过实践以移情的方式明了彼此劳动的强度和价值，以及只有作为内行的他们才能评估的意义和内涵，女性也在这过程中彰显出她们在这一共同体中的重要价值与地位。

二、集市：女性主导的空间延伸

　　渔业的本质是它必须与“交换”相联系，捕鱼为主业的疍民虽浮生江海但不能离开陆地生活，他们不能自给自足，生产生活用品需依赖陆地供给。因此，疍民所停泊的港湾附近常常有村庄集市，以便完成交换。从考古发掘的贝丘、沙丘遗址和现有的渔业港湾的地理位置的考察也发现，早期的渔业聚落和现今的疍民聚居地有共同的特征，即他们与农业种植园组成了一个多种产业圈。虽然至今南湾疍民依然认为“陆地是陆上人的，大海是疍家人的”，疍民与停泊地或者船籍所在地的联结并非根深蒂固，根据海上生产情况流动游走是他们生活的常态，但依托陆地村庄集市是选择停泊地的必要条件。早期避风停靠的港湾只完成简单的以物易物，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渔港与农业村庄之间往往形成不同规模的市镇，以满足物品的流动和水涨船高的生活需求。

　　从简单墟市到繁荣集镇，市场的主角是女性。疍家女性从幼年开始，便常常向陆地居民和下山的少数民族兜售贝壳和咸鱼干等，成年女性则负责卖鱼，“蜑人隶州者……以鱼趁墟换谷……妇人髻垂后，或插簪包金，戴平头藤笠负贩”，或者在海边沙滩定点交换地以鱼和鱼露等海产换取蔬菜粮食和其他山地土特产。同样，附近山上的黎族也有“妇女负贩”的习俗，多由女性肩挑山货下山到海边交换，这样山海之间的物品流动主要由山上和海上的女性完成。疍家女性完成了渔业中重要的交换环节，尽管上岸时间有限，但“抛头露面”让她们比埋头船上工作的男性更了解外界的情况。这种实践让她们积累了与陆上人打交道的经验，也及时掌握了市场行情，早期肩挑渔获的交换者，就成了今天繁荣的码头市场的主人。

　　劳动生产形式的变化使女性的参与更加深入，码头鱼市成为现今疍家女性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场地。清早五六点，小镇一隅的新码头就挤满戴平头笠的疍家女。买鱼料、卖鱼料、做渔获中间商，她们有各自的身份和行当。码头上常看到年纪较大的疍家女人，尽管不曾读书识字，但是她们都有很强的算数能力，人手捏一张硬纸片、一支笔守着渔筐计数算账。她们掌握着每天各类鱼和鱼料的价格，知道以什么价格出手或者买回。女性参与活跃的市场买卖，她们对于市场变化或者新鲜事物的接纳往往比她们忙碌于渔船、网具的丈夫更加容易。老码头的蔬菜杂货市场，是疍家女人的另一个活跃场所。下午女人们会上岸购买肉类、蔬菜以及其他生活用品。当家庭将生活生产和市场空间开放给女性，她们实际上掌握了两个市场的行情和家庭的日常运作。家中大小事务的操办，让今天的疍家女性掌握了除鱼市、菜市场之外的更多空间。久而久之，市场涉及的事情多顺水推舟地交于女性来负责。一位疍家青年认为：“我们疍家是重女轻男，里里外外，女的权利大，家中要办重要的事情，儿女婚事呀，买东西，都得女人决定。”显然，男性的精力集中于渔船、渔具、渔业生产，女性所面对的事物分散但涵盖了变动不居的日常生活的所有面向，当海上的生活越来越受到陆地事物的影响，女性对于家庭的主导地位就越发明显。女性掌握足够的信息，从而拥有男性没有足够理由否决的决定权，信息不对称使得女性在某种程度上对信息进行操控，这也成为今天疍家女性的地位和权利的来源。

　　对于家庭的主导权还体现在收入支配上。关于渔业生产的造船、渔具的购置等，男性起主导作用，除此之外的渔获买卖、鱼饲料购买、出海补给和每日生活有关的小宗采购，以及婚丧嫁娶节庆祭拜的大宗采购完全由女性负责。这些市场行为都需要现金交易，女性也就掌握着大量的流动资金，并拥有支配权。正如安德森（Eugene N. Anderson）在关于香港疍民的研究中指出的：“妇女参与捕鱼活动，对于船上事情和资金分配等都有比较大的决策权；事实上，比之于陆地上的人，船上世界是最不家长制的。陆地的女性往往要避开男性，尤其是大商人。”现今的疍家女性参与的事项已经远超出渔业生产之外，不仅仅要与陆地的商人交易，她们自身也已经是海陆贸易的重要媒介。

　　疍家男女在独自承担一份工作时就获得完全由个人支配的收入，这种劳动及回报延续到整个人生。完全个人支配的劳动和私人财产对于男性是同样的，但是女性的经济权利和支配家庭收入的自由度更具有意义。我在田野中认识的疍家姐妹海玉在码头帮亲戚家卖渔获，每天有现金流进流出。我常常与她在她娘家见面，因她父亲生病，她将自己收入的一部分用来帮衬娘家，无论是有计划还是临时决定，她对自己的劳动所得具有完全支配的权利。毋庸置疑，随着疍民逐步上岸，女性可被接受的经济角色和范围在尽可能扩展，女性在政治经济学及经济交换体系中的作用愈发凸显。同时，无论是在思想意识还是在实践方面，疍家女性都掌握着自己的劳动、劳动产品和收入。

三、神圣空间：节庆与仪式

　　海南岛沿海地区民间信仰与当地人群的生计方式、居住模式，以及移民群体的来源有关。虽然都是靠海生存，但不同的渔业群体依赖海洋的程度和方式不同，造就了多元的海洋生计方式，他们的海神崇拜、民间信仰也就各有其独特性。除了围绕“鱼”“船”相关的事情，疍民家庭日常头等大事是“上香”。当地陆地居民每逢初一、十五给祖先牌位上香，与陆地居民有所区别，海上的疍家人每日早晚上香。家庭上香以及在婚丧嫁娶、妈祖诞辰等群体性的活动中，处于仪式核心区域和重要位置的都是女性。

　　家庭生产生活的主场在船上还是鱼排上，决定了供奉妈祖等神仙和祖先牌位的神龛设在什么地方。如果一个疍家家庭的大部分时间在船上，祭拜的神龛往往置于家船驾驶舱的右侧，在劳动生活的空档兼顾一日两次上香。上香所需时间简短，仪式简单，但日复一日需持之以恒。这种日常仪式本身没有性别年龄的规定，只需是家庭成员。渔业生产中最辛苦的部分由男性承担，日常的奉香就成为女性的专属责任，因为她们往往能够有时间保证。然而，奉香又并不因为不是负重的劳作而被轻视，恰恰因为一日两次日复一日一般人难以坚持而体现了这一连续性行为的另一种难度，需要相当的责任心。比如，当我访谈一位83岁的疍家阿婆时，时间恰好到下午6点，她戛然而止，“要去拜公”，立刻起身回旁边自己的屋子去上香。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对于从事渔业的人来说，家神和海神的保佑起着至关重要的心理慰藉作用，上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担此任务的女性也被赋予了神圣的价值。

　　在海湾入海口右侧坡地的三江庙里供奉的即为疍民信仰的海神妈祖，本地人称为“三江婆婆”。看庙人十多个，主要为上年纪的疍家女性，她们分两组轮班主持日常拜庙的各种仪式。当地人认为妈祖是女神，与其沟通的事情，女性去做才能灵验。每年农历正月十三是疍家人的重要节日，除了传统的花车游行，这个庆典的核心围绕庙里的“三江娘娘”展开，三江娘娘和庙里供奉的其他大小神仙共15尊，要坐轿出庙游街。人们都要在自家门口摆上水果、香烛，等待神明路过。这些神像乘坐的轿子由硬木制成，体量大而结实。在迎神出游仪式上，抬轿子的都为疍家女性，男性只是尾随其后。每只轿子由4名中年疍家女性抬起，从她们行走的脚步和实实压在肩上的轿杠可以看出，放了实木神像的轿子十分沉重，从体能上讲，男性更适合承担此任务，但是当地人认为女性才能担当这份神圣职责。最新的消息是，考虑到抬轿子游神四个多小时对于疍家女性十分辛苦，他们已经随机应变发明了带着四个轮子的轿子，由疍家女性推着游街，男性在外围负责敲锣打鼓、放鞭炮等事宜。仪式日程和庆典中女性的角色更加强化了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和权力，因为在靠“做海”生存的沿海市镇，除了依赖技艺和经验谋求生计，人们更习惯于将出海作业、生老病死，甚至日常的感冒、磕碰之类的事情归于运气，而运气的好坏由神灵掌握。具有神性的女性往往具有与神灵沟通、满足人们各种祈求的能力。

　　民间信仰与生产劳动紧密联系，并且产生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尤其是依赖海洋生存的群体，将危险、不确定性和焦虑等困扰寄托于神明，这是妈祖在沿海传播的内在动力。对海上疍民来说，海洋的危险和威胁始终存在，人们将命运依赖于神明，认为有神秘力量左右其生产生活，甚至包括日常微小的事情。当女性在参与经济生产的过程中和出席家庭活动的重要场合中，起着重要作用时，将日常琐事与出海大事都寄托于神明的疍家，自然视女性为这些仪式活动中的重要人物，而这又反过来强化了女性超脱于经济地位的神圣地位，使她在经济、家庭等领域更加具有话语权。

四、女性的关怀道德和情感价值

　　女性气质会成为某种优势，女性的关怀道德以及对关系的强调，对于家庭有正面影响和积极的意义，卡罗尔·吉列根对于女性关怀价值的论述，是从女性视角的叙述和关注女性声音开始，她认为“女性的道德和男性的具有差异：男性的道德观更多地取决于正义感。女性的道德观更充满人情味、强调关系，以关怀为中心。” 在传统家庭中被忽略的女性对于“家”之营造的情感价值，习而不察的女性关怀价值，在疍民特殊的境遇中恰是被强调和认识的。处于流动移居状态的疍民家庭，女性特有的爱的抚慰价值对于家庭成员意义重大。面对海洋生计的风险，在家庭成为最小型社会且缺少外在联系和支持时，内部的联结就极为重要。

　　浮生之生死考验，使得疍家对于家庭及亲情极为看重，女性往往得到丈夫及子女的尊重。疍民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反而很看重女儿，即使生活极为艰难，疍民也极少有溺婴、丢弃孩子或将孩子送人的情况发生，个别家庭在经济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为了活命才会将孩子送给别人抚养。反而疍民有收养孩子的习俗，一方面海上劳动需要人力，另一方面人丁旺盛才可抵御舟居生活、海上漂泊的孤寂。我在海上调查期间遇见一对夫妇，他们有两个孩子，又抱养了一个陆地的女孩。对此，男主回应：“有孩子家里热闹，孩子大了上岸读书，没有人叫爸爸妈妈，觉得孤单”。抱养孩子并非为了传宗接代，或者单纯为了增添劳力。疍民家庭抱养的多为陆地家庭送出的女婴，他们并不避讳谈及收养的事情，对收养的子女大多视为己出。漂泊生活需要家人的抚慰、陪伴和支持，他们对于家的理解也就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家是男女老幼患难与共的海上生死共同体。在朝夕相处、摩肩接踵的生活实践中，女性对于家庭所付出的辛劳与不可替代的情感抚慰价值愈发凸显，依赖于海洋的技术性渔业群体，时刻面临生死考验才会对此深有体会。

　　除了经济角度和家庭劳力的考量，渴望家庭成员给舟居生活带来生气和彼此慰藉是以一舟漂浮于海上的疍民的本能诉求。在扮演男性生命周期的养育者、抚慰者、协助者等各种使命的过程中，注重关怀成为女性的力量，正应对作为船长和一家之主的男性所负担的责任、焦虑与恐惧，所以疍家男性通常在与女性的关联中叙述自己的生命故事。已经上岸居住的疍家老者黎某在讲述船上生活时，常常将阿婆挂在嘴上，他们习惯于随家中晚辈称呼家中女性，比如：“开船送货遇险，阿婆在船上烧香磕头求保佑”；“遇见沙百鱼，不吉利，阿婆烧火棍丢海里丢它们”。另外在称呼上，疍家一般把少女称为“疍家妹”，把年老的妇女称为“疍家婆”；对男人的称呼则不分老少，统称为“疍家佬”。对于以船艇为家的船和艇，则统统被称作“疍家婆船（艇）”，而不称“疍家佬船（艇）”。女性在疍民家庭中的重要地位和对于家庭的意义可见一斑。

　　传统家庭中的女性从物质到精神都依赖于男性，布迪厄认为男女劳动分工的支配性表象赋予男子以支配性地位，在面对女性时，他们往往以保护人的身份扮演审视、包围、俯视、监督的角色。在海上疍民的家庭中，男人与女人彼此依赖，这不光是家庭生计劳动的配合协作，更是情感与心理上的依靠和支持。“根据关怀和保护他人的能力来定义自己和声明自己的价值”，家的营造与可持续是男女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是显而易见的，是合理合作的架构，而非支配关系。女性和男人一样是社会生活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富有目标与策略的社会行动者。就情感的价值方面，处于对称一端的女性具有超乎传统理论家们想象的更加强大的力量。作为家庭成员，女性对家的贡献不能仅从经济、声望上去衡量，情感、抚慰、陪伴、彼此依赖的比重之大，更使得女性成为凝结家庭，使家成为家的重要力量。

五、结论：空间、身体与权力

　　在游捞的疍民家庭中，男女以不同的方式深深卷入渔业生产和家的营造。因为浮生海上，天然与陆地保持距离，疍民依循自我实践形成了一套文化规则。在和陆地的接触中，也会激发水上人的各种想象与愿望，然而对自我的认识以及与周边环境的比较，使他们更加笃定于相对陆地农村和山区少数民族较为优越的渔业生活。即便现实环境允许，他们也并非愿意处处模仿陆地生活，如华德英（Barbara Ward）的研究所认为的，尽管疍民一直为意识模式，即传统的中国模式所影响，且部分付诸实际行动，但水上人对自我有一个秩序构想，他们在所处之地仍然有发挥地方特色的自由，尤其体现在宗教、村落组织，以及男女分工等方面。

　　作为一个独特的海洋族群，疍民的精神特质、文化内涵、社会伦理，很多时候是依赖外显的疍家女性的形象呈现出来的。然而，疍家女性的形象和角色不是在强调性别平等的外力驱动之下，女性竭力追求的结果，它无意识地产生于海洋舟居时代的生活方式和男女互为主体性的海洋生计合作模式中，即男性和女性都为社会生活中至关重要的富有目标和策略的社会行动者，他们所依赖的空间和自然生态环境，以及渔业特殊的技术技艺要求和身体规训，使从事这一职业的男女与他们依赖的海洋生态胶合在一起。男性与女性不是对立的两端，而是处于彼此持续协调的过程中。其中，女性的角色和地位一以贯之，从浮生江海到逐步上岸，生产生活的空间随之延伸扩展，女性的主体地位因传统惯性，依然延续在疍家人的生活中。正因为如此，关于疍家女性的书写和叙述必定要在一定的语境中，即不能抽离背后更大的生态和社会背景。

　　女性在场的水上世界的性别分层显示，当家这样的私人空间与公共环境重叠，两性关系会更加平等，换言之，通常与家相关联的女性不再只是附属的角色。人类学家将家庭与外界完全区分开来的现象，称为家庭-公共二元，二者的空间区隔，会推动性别阶层化，因为公共活动比家庭事务更能带来社会威望，属于公共领域的常常是男性，女性更贴近于家庭。与那些没有将日常生活从公共领域区分出来，即从政治领域区分出来的一些采集狩猎的群体对应，生活于水上的疍民属于公共领域没有从日常生活中区分出来的超脱于公共-私人二元对立的模式，其指向同一个结果，即女性与男性都被充分重视，互为主体性。在疍民的日常生活和劳作中，男女活动、空间、权力的重合度最大，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分离度最小，两性关系趋于平衡。对于男性与女性来说，长时段同时在场，以移情的方式经验彼此的世界，衡量对家的贡献，无疑有利于达成和解，实现两性平等协作。公共与私人领域的分离度最小会最大限度地拥有相对平等的两性模式，疍民的例子无疑证明了这一点。

　　不同的社会文化组织赋予女性不同的角色和力量，尽管疍民的生存环境具有其特殊性、唯一性，这类似实验的验证无疑为我们构建相对平等的两性模式予以启发。需要关注的是，随着水上人上岸居住，以及海洋近海渔业困境导致的渔民转产，男性正在走向与家分离的公共空间，由于女性在家庭生产中积累的影响力与贡献，家不会在短时间内趋向于传统的女性气质的家，但男性在家与公共空间的分离上逐步趋向于陆地居民，日益延展家船之外的公共空间。疍家男性的日常部分从家船转移到茶店、餐馆等公共空间，更大范围地参与陆地公共活动。局促的家船也逐渐为陆地宽敞的居所代替，原本隔离于海上的、群体内部的惯习，无可避免地受陆地人的家庭观、两性关系的影响，海上疍民的家庭-公共重合的模式已经开始向家庭-公共二分的模式转换。变迁的不仅仅是生计方式和生活习俗，根本性的改变将是两性关系模式。这是需要继续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