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月13日，毛主席在看四川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所长、全国人大代表马建猷的来信。来信反映了当时在农村出现的一些问题。信中主要讲了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1958年，湖北省放出了亩产数千斤的高产，四川省组织参观团取经。作为水稻专家，马建猷看出了其中这些所谓高产就是浮夸虚报，如果让四川来模仿学习，一定会让农业生产遭受重大损失。他向参观团领导提出了意见，却遭到了参观团领导的当场批评。参观后，在给省委写报告时，也不准向省委反映真实的情况。参观回来后，马建猷用私人名义向上级写信，后来当地的一个副专员建议他给毛主席写信，反映真实的情况。结果，他的信还没有写，就遭到追查，问这位副专员要他向毛主席反映什么事。马建猷在给毛主席的信中说，我想不通，难道不准一个革命干部向主席反映情况吗？难道向主席反映情况还有什么限制吗？
另一个问题是，1959年，马建猷下放到泸县石洞公社，读到毛主席给全国生产队长的一封信。他迫不及待地向所下放的公社社员宣读了毛主席的这封信。社会员听到后，无不欢天喜地。后来，马建猷又向本单位的职工宣读了毛主席的这封信。但是很快，当地的上级不准他再向群众宣读这封信，而且也不再把毛主席的这封信向生产队发了。许多生产队和干部都不知道毛主席写过这封信。马建猷在给毛主席的信中说，他们单位的支部书记批评他，说他向社员和职工宣读毛主席的信是歪曲主席写这封信的意图。他认为，把主席的信收起来不宣传的事，在四川不是个别县、个别单位，干部对此很不满，但又不敢说。
关于毛主席给全国生产队长写的这封信，我是看见过的。文革期间，很多地方都公开张贴着这封来信。我当时年纪不大，不知道毛主席写这封信的用意。而且我能记得的有些话也不是重要的关键性的话。我只记得毛主席在信中说过这样的话，“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是半干半稀”。现在百度上找不到毛主席的这封信，很是奇怪。后来，在网友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这封信。严格地说，这封信是《党内通信》，是写给省、地、县、社、生产队（大队）和生产小队干部的。我记得是给全国生产队长的信，是不准确的。
再回到马建猷所提出的这两个问题。这是在大跃进之后出现了浮夸风盛起的时期。不少地方干部对此十分热衷。这些干部从根本上说，就是不懂得从实事求是出发，不懂得到底怎样做才是为人民的利益服务。虚报、浮夸，既有形式主义，又有官僚主义，对群众利益是有着极大伤害的。从马建猷所反映的问题来看，这种浮夸和虚报并不是中央提倡的，而是各地争相表现自己工作多么突出和优秀而搞起来的。当然，在省委一级的干部中，有人是喜欢这一套的。如果下面的人看到实际情况，表达出不同意见，这可能就揭露了省委一级干部的思路不对头，因此就要坚决打压下去。这显然是非常错误的。
某些地方干部反对向广大社员和群众宣读毛主席给全国生产队长的信，更是一种阳奉阴违。因为毛主席信中的内容不符合他们搞浮夸的做法，如果这封信真的全部向农民社员宣读出来，农民们肯定要戳他们的脊梁骨。那么这些干部肯定就很没有面子。这当然是这样的干部所不能接受的。可见，在浮夸风的影响下，干部的作风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应该是很复杂的。1957年，全党开展了反对右派的斗争运动。从总的状态看，反对右派向党进攻是对的，没有问题。但反右的扩大化确实滋生了党内的一些极“左”的倾向，甚至有所谓“宁‘左’勿右”的观点。在大跃进中，有些单位，有些领导提出一些超越现实的口号，那些遵从实事求是的干部会站出来反对，但却可能被戴上一顶右倾的帽子。这种反右扩大化的余波，确实给干部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带来了很大的阴影。而某些上级领导干部又似乎很喜欢这样的浮夸，似乎这样做才算走在时代的前面，因而越发不考虑实际情况，不考虑广大群众的民生问题。这是非常要命的。
应该说，从大跃进一开始，毛主席就是坚持反对浮夸风的，反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但似乎在一段时间内，毛主席也无可奈何。因为搞浮夸的地方太多了，兴起这股风的人也太多了。马建猷遭遇到的情况，在全国绝不是个别的。这对我们党的事业是非常不利的。
或许正是因为马建猷的这封给毛主席的信，中央后来决定在全国公开发布毛主席的《党内通信》，即给全国省、地、县、社、生产队和生产小队干部的信。而且是广泛印刷和张贴，我也才能看到这封《党内通信》。只是问题在于，马建猷给毛主席写了信，而且毛主席也看到了信，才有这样的结果。如果没有人给毛主席写过这样的信，或者即使写了，也没有送到毛主席手里，中央仍然不了解下面的情况，那又当如何呢？
今天的情况比起当年来，确实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但一些地方的干部做这种瞒上欺下的事还是存在的。要从根本上解决这样的问题，也不是那么简单。但是有一点，保持全国上下信息的畅通，保证中央的精神和意志能够传达到基层，同时保证基层的声音和信息能够及时、快速、完整地上达中央，都是非常必要的。有了信息的畅通，才能做好信息的处理，才能准确全面地了解具体实际情况，才能做出符合实际且有效率的决策来。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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