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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的东方医院护士哮喘发作死亡，热搜仅四十分钟；
黄浦区精神卫生分中心院长瞒报+医患集体发烧+护士没有卫生巾，压根没有热搜；
永康路外国人不戴口罩+聚集+开party，依然没有热搜；
今日网传世博方舱死人，还是没有热搜（哪怕来个辟谣）；
又有网传浦东封到4月5号，同样没有热搜（哪怕来个辟谣）………
想想之前西安疫情时，一个缺卫生巾的事情挂了多少天热搜、诞生了多少条阅读量破千万的博文。
西安作协主席那事儿，主导力量就是以澎湃新闻为首的上海帮媒体——注意，我不是说官老爷的恶劣言论不允许曝光和声讨，我怼的是双重标准。
再看看这两天登上热搜的都是些什么鬼畜新闻：吃咖啡品红酒、辉瑞2300/盒、电子狗背着大喇叭吧啦吧啦、上海年薪30万什么水平、上海大妈打麻将用蔬菜做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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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问问，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终身教授吴银根今天上午在发布会上说的：“新冠肺炎变异株感染病属湿毒疫，这是一种以湿和毒为最主要病因的疾病，用的方法是解热毒、化湿毒、祛瘀毒作为主要治疗的法则，在前一个阶段治疗当中发现用了中医中药以后，病人核酸转阴时间能缩短，症状控制时间例如发热比不用中药的也可以缩短，其他症状跟状态调整也是比较好的。中医中药在参与新冠肺炎治疗中取得了很多成绩。目前上海根据国家发布的第九版诊疗方案和地域特点，在定点医院迅速推广，开展救治，取得良好效果。”——这为什么上不了热搜？
打不开？点这里>>>
更有上海广播电台亲自下场制作的、结果评论区直接翻了车的“一位无症状感染者自述隔离生活”小vlog……
包括“上海房东排队4小时买菜送3租客”，搞这种热搜干嘛呢，以为上海老百姓都是傻子？被网上几条泪目滢滢的热搜就给哄骗了？
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粉饰太平？
至于此前给吉林和上海两地做疫情数据报告时的两副面孔（一个加话题和数字海报并不控评，一个无话题无数字海报却控评）这等披萨动作，我只能感叹一句：资本的力量是磅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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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感叹，从晚清到民国再一直走到新中国七十余年时，始终受到上海地区高层重视和扶持的媒体行业，确实永远是中国最发达、战斗能力最强悍的地域。
还记得2020年1月底张文宏的“一线岗位党员先上”的表态吧，文汇报和观察者网（反帝不反修的观网也是上海的）后来的联合报道是这样写的：“张文宏的‘让党员先上’，经过上海媒体的视频报道，‘硬核主任’的形象一下子闻名海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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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韩市长主政时就曾大力帮扶沪媒，提出“上海纸媒如何摆脱恒隆广场的试衣间命运”的时代之问和“上海要努力在新媒体领域有所作为”的主题讲话，推动了沪上媒体的革新，确实走到了全国前沿。
随后，南方系的北上合流，使得澎湃新闻、界面新闻等上海媒体业的新角色随即崛起，大势不可逆。
澎湃新闻，各位是很熟了。
而这个界面新闻，也是由上海报业集团在2014年打造，是澎湃新闻的孪生兄弟，二者互动频繁、互借新闻素材和论点。
去年4月的二手烟事件（该事件界面实际是暗中支持港Du）以及前年向凉山墨茶泼脏水，已经让人见识界面新闻了。
有兴趣的朋友还可以看一看界面新闻今年以来报道吉林疫情与上海疫情的数量对比，他一个上海本地媒体竟然更关心千里之外东北的疫情，属实让人泪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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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说“南方系”，但实事求是而言，自十八大之后、特别是自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之后，传统的南方系、广东系媒体矩阵已经倒塌了。
现在，到了要重视“上海系”的时候了。
就继续拿界面新闻来说，我可以详细介绍一下。
界面的创办人团队为《经济观察报》和《第一财经周刊》的何力、华威，主创团队囊括了《华尔街日报》、《财富》杂志、《21世纪经济报道》和《南方周末》、财新传媒成员。
可以去微博查看这条，深扒财新传媒
2014年9月22日，界面网站宣布公测上线，仅仅三天后，《21世纪经济报道》总编沈颢和总经理陈东阳被警方带走。
沈灏，1971年3月出生，历任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编委；城市画报执行副主编、《21世纪经济报道》主编；21世纪传媒公司总裁、《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
陈东阳，历任《南方日报》计财处会计员；《南方周末》财务部干部；《南方周末》广告部副经理；《南方周末》广告发行部副经理；《21世纪经济报道》运营总经理。
沈陈二人的倒台显然事先不可能不为南方系舆论集团内部知悉，这种时候，界面新闻和澎湃新闻这两颗蛋被火速孵化，显得就非常吊诡，这标志着南方系在融媒体时代作战模式的精进。
四个月之后，2015年1月25日， 所谓“自媒体联盟成立大会暨界面首次战略发布会”召开，界面自媒体联盟召集了两千个自媒体，号称将覆盖两亿受众人群。
再两个月后，2015年3月，界面新闻宣布将持续发力、每天更新三百篇商业报道，并声称界面已吸引了柳传志、任大炮、潘石屹等商界名人的关注互动。
背靠买办财团，以经济新闻导向作为发动政治进攻的幌子，这种新闻舆论思路极为隐蔽。
上海媒体的强大确实是业界公认的，这一点从业者心中了然。
中国网络媒体论坛就曾在上海召开，此前许多地方的官媒还会定期组织去上海学习（去的最多的就是河南报业集团，2008年5月在上海举办高级研修班、2015年12月又和上海文交所合作）。
但是，不禁想问：上海媒体的战斗力都用在了什么地方？粉饰己域+打压他地？
在一个普遍被民众戏谑“媒体水准低下、官方文宣能量不足、舆论阵地打不过西方帝国主义”的国度，出现这么一种霸王式的媒体强域，这似乎也是一种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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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看到，媒体的强大要么依托于行政层面的意识形态，要么依托于资本层面的金元喂养，无外乎这两种。
差不多百年前，同样是在长三角，蒋介石的法西斯新闻集团正是依靠其背后江浙财阀的权力触手而展开舆论阵地的反共攻势、亲美宣传。
蒋记国府表面是一个拥兵自重、主权独立的中央机器，但实质仍是为资本所控、为财权所掌的傀儡式代言人。
从早期的虞洽卿（荷兰银行买办）、陈光甫、钱新之，到后期的美帝国主义资本赞助，与其将蒋介石国府的统治看做政治机器，不如将这种不正常的政治生态视为一种典型性的「资本干预政治」或「资本操控权力」的蓝本。
因而，蒋府针对共产党的舆论战自然也是受到资助的结果。
1928年10月，蒋府颁布了《中华民国训政纲领》，其中规定：“在必要时，国民党可对民众的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
蒋介石认为，当时全国报刊“言论正确的约占25％，失常的约占15％，其中以共党刊物最多。而其他刊物，如国家主义派占总数约5％，第三党、 社会民主党约占3％，国家社会党和无政府党各占3％ 。”
为达到控制舆论的目的，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国民党当局出台了大量有关新闻出版的法令法规。
根据检索，从1927年到抗战前夕，这类法令法规主要有：《检查新闻条规》(1928年)、《宣传品审查条例》(1929年1月10日)、《取缔销售共产书籍办法》(1929年6月22日)、《出版条例原则》(1929年8月23日)、《出版法》(1930年3月17日)、《出版法施行细则》(1930年5月)、 《宣传品审查标准》(1932年11月24日)、《修正重要都市新闻检查办法》(1933年9月25日)、《党报及与党有关报纸审查标准》、《查禁反动刊物令》、 《新闻检查标准》(1933年1月19日)、《新闻禁载标准》(1933年10月5日)、《取缔不良小报暂行办法》(1933年10月25日)、《查禁普罗文艺密令》(1933年10月30日)、《新闻报纸在检查期间不服检查之处分办法》(1934年2月21日)、 《图书杂志审查办法》(1934年6月9日)、《检查新闻办法大纲》(1934年8月9日)、《审查取缔大小日报标准》(1935年5月27日)、《取缔刊登军事新闻及广告暂行办法》(1935年6月10日)、《取缔发售业经查禁出版品办法》、《取缔印刷业规则》、《关于法院制裁新闻纸杂志社编辑人及发行人》、《民营广播无线电台暂行取缔规则》………
如一张铺天巨网，遮盖了蒋记国府控制下中国舆论界的哀鸿遍野。
1932年11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公布《宣传品审查标准》，宣称：“凡是宣传共产主义的，便是反动宣传品；批评国民党便是危害民国；对其统治不满则是反动；这些文稿一律禁止出版。”
这一《标准》的颁布预示着注册登记制向审查制的发展倾向，也就加剧了蒋介石白色统治下的民国进一步的舆论专制化、新闻恐怖化。
想要体会眼下上海媒体群对本地疫情沦陷的舆论庇护，也可以从当年蒋介石治下对“不抗日政策”、“东北国土丧失”的报道得以体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为蒋介石“不抵抗”命令的下达以及对国际联盟的幼稚期盼，导致了东北三省的完全丢失。
后世对那一时期的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申报》和《大公报》上，很少有人对国民党党报系统的有关注。
比如《中央日报》，因为是国民党党报系统中的最高报纸，其对 “九一八事变 的报道是认识蒋府“国联外交 ”下国民党宣传战线机能的一个切口。
这一时期的《中央日报》正处在从传统的国民党党报管理体制向社长制、企业化管理体制转型的历史出发点，处在党报转型与民族危机的十字路口，围绕九一八事变 的新闻报道与相关言论其实研究意义重大，《中央日报》充分体现了蒋府“不抗日”的本色和舆论管控的特色。
九一八事变之前，当时的《中央日报》总编辑为赖琏，此人在主编《京报》期间曾因批评蒋介石的政策而受到蒋府打压，但由于背靠胡汉民，赖琏还是在《中央日报》谋得高职。
然而“汤山事件”让蒋胡争端白热化，赖琏提出辞职未果，便从此陷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办报心态。
适逢此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央日报》也就不可避免地沦为了蒋介石集团向全国发送反动思潮、怯日情绪、崇美媚洋的工具。
事变后不久，《中央日报》遵蒋介石旨意，宣称“责任及赔偿由国联指定”，对国联的外交充满信心和期待。
当国联做出了要求日本撤兵的决议时，《中央日报》立刻欢欣鼓舞地撰文：“中国的大胜利！”
然而，国联的两次撤兵决议均被日本人破坏，更不用提此后伪满洲国的拔地而起，和日本由于伪满洲国不被国联承认而直接退出国联的闹剧，直接如巴掌一般扇在了蒋介石和《中央日报》的脸上。
此后进入全面抗战时期，从1938年10月至1940年10月，仅国民党中宣部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一家通令查禁的书刊，就达656种。
1938年11月2日，国民党中央作出《确立战时新闻政策的决议》， 借口“战时需要”、“齐一思想”，要求在全国实行“战时出版管制”。
从1939年4月1日起，所有出版书刊，“未经原稿审查者，概予依法取缔”；同月，蒋介石亲下手谕给国民党中宣部和军事委员会，布置加强新闻的审查工作。
据统计，从1941年至1945年间，有关临时性指示就达200余种，多数为镇压要求蒋府加大抗日力度、反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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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性原则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根本原则。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方面。党性原则不仅要讲，而且要理直气壮讲，不能躲躲闪闪、扭扭捏捏。”
“2006年，我在浙江工作时，对浙江省做好新闻舆论工作提出了十二个字的要求，即‘为党为民、激浊扬清、贵耳重目’，其中就把为党为民放在第一位来强调。”
“坚持党性原则，最根本的是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必须抓在党的手里，必须成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
“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媒体格局如何变化，党管媒体的原则和制度不能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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