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干强：西方经济学总把假象当作真理

把假象当作真理，这正是庸俗经济学的特征

——《论〈资本论〉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及其现实指导价值》之五

何干强

　　二、《资本论》对资产阶级经济学方法论特征的揭示

　　（一）对经济形式认识的主观性

　　《资本论》对整个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紧紧抓住了它们在思维方法上的特征，这表现为主观性、表面性、片面性、虚伪性、欺骗性和辩护性。以下试作汇总性的简要梳理。先看资产阶级经济学对经济形式认识的主观性表现。

　　1.主观性的基本表现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这也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思维方法具有主观性的共同的思想方法。资产阶级经济学是用唯心史观认识经济现实的。包括李嘉图、斯密这样的古典经济学最优秀的代表，他们都“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1]，因而他们不能意识到商品本身、商品的价值形式、货币及其职能形式、资本及其各种形式，它们作为一定的经济形式，都是历史的产物，都具有历史赋予的特殊规定性，并不是从来就有、永恒不变的。《资本论》用唯物史观揭示了商品、货币、资本、土地所有制和利润、利息、地租等各种收入的历史由来，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联系和发展趋势，这就彻底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永恒的自然形式”的主观性。资产阶级经济学既然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成社会生产的永恒形式，也就把工资与利润的对立（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经济利益的对立）、利润与地租的对立（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经济利益的对立）都视为社会永恒不变的自然规律，并始终论证资产阶级获得利润最大化的合理性，这显然是与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远存在相联系的。因此，这种主观性是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维护自身阶级利益紧密联系的。《资本论》在揭示资产阶级经济学思维方法主观性的基本表现之外，还揭示了如下多方面的主观性表现。

　　2.存在荒谬的主观假设。《资本论》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流行着一种法律拟制，认为每个人作为商品的买者都具有百科全书般的商品知识。”[2]这也是到如今仍在流行的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所谓市场中的“完全信息假设”。这种“假设”完全是主观臆造的。

　　3.把经济范畴看成是观念的产物。马克思指出，“货币形式只是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固定在一种商品上面的反映。”[3]交换过程给予转化为货币的那个商品，不是它的价值，而是它的特殊的价值形式。但是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则认为金银的价值是想象出来的；有人则认为货币是一种单纯符号，认为货币是观念的产物。这显然是主观猜测，是完全错误错误的。

　　4.认为资本家脑袋可以跳出现成的东西。历史上，工场手工业形成独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工，有一个客观的形成、发展过程。然而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却认为，这是因为“资本家个人在分工方面先验地运用了有发明能力的天才”，只是把现成的人才从分散状态集合起来；或者，只需要简单地把各种操作分配给专门的工人就行了。马克思指出，这种人天真地认为，分工“是从资本家的丘必特式的脑袋中现成地跳出来的”。[4]

　　5.把竞争当事人头脑中的浅薄观念直接上升为理论。马克思深刻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在竞争中是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的。”[5]本来，资本利润率的增加是资本家的利润量增加的原因，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竞争导致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使平均利润率下降，资本家的利润量却可以增加；本来，资本商品（商品形式的产业资本）的价格提高是资本家的利润增加的原因，但是在竞争中，资本商品的价格虽然下降，商品所包含的并通过商品出售所实现的利润量却会相对增加，这些现象在资本家当事人的头脑中无法得到科学解释，于是形成一种粗浅的观念，似乎利润率的下降好像不是社会生产率提高导致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结果，而是资本投资量增加的结果；好像利润率的下降不是生产方式本身发生变革的结果，而是资本家由于资本增加而主观上考虑到利润率较低时会赚得较大的利润量的结果。德国庸俗经济学家罗雪尔（1817—1894）则把资本家当事人的这些粗浅观念，直接上升为他的理论，说利润率下降，出售价格的变化，是由当事人的“明智和人道”引起的。[6]

　　6.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做出荒谬判断。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货币资本之所以带来利息，真实的原因是，产业资本无偿占有了工人在物质生产领域创造的剩余价值，将其中一部分转移给货币资本。可是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却把资本说成是能创造价值的独立源泉，其中某些人还鼓吹，即使全部社会资本都是货币资本，也会自动增长利息。对此，《资本论》作了不少引证，如：英国人理查·普赖斯博士（1723—1791）荒唐地说，“一个便士，在耶稣降生那一年以5％的复利放出，到现在会增长成一个比15000万个纯金地球还要大的数目”；“他竟然以为，他已经在下述公式中发现了资本增长的规律：s＝c(1+z)n。在这个公式中，s＝资本+复利的总和，c＝预付资本，z＝利息率(表示在100的相应部分上)，n代表过程进行的年数”。[7]“在柴尔德（引者注：1630—1699，英国人）这个现代银行业之父的著作中，我们已经发现这样的话：‘100镑按10％的利息率以复利计算，经过七十年，就会生出102400镑。’”[8]对这种用数学公式代替客观经济规律做出的荒谬判断，马克思深刻地批判道，“剩余价值和剩余劳动的同一，为资本的积累提供了一个质的界限：这个界限取决于总工作日、生产力和人口(可以同时剥削的工作日数目由人口限定)在各个时期的发展水平。相反地，如果剩余价值在利息这个没有概念的形式上来理解，那末，界限就只是量的界限，资本的积累就会超出任何想象。”[9]

　　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做出主观判断，也表现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对地租和利息的混同上。如，美国庸俗经济学家凯里（1793—1879）竭力把资本主义制度说成是“和谐”的制度，“企图把地租这种土地所有权的特有经济表现，说成和利息一样的东西。好像这样一来，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之间的对立就消失了。”[10]马克思指出，庸俗经济学家完全不明白，“单纯法律上的土地所有权，不会为土地所有者创造任何地租。”[11]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地租其实是土地私有权瓜分剩余价值的特殊历史形式。

　　7.把分配关系看成是人类本性产生出来的关系。资产阶级经济学把工资、利润或利息、地租三种收入的分配关系，看成是天然的（自然的）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本身具有不变的、从人类本性产生出来的，因而具有与一切历史发展无关的性质。虽然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承认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出现过其他分配方式，但认为那是这种天然的分配关系未发展的、未完成的方式。这显然体现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主观唯心主义。《资本论》在对这种错误观点的批判中深刻地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具有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与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以历史形成的一定社会生产力为前提的；“生产条件的分配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在生产关系的社会性质和经济运动中起决定作用；社会收入分配关系，“不过表示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工资、利润或利息、地租这些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12]

　　（二）对经济现象认识的表面性

　　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个通病，就是对经济现象的认识，往往停留在的表面，不能透过经济关系的现象认识经济关系的深层本质，甚至把经济假象当成经济的真相。

　　1.拜物教观念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具有表面性思维方式的基本表现。拜物教观念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具有表面性思维方式的基本表现。《资本论》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前面论述过，这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主要特征。这里，有必要进一步指出，这也是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具有表面性思维方法的基本表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所以产生拜物教观念，是因为他们直观地反映具有的拜物教性质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外部形态，把社会生产的一定历史形式赋予物质东西的社会关系形式，张冠李戴地看成是这些物质天然具有的社会属性。由此，资产阶级经济学形成了可称之为商品拜物教（认为商品物质本身就具有能交换的社会性质），货币拜物教（认为金还在地底下就有交换一切商品的社会权利），资本拜物教（认为资本要素本身就能产生利润和利息），土地拜物教或土地所有权拜物教（认为土地或土地所有权本身就能产生地租）的经济思想。[13]种种拜物教观念阻碍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经济关系内在联系的认识。如斯密就从生产资料的物质性质的角度，把资本的不动性和可动性作为划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标准，由此把流通领域的产业资本当成了流动资本，并用流动资本的概念掩盖了流动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本质区别。李嘉图也不加批判地接受了斯密的这种混同。这和亚·斯密、李嘉图对资本主义较为深刻的见解是完全矛盾的。

　　2.用简单商品流通的眼光来看待资本主义经济。《资本论》深刻揭示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简单商品流通（W—G—W,又称商品流通一般）与资本流通（G—W…P…W¢—G¢）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简单商品流通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表层。古典经济学同庸俗经济学比较，前者的认识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进入资本流通过程的生产层面，后者则平庸浅薄地停留在商品流通这个经济表层上；但是，两者共同点则是，两种经济学都把两种本质不同的流通混为一谈，都用简单商品流通的眼光来看待资本主义经济，都不能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层面来认识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认识的表面性出发，一般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商品交换的发达形式即贸易会产生剩余价值，认为剩余价值来源于名义上的加价或卖者享有贵卖商品的特权等；认为可以通过增加或减少流通手段就可以消除市场上商品的供求不平衡的矛盾。实际上，资本主义市场上产生商品过剩、资本过剩的真正原因，不是来自流通领域，而是来自资本流通过程的生产环节，来自生产社会化和私有占有制和这对固有的基本矛盾，来自由此造成的对社会再生产按比例发展规律的破坏。

　　3.用资本与劳动交换的表面现象掩盖生产关系的本质。资产阶级经济学都借用“劳动的价值”、“劳动的价格”这种人们感觉到的日常用语，来制造工资理论；而这种用语描述的资本和劳动交换的表现形式，正好掩盖了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范畴的本质关系，把资本剥削关系显示为它的反面，即平等交换关系。因此，《资本论》指出，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工人和资本家的一切法权观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神秘性，这一生产方式所产生的一切自由幻觉，庸俗经济学的一切辩护遁词，都是以这个表现形式为依据的。”[14]并深刻指出，“事物在其现象上往往颠倒地表现出来，这是几乎所有的科学都承认的，只有政治经济学例外。”[15]这是因为，如果资产阶级经济学承认经济现象往往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质的颠倒表现，那么，它所维护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就要被彻底消灭。

　　4.用满脑袋都是生意经的资产阶级眼界划分经济发展阶段。资产阶级经济学划分经济阶段的方法具有明显的表面性。《资本论》对德国历史学派不是按生产方式，而是按交易方式来划分经济发展阶段进行了深刻批判。他们把“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作为社会生产的三个“对等的发展阶段”。马克思指出，“所谓信用经济本身只是货币经济的一种形式”，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只适应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发展阶段，但决不是和自然经济对立的两种不同的独立的交易形式”，如果按交易方式来划分，自然经济“就不属于这些范畴中任何一个范畴了”；这样划分还会产生混乱，因为“货币经济是一切商品生产所共有的，产品在各种各样的社会生产机体中表现为商品”；“不是把生产方式的性质看作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交易方式的基础，而是反过来，这是和资产阶级眼界相符合的，在资产阶级眼界内，满脑袋都是生意经”。[16]

　　5.迷惑于流通时间缩短对资本增殖作用的假象。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是在生产领域产生、在流通中实现的。然而在外表现象上，流通时间较短、资本周转期间较短的资本，年利润率高。资产阶级经济学为这种假象所迷惑，看不到资本流通过程要经过流通和生产两个阶段，流通时间会限制生产时间，从而也会限制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把这种消极作用理解为积极的作用；误认为剩余价值来源于流通领域，是从商品的出售本身产生的，从而与劳动的剥削无关。《资本论》第2卷对此进行了详细深刻的批判。

　　6.认为供求关系决定市场价格。资本主义市场的表面现象是，供求不平衡引起市场价格上下波动。资产阶级经济学由此形成“市场价格由供求决定，而同时供求又由价格决定；需求决定供给，反过来供给决定需求；生产决定市场，市场决定生产”等混乱观点。马克思揭示出，如果供求一致，它们就不再发生作用，商品就按自己的市场价值出售；供求关系一方面只是说明市场价格同市场价值的偏离，另一方面是说明抵消供求关系的影响的趋势；实际上，在商品流通一般条件下，应当用市场价值说明供求的变动；而当供求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发生的时候，商品是资本的产品，供求关系是和单纯的商品买卖完全不同的复杂化了的关系，这里问题已是市场价格同生产价格的偏离；供求以不同的阶级和阶层的存在为前提，要理解供求关系，就需要弄清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全貌。[17]

　　7.停留在经济表层而不能理解平均利润率规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弄不懂资本主义竞争中的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平均利润率现象。李嘉图虽然看到了价值规律与平均利润规律的矛盾，但是“被这块拦路石绊倒了”[18]；原因就在于他停留在经济表层中的体现商品流通的价值规律上，不懂得资本主义生产的是包含剩余价值的资本商品，不能区别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不能区别剩余价值和利润，不能弄清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别，从而不懂资本主义竞争的特殊性，所以无法揭示这种矛盾。而庸俗经济学家根本不去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只是“把无知当作充足的理由”，抓住现象的外表（不等价交换）来反对现象的规律（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19]《资本论》深刻指出，实际上，资本主义竞争的基本规律，即调节一般利润率和由它决定的所谓生产价格的规律，并不只是建立在价值规律上，而是“建立在商品价值和商品成本价格之间的这种差别之上的，建立在由此引起的商品低于价值出售也能获得利润这样一种可能性之上的。”[20]这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并不是孤立地直接起作用的，而是与剩余价值规律、平均利润规律结合而起作用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启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只提尊重价值规律是有片面性的，应当认真探索价值规律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全民所有制的基本经济规律相结合的特殊历史表现形式。

　　8.用商品买卖关系看待资本信贷关系。庸俗经济学把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即买和卖的简单关系直接运用到资本信贷领域，形成了“利息是资本的价格”这种说法。这种说法是完全不合理的，是和商品价格的概念完全相矛盾的。马克思指出，“利息是资本的价格这种说法，从一开始就是完全不合理的”；“一个价值额怎么能够在它本身的价格之外，在那个要用它本身的货币形式来表示的价格之外，还有一个价格呢？价格毕竟是和商品的使用价值相区别的商品的价值(市场价格也是这样，它和价值的区别，不是质的区别，而只是量的区别，只与价值量有关)。和价值有质的区别的价格，是荒谬的矛盾。”[21]

　　9.形成工资、利息和地租决定商品价值的错误观念。在资本主义经济的表面，商品价格是与劳动、资本和土地这三种彼此完全不同的生产要素所带来的收入发生关系的：工资上涨，商品的平均价格就上涨，工资下跌，商品的平均价格就下跌；利润和地租表现为预先存在并决定商品本身的价格的量，即表现为形成价值的要素，似乎与劳动以及由劳动创造的价值无关。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直观地反映这些表面的现象，于是得出商品的价值由工资、利润和地租的价值量合在一起构成的错误结论。连斯密这样的古典经济学家也陷入了这种认识误区，形成“斯密教条”。《资本论》则从本质上揭示出，商品的市场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社会总产品的价值量在扣除补偿不变资本价值之后，余下的价值产品（新创造的价值）才能作为工资、利息和地租进行分配，而它们在工人阶级、资本家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分配关系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的。把假象当作真理，这正是庸俗经济学的特征。

　　（本文节选自《当代经济研究》2022年第2期，作者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未完，待续）

　　注释：

　　[1]《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9页(注31)。

　　[2]《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8页(注5)。

　　[3]《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9页。

　　[4]参见《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21、421（注75）页。

　　[5]《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50—251页。

　　[6]参见《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50页。

　　[7]《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45、446页。

　　[8]《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46—447页。

　　[9]《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49页。引文中的黑体为原著所加。

　　[10]《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01—702页。

　　[11]《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56页。

　　[12]参见《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93—995页。

　　[13]参见《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101页。

　　[14]《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19页。

　　[15]《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16页。

　　[16]参见《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2—133页。

　　[17]参见《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0—217页。

　　[18]《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

　　[19]参见《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56页。

　　[20]《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

　　[21]《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96-3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