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书育人的大学党委书记为什么也搞腐败？
——观电视专题片《零容忍》感受之四
《零容忍》第三集《惩前毖后》播放了原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刘川生的腐败罪行。片中介绍说，2011年，刘川生的儿子留学归来，想在学前教育领域创业，但是既没有资金、场地，也没有经验、基础。刘川生就利用职权，违规让儿子在外使用北师大招牌开拓业务。当时，和北师大合作办学需经专门的合作办公室办理，有规定的程序，也需要向北师大缴纳一定费用。但刘川生却绕过了程序，安排下属违规帮儿子开办了第一所幼儿园。她通过下属联系到了北京市的一个区，约定开办一个公办性质的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幼儿园分园，把这个幼儿园私下交给了她的儿子去运营管理，其实和北师大实验幼儿园没有任何关系，人员是自己聘用，财务也独立。刘川生感到快退休了，决定趁着还有权力，为儿子彻底铺好路。刘川生要求下属，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幼儿园这么一个品牌，相当于一次性授权给她儿子的公司使用。他儿子可以挂北师大幼儿园的牌，随后又在全国多个地方开办了“北师大附属幼儿园”。刘川生与儿子“滥用北师大品牌”捞钱捞利。刘川生东窗事发之后，又交代了自己长期违规占用北师大专家楼一间近80平米的套间，违规以低价购买北师大开发的京师园小区住房，违规办理和干预人事录用等许多问题。
看完片中这段视频之后，人们很自然地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刘川生作为一个大学党委书记，而且是全国师范类坐头把交椅的北京师范大学的党委书记，本身就是研究教书育人及管理教书育人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可能是副部级领导），怎么也搞起腐败来了？连大学党委书记都搞腐败，那么他们管理的学校其他人员如教师和学生如何能够学好呢？如何能够培养出共产主义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合格人才吗？笔者本人就是一名普通的大学教师，人民群众提出这一问题非常自然。笔者在职时，也早就目睹了中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存在的种种腐败现象，也存在种种困惑问题。因此借观看《零容忍》中关于刘川生腐败话题，谈谈本人对中国大学教育腐败问题的一些肤浅见解。
首先，中国教育包括大学教育同中国各个行业、各个领域一样，都存在极其严重的腐败现象。刘川生案件绝不是教育界极个别案例，而是中国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腐败的冰山之一角。据媒体统计，仅2017年11月至2020年2月两年多时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最高检网站共通报了61名高校干部被查的消息，涉及55所高校。据了解，这些落马干部中有57人在校时曾任副校长及以上职务，占所有被查人员的93.4%。高校腐败现象呈现出六个鲜明特点：一是高校腐败案件以受贿、贪污为主体，以权谋私、以职牟利、权钱交易的贿赂贪污类案件数量长期居于首位；二是高校腐败案件涉案领域广泛，但相对集中；三是高校腐败窝案串案频发，“扎堆腐败”现象严重；四是腐败案件易发多发，性质、程度趋重；五是腐败手段“智能化”“高科技化”；六是涉案人员年轻化、高层次、高学历。刘川生案件实际是典型的严重的以职权为子女亲属谋私案件。
上述腐败案件与其它行业大多相似。但中国大学教育腐败还有一种不同于其它行业的特殊的腐败现象，至今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在笔者看来，这种腐败现象比上述腐败现象有过之不及，且发生在以教书育人为基本职能的教育领域，其社会危害性更严重。就是以权力谋取各种名利地位、学术造假，不仅有权钱交易，也有权学交易、学色交易等等。教育这种“权”不仅是行政权力还包括学术权力，以及二者的结合。某些有学术权力的人搞腐败绝不次于行政权力者。大学要追求学校排名、专业排名、研究生点排名。排名的本意是促进学校和专业的发展，但排名的所谓标准和评定权力又往往掌握在某些这样或那样的权力者手中，于是在各项评比、争项目、争奖励、争研究生点等各项活动中，各学校、各专业的有关人员不是把功夫真正下在工作和真实成绩上，而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纷纷通过各种途径、手段、关系行贿各级评委。如前些年，教育部搞的热热闹闹的教学评估，几乎各个学校有关领导都到处打听刺探评估小组成员，然后带上各种高档礼物拜访之。记得当时某个大学评估小组的一位成员是其他某大学教务处的一位普通老师。这个学校竟然党政多数领导到飞机场集体迎接、合影留念，自然少不了贵重礼物。而在准备评估过程中，学校处处造假，这在高校中都是尽人皆知。再有职称评定、硕士点、博士点、评奖等申报过程中，行贿各级评委的现象更是司空见惯。有些评委甚至直接间接暗示申报者送钱送物。对于申报过程中弄虚作假、行贿受贿等不正当的行为，学校领导不仅不批评纠正，而且提供经费支持请客送物。10多年前，轰动全国的西安交大一国家科研项目弄虚做假，甚至获得省、国家和教育部科研奖。本系六位老师向学校和有关部门举报，竟然遭到学校领导的批评指责，直至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曝光。再有就是大学权学交易，一是对有较高官职者出卖博士、硕士文凭，一天不上课或上几节课能拿高学位。其学位论文甚至找人代笔。这在高校都是公开的秘密。目前揭露出来的高官腐败者大多有博士、硕士学位。二是以办学为名特别是办高级管理班（如MBA班），学校一方面收取高额学费，一方面发放高级培训证书。尤其是北大、清华、中央党校等凭仗学校的名声，此类办学方式更是多如牛毛。肥了学校，肥了领导，肥了教师。我校文学院退休教师汤吉夫教授2007年出版的《大学纪事》（花山文艺出版社）就是一本反映今日中国大学“改革”的小说。扩招、合并、新校区建设、教学评估、博士点申报……这些中国当代大学发展中的“宏大”事件中包含的腐败现象均可在本书中找到详尽的细节描述。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在揭露批判刘川生一类人腐败的同时，更应该关注大学这种依靠不正当手段追求名利地位、学术造假的腐败现象。
上述两种现象都是大学教育腐败的表现，尽管每个腐败人物腐败现象都有特殊表现原因，但大学腐败整体现象也都有共同的原因。笔者简要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教育战线仍然存在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
毛主席1962年就指出，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毛泽东时代认识教育战线阶级斗争状况有一句流行的语言即：教育战线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笔者认为，这句话完全没有过时。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被否定批判之后，官方和主流媒体不仅不承认党内和社会上始终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更不承认教育战线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领域的阶级斗争不完全同于经济和政治领域，而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毛主席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近几十年来，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和平演变”突出表现在意识形态和教育领域，西方普世价值理论、西方自由主义、西方各种文化几乎都是通过教育界的知识分子传播到中国来。中国当代绝大多数公知分子几乎都是各个大学的座上宾。那个竭力否定和攻击抗美援朝的公知分子沈志华就是华东师范大学的终身教授兼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还是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院校的客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多个研究所的兼职研究员。2020年纪念抗美援朝出国70周年时，首都师范大学和上海电视台还邀请其做所谓“学术报告”和访谈节目。这些人几乎都是在当代中国宣扬历史虚无主义和用普世价值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吹鼓手和急先锋。此外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借着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幌子也企图用儒家文化取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中国近几十年来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猖狂泛滥，教育界的公知分子功不可没。文化的本质是化人，是塑造不同阶级不同时代的人。西方文化和中国儒家文化在当代中国的猖獗，就是要用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塑造当代中国人成为拜倒在权力和金钱面前的奴才型人。显然这是中国当代包括教育腐败严重的极其重要的社会根源。
第二，私有观念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中国教育领域特别是大学领域蔓延开来。
毛泽东去世之后，一些人所谓“改革开放”的理论根据，就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即把劳动者的积极性与劳动贡献结合起来）”的幌子，实质是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自由主义的鼻祖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封不动照搬过来。其之所以搞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其深层次的理论根据就是“看不见的手”实则是“人本性自私论”。这种所谓“改革”不仅导致大批国有、集体企业私有化，国有资产大批流失，更严重的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私有观念如同打开潘多拉盒子一样，全部释放出来，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党内和整个社会蔓延和传播开来，同样也严重影响到教育领域。教育领域也走私有化市场化的道路，教育部门的相当多的权力者和学者教授也借这种私有化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大肆捞钱捞名捞利。刘川生不就是以手中职权借“合作办学”的“改革”名义为其子女谋私吗？同时教育自身的“改革”也把教育者自身的各种工作紧紧同名利地位挂起钩来。不仅大学教师“斤斤计较”，而且不管白猫黑猫逮着耗子就是好猫，借助各种途径手段捞取名利地位。中国传统文化中就存在读书成名成家思想，这种所谓“改革”又把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读书价值观继续推向极端。中国大学那么多的教授、博导，究竟有多少真才实学的呢？这种“改革”已经使大批知识分子丧失了道德观念的羞耻观，如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指出的，变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正义感完全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这也是中国大学教育腐败及其深层次的思想根源。
第三，偏离或背离了毛主席的社会主义教育方针和路线。
毛主席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教育战线也始终存在两种教育路线的斗争。毛主席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理论，制定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教育方针，即：“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等等。毛泽东时代就存在违背毛主席教育方针的错误倾向，但不占主导地位。毛主席去世后，这种状况完全颠倒过来，毛主席教育方针和教育路线遭到严重践踏。几十年的教育战线也始终在不停地“改革”，但“改革”的指导思想是西方和中国儒家教育思想。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的社会主义大学，理应是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理论。但大学几乎不开设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课程，也不研究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究竟怎样做“人”，不研究现实生活中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对立，不研究如何识别、抵制和批判各种错误思想。各级教育部门的领导不研究，即使教育专业、各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也不研究。笔者不知道北京师范大学教育专业是否开设马克思主义教育课程和研究怎样做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人才，但就刘川生本人的所做所为，估计也没有开设马克思主义教育课程和研究做人的问题。她自己就不会辨别是非美丑，更不会抵制和批判腐朽错误的东西。中国古人讲，正人先正己。师范院校不研究怎样做人，如何当好教师教书育人呢？笔者本人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师，从事一辈子思政专业的理论教学。在教育实践中，也早就意识到这一问题，给各级领导提过多次建议，但都被置之不理。且许多所谓的“思政专业”学科带头人本身就不知道如何做人。笔者在职时，学校教学计划中写到各专业的培养目标就是具有某方面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才，既不提全面发展，也不提社会主义觉悟。毛主席又红又专思想早就被他们抛到十万八千里远啦。精致利己主义在学生中也极其严重，作为中国最高学府的北大、清华成为美国人才培养基地，大多数留学生滞美不归，不正是典型地说明中国的教育方针路线扭曲了吗？这种现象既是中国整个社会腐败的重要原因，也是教育自身腐败的又一重要表现。
第四，放弃了道德建设中的扬善抑恶的领导职能。
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表现在道德建设。而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社会成员进行是非、美丑、善恶的教育。对各级领导者来说，就是在道德建设方面扬善抑恶，表扬和鼓励先进，批评和鞭笞丑恶。学校也存在是非美丑善恶的对立，教育部门各级党政领导理应担负起扬善抑恶的职能。笔者一生所经历的以及接触到的社会各类人员谈社会问题时，几乎都对自己所在部门、单位领导道德建设中的不作为现象极其不满。笔者在大学教育的几十年亲历中感受也颇深。许多权力大小不同的领导者几乎都在教学、科研及各种工作中谋取私利，对提意见者穿小鞋打击报复。笔者多次将这些问题反映到学校领导，但基本上置之不理。笔者是搞社会科学研究的，这种现象也应该成为我的研究对象。我2007年写过一篇约1万字的论文即《论道德建设中的领导行为》，参加当年天津伦理学会年会、天津社会科学研究年会。该文发表在同年天津社联主办的年会论文集，后刊载在全国伦理学会会刊《道德与文明》杂志2008年第2期，2009年4月《天津日报》又压缩至3000字在《学习》版转载。文中对各级领导者放弃扬善抑恶职能的表现及其根源进行了分析批判，其中之一就是某些领导本身以权谋私等不道德行为，因此他怎么能够扬善抑恶呢？其结果必然是本单位本系统歪风邪气盛行直至腐败现象发生。刘川生本人搞腐败，她能够带头制止和批判学校的各种丑恶和腐败现象吗？她能够贯彻毛主席的教育方针、路线吗？她自身就丧失失了做人的基本准则，特别是共产党员的标准。其作为大学党委书记这么重要的领导，怎么能够履行“扬善抑恶”的领导职能呢？再加上学校的各种监督机制不健全，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自身越陷越深，最终走上犯罪道路。
刘川生腐败事件引发我们的理性思考太多太多了。如何根治腐败尤其是教育界的腐败现象也是个大课题。不是本文完全能够承担起来的。笔者希望拙文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教育部门更多的共产党员和学者的研究和思考，真正彻底纠正和改变教育界的腐败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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