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作家王宏甲写的《走向乡村振兴》中，提到四十多年来，人们对于大集体的误解甚至是诬蔑是很严重，甚至有的人一提起承包制的时候，就会联想起，如果取消了承包制，就会回到大集体，而回到大集体对这些从来不知道大集体为何物的人们来说，似乎将会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作家王宏甲在他的这本书里还写道，现在四十多岁的人根本就没有经历过人民公社这样的大集体的劳动与生活。所以在他们的观念中，大集体就是完全负面的。这里显然是有着严重问题的。当年有些不良媒体把那么多不实之词加到人民公社和大集体的身上，今天看起来，其中有不少是极不公平的说词。
在我们所经历过的年代里，人民公社最大的功绩之一就是兴修水利，修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北京郊区现在有那么多旅游景点，如青龙峡、双龙峡、龙庆峡，金海湖。每个景点都是以当年人民公社时代所修建的水库为旅游景点的支撑建筑。如果没有人民公社，北京怎么可能有这么多水库，还有那条京密引水渠，这些都是在人民公社时代修建起来的。
有人一说起集体所有制，甚至一提起公有制，就断言那就是大锅饭，而大锅饭就是在养懒汉。这就把公有制与大锅饭、养懒汉划上了等号。这是绝对错误的。首先公有制不等于大锅饭。毛主席当年还说，有个八级工资制。虽然毛主席对八级工资制也有他自己的看法，但至少八级工资制这个事实就说明那时没有大锅饭。至于说公有制养懒汉，更是一派胡言。
我自己是1969年进厂当工人的。那时，我们上班只有工资，没有奖金。而且我们拿二级工的工资，一拿就是七八年。老工人也有二级工的，但他们有一种活动工资，五元钱。这把原来文革前的奖金固定下来，作为每月工资中的一部分。老二级工的工资比我们这些后进厂的青年工人每个月就多拿五元钱活动工资。
按照所谓养懒汉的说法，那么我们这些青年工人完全有理由在工作时偷奸耍滑，不会主动干活。按照所谓养懒汉的说法，我们这些人应该让老工人多干点活，因为他们拿的工资比我们多。但是在现实中，完全不存在这样的情况。我们这些青年人，几乎没有偷懒的。我们干起活来都不惜力，都很努力。我们当时的价值观就是，谁要偷懒，谁要耍滑，那是很不被人看得起的。这样的人在我们的眼里，是被蔑视的。一个年轻人，因为热爱劳动，因为勤劳，就是被人们所称赞的好品质。相反，那种偷奸耍滑的人，是一定被众人所蔑视的。因此，我有理由相信，那时候全国的工矿企业情况应该都是类似的。你说完全没有偷奸耍滑的，那可能不现实，但如果你说大锅饭一定就会养懒汉，那是绝对不符合事实的。
1985年初，在我读研究生时，去东直门中学听社科院组织的一个有关经济改革的讲座。其中有一位研究员说，他们做过调查，现在工人为什么出工不出力，是因为工人没有拿奖金。当时我听到这位研究员的说法，就嗤之以鼻。他既不了解工厂，更不了解工人。我们在工厂干了近十年，直到我在恢复高考后上了大学，我一分钱奖金都没有拿过。而我们这些人从来没有因为没有奖金而出工不出力。我就纳了闷了。这样的研究员他是怎么调查研究的，他是怎么去了解实际情况的。他真的去做了真实的调查研究了吗?我是高度怀疑的。
当然，在那种长期低工资的状态下，没有人不想让自己的收入能增加一些，没有人不想早点快点多点增加自己的工资收入。但是同时，也很少有人因为工资收入很低，就偷奸耍滑，耍无赖，不好好干活。我们当时虽然工资不高，但该干什么的这点觉悟还是有的。你可以说，这是当时几乎所有工人的共同观念。
我不否认，在我离开企业之后，很多国有企业在管理上出了问题，管理松懈、混乱，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指责公有制企业出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也是在这个阶段出现的。这其中的问题与是不是公有制完全无关。私营企业管理不善，同样会出大问题。公有制企业管理不良，出了问题有什么可奇怪的。那么国有企业在那个时候为什么会出现管理上的严重下滑呢?
在我看来，国有企业在管理上出的问题，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当时搞了一个接班顶替的做法。本来，工业企业与农村的一个主要的不同点，就在于，农村是有着家族甚至宗族关系的，而工矿企业中则一般不会存在这样的关系。但是，由于企业搞了接班顶替，很多老职工的子女都到企业工作了。这些职工子女过去都住得很近，相互之间很早就都熟识，而且他们的父辈也是相互熟识的。现在父辈们离开了工作岗位，而他们的子女都进了企业，顶替了父辈们原来的工作岗位。而企业中的管理者，对于提前退休的老职工们是很熟识的，对于老职工的子女们也是很熟识的。在这样的情况上，企业的管理者对于这些新进厂的青年工人如何严格管理就很是费神。如果管得严了，其父母的面子上不好看；如果管得不严，企业的生产质量和劳动纪律还怎么管?如果再加上新进厂的青年职工很快就开始恋爱、结婚，企业中的姻亲关系开始纠缠不清，这下子就更不好管理了。所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很多国有企业管理水平严重下降，这就造成产品质量严重下降，生产成本大幅度提高。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国家把企业一下子就推到市场之中，这样的国有企业又能如何生存下去?
北大的一位周姓教授说，当年他在东北兵团时，看到兵团的很多农机具扔在地上没人管，就断言，国有经济就是这副德性，公有制是搞不好的。这位周教授恰恰忘了，那是在文革中的特殊年代。文革中无论是工业企业，还是国营农场，很多原来执行得很好的管理制度都被砸烂了。把特殊年代发生的事简单归纳为一般性的必然本质，这种观点在方法论上就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我绝对相信，在文革前，周教授所说的在文革中发生的无人管理农机具的现象是绝对不会存在的。
然而，前面提到的这些问题都与所有制无关。这里丝毫不能把企业管理水平的下降归结为所谓公有制方面。这种指责是没有根据的，也是很不公平的。
再说起农村的大集体经济，作家王宏甲提到，在人民公社解散之后，很多地方的大集体经济就已经名存实亡了。原来的政社合一，很多事还是有人管的。现在很多农村干部和基层政府机构该管的事，也没有人管了。王宏甲说到这样的一种情况，农村的青年男女结婚后或者只是同居，但生下了子女。而这些子女都好几岁了，也没有上成户口。没有户口就没有办法接受义务教育。贵州省和毕节市的干部问起来，基层干部说，我们也不知道哇。不知道，能成为理由吗?要是在人民公社时期，怎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按照王宏甲的说法，集体经济不存在了，基层干部的责任心也就不存在了。这是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至少这已经说明，集体经济与农村基层的管理早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而集体经济的缺失，就会导致基层管理的缺失。这样的问题难道还不算严重吗?
走乡村振兴的道路，一定要走把农民组织起来的道路。没有组织起来的中国农村，就仍然只是一个在农业领域中十分落后的农业国。这样落后的农业国，在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强大的国家机器与军事机器面前，是没有任何胜算的。西方资本主义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那里的工人组织到资本主义生产机器当中，而如果没有组织起来的农业经济，落后的单干且四散零落的中国农业靠什么把中国这些贫苦农民组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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