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人民科学家钱学森同志诞辰110周年，很多媒体都在发文纪念。
笔者翻阅了几篇点击量比较高的文章，心里颇不是滋味。他们纪念的是什么？主要是钱学森同志身上的爱国主义精神、科技报国精神、实干精神。
这些精神当然是钱学森同志所具备的，而且他身体力行成了这种精神的模范。但这样的精神对于钱学森同志来讲并不是最核心最本质的精神。
笔者想提两个问题：钱学森同志身上的这种精神是怎么来的？即便仅站在爱国主义立场，是不是仅有这种的精神就足够了？
最近联想的事讨论得比较热烈，要搞清楚上述两个问题，我们不妨先看看另一位科学家——联想前总工程师倪光南的经历。
前不久，王小东这些人想要为联想和柳传志说“公道话”，就去贬低倪光南的贡献，说“联想汉卡没任何技术含量”。
“联想汉卡没任何技术含量”这句话放到今天的技术水平下当然是成立的；但是放到90年代以前，操作系统和软件技术对中文还不支持的时候，这个判断还能成立吗？
当然，联想汉卡这样的技术应用跟70年代末，新中国已经积累起来后来又自我“阉割”的完全独立自主的集成电路、半自动接近式光刻机、高速随机存储器，以及全面支持汉字通信、汉字情报检索、汉字精密照排、微型机汉字操作系统、汉字数据库系统、汉字工具软件、汉字全文检索系统以及汉字输入、输出设备的1974年上马的“748工程”的整套中文操作系统比起来，确实算不得什么核心技术。
然而，即便是毛泽东时代并不核心的技术，被倪光南带到了联想，也让联想在八九十年代创造了超过一个亿的利税。
1956年，倪光南考入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无线电系。1961年7月，倪光南毕业后被分配到中科院计算所研制外围设备的第六研究室输入组工作。最初，倪光南参加了我国自行研制第一台大型电子管计算机（吴几康领导的119机）的工作，倪光南担任外围设备的值班长、负责调机。后来担任插件（线路）组长，负责设计和改进线路。这些工作的确算不得最核心的工作，但兢兢业业的倪光南照样做成了所里小有名声的“业务尖子”。
1968年7月，计算所研制了卫星监测用的717机，倪光南所在六室显示组为该机研制了我国最早的汉字显示器，他们就是那时开始研制汉字显示技术的。就在那时，倪光南所在的六室研制出了“联想式汉字输入方法”，并111机上专门为联想式汉字输入方法设计了带光笔的汉字显示器。
111计算机。控制台左边的一个显示器是1970年倪光南参与显示组研制的汉字显示器，控制台右边的一个显示器是后来倪光南专门为联想式输入法设计的带光笔的人机交互汉字显示器，可看到插在键盘上的光笔。
“联想式汉字输入方法”具体是怎么回事这个网上很容易查到，笔者就不多说了，只是为了说明联想汉卡的来源。
倪光南在后来面对记者采访回忆六七十年代在六室工作的经历时，其实是很反感那时计算所的科研人员也去参与“运动”的。而柳传志恰恰相反，1966年大学毕业的柳传志被分配到国防科工委十所，能言善辩的他在运动一开始就是风云人物，干了很多胆大妄为不讲道理的事；后来柳传志的父亲被批斗，他才摇身一变成了逍遥派。这与很多干部子弟的经历如出一辙。1971年柳传志被分配到中科院计算所工作，与倪光南成了同事。
80年代初，计算所“下海”办企业、搞科研成果的市场转化。头脑活络的柳传志又成了风云人物，拿推荐工程院院士等优厚条件笼络到了倪光南，并成就了联想神话。
当然，倪光南并不完全是冲着这些优厚条件去的，他是真心想要产业报国、科技报国。于是，90年初联想攒了足够的钱之后，倪光南就想着芯片研发，去搞自主核心技术——倪光南自己当然清楚联想汉卡并非核心技术，联想在当时干的主要还是组装国外核心配件的活。然而，倪光南的想法被柳传志直接否定，这是导致倪柳之争的重要原因之一。
1995年6月，倪光南被免去总工程师职务；1999年被联想正式解聘。离开联想后，倪光南加盟了一家想做国产CPU的“方舟科技”公司。在这里，倪光南不仅不要薪酬，还利用自己的威望为方舟拿下各种补贴以及采购订单。各方面条件都要比在联想时期好很多。
但是，方舟项目却失败的一塌糊涂，彻彻底底。倪光南虽然在2001年4月做出了中国芯“方舟1号”，但是因为缺少生态支持，导致用户拿到产品后无软件可用。没有大量的用户反馈，存在大量软硬件BUG的“中国芯”自然也就不具备更新迭代的可能。最终，方舟CPU停止开发，公司破产清算。
而更为根本的原因是，倪光南所加盟的方舟科技本身只是一家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商业公司，方舟总裁李德磊终归只是一个海归商人，看重的是“专项拨款”以及“政府采购”的巨大利益，看重的是有项目优惠带来的房地产开放便利。
倪光南后来为方舟项目负荆请罪，大呼看错了人。这其实又岂止他第一次“看错了人”？倪光南最终在同一个问题上跌倒了两次。
然而，连续两次跌倒也没能促使倪光南重新去看待当年的“运动”、重新看待毛泽东时代、理解毛主席的苦心，说他是“白专”真的一点也没冤枉他。
70年代末集成电路技术已经在追赶美国的中国，为什么反而至今不能在芯片这个核心技术上有所突破？钱学森同志在晚年曾经发出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我国科学技术人员有重要创新吗？”
王寿云同志、于泽元同志、戴汝为同志、汪成为同志、钱学敏同志、涂元秀同志：
元旦刚过，我就给诸位写这封信，这是因为我读了《中国科学报》去年12月26日4版上几篇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01周年的“毛泽东于科学”研讨会的文章，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毛主席要我们创新，我们做到了吗?回想在60年代，我国科学技术人员是按毛主席教导办的：
1. 我国理论物理3提出基本粒子的“层子”理论，它先于国外的“夸克”理论。
2. 我国率先人工合成胰岛素。
3. 我国成功地实现氢弹引爆的独特技术。
4. 我国成功地解决了大推力液体燃料氧化剂火箭发动机燃烧稳定问题。
5. 其它。
但是今天呢?我国科学技术人员有重要创新吗？诸位比我知道得更多。我认为我们太迷信洋人了，胆子太小了!
我们这个小集体，如果不创新，我们将成为无能之辈！我们要敢干！
奉上所说文章复制件，请阅并思考。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95.1.2
对于“钱学森之问”，钱学森同志的内心其实是早有答案的，他只是将这个问题提出来供其他同志思考。
这个问题其实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回答。
第一个层面就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钱学森同志早年目睹过国民党的腐朽统治，饱尝过麦克锡主义的迫害，最终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关怀下回到新中国，钱学森同志六次受毛主席亲切接见与晤谈，谈哲学，谈科学，谈无产阶级世界观，是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促使钱学森同志一步步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成了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制之父”和“火箭之王”，为新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是毛主席创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让钱学森同志有了施展抱负和才华的舞台。这是一个相互成就的过程，也很好地诠释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命题。
第二个层面就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钱学森同志在上面的“钱学森之问”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在毛泽东时代，“我国科学技术人员是按毛主席教导”搞出了那么多的创新和成就，“但是今天呢？我国科学技术人员有重要创新吗？”
笔者认为倪光南是有必要认真读一下“钱学森之问”的，为什么六七十年代新中国的自主计算机科技有那么大的飞跃，而九十年代以后，倪光南的“科技报国”之梦却连续两次破碎呢？
第三个层面就是“发展为谁”或者说“科技为谁掌握”的问题。
钱学森同志晚年看到1994年2月26日《人民日报》上穆青的《两张闪光的照片》的回忆红旗渠的文章后，泪流满面。钱学森同志的眼泪为谁而留呢？
1991年10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表彰大会，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钱学森应邀发表讲话，却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今天我还不是很激动，真正激动的是前不久我看了王任重同志为《史来贺传》写的序。在这个序里说，中央组织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5个人作为解放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当时我心情激动极了。我激动的是，我现在终于是劳动人民的一份子了，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一起了。”
1991年10月12日与钱学敏、于景元的交谈中，钱学森同志又说道：
“整个咱们的科学技术体系要建立起来，这当然包括阶级斗争。现在这种国际环境，我就主张用军事科学这套东西来跟你斗。现在全世界是一体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它的繁荣是靠剥削第三世界，掠夺资源，对人剥削。这篇文章，要好好写，弄得好一些，更有战斗力。”
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不创造科学。但是它利用科学，占有科学。这样一来科学就和直接劳动相分离，科学对于劳动来说，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力量。”科学如果依附于资本，那它就不是“第一生产力”，而是第一压榨力、第一剥夺力、第一发财力、第一暴虐力！早已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钱学森同志对这个道理当然是深有体会的，那就是科学技术必须为阶级斗争服务，为战胜资本主义的斗争服务，为无产阶级服务。
而“钱学森之问”所提出的困境，正是从以上三个层面逆序一步步颠倒的。
所以，在看到大量的现象之后，钱学森同志在晚年发出了他的呐喊：
“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
“不能按照他们的路数来。他们的路数是要让资本主义永远兴盛下去，而我们要走向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一定要战胜资本主义。我们有这个信心，因为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钱学森：《创建系统学》，第20页、《钱学森书信选》上卷，第462页)
今天，我们纪念钱学森同志，最重要的就是纪念并理解他所留下的这句振聋发聩的呐喊：
【文/子午，188金宝搏体育官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遥望黎明”公众号，授权188金宝搏体育官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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