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人称“左派第一名嘴”的司马南连发七期视频节目，对柳传志等一众联想高管，在企业严重亏损，“资不抵债”的情况下还拿上亿元的天价年薪和大比例分红，以及涉嫌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进行了持续的揭批。一时间，以司马南为标杆，在互联网上迅速形成了两大对立阵营，挺司者赞其为“英雄斗士”，挺柳者骂其为“极左”和“人间毒瘤”，在舆论场上引发了一场剧烈的震荡。
揭批联想和柳传志这件事其实并非始于司马南，而是近两年因举报方方别墅事件而名噪一时的“明德先生”，他在微博上连续发布了多条微博，最初盯的主要是柳传志和联想高管们拿高薪的问题，话题局限在新浪微博上，影响并不大，但随着司马南的加入，将联想从中科院剥离出去，“改制”成民营企业过程中国有股份占比渐渐稀释，实际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以及二十多名高管都是外国籍等问题，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直到前几天，柳传志授意其“高级女秘书”请司马南喝茶，意欲私了，在被其拒绝和曝光之后，联想方开始组织力量对司马南进行反击，才升级为一个全社会关注的公共事件。
这件事目前还处在发酵当中，充满了不确定性，作出评价还为时过早，但就目前浮出水面的诸多迹象看，这并非一起孤立或偶然的“舆情”，而是当下中国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的一种典型症候。例如前些时中央提出“警惕资本无序扩张”，并出重手整治以蚂蚁资本帝国为代表的金融领域乱象等一系列举措，甚至同前不久中央提出推进“共同富裕”决策之后，某些人故意解读和歪曲为“劫富济贫”“平均主义”的奇谈怪论之间，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譬如有人高调评价柳传志是中国企业界的“教父”，素有公知范儿的央视名嘴白岩松煞有介事地说，“柳传志和他的老伙伴定义了‘中国企业家’。”联想团队还一边攻击司马南的人品如何如何差，一边指责他“迫害”企业界，“否定改开”，是“扣帽子”“打棍子”的文革遗风之类。这话术、这味儿十分眼熟，让我想起前些时的胡锡进和李光满之争，乃至一年前那场围绕方方日记引发的影响更大的公共事件，仿佛是一部戏剧换了个名字后重新上演……
随着素有“叼盘侠”之称的《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的加入，这场大戏更好看了。胡就司马南炮轰联想事件写了一篇文章，其立场以及那套车轱辘似的骑墙话术，我从去年他对方方的明批暗保，到今年初挥舞大棒讨伐李光满时暴露出其作为精英和资本集团看门人嘴脸的一系列表演中，早已领教过，即使不看那篇文章，我也知道他说了些什么和要说什么。我感兴趣的倒是李光满最近的一篇文章，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是李光满在遭到胡锡进口诛笔伐后首次与胡直接交锋。
李光满认为，胡锡进的文章完全不提公众最关注且广受质疑的几大问题，一是联想为什么在5G标准投票时将票投给美国高通公司而不投给华为？二是联想为什么要向美军捐赠电脑等大量设备？出于何种目的？三是在将总部迁往美国后，联想还是一家中国公司吗？四是联想为何将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仅仅过了一个工作日就撤回？五是联想与滴滴到底是什么关系？六是联想是如何变成一个金融帝国的？到底有没有违规违法行为？七是最重要的，面对司马南拿出来的各种证据，胡锡进为何没有拿出证据否定司马南对“联想涉嫌国资流失”的质疑？以上关于公众对联想广泛关注的几大关键焦点问题，胡锡进完全没有提及，却说“倒过来追究联想是否导致了’国有资产流失’需要非常非常谨慎”，在“谨慎”之前加上了两个“非常”，到底是一种公允的态度还是有选择的有意回避？
李光满还指出，胡锡进在评价联想和柳传志时，提出“倒过来追究联想是否导致了’国有资产流失’需要非常非常谨慎”，将会对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积极性造成打击，增加他们的不安全感”时，表面看是在为民营企业家的积极性着想，其实是在反复替联想和柳传志辩护，完全没有考虑国家、人民可能在这一事件中遭受的重大损失，为什么胡锡进会与站在国家和人民立场上的司马南得出的结论南辕北辙，有着天壤之别？显然是立场不同所导致的。
李光满的这些观点击中了胡锡进的软肋，也触摸到了联想事件的实质，以及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评价以柳传志为代表的资本精英在四十多年改革开放中扮演的角色，他们是怎样从改开的弄潮儿和推动者蜕变成社会财富的蚕食者和掠夺者和“买 办”的？国企改制过程中出现侵吞国 有资产的“原罪”问题要不要进行清算？什么叫企业家精神？企业家乃至整个精英集团对国家和社会应该承担的责任是什么？
有一篇题为《向一切买办开炮》的文章，将联想事件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当下的共同富裕等议题联系起来：“在全社会提倡共同富裕的的今天，这场争论“堪称新时代真理标准大讨论”，具有划时代意义，事关人心向背！”用语稍嫌夸张，倒也切中肯綮。
刚读到郭松民的《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司马南质疑联想》一文，似乎表达了跟我相同的忧虑。郭文认为，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国企改制”过程中，天文数字的国有资产，被一些人（主要是管理层）用各种手段巧取豪夺，成为许多今天的“民营企业家”的“第一桶金”，损害了亿万普通劳动者的利益，侵犯了人民最基本的公平感、正义感，也是以“教父”柳传志为代表的“新阶层”的“原罪”。它已经成了一道无法愈合的历史伤口，不解决，社会会因此不断地被撕裂。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不能以装聋作哑的方式搪塞过去。
郭文还提出了具体的“彻底的解决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有论述，列宁关于‘剥夺剥夺者’的论述则更加透彻和酣畅淋漓，新中国成立后，在‘一化三改造’总路线指引下所进行的成功实践，也为今天的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即便退一步说，承认新阶层（或‘新阶级’）在当下的历史阶段有存在的必要，他们也必须对历史和人民有所交代，主动采取措施，还清历史欠账，同时还要证明自己的存在对中华民族复兴是有益，而不是有害的。”
我完全赞成郭松民的看法，但同时也觉得，在这场由联想引发的国有资产流失和企业家责任的问题的论争中，无论是司马南对联想和柳传志的质疑，还是郭松民对企业家责任的诘问，都忽略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柳传志和中国的企业家（资本家）与改革开放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不搞清这个问题，就无法理解联想事件持续了这么长时间，为何还局限在自媒体，官方和所有的主流媒体一片沉寂，有的甚至力挺柳传志，跟一年前方方因日记遭到全民声讨后，绝大部分主流媒体和官方始终保持沉默的情形何其相似乃尔。力挺司马南的也都是分布于自媒体上的中低层民众，发文支持方方和柳传志的都集中在各大门户网站，不是资本精英就是知识精英——作为改开的最大受益者和定义者，他们显然是同一拨人。这些匪夷所思的现象，值得我们进一步思索。
昨天，我在某微信群里看到一位网友的留言：“看了郭松民的文章，认为他只指出了两类应当对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方一一‘主流经济学家’和‘主流媒体’，其实这是远远不够的。上面的‘两主’的功能是动嘴巴摇笔杆，造舆论，而真正动手的却是实权派之一 一一 各级国资委。比如当时的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就是国有资产流失的大操盘手，他就主张‘管理层收购’、‘管理层占股’，其理由是：如果不给国企管理层足够高的经济利益，国企就留不住优秀的管理人才，都会跑到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去。这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相去不差十万八千里。李荣融们的思想实际上和贵州军阀王家烈部下的思想是一致的一一‘弟兄们，给我上！活捉G军的尝二两大烟土！’后来，在捍卫国企的网民的万炮齐轰下，李荣融第二个任期未满就被免职了。接着换了一个蒋洁敏接替李荣融，而蒋洁敏却是一个大贪官……”
这位网友虽然还没有把话说透，却点到了问题的要害。司马南们挖出的柳传志和联想的问题是改开以来所有企业家和资本家的共同特征。他们之所以先富起来，一路攻城掠地，畅通无阻地走到今天，一面在主流语境中被捧成改革开放和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如柳传志被推崇为企业家“教父”和被官方授予“改革先锋”），一面却越来越背离真正的企业家精神，日益买办化、寡头化，甚至拒绝偿还“先富带后富”的历史债务，这显然是无法用个人欲望乃至马克思曾经指出的所谓资本的贪婪去解释的。如果仅仅盯着柳传志和联想们，根本不可能解开问题的“死结”，必须从四十多年来已成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新意识形态的改开本身去追问。两者之间仅隔着一层薄薄的窗户纸，捅破这层纸，我们就知道柳传志的底气从何而来了。
但这个话题过于敏感，也是我迟迟没有对联想事件发表意见的原因，这里只能点到为止。
有朋友希望我对这起事件的走向做一个预测。基于前面的分析，我觉得大概率会像方方日记事件那样不了了之、无疾而终。
但愿我是错的。惟愿我的遭遇不要在司马南身上重演。
那么，司马南们对柳传志们的揭批和斗争是不是毫无意义了呢？
当然不是。
还是那句话：左派的奋斗目标依然遥不可及，但其意义就在于斗争本身；斗争也许不可能在短期改变现实，却能防止社会完全被资本集团俘获，朝极端化的方向发展，从而为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争取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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