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中指出，“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要澄清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离不开对经济社会的认知。对经济社会的认知不能从书本上来，而要从实践中来，从人民群众中来。本文提供了改革开放史的一个材料，作者卢世源系原国营武汉印染厂老职工。这是从一个老工人的视角来叙述的，成文于十几年前。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武汉大学经济学系王今朝教授对该文进行了一些加工。限于作者、编者的能力，本文的叙述不一定完全正确，加工也不太完全，但它是鲜活的，有着类似马克思著作的文风，特别适合当下中国需要，可作为有益的参考。全文5.2万字，共六个部分。此为第一、二部分。

一位老工人眼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卢世源著 王今朝编

一、缘 起

　　我虽然不是学术界、文化圈内的知识分子，甚至在一些学术界、文化圈内的知识分子看来是个彻头彻尾的大老粗，但我清楚地知道，学术界、文化圈内的许多知识分子并不了解我所了解的经济机制、机理，因此，他们并不真正知道中国的经济究竟该如何运作。他们提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影响了中国改革和中国发展。

　　我少年时因家贫失学，十几岁就在武汉街上做些小生意来维持生活。建国后，我成为了新成立的武汉印染厂的一名普通工人。书没读成，我求知识只得另辟蹊径，到图书馆和新华书店去“吃白食”，免费看书报杂志上了瘾，并逐渐养成观察、思考和研究社会现象，理论联系实际的习惯。学识虽低，却爱钻牛角尖，经常质疑一些著名学者论文的正确性。因此经历，对于经济有着较一般工人更深的理解。文革初期，因为偶然因素，我这个小工人被敝厂领导认为干扰政治斗争部署，惹祸上身，遭到“革命群众”有组织的上千张大字报围攻，在一家两千几百人的中型企业里，获批数量独占鳌头。千夫痛斥，定性为“牛鬼蛇神”、“极右派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被开除基干民兵队伍，将我这个“现行反革命分子”调离工作岗位，同另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为伍，监督劳动改造干苦活。当时难得有一位朋友认为我尚可救药，劝道：“你的思想太右了，背离时代潮流，非常危险！识时务者为俊杰，必须悬崖勒马。”醍醐灌顶之言，铭记在心。从此痛改前非，不断向左靠拢，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思想观念终于重新定位。哪里知道，十年后，政治风向一百八十度大转变。相对而言，如今社会上右很吃香，左则背时。我似乎又站错了队。我怎么总是逆潮流而动，言不逢时？

　　然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居住地附近原有五家历史悠久的国有大中型企业，1980年代以来，先后垮掉了四家，数以千计的职工下岗失业。经济改革的成本，几乎全由破产企业的“主力军”们承担，他们未获改革之利，先遭其害。在社会主义国家，这种情况合乎情理吗？黄鹤楼上看翻船，船上载着我的阶级兄弟姐妹，岂能无动于衷，作壁上观？《国际歌》唱得好：“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某些迭出损招，损害劳动群众利益的所谓“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靠得住吗？在他们学术理论指导下的国有企业改革，直接后果就是发生了大规模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工厂倒闭了，我们劳动者的饭碗也就没了。我们被动地无辜遭害，饭碗打破了，岂能善罢甘休，当然要理论理论。狗咬耗子，老粗论文，完全是被逼出来的！

　　改革理所当然地引起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对自身利益——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变动的强烈关注，人们因利害感受不同而心态迥异。我写这篇“论文”的动机，如上所述，直接起因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工矿企业的衰落，职工群众遭遇厄运，触景生情，进而思考，深感对造成这种局面的因果关系大有研究之必要。我现在是社会上“弱势群体”中的一分子了，承蒙上层人士大发善心，对我们关爱有加，不乏廉价的同情，甚至怜悯。但我们能满足于此吗？不知是否因为我的孤陋寡闻，在政治社会经济学界，多年来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其中有一个成员，为将工人阶级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强势地位而出谋献策，也没有迹象表明他们以后还可能在这方面动点脑筋。既然指望不上，我才不得不用握惯榔头的手，拿起笔来，为我所在阶级中的广大劳动群众的福祉和未来命运，设计一个与己比较有利的蓝图。本文理论水平低下在所难免，即使贻笑大方，也顾不得了。我已经八十多岁了，如果不把我的思考写出来而带进坟墓，于我何益，于社会何益？因此，我联系了武汉大学经济系王今朝教授。承他对我的认可，一旦接触后，我就诸事麻烦于他，虽然我也有自知之明，知道他很忙碌。但多年来，我的思考几乎没有人理睬。而王今朝教授对我的观点颇为肯定，尽管也指出存在不少问题。于是，我向他提议，我们来个瞎子背瘸子，搞个工人阶级与知识分子的结合吧！这篇文章是又一次的结合！

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提出前的一些事物的认识

　　毛泽东主席用“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来总结概括马克思主义。他诚然是实事求是的高手。可是，在一般人那里，做到实事求是谈何容易！可以说，没有长期深入生产一线的了解，没有长期持之以恒的思考，只能是盲人摸象。如果再加上一些嘴尖皮厚腹中空的知识分子的蛊惑，中国改革完全可能步入歧途。中国十一世纪北宋改革家王安石认为，治国之道，当“以择术为先”。术就是政策和策略。毛泽东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如果没有对中国实际的全面系统深刻的了解，政策和策略的偏差就难以避免，而改革也就必然是事倍功半了，如果不是南辕北辙的话。

（一）社会主义公有制好，还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好？

　　改革是什么？改革的对象在相当程度上是毛泽东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认为，公有制具有私有制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然而，中国的改革，改的正是毛泽东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

　　毛泽东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不需要改革？当然需要。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也不例外。毛泽东在世时，也是不断地进行改革。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相比，它既有长处，也有短处。在毛泽东逝世后，也应该继续对社会主义公有制进行改革。然而，进行这种改革，必须分清哪些方面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长处，应当发挥，哪些方面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短处，须要避免。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分清楚了吗？恐怕还没有完全分清楚。改革开放后，或者头发胡子一把抓，长短不分；或者为了清除浴盆内的污水，连婴儿也一起泼掉了；或者学人之短，奉为圭臬——倡导“哑铃型”企业组织，便是一例。在实践中，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表现得孰优孰劣，谁胜谁负，说到底，取决于我们对它扬长避短的深度和广度及其实施的效果。扬长避短的方式和方法还不能一成不变，必须与时俱进，更切忌片面性。社会主义扬长的潜在发展空间，远比资本主义的大，它的短处，只要认真对待，群策群力，不讳疾忌医地深入探索，是可以避免和消除的。然而，如果社会主义的改革变成邯郸学步，变成向资本主义的趋同，那就会出现方向性的错误了。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据报刊披露，20多年来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放权让利（1978年—1983年）

　　第二个阶段：利改税（1983年—1987年）

　　第三个阶段：经营承包（1987年—1992年6月）

　　第四个阶段：转机建制（1992年—1995年）

　　第五个阶段：整体搞活（1996年— ）

　　我认为如果以是否触动所有制为标准，实际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体上是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在不改变所有制结构情况下进行改革，国有企业整体状况未见好转，甚至可以说反而恶化。后来调查统计发现，亏损面主要集中在中小企业。第二个阶段“对症下药”，提出“抓大放小”方针，“一卖了之”，扔掉了大量亏损包袱，立竿见影，后来盈利连年大幅度上升。接着，进一步解放思想，在大型国有企业也加快了改革步伐，提高国内外私有资产比率，实行股权多元化，现在终于基本上达到了第五个阶段目标，“整体搞活”了。

　　但是，这种“成功”的改革不符合我的利益，偏偏像我这样所在阶层的人，在中国决不是少数。就像是一个地区引进了大量外来资本，GDP显著增长，“三资”企业大赚其钱，当地官员和富商当然欢欣鼓舞，弹冠相庆；但若是这种政绩以污染自然环境为代价，那么，生活与工作在其中的群众恐怕不会也随着一样兴高采烈，而可能感到得不偿失。私有化改制破坏了社会主义人文环境，工人阶级重新沦落为资产阶级雇佣的劳动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特别是那些接受过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人，对于自己处于被剥削、被欺压的境地会满意吗？党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原则已经写进了修改后的宪法，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私有化改革同这条原则相悖，而且遗患于将来。

　　中国如何才能避免走上这条改革道路呢？

1、正确理解群众运动

　　在毛泽东主席时代，群众运动不仅是革命的手段，而且在建国后常用之于我们国家的经济活动中。如何评价这一事物？现在它几乎被人彻底否定，认为一无是处，只有破坏作用。这种观点不符合历史事实。

　　1950年代初期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五反”（反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投机倒把、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正面作用是主要的，负面影响是次要的。经过那两方面同时进行的运动，旧中国遗留下的污泥浊水一扫而光，社会气象焕然一新，国家公务员队伍基本上保持了三十年左右的廉洁，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经济秩序保持良好局面，偷税、诈骗、假货等不法现象几乎绝迹。后来运动搞滥了，越来越离谱和荒唐，甚至整一个坏人，搭上几个好人，玉石俱焚，得不偿失。这种严重有害于经济建设的赔本买卖当然不能再做了，但这并非群众运动本身的过错。一旦被蛇咬，几十年怕井绳，因噎废食，大可不必。

　　也有的群众运动利弊参半，此单位搞得好而彼单位一团糟。1960年代文革前搞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运动，有的单位确实“清”出了坏人，取得了成绩；有的单位没有坏人怎么办？为了完成百分之一二的指标，拿好人凑数，当坏人整。我所在的企业当时就是这种情况。现在法治代替了群众运动，无疑是治国方式的一大进步，不过从效果上看，也有局限性，并不如人意，例如腐败现象长治不愈，依然严重，遑论根治了。一些厂家亏损破产，职工们纷传是因为“虫鼠”蛀蚀而空，清理工作组孤军奋战，依法审计，往往十之八九发现不了问题。上述两种不同的治理方式方法各有长短，与时再进一步，群众运动与法治相互取长补短，合二而一如何？

2、正确看待统购统销

　　统购统销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曾经立下汗马功劳。然而，在改革开放后，统购统销政策也被弃置一旁，不再采用而成为历史。殊不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要优势就是“大”，全国国有工商企业统属一个“大老板”。国外世界500强企业的历史，就是长期不断的自我壮大和兼并史，持续不变的目的是追求市场竞争中的强势地位，使其经营成本更低廉，产品技术更先进。这种在原材料采购和商品销售中进行大规模活动的资本主义的统购统销，乃是使资本主义企业获得成功的一项可靠保障措施。不是吗？沃尔玛在全球进行统一采购。苹果公司也是在全球进行统一采购和销售。社会主义经济——无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从理论上说，可以缩短做大的强化进程，天生自然地拥有这种先发优势。简而言之，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势，尚须通过统购统销这条主要途径。我们应当认识到，过去几十年统购统销的实践结果很不如人意，问题出在商业官僚机构的错误规则和有害化操作上，并不能归咎于这一事物本身。打一个比方：发生了车祸，要分清罪责：是车不好，还是司机胡乱驾驶所致？如果是后者而将没有过错的车子抛弃，就不合情理了。污水必须清除，但请盆下留人，不要连婴儿也一起泼掉了。社会主义萌芽需要我们正确耕耘，才能使之茁壮成长，不分青红皂白地锄掉，不觉得可惜吗？

3、正确认识铁饭碗

　　同群众运动和统购统销同遭厄运的，还有一个难兄难弟——“铁饭碗”。国有企业劳动纪律松弛，消极怠工现象严重，改革开放后的许多人将账算在这只“碗”上。1970年代末期以来，专家学者口诛笔伐，将它贬得一无是处，简直成了国有企业不景气的祸根，为此后大规模裁人“下岗”做了舆论准备。人不自省，诿过于“碗”，真是岂有此理！经济理论界未见有一人从政策上寻找原因，探究一下这只“碗”的作用，是怎样从正面转向负面的。

　　建国之初，共产党很快赢得绝大多数工矿企业中的劳动者（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下同）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主要靠的不是政治说教和理论宣传，而是因为切切实实地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劳工的改革措施。例如，缩短工时，以八小时工作制取代当时私营企业普遍实行的十二小时；规定星期天带薪休息；成立自己当家作主的工会，民主选举信得过的人代表工人群众参与企业管理，同资本家谈判和协商，解决劳资间发生的问题；不得随意辞退工人，这意味着，工人手中的“饭碗”，从那时起，开始变成“铁”的了。而在以前是老板一方说了算。所以，“铁饭碗”本质上是与私人老板说了算相对立的。

　　有了铁饭碗，工人们是否就懒惰起来了呢？根本不是。通过“五反”运动，一下子整肃了某些资本家的不法行为，假账绝迹，堵塞了偷税漏洞，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仅此一项，就赢得了工人的心。工人们随即投桃报李：因为有了翻身解放和企业主人翁的感觉，劳动热情空前高涨，增产节约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旧社会“教会徒弟，饿死师父”，因而技术传承极其缓慢而艰难，自从有了“铁饭碗”的保障，免除了后顾之忧，少数身怀绝技的能工巧匠纷纷自觉地、主动地传技于他人，从而使一些原来藏而不授的技术为大多数人共同掌握。因此，许多过去依靠进口的工业产品，我们在最短期内多品种、大批量的生产出来了。旧中国是“洋货”一统天下，解放几年间迅速改变了面貌。如果没有“铁饭碗”在手，职业朝不保夕，何来社会主义主人翁的良好感觉，怎么可能将自己赖以生存的本事毫无保留地奉献给社会大众？可见，“铁饭碗”在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初始阶段曾经发挥过巨大的促进作用。

　　计划经济时代的“三大件”——群众运动、统购统销和“铁饭碗”——已经被人们否定、抛弃和淡忘了。之所以这里重新提起，是因为它们兄弟三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中，仍然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市场经济相对于计划经济，按照某些人的观点，其长处集中到一点，就是个“活”字，它使经济迸发出巨大活力，快速发展。然而，早在1998年，即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六年之后，中国就出现第一次内需不足。在2008年，中国再一次遭遇内需不足。2018年7月3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六稳”，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这就说明，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巨大。这种巨大的下行压力以及它发生的频率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有较大的相似之处。中国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在2018年西方对中国发动贸易战、技术战、企业战后，发展方式没有转变的事实得到进一步凸显。被西方卡脖子意味着中国在核心技术领域还存在过度依赖外国的问题。而且，当中国还没有成为富裕国家的时候，人口老龄化、人口萎缩的挑战不期而至，在中国放开三胎后依然未能出现根本性变化。市场经济真的使得中国经济变活了吗？

　　实行市场经济以后，有的举措即使人人叫好，也可能产生负作用。例如给予了企业自主权，许多企业扭转了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颓势，面貌一新，焕发活力，走上振兴之路；但同时，也有不少企业因为失去了监管机制，“老鼠”趁机闹翻天，反而加速了衰亡。企业自主权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搞活企业的一项最基本的必需举措，本身无任何问题，不同的企业实施后却很可能效果迥异。还有经营承包制，在农村曾经普遍地取得巨大成功，而用之于国有企业，则大多失灵。原因何在呢？这就需要我们对类似问题挖根掘源地探究一番，查它个水落石出，以便趋利避害。迷惑于表面现象，浅尝辄止，那将无济于事，解决不了问题。有人轻描淡写：“门窗打开了，新鲜空气吹进来，也难免飞进几只苍蝇”，说得好不轻松！仅仅只是“几只苍蝇”？黄、赌、毒、假、骗、黑、腐，七鬼闹中华。实践表明，治乱，正是市场经济现有手段的弱项。尽管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可是整治效果并不理想，甚至在部分地区越治越乱，发展下去，必将产生不可预测的恶果；而它恰恰是计划经济时代“三大件”的强项，早已有过成功的经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事业史无前例，没有成熟的经验可资借鉴，当然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但“摸着石头过河”也表明了我们对“方向”和“道路”并不十分认知，制定和实行的政策，既可能“摸”对，也可能“摸”错。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以利继续深入前进，才是应取态度。断言“完全正确”，即使明显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和“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重要思想的错误部分，也“不容否定”，文过饰非，讳疾忌医，终将酿成大祸，是不行的。

　　总之，诚如王荆公和毛主席所言，各级领导同志治国当以择术为先，务必充分注意政策和策略，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意即要谨慎地高度负责地正确选择、运用和取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长短术”，从而创造一个“活而不乱”的良好局面。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和快速的发展。

　　（未完待续。作者：卢世源，原国营武汉印染厂老职工；修编：王今朝，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修订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