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各方信息汇总分析，郑州市7-20水灾，可以初步判定为天灾加系统性人祸，最终引发大区域水灾。
所谓“系统性人祸”，是指造成这次水灾恶果的人为因素诸多且系统化，诸因在水灾之前已经汇聚，在水灾中聚合放大，最终造成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
水灾前的硬件问题：1）常庄水库等水利设施失修。2）贾鲁河因修建道路、沿河建筑等造成数十段的堵塞、阻断、狭窄等，形成严重影响泄洪的隐患。3）郑州市区的道路排涝设计标准低，重视地表工程，忽视路下工程，造成排泄不畅。4）城市非生态化发展，地面硬化影响雨水渗透。5）投巨资的“海绵城市”不达标，成为形象工程、洗钱工程，既浪费巨资，又耽误水利设施等的修建。6）主干道等在雨季绿化施工等开挖地面、路面等，造成隐患和影响疏通。7）道路规划建设失控，造成诸多道路积水点并长期不治，典型如花园路与中州大道之间的国基路段。8）城市交通规划水平低下，导致交通不畅，为此多建地下通道治标，但排涝设计标准低、质量差，造成严重隐患。郑州市的地下通道遇雨积水由来已久，但政府官僚已经熟视无睹。9）城市建筑的地下设施防水配套不足或缺失。10）城市防洪的系统性设施缺失，包括预警系统、防洪系统及防洪物资设备工具等。
水灾前的软件问题：1）应急法规等不能贯彻落实。2）应急预案不完善，非优化。3）系统性忽视应急预案的演练、落实。4）应急预案和应急知识缺少宣传普及，束之高阁，与民众脱离。5）应急管理没能制度化、程序化、标准化，被形式化、运动化。6）应急管理的决策体制极权化、非专业化、非规范化，关键时刻靠政治一把手决策。7）应急救援组织和管理能力弱化。8）系统性的缺失预防意识和责任意识。9）报喜不报忧的官吏心智和官场文化。10）掩盖问题，缺少追责和惩治，造成应急失职渎职的成本小、风险小、收益大，放纵应急失职渎职，扩大化为系统性不负责、避责、回避风险、不愿担当。
上述硬件和软件问题，本质是官僚体制的极权化并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利己主义、机会主义，不能以民为本，不能长期负责，执政行为短期化。
郑州7-20水灾，超常暴雨是“缘”，不是“因”，“因”是水灾前的系列软硬件问题。因缘聚合，水灾发生：1）省市气象部门的连续高频率红色预警被忽视。2）预防水灾会议化，没有贯彻落实。3）暴雨前常庄水库等没有腾出库容。气象预警后，依然没有腾出库容，在暴雨时造成水位迅速提高。4）暴雨造成的水压和失修等导致常庄水库管涌，为防溃坝急于泄洪。5）贾鲁河沿线的数十处阻断、狭窄、淤积等隐患严重影响泄洪，导致贾鲁河的泄洪洪水四溢，并冲向郑州市区。6）政府应急失控，不能迅速通过各种媒体、移动端等警告市民和各单位防洪，造成市民和各单位不能应急。7）城市的日常管理、执法部门对应急和灾情无动于衷，尤其是交警管理室内化、摄像监控化，导致现场严重缺少交警指挥，主要靠民众自救和互救，并导致京广隧道等的严重伤亡。8）地铁等应急决策有误，造成违规违法行车，造成重大伤亡。9）电力、通信等部门无力无能保护电力和通信设施，造成停电和通信障碍，加剧社会失稳。10）疾速泄洪导致郑州东和郑州南大面积水淹，尤其是造成郑大附属医院、华中阜外医院等的严重水灾，造成巨大损失。11）为保护郑州，加大泄洪，与暴雨聚合，造成郑州下游周口等地区的洪灾，形成“蝴蝶效应”“多米若骨牌效应”。
综上，郑州市的7-20水灾，是天灾加系统性人祸，天灾是诱因的“缘”，人祸才是“因”。因缘聚合，发生郑州7-20水灾，造成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巨大损失，并导致刚享受小康生活和脱贫的众多农民等遭受严重损害。因此，必须依法追究郑州市的主政者的失职渎职罪责，否则，国将不国，民将不民，党和政府的领导权威和公信力将损失殆尽！
【文/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史璞教授 来源：微信，网友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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