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 |美国东亚地缘战略：底线和极限（最新修订版）

　　[1] 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6页。

　　[2] 转引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页。

　　[3] 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 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69页。

　　[4] 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页。

　　[5] 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页。

　　[6] 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76页。

　　[7] 转引自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 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69-340页。

　　[8] 转引自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 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69页。

　　[9] 转引自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72页。

　　[10] ［日］升味准之辅著：《日本政治史》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82-283页。

　　[11] 转引自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8页，注释①。

　　[12]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894年卷，转引自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页。

　　[13] 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76页。

　　[14] 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50页。

　　[15] 转引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页。

　　[16] 转引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页。

　　[17] 参见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98页。

　　[18] 威谦·伍德维尔·罗克希尔，中文名，柔克义，外交官、汉学家。生于宾夕法尼亚州费城。1873年毕业于法国陆军学校。曾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军中服役。1876年退役。1884年赴任美国驻北京使馆二秘、参赞。1886年至1887年任驻朝鲜临时代办。1888年退出外交界，1888年至1889年、1891年至1892年曾两次去蒙古、西藏考察旅行。1893年回国复入外交部门供职。1894年至1896年任第三助理国务卿，1896年至1897年任助理国务卿，其间推行门户开放政策。1897年至1899年任美国驻希腊、罗马尼亚公使和总领事。1899年辞去公职、任共和党国际局主任。1901年9月代表美国逼中国签订《辛丑条约》。1905年至1909年任驻华公使，1909年至1911年任驻俄大使，1911年至1913年任驻土耳其大使。1914年被袁世凯聘为私人顾问，赴华途中病死于檀香山。著有《1891年和1892年蒙藏旅行日记》、《喇嘛之国》、《藏族人类学笔记》。

　　[19] 孔华润（Warrn I. Cohen）著，张静尔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1页。

　　[20]孔华润（Warrn I. Cohen） 著，张静尔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9页。

　　[21] 参见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5页。

　　[22] 孔华润（Warrn I. Cohen） 著，张静尔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9页。

　　[23] 1853年，俄国和土耳其爆发克里米亚战争，英国、法国和撒丁王国先后参加了对俄国作战。1856年俄国战败，战争双方在巴黎签订和约，俄国丧失在黑海驻扎舰队的权利，黑海沿岸的要塞全部拆除，比萨拉比亚南部的一块土地划给土耳其。1861年，俄国进行农奴制改革，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俄国对中亚的市场和资源需求增大的同时，对外扩张力度增大。1865年俄军攻下塔什干城，侵占了浩罕大部分土地。1867年俄国击败布哈拉，建立保护制度。沙皇以所占的草原地区和中亚诸汗国的土地，成立了一个直属陆军的土耳其斯坦省，此后便将目标直逼进入印度最后的屏障──阿富汗。另一方面，英国从南方对俄南下的战略进行了有力的反制。到19世纪中期，英国基本上在印度建立起殖民统治。1839年和1878年英国两次出兵阿富汗，占领坎大哈，进逼喀布尔，迫使阿富汗承认其为英国的保护国。1877年至1881年俄国对土库曼进行军事征服。1884年，英国怂恿阿富汗艾米尔尽力扩张北部边界──今天苏联解体后在阿富汗北方出现的五个独联体国家帮助西方人更好地实现了这个愿望，俄挥师南下占领原属伊朗的梅尔夫。1885年，俄阿两军交火，阿富汗军队战败，俄军占领阿富汗班吉，此事几乎引发起英俄之间战争。英国首相格莱斯顿向议会提出拨款1100万英磅的要求，并计划由黑海进攻俄国。俄政府闻讯迅速作出反应并获得德奥及法国的支持，迫使英国妥协。1885年9月俄国和英国签订《伦敦议定书》，在牺牲阿富汗基础上达成划分阿富汗边界的原则。同年英国占领朝鲜巨文岛，准备一旦俄国向印度洋突进并由此引发英俄在中亚冲突，就在远东地区牵制俄国。这一策略后来为1894年和1902年1月30日英国和日本签订的条约所代替。

　　[24] 转引自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77页。

　　[25]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3卷（1929-193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235页。

　　[26] 转引自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8页。

　　[27] 参见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3-184页。

　　[28] 转引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65页。

　　[29] 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 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417页。

　　[30] 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 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416页。

　　[31]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33卷，转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169页。

　　[32] 鲍•••亚•罗曼诺夫著：《日俄战争外交史纲》，转引自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8页。

　　[33] T．丹涅特著：《西•罗斯福与日俄战争》，转引自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8页。

　　[34] 参见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3页。

　　[35] 孔华润（Warrn I. Cohen）著，张静尔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8页。

　　[36] 孔华润（Warrn I. Cohen）著，张静尔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0-71页。

　　[37] 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6页。

　　[38] 参阅孔华润（Warrn I. Cohen） 著，张静尔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1-72页。

　　[39] 转引自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1页。

　　[40] 转引自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2页。

　　[41] 转引自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1-282页。

　　[42] 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6页

　　[43] 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3-284页

　　[44] 转引自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8-289页。

　　[45] 转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页。

　　[46] 参见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页。

　　[47] 转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53页。

　　[48] 转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53页。

　　[49] 王绳祖等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648页。

　　[50] 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45页。

　　[51] 转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05页。

　　[52] 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06页。

　　[53] 转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09页。

　　[54] 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16页。

　　[55] 参见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98页。

　　[56] 转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87-188页。

　　[57] 参见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0页。

　　[58] 参见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6页。

　　[59] 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82页。

　　[60] 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海军将领，历史学家，“海权论”的主要创立者。生于纽约州西点（West Point）。1857年毕业于美国海军军官学校。1885年为设在纽约波特的海军军事学院讲师，讲授海军史和战术史课程，曾任该院院长（1886-1889，1892-1893）。1898年在海军作战局任职。1906年晋升少将。被西方公认为研究海军史和海军战略的权威。1902年当选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

　　[61] 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 1880-1959）美国国务卿（1947-1949），陆军将领。生于宾夕法尼亚州成敦（Uniontown）。1901年毕业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曾两次在菲律宾服役（1902-1903；1913-1916）。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潘兴将军的副官。1924-1927年任中国天津美军第十五兵团指挥官。1936年授准将衔。1939-1945年任美国陆军参谋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主要军事顾问，并作为军事代表随总统参加过在开罗、德黑兰、雅尔塔等地举行的国际会议。1944年晋升五星上将。次年退役。后为杜鲁门的特使，以“调处”为名赴中国参与国共谈判。1947年回国后出任国务卿，为担任该职的首位职业军人，任内以他的名义提出欧洲复兴计划，即马歇尔计划。1949年去职，任美国红十字会主席。翌年出任国防部长，任内爆发朝鲜战争。1951年离职返乡。获1953年诺贝尔和平奖。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称马歇尔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第一战略的设计者”（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 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70页）。

　　[62] 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98页。

　　[63] 转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54页。

　　[64] 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47页。

　　[65] 1939年德波战争爆发后，英、法政府对德宣战，并表示要履行保护波兰独立的诺言。澳大利亚、加拿大、南非联邦也相继发表声明，支援英、法对德宣战。但英、法政府实际上是宣而不战，未认真援助波兰。当时德军主力已投入波兰战场，在西线只留下少量兵力防守齐格菲防线，但英、法军队却不积极作战。总之，从1939年到1940年5月，英、法和德国在西线均未展开大规模的战斗行动。德国人开始把这种战争叫做“静坐战”，西方有人称之为“奇怪的战争”。其实，“奇怪的战争”并不奇怪，这是英、法统治集团对“祸水东引”犹抱幻想的产物。此处意指美国纵容和利用日本侵略为美国充当远东战略“清道夫”。

　　[66] 1937年12月12日，日本攻陷中国南京，并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同日，日本在南京长江中炸沉美国炮舰帕奈号和石油公司3艘油轮。3人遇难，43人受伤。轰炸时天气晴朗，船顶有美国国旗，显然是日本向美国挑衅。结果是日本人只得道歉并于23日付了一笔赔偿费，此事不了了之。事后美国国务院鼓励美国人从中国内地撤出，阻止美国商船向中国运载飞机和军火以免被日本海军截取。

　　[67] 美国国务院编，张玮瑛等译：《美国外交文件·日本，1931—1941》（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Japan:：1931-194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2页。

　　[68] 刘绪贻 李存训著：《美国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9-300页。

　　[69] 美国国务院编，张玮瑛等译：《美国外交文件·日本，1931—1941》（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Japan：1931-194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9-503页。

　　[70] 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81页。

　　[71] 王绳祖等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23页。

　　[72] 转引自陶文钊著：《中美关系史（1911-1949）》（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页。

　　[73] 孔华润（Warrn I. Cohen） 著，张静尔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4页。

　　[74] 但事实上，即使在日本袭击珍珠港，日美全面宣战后，尽管日本对美国出口全面停止，而美国对日出口却没有停止。如下表所示：

1942-1945年日美贸易额的变化（千日元）

来源：转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721页。

　　[75] 参见刘绪贻 李存训著：《美国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8-280页。

　　[76] 参见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 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77] 参见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 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78] 王绳祖等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26页。

　　[79] 资料来源于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01-202页。

　　[80] 参见刘绪贻 李存训著：《美国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41页。

　　[81] 早在1823年4月28日昆西•亚当斯就古巴问题在写给西班牙公使的训令中说：“如果一个苹果被狂风暴雨从它成长的树上吹落，它别无选择，只能落到地上。”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下册）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94页。

　　[82] ［英］C.A.麦克唐纳(C. A. MacDonald)著，何抗生等译：《美国、英国与绥靖（1936-1939）》（The Unitate, Britain and Appeasement,1936-1939）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24-25页。

　　[83] “狂飙突进”：德国18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文学运动，此处转意用于比喻日本南进迅猛之势。

　　[84] 参见刘绪贻 李存训著：《美国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2页。

　　[85] 转引自刘绪贻 李存训著：《美国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3页。

　　[86] ［英］C.A.麦克唐纳(C. A. MacDonald)著，何抗生等译：《美国、英国与绥靖（1936-1939）》（The Unitate, Britain and Appeasement,1936-1939）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26页。

　　[87] 转引自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 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44页。

　　[88] 王绳祖等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796页。

　　[89] 王绳祖等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798、799页。

　　[90] 王绳祖等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284、826页。

　　[91] 参阅韩永利著：《战时美国大战略与中国抗日战场：1941-1945》，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92] ［日］大野健一著，藏馨、藏新远译：《从江户到平成》，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页。

　　[93] 转引自［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80页。

　　[94] 转引自［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79页。

　　[95] 王绳祖等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25、826页。

　　[96] 转引自黄仁宇著：《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1页。

　　[97] 参见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29，案卷：11：“苏联大使潘友新1941年12月2日与拉铁摩尔谈话记录”。转引自［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80、369页。

　　[98] 引用赫尔利1943年11月20日致罗斯福的报告，载《美国对外关系—1943年，中国》（英文），第143—146页。转引自I. Epstein: Woman in World History:Life and Times of Soong Ching Ling (Mme. Sun Yatsen),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Beijing,China,1993, P.420.

　　[99] 卫林等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大事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100]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在飞往中国的飞机上对记者说他期望同毛泽东、周恩来的谈话“从哲学的角度来进行”。 转引自熊向辉著：《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70-271页。

　　[101]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89页。

　　[102]“参谋长联席会议致约翰逊备忘录”（1950年7月10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30-431页。

　　[103]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95页。

　　[104]“国家安全委员会致总统报告”（1950年9月9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61页。

　　[105] “约翰·艾利森谈话备忘录”（纽约，1950年10月4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76页。

　　[106] 转引自卫林等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大事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4页。

　　[107]“中央情报局备忘录”（1950年10月12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85、486页。

　　[108]“1950年10月15日威克岛会议纪要”，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88页。

　　[109]“1950年10月15日威克岛会议纪要”，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93页。

　　[110]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06页。

　　[111] 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89页。

　　[112] 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43页注释①。

　　[113]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92页。

　　[114]美国学者约翰·斯帕尼尔（John W.Spanire）写道：“4月19日，午夜刚过，麦克阿瑟飞抵华盛顿。机场上欢迎的群众“几乎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官方的欢迎人员有国防部长马歇尔、各军、兵种参谋长和总统的私人代表哈里·沃思少将，但欢迎的场面是如此之狂热，以至他们几乎还来不及表示欢迎，一万二千名群众已经冲破了与官方代表分隔开来的绳栏。人群把高级官员们推挤在一旁，蜂涌到麦克阿瑟将军的座机周围。麦克阿瑟在机场耽搁了十五分钟，其中十三分钟是在奋力挤过人群，才坐上车。麦克阿瑟一家人都被撞散了；麦克阿瑟最亲密的友人和顾问惠特尼将军，站立不住，跌倒在地。受命采访麦克阿瑟将军抵达首都的消息的记者和摄影师有三百多人，他们中间有的人作了较好的准备：居然戴上了橄榄球运动员的头盔。约翰·斯帕尼尔著，钱宗、邬郭孚译：《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冲突和朝鲜战争》（Thruman-MacArthur Controversy and The Korean War），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29页。

　　[115] 它们是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法国、希腊、卢森堡、荷兰、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土耳其、南非联邦、联合王国。美国部队约占“联合国军”的90%。另有丹麦、印度、意大利、挪威和瑞典五国提供了医疗队。

　　[116] 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987-988页。

　　[117] 八国为英国、澳大利亚、菲律宾、荷兰、挪威、巴西、古巴、巴基斯坦。

　　[118] “美国代表团作的杜鲁门总统和首相艾德礼第一次会议的会议记录”（1950年12月4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60页。

　　[119] “美国代表团作的杜鲁门总统和首相艾德礼第一次会议的会议记录”（1950年12月4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57-558页。

　　[120]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8卷（1949-195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76页。

　　[121] “美国代表团作的杜鲁门总统和首相艾德礼第一次会议的会议记录”（1950年12月4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67页。

　　[122]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8卷（1949-195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

　　[123]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8卷（1949-195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

　　[124] 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75页。

　　[125] 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75页。

　　[126] “国务院致腊斯克”（1961年4月27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738页。

　　[127] “腊斯克致国务院”（1961年4月27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739-740页。

　　[128] “会谈备忘录”（1961年4月29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742页。

　　[129] “会谈备忘录”（1961年4月29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742页。

　　[130] “会谈备忘录”（1961年4月29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743页。

　　[131] “会谈备忘录”（1961年4月29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744页。

　　[132] 转引自陶文钊著：《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中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8页。

　　[133] “政策规划委员会主席罗斯托致国务卿备忘录”（1964年2月15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11页。

　　[134] “参联会致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备忘录”（1964年3月2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15页。

　　[135] “政策规划委员会主席罗斯托致国务卿备忘录”（1964年2月15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17页。

　　[136] “政策规划委员会主席罗斯托致国务卿备忘录”（1964年2月15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18页。

　　[137] “汤普森致邦迪备忘录”（1964年10月28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938页。

　　[138] 转引自陶文钊著：《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中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3页。

　　[139] “备忘录”，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20页。

　　[140] “备忘录”（1965年2月3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21页。

　　[141] “备忘录”（1965年2月3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21页。

　　[142] “备忘录”（1965年2月3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23-824页。

　　[143] 参阅“总统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邦迪致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的函”（1965年2月8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21页。

　　[144] 参阅“国家安全委员会小詹姆斯•汤姆森致国家安全委员会切斯特•库柏”，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28-829页。

　　[145] 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89页。

　　[146] “助理国务卿鲍尔致约翰逊总统备忘录”（1966年2月13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32页。

　　[14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0页。

　　[148] 转引自陶文钊著：《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中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4页。

　　[149] 转引自陶文钊著：《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中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5页。

　　[150] 转引自陶文钊著：《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中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9页。

　　[151] “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为约翰逊总统草拟的备忘录”（1965年11月3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79-880页。

　　[152] 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90页。

　　[153] 刘绪贻主编：《美国通史》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9页。

　　[154] “助理国务卿鲍尔致约翰逊备忘录”（1966年1月25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87页。

　　[155] “助理国务卿鲍尔致约翰逊总统备忘录”（1966年1月25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93页。

　　[156] 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90页。

　　[157] “国务院—国防部特别研究小级研究报告”（1966年6月），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964页。

　　[158] “国务院—国防部特别研究小级研究报告”（1966年6月），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965页。

　　[159] “国务院—国防部特别研究小级研究报告”（1966年6月），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973页。

　　[160] “国务院—国防部特别研究小级研究报告”（1966年6月），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975页。

　　[161] 刘绪贻主编：《美国通史》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1页。

　　[162]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9卷（1929-193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2241页。

　　[163] “1950年10月15日威克岛会议记要”， 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97页。

　　[164] “美国的亚洲政策”（1943年12月23-30日）， 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33-148页。

　　[165] “斯图尔特备忘录”（1950年11月3日）， 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04页。

　　[166]“参谋长联席会议致马歇尔备忘录” （1950年11月9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14页。

　　[167]“杰瑟普谈话备忘录”（1950年12月1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28页。

　　[168]“参谋长联席会议致麦克阿瑟”（1950年12月29日，JCS99935号电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68页。

　　[169] 1950年7月22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室备忘录草案”及8月23日“由国务院准备的专致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的备忘录草案”均提到美国出兵朝鲜“这一行动是以一项基本的道义原则为基础的”， 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37、455页。

　　[170] “杰瑟普备忘录”（1950年11月28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17-524页。

　　[171] “杰瑟普谈话备忘录”（1950年12月1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30页。

　　[172]“杰瑟普备忘录”（1950年12月1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23页。

　　[173]“美国代表团作的杜鲁门总统和首相艾德礼第一次会议的会议记录”（1950年12月4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58页。

　　[174]“国务院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会谈备忘录”（1951年2月13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85、586页。

　　[175] “致总统的备忘录草案”，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92页。

　　[176]“致总统的备忘录草案”，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92页。

　　[177]“致总统的备忘录草案”，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93页。

　　[178] “参谋长联席会议致李奇微”（1951年11月6日，JCS86291号电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711页。

　　[179] 转引自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8卷（1949-195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

　　[180] 转引自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8卷（1949-195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

　　[181] “参谋长联席会议致马歇尔的备忘录”（1951年11月3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710页。

　　[182] “参谋长联席会议致马歇尔的备忘录”（1951年4月6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614页。

　　[183] 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614页，注释①。

　　[184] “李奇微致参谋长联席会议”（1951年4月27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641页。

　　[185] 参见：“参谋长联席会议致李奇微”（1951年4月28日；1951年5月1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641、644页。

　　[186] “参谋长联席会议致马歇尔备忘录”（1950年11月9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11页。

　　[187] “关于派志愿军入朝参战问题(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7-98页。

　　[188] 周彦瑜、吴美潮编著：《毛泽东与周世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123页。

　　[189] 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下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1201、1202页。

　　[190]“麦克阿瑟致参谋长联席会议”（1950年12月3日，C69953号电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49页。

　　[191] “参谋长联席会议致麦克阿瑟”（1951年1月13日，JCS81050号电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77页。

　　[192] “杜勒斯致李承晚（1953年6月22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947页。

　　[193] “国家委员会报告”（1953年7月7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959页。

　　[194] “国家委员会报告”（1953年7月7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960页。

　　[195] 王俊彦著：《开国外交》，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第338页。

　　[196] 刘绪贻主编：《美国通史》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3页。

　　[197] 宿景祥编著：《美国经济统计手册》，时事出版社1992年版，第338页。

　　[198] 毛泽东：“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02页。

　　[199] “参谋长联席会议致马歇尔备忘录”（1950年11月9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11页。

　　[200] “汤普森致邦迪备忘录”（1966年2月4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941页。

　　[201] 可参阅张红路著：《麦卡锡主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202] 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73页。

　　[203] 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76页。

　　[204] 戴维·霍罗威茨：“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4页。

　　[205] 该岛属丹麦管辖。

　　[206] 参见“凯南回忆录（1925-1950）”，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4页。

　　[207] 参见“凯南回忆录（1925-1950）”，转引自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7卷（1949-195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05页。

　　[208] 原文参见齐涛主编：《世界通史教程教学参考（现代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0页。

　　[209] ［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02页。

　　[210] ［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02页。

　　[211] ［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22页。

　　[212] 杜鲁门政府内阁中的商业部长亨利·华莱士认为，英国是在把易骗的美国人诱导来替她说话。他说：“英国政策显然就是要刺激美、俄之间的不信任感，因此替第三次世界大战铺路”。转引自［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20页。

　　[213] “尼克松总统在关岛关于亚洲政策的讲话”，齐涛主编：《世界通史教程教学参考》（现代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4-275页。

　　[214] ［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23页。

　　[215] 参见《凯南回忆录（1925-1950）》，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5页。

　　[216] 《乔治•凯南曾被誉为美国“最睿智”的人》，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3/21/content_2724794.htm

　　[217] 转引自［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23页。

　　[218] ［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23页。

　　[219] 《乔治•凯南曾被誉为美国“最睿智”的人》，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3/21/content_2724794.htm。

　　[220] 资料来源：刘绪贻主编：《美国通史》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3页。

　　[221] 宿景祥编著：《美国经济统计手册》，时事出版社1992年版，第338页。

　　[222] 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402-404页。

　　[223] 资料来源：刘绪贻主编：《美国通史》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3-304页。

　　[224] 资料来源：转引自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8、359页。

　　[225] 1950年、1951年、1952年中国财政总收入分别是56.2亿、133.1亿、183.7亿人民币。转引自董志凯主编：《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4页。

　　[226]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67页。

　　[227] “国务院—参谋长联席会议会谈备忘录”（1953年3月27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77页。

　　[228] “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为建议双方举行联络组会议事致金日成元帅及彭德怀将军函”（1953年3月31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84页。

　　[229] “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备忘录”（1953年3月31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85页。

　　[230]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45次会议讨论备忘录”（1953年3月31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921页。

　　[231] “国家安全委员会政策声明”（1953年7月7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956-957页。

　　[232]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56次会议讨论备忘录”（1953年7月23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963页。

　　[233] “同日本国会访华团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84页。

　　[234] “杜鲁门总统在7月19日致国会的咨文中指出，他认为，理解我们在朝鲜的军事行动的本质是重要的；应该十分清楚地表明，这一行动是以一项基本的道义原则为基础的。参阅“政策设计室备忘录”（1950年7月22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37页。

　　[235] “在采取这项政策时，我们应清楚地认识到，一般性的贸易管制不足以对广大中国地区的经济造成严重危害。”“真正判断我们对中国的贸易战的利弊得失的标准不是经济标准，而是军事的、心理的，并且首先是政治的标准。……政治上的重要性在于我们实际上已向自由世界和中国民众宣布，我们正在把他们与现代技术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隔离开来。”“自由世界对苏联集团的贸易”（1951年2月）， 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990、993页。

　　[236] 1950年11月28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白宫召开会议上副总统说：除非美国投入比中国更多的兵力，“否则前景十分黯淡”，马歇尔说“这个可能性令人沮丧”，他“不知道答案。我们希望避免卷进朝鲜冲突，我们怎样才能体面地摆脱出来”。1950年12月4日，英国首相与杜鲁门会谈时就朝鲜问题说：“联合国可能会丢面子，特别是在远东丢面子，我们都会丢面子，但是我们必须衡量利弊。”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20、558页。

　　[237] 1950年3月中央财委的关于《全国财政经济现状》报告中指出：“煤炭、钢、铁、电力等基本工业大都在东北，按原有设备计，我国炼铁能力年为300万吨，东北占71%，炼钢能力为147吨，东北占91%，轧钢能力为70万吨，东北占50%，全国现有发电设备207亿千瓦，东北占30%，各项主要化工如酸等工业，东北比重大，东北资源又比较丰富，目前工业建设的重点应放在东北。”转自引董志凯主编：《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5页。

　　[238] 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7页。

　　[239] “一场中国出人、苏联出枪并为苏联打的战争，中国不仅付出巨大人力物力的损失，而且还要自己买单。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赔本的买卖。” http://www.fhw4.cn/fhbbs/archiver/?tid-2623882.html。

　　[240] ［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43页。

　　[241] 王绳祖等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68页。

　　[242] 参见杨奎松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8页。

　　[243] 参见杨奎松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3页。

　　[244]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49年12月16日），转引自杨奎松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3页。

　　[245]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49年12月16日），转引自杨奎松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3-304页。

　　[246] 参见梁之彦、曾景忠选编：《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页。

　　[247] 引自梅孜编译：《美国总统国情咨文选编》，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第154页。

　　[248] 刘绪贻 李存训著：《美国通史》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7页。

　　[249] “斯大林完全可以预见到，在朝鲜半岛出现的武装冲突，无论其结局如何，都将保证苏联在远东设定的战略目标——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因为在战争胜利的情况下，苏联就会控制整个朝鲜半岛，仁川、釜山或其他南朝鲜的港口将可以替代旅顺口和大连港，作为苏联太平洋舰队的基地。” 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1页。

　　[250] 1897年3月20日，时任俄财政部办公室主任、中东铁路和华俄道胜银行董事会董事P.M. 罗曼诺夫向维特提交的备忘录，提出将控制朝鲜作为优先的战略选择，他写道：“我认为，朝鲜对我们来说是至为重要的。北满对我们的重要性，仅仅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通往辽东或朝鲜的捷径。但是，在最近的将来中国人不会允许我们将我们的铁路修到辽东半岛的某个港口，因为他们了解，这样做将把北京置于我们的掌握之中；但在另一方面，他们不会强烈反对我们的铁路线从伯都讷经过吉林到达朝鲜一个港口，因为这会防止日本攫夺朝鲜。但是为了取得朝鲜的同意，我们首先必须具有影响朝鲜财政事务的力量。在这方面我们一定不要犹豫，即使是要作出财政牺牲，也不要犹豫。（转引自［美］安德鲁·马洛泽莫夫著，商务印书馆翻译组译：《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01页。）

　　[251] 1945年夏，蒋经国随宋子文赴苏联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据蒋经国回忆，他与斯大林谈话完毕出来的时候，斯大林的秘书问蒋经国：“你有几年没有到莫斯科来了，你有什么新的发现？”蒋说：“1931年，我也在这个地方看见过史大林，现在办公室的一切，都和从前一样，只有一点不同：从前史大林的书桌的背后，是挂一张列宁站立在坦克车上面，号召人民暴动的油画，这次却不见了，换了另外一幅彼得大帝的画像。”这个秘书听了笑一笑地说：“当然是新的，此一时，彼一时。” 参见梁之彦、曾景忠选编：《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页。

　　[252] 1945年夏，蒋经国就外蒙问题与斯大林谈判时表明中国已与苏联签订了“友好条约”，因而不会攻击苏联；即使想，中国也没有这个力量。斯大林回答说：“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 参见梁之彦、曾景忠选编：《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112页。

　　[253] “英国外交部备忘录”（1949年8月19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7页。

　　[254] “英国外交部备忘录”（1949年8月19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8页。

　　[255] “英国外交部备忘录”（1949年8月19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9页。

　　[256] 联合国大会1951年5月18日第330次全体会议上以唱名的表决方式通过，47票赞成，0票反对，8票弃权（阿富汗、缅甸、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瑞典和叙利亚），另有5国未参加表决（白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乌克兰和苏联）。

　　[257] “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的正式名字是“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 (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Export Control) ，是1949年11月在美国的提议下秘密成立的，因其总部设在巴黎，通常被称为“巴黎统筹委员会”。巴统有17个成员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葡萄牙、西班牙、加拿大、希腊、土耳其、日本和澳大利亚。巴统是冷战的产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在国际贸易领域中纠集起来的一个非官方的国际机构，其宗旨是限制成员国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技术。列入禁运清单的有军事武器装备、尖端技术产品和稀有物资等三大类上万种产品。被巴统列为禁运对象的不仅有社会主义国家，还包括一些民族主义国家，总数共约30个。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科技水平的提高，西方国家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不断突破巴统的禁运限制，巴统不得不缩小其管制范围。1990年，巴统大幅度放宽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禁运项目由成立初期的400个减少到120个，1991年中又减少三分之二。受其禁运的国家也越来越少。 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加上巴统的禁运措施与世界经济科技领域的激烈竞争形势也不相适应，一些西方国家又把巴统作为相互进行贸易战的工具。巴统会员国的高级官员1993年11月在荷兰举行会议，一致认为巴统“已经失去继续存在的理由”。1994年4月１日，巴统正式宣告解散。

　　[258]“第500（五）号决议”，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5页。

　　[259] 该法内容详见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7-1021页。

　　[260] “1951年相互防御援助管制法” （1951年10月26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7页。

　　[261] “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索普关于对中国禁运的谈话”（1951年11月4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2页。

　　[262] “经济合作署起草的报告”（1951年2月），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990页。

　　[263] “特别评估报告”（1952年6月5日）， 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6-1027页。

　　[264]“特别评估报告”（1952年3月9日）， 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64、1065页。

　　[265] “特别评估报告”（1953年3月9日）， 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69-1070页。

　　[266] “特别评估报告”（1953年3月9日）， 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70-1071页。

　　[267] “特别评估报告”（1953年3月9日）， 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71页。

　　[268] “美国对外援助事务管理署署长史塔生关于执行巴特尔法情况致美国国会的半年度报告”（1953年3月27日）， 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75-1077页。

　　[269] 美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即1949年到1970年的全面封锁禁运阶段，1970年到1979年开始同苏联享有同等待遇阶段，80年代里根任期内对中国的逐渐放松管制阶段，1989年暂时停滞阶段。

　　美国商务部《出口管理法规》把除加拿大以外的所有国家分为七组，即Ｚ组、Ｓ组、Ｙ组、Ｗ组、Ｑ组、Ｔ组、Ｖ组。政策由Ｚ—→Ｔ逐步放松。目前我国处于Ｖ组。新中国刚成立，中美仍保持贸易关系。在出口管制组别中1949年我处于Ｙ组。随着战后冷战的加剧，美国对共产党国家采取敌视的态度，转而对我国实行“巴统”出口管制。1950年10月8日我志愿军开始“抗美援朝”。美国总统杜鲁门11月17日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财政部冻结了中国在美的财产和资金。1950年12月2日商务部把我国划到Ｚ组。并宣布中国为“敌对国家”，依《1949年出口管制法》下令禁止对我国的一切出口，也禁止我产品进入美市场。在美操纵下联合国大会1951年5月通过了对中国“禁运”的决议。1952年成立“巴统中国委员会”并决定对我国的禁运项目扩大。受禁运项目是苏联的两倍。至此中美贸易处于冻结期。1953年斯大林去世及同年7月27日美在朝鲜战争停战协定上签字，美与“巴统”成员国于1954年及1958年两度对“巴统管制清单”进行削减，减少管制项目1/3。1961年英国率先不顾美强烈反对向我国出售6架飞机。日本也同我国开始贸易往来。1961年肯尼迪重新评估对共产党国家的贸易政策，试图改善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关系。但在国会强大的压力下未见成效。1966年美放松了到共产党国家访问的限制。1969年7月21日美主动宣布准许美旅客和海外居民购买价值100美元的中国商品，12月9日又允许美商人与中国进行非战略性物资的贸易。这宣告了美对华“封锁禁运”的结束，双边贸易关系恢复。资料来源：张汉林、蔡春林：“试论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及前景”，《美国研究》1991年第2期。

　　[270] 周彦瑜、吴美潮编著：《毛泽东与周世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123页。

　　[271] 详见张文木著：《印度国家发展及其潜力评估——与中国比较》，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

　　[272] 详见“土地改革：印度国家发展奠基中最大的政治‘豆腐渣’工程”，张文木著：《印度国家发展及其潜力评估——与中国比较》，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

　　[273] “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1954年9月8日，在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策划下，美、英、法、澳、新和泰国、巴基斯坦、菲律宾八国外长在马尼拉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又称《马尼拉条约》。条约共11条。主要内容：(1)各缔约国将按照它的宪法程序采取行动来对付“本条约区域内用武装进攻的手段对任何缔约国或对各缔约国今后可能经一致协议指定的任何国家或领土进行的侵略”。美国在条约中声明“它对于侵略和武装进攻的意义的承认”“只适用于共产党的侵略”；(2)在“受到武装进攻以外的任何方式的威胁，或者受到可能危及本区域和平的任何事实或情势的影响或威胁时”，缔约国须就“为了共同防御而应当采取的措施”“立即磋商”；(3)规定组成理事会，“按照本条约区域情势随时的需要，进行关于军事策划和任何其他策划的磋商”；(4)“条约区域”是“东南亚的一般地区，也包括亚洲缔约国的全部领土，以及西南太平洋的一般地区，不包括北纬二十一度三十分以北的太平洋地区”；(5) 条约议定书竟把“柬埔寨国家”，“老挝国家”和“越南国家管辖下的自由领土”(指南越)划入它的“保护”区域。1955年9月正式生效，组成东南亚军事组织，设总部于曼谷。1972年11月巴基斯坦首先宣布退出该组织。越南抗美战争结束后，1975年9月在纽约举行的该组织第二十届理事会议宣布鉴于情况不断改变，该组织将“分阶段解散 ”。1977年6月30日该组织正式宣布解散。

　　[274] “英国外交部备忘录”（1949年8月19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7页。

　　[275] “万隆会议”。1955年4月18日─24日，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亚非会议，史称万隆会议。这是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自行召开的会议。会议讨论了国际形势和有关亚非国家人民共同利害关系的问题，反映了亚非人民团结反帝的共同愿望和要求。会议发表的最后公报共有七项内容，包括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其他问题、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等内容。最后公报还提出了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相一致的、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十项国际关系原则。这十项原则是：（1）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2）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3）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4）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5）尊重每一个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6）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7）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8）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9）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10）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参加会议的有阿富汗、缅甸、柬埔寨、中华人民共和国、埃及、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今加纳）、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日本、约旦、老挝、黎巴嫩、利比里亚、利比亚、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沙特阿拉伯、锡兰（今斯里兰卡）、苏丹、叙利亚、泰国、土耳其、越南民主共和国、南越和也门。发起国为印度、印尼、缅甸、锡兰和巴基斯坦。

　　[276] “内阁会议记录（1955年4月29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2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93页。

　　[277] “黎巴嫩大使马利克和国务卿会议备忘录（1955年5月5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2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95页。

　　[278] 卫林等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大事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0页。

　　[279] 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54页。

　　[280] “艾奇逊致部分驻外使领馆官员”（1949年10月12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页。

　　[281] “司徒雷登致艾奇逊”，（第921号电，1949年5月3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70页。

　　[282] “艾奇逊致司徒雷登”（1949年5月13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76页。

　　[283] “科勒致艾奇逊”（1949年6月7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0页。

　　[284] “柯乐博致艾奇逊”（1949年10月11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57页。

　　[285] “艾奇逊和杜鲁门谈话备忘录”（1949年10月17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60页。

　　[286] 时任英国外交大臣。

　　[287] “英国大使馆致美国国务院备忘录”（1949年11月1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63页。

　　[288] 英国于1954年6月17日与中国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1972年3月13日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289] “柯乐博致艾奇逊”（1949年10月11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57页。

　　[290] “艾奇逊和杜鲁门谈话备忘录”（1949年10月17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页。

　　[291] 王绳祖等主编：《国际关系史》第8卷（1949-195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页。

　　[292] 王绳祖等主编：《国际关系史》第8卷（1949-195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293] 王绳祖等主编：《国际关系史》第8卷（1949-195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页。

　　[294] 王绳祖等主编：《国际关系史》第8卷（1949-195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

　　[295] 王绳祖等主编：《国际关系史》第8卷（1949-195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页。

　　[296] “同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团结合作”（1954年7月7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334-335页。

　　[29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01～402页。

　　[298]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全面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观点。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毛泽东又说：“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 比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同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团结合作”（1954年7月7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1页。

　　[299] “兰金致杜勒斯备忘录”（1954年7月8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2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10页。

　　[300] “三大战役”是指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战略决战，包括辽沈、淮海、平津三个战略性战役。

　　[301] “培根致石博思备忘录”（1949年4月12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08-309页。

　　[302] “亨德森致艾奇逊”（1949年4月12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15页。

　　[303] “培根至石博思备忘录”（1949年4月12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08页。

　　[304] “亨德森致艾奇逊”（1949年7月2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16页。

　　[305] “亨德森致艾奇逊”（1949年7月2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17页。

　　[306] “培根致石博思备忘录”（1949年4月12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12页。

　　[307] “司徒雷登致艾奇逊”（1949年7月8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19页。

　　[308] “艾奇逊致亨德森”（1949年7月28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19页。

　　[309] “亨德森致艾奇逊”（1949年8月5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20页。

　　[310] “亨德森致艾奇逊”（1949年12月9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25页。

　　[311]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登上北上的专列前往莫斯科，1950年2月17日结束访问，同周恩来等登上回国的专列。他在沿途参观了一些苏联城市和工厂。进入中国境内，又在哈尔滨、长春、沈阳视察。3月4日回到北京。毛泽东访苏随行人员有陈伯达（以教授的身份）、师哲（翻译）、叶子龙、汪东兴等。苏联方面由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苏联援华专家总负责人柯瓦廖夫陪同。

　　[312] 毛泽东：“责成西北局担负解放西藏的主要责任”（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313] “由西南局担负进军西藏和经营西藏的任务”（1950年1月2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页。

　　[314] “艾奇逊致驻印使馆”（1950年3月1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33页。

　　[315] “亨德森致艾奇逊”（1950年3月8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34页。

　　[316] “艾奇逊致驻印使馆”（1950年7月22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36、337页。

　　[317] “亨德森致艾奇逊”（1950年9月10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38、340页。

　　[318] “亨德森致艾奇逊”（1950年10月26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42页。

　　[319] “艾奇逊致驻印使馆”（1950年10月27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43页。

　　[320] “亨德森致艾奇逊”（1950年10月31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45、346页。

　　[321] “亨德森致艾奇逊”（1950年11月3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47、348页。

　　[322] “美国在亚洲的目标政策和行动方针”（1951年5月17日）（NSC48/5），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页。

　　[323] 转引自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73页。

　　[324] 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74-375页。

　　[325] 刘绪贻主编：《美国通史》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9页。

　　[326] 西藏和平解放后，美驻印使馆和中央情报局一直秘密与夏格巴等保持着密切接触。西藏地方的伪“人民会议”在1952年被取缔后，又一批分裂分子到达印度。达赖的兄长嘉乐顿珠和土登诺布经常往来于印美台之间，对达赖喇嘛及其周围官员颇有影响，成为分裂势力的骨干。据作为译员参与在印密谋的乔治•帕特森称，中央情报局、国民党特务和西藏分裂分子的联系从未中断。1953年，土登诺布与中央情报局接触，1955年，西藏大商人邦达昌又和美国代表见面，美国当时提出一个关于叛乱的十年计划，目的是破坏中国对西藏的治理。早在1951年，中央情报局就与嘉乐顿珠签订协议，最初请他收集情报，而后开始策划游击战。在此背景下，1956年2月底，分裂分子在甘孜大金寺首先发动叛乱，靠近中国的印度小城噶伦堡成了叛乱分子的指挥部。公布扎西等叛乱头目通过在噶伦堡的嘉乐顿珠，与中央情报局接上了头，在嘉乐顿珠的安排下，中央情报局于1957年从在印藏人中选拔六名青年，送往关岛接受识图、收发报、射击和跳伞训练，其中的两名于当年8月被空投到拉萨南面的桑日宗，使命是敦促达赖喇嘛向外国公开请求帮助以反对中国的统治。两人携电台潜入拉萨与公布扎西取得了联系，并通过他于1958年1月在罗布林卡与达赖喇嘛的副官长帕拉•土登为登密谈，5月，两人到达叛乱分子的山南总部，很快，美国就在哲古地区空投大批武器弹药，计有机枪20挺、迫击炮2门、步枪100支、手榴弹600枚、炮弹600发、子弹40000发。此外，美国还从尼泊尔和锡金偷运武器弹药给山南的叛匪。来源：“美国对1959年西藏叛乱的反应探析”，http://ckzl.net/Article_Print.asp?ArticleID=106465。

　　[327] 来源：“美国对1959年西藏叛乱的反应探析”，http://ckzl.net/Article_Print.asp?ArticleID=106465。

　　[328] “驻韩大使道林发给国务院的电报”（1957年5月27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2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54页。

　　[329] 这次叛乱也被蒋介石集团认为是“反攻大陆”行动的有机组成部分。1959年3月26日，蒋介石声明“一旦中共政权瓦解，他的政府将‘帮助西藏人民按照自决原则实现自己的政治愿望’。”3月29日，蒋介石发表讲话，“要求为大陆的革命运动、尤其是西藏起义增加援助。”参见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72、448页。

　　[330]“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致艾森豪威尔总统备忘录”（1959年4月1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46页。

　　[331] “备忘录”（1959年4月23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49页。

　　[332] “代理国务卿狄龙致艾森豪威尔总统备忘录”（1959年4月30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51、452页。

　　[333] “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饶伯森致国务卿赫脱备忘录”（1959年5月5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53、454页。

　　[334] “关于特别小组的备忘录”，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76页。

　　[335] “关于303委员会的备忘录”（1968年1月16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79页。

　　[336] “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格雷为存档而做的备忘录”，（1960年2月4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73页。

　　[337] “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格雷为存档而做的备忘录”，（1960年2月4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74页。

　　[338] “关于特别小组的备忘录”，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78页。

　　[339] 1968年1月31日，越南南方军民发动春节攻势，历时45天，他们对36个省会、5个大城市、64个区府和50个战略村同时发动进攻，袭击了美国大使馆、西贡机场、“总统”府和南越“政府”总参谋部，并攻占古都顺化，歼敌15万人。世界为之震惊。3月，约翰逊政府被迫宣布部分停止轰炸。

　　[340] “关于303委员会的备忘录”（1968年1月16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79页。

　　[341]“美国对1959年西藏叛乱的反应探析”，http://ckzl.net/Article_Print.asp?ArticleID=106465。

　　[342] 美国五角大楼从1997年起开始每四年起草《四年防务评估报告》，规定美国此后四年的国防战略、军队建设等重要防务问题。1997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明确要求美军必须具备打赢几乎同时发生的两场大规模地区战争的能力。特别突出的是，美国防部政策制定者把这场战争地域还有意进行了具体化，认为这两场战争的地区分别是东北亚的朝鲜半岛和中东地区的某个国家。2001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是在美国刚刚经历了“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出台的。评估报告将美国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定义为“国际恐怖主义”，而不是一个具体国家。该报告强调反恐作战思想曾使外界一度误以为美军将放弃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构想。正在制定的新防务报告原则认为，一支经过改造的部队即使正在进行全球反恐战争，也应该能够达到对它提出的大型战争要求。美国防部2006年2月3日发表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称：美军必须具备同时打两场大型战争的能力，此被媒体称为“双战计划”。报告提出“1421”军事战略，具体而言，“1”代表保卫美国国土；“4”是指在全球4个关键地区（欧洲、东北亚、东亚沿岸、中东/西南亚）拥有遏止战争的能力；“2”指的是迅速在两场同时发生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中取胜；最后一个“1”是指以决定性优势击败其中一个敌人并在必要时占领该国的能力。“双战计划”要求五角大楼通过对现役和后备兵力进行转型，使美军保持同时打两场大型战争的能力，即能够在一场战争中击败并占领一个敌国，同时击败另一个敌国但不必占领其首都。

　　[343] 毛泽东：“目前时局与党的政策”（1940年7月13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7页。

　　[344] 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问题”，（1958年9月5日、8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4-415页。

　　[345] 毛泽东：“从历史来看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1964年7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37页。

　　[346] 转引自梁之彦、曾景忠选编：《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276页。

　　[347] “代理国务卿狄龙致艾森豪威尔总统备忘录”（1959年4月30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51页。

　　[348] “道格拉斯致艾奇逊”，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35、336页。

　　[349] 王宏纬：《喜马拉雅山情结：中印关系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350] 详见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35页。

　　[351] 详见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34页。

　　[352] “关于特别小组的备忘录”，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78页。

　　[353] “代理国务卿狄龙致艾森豪威尔总统备忘录”（1959年4月30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52页。

　　[354] 潘尼迦著，德隆等译：《印度和印度洋——略论海权对印度历史的影响》，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83-84页。

　　[355] Jawaharlal Nehru: The Discovery of India, Teen Murti House,1999.p.56.

　　[356] “艾奇逊致亨德森”（1949年12月9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25页。

　　[357] “亨德森致艾奇逊”（1950年1月20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32页。

　　[358] 转引自沈开运、达玛等著：《透视达赖》，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82页。

　　[359] “培根致石博思备忘录”（1949年4月12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09页。

　　[360] “培根致石博思备忘录”（1949年4月12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10页。

　　[361] “亨德森致艾奇逊”（1950年3月8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33、334页。

　　[362] 转引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页。

　　[363] ［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41页。

　　[364] 吴建民:《外交案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2页。

　　[365] 参阅张芝联 刘学荣主编：《世界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2002年版，第158-159页。

　　[366] 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挡案馆的解密文件》（下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1201、1202页。

　　[367] 信中说：“团结原则的实现不能没有牺牲。没有人能只做他想做的事。美国的年轻人没有做他们想做的事情。100多万美国孩子离开他们的家庭、亲人和和平事业，奔赴遥远朝鲜。他们去那里的原因是，你在黑暗的时刻提出以自由世界大团结的神圣原则来挽救贵国于巨大的灾难。那100万去贵国的美国孩子中，2.4万名牺牲，11万名受伤。我们在金钱上付出了成百上亿美元。那就是我们为忠诚于你提出的团结原则付出的一部分代价。”“杜勒斯致李承晚（1953年6月22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947页。

　　[36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告台湾同胞书” (1958年10月6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