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鹿”是一种动物，“马”则是另外一种动物，它们之间非亲非故，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关系。
原本没有什么关系的鹿和马之间，却很早就建立起耐人寻味、非同寻常的关系，起因源于赵高这个人。
公元前206年初秋的某一天，秦王朝的宫廷上，权相赵高派人牵来一只鹿献给秦二世，并对二世说，“这是一匹马”。二世笑着说，“丞相错了，把鹿说成是马”。两人就此发生争议，于是就问左右大臣们，让他们站队表态。这还了得，赵高现如今权势熏天，于是，乖巧的马上跟着说这千真万确就是鹿，而坚持说这不是鹿的人，很快就连连倒霉，很快就被赵高收拾干净。
就因为这样，鹿与马之间在特定地点、特定时间，在特定人群内，就发生了角色互换，就出现了彼此身份的根本性的大调转。决定性的原因就在于赵高的一句话。
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说话的权力与界限因人而异。
说话本来是人的自然功能，但将其置于社会之中，则发生严重的分化与分裂，演绎出千奇百怪的奇异景象。上述指鹿为马只是其中较为典型或者极端的一种，在此之外，还有如下各种情形：
其一，什么人说什么话
如同小孩儿要说小孩儿话，大人要说大人话一样，不同的人也要说不同的话。比如当今中国就明显存在三套话语体系，即政治话语体系、学术话语体系和日常生活话语体系，这三套体系之间有着明显的分野，有的人只用其中的一种，有的运用其中的二种，也有的三种兼用，这就要因人而异，不但说话者本身是这样，对听话的对象也要如此这般办理安排才行。什么人说什么话，对什么人说什么话，不同场合也说不同的话，机动灵活地运用多种语言体系，因而也就有多副人生面孔了。
其二，不是什么话都可以说
人们常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里面的“谋”也包括说话，也就是说，没有相应的身份地位，相应的事情最好别说，说了不但没用，相反还有可能惹来麻烦。比如经常为人们所强烈关注的国际关系问题，该领域同其它有些学术领域一样，“圈子”与“山头”特征很突出，不管什么人，只要不在“圈子”里或者没有自己的“山头”，你说什么都不管用，说得再对、再有预见性也没有用。也就是说，某些学问领地已经被一些“圈子”和“山头”并且瓜分完毕，这是当代中国学术领域中一个突出现象。
其三，同样的话，不同的人说出来，结果完全不一样。
比如，“太阳从东方升起”这句话，如果是手握大权的大领导说出来，一定有人鼓掌大赞，说这话真是“振聋发聩”、“催人奋进”，但如果是你普通老百姓说了，一定有人斥责是“废话一桩”、“不如放屁”。再比如，同样的文章同样的内容，如果是旅居新加坡或欧美的人所为，那一定非同凡响，如果是土狍子的作品，那就要遭遇相当的蔑视与轻薄。这就意味着，同样一个人，在中国北京说话，和在新加坡说话，在法国巴黎说话，在美国华盛顿说话，产生的效果完全不一样。在当今中国，凡是粘上点“洋”气“洋”味的都很名贵，就连写文章说话也都一概如此了。
其四，说话对错因人而异
当年那位赵高指鹿为马，那匹马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了鹿，现如今也有类似的情形。譬如，如果有哪位大领导说“太阳从西边出来”的话，周围一定有人抬轿子大唱赞歌说，“没错，本人亲眼看见太阳就是从西方升起，而且还方方正正”。在越来越复杂繁琐的社会条件下，有的人拥有天然的先知先觉优先权，而有些人则只能后知后觉，没有权力把话说在别人的前面。也就是说，有些道理，当领导都还没进行相关表达的时候，你要先懂得了，那就是问题。只有当领导进行讲述阐释之后，你才可装出恍然大悟、醐醍灌顶的样子，为此，老百姓形容说，如果你是成功人士了，说什么都有理；如果你一文不名，说什么都是放屁。
所以，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有关说话的权力与界限实在是一件大事情，不能不引起注意，这应该算是人生的重要经验。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这确确实实是一项大学问，而更高境界则是要把握好鹿与马的转换关系，如果把握不准的话，就最好闭上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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