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我觉得自己是个批判者，我很难容忍我们不居安思危。我们对国家的科技实力和现状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怎么发展，怎么办，并形成一定的共识，而不是争论来争论去。
大学是核心。比如我所在的清华大学，学生从入学开始，就要接受“就业引导教育”。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从来不该在大学里谈就业。就业是一个经济问题，跟大学没有直接关系。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就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是培养国家栋梁和国家领袖的地方。
让学生进去后就想就业，会造成什么结果呢？就是大家拼命往挣钱多的领域去钻。清华70%至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去了经济管理学院。连我最好的学生，我最想培养的学生都告诉我说，我想去金融公司。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我认为这个国家出了大问题。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是鼓励科学家创办企业。今年在人大会议我听到这个话后觉得心情很沉重。术业有专攻，我只懂我的基础研究，懂一点教育，你让我去做经营管理，办公司、当总裁，这是把我的才华和智慧用到了错误的地方。
人不可能一边做大学教授，一边做公司的管理人员，一边还要管金融。我们从领导到学校，从中央到地方，在鼓励科技人员创办企业，这是不对的。
我们应该鼓励科技人员把成果和专利转让给企业，他们可以以咨询的方式、科学顾问的方式参与，但让他们自己出来做企业就本末倒置了。
我举个例子，JosephGoldstein，因为发现了调控血液和细胞内胆固醇代谢的LDL受体，获得1985年的诺贝尔奖获。他是美国很多大企业的幕后控制者，包括辉瑞，非常富有。他两年之前在《科学》周刊上写了一篇文章，抨击特别强调转化。他说转化是来自于基础研究，当没有强大的基础研究的时候，如何能转化，不要拔苗助长。他列举了他在美国国家健康研究中心，九位学医的学生做基础研究从而改变了美国医疗制药史的过程。
创新人才的培养，也跟我们的文化氛围有关。你们认为我们的文化鼓励创新吗？我觉得不鼓励，我们的文化鼓励枪打出头鸟，当有人在出头的时候，比如像我这样，特别是有人在攻击我的时候，很多人在看笑话。
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做少数，就是有争议。科学跟民主是两个概念，科学从来不是少数服从多数。
三年前，我获得以色列一个奖后应邀去以色列大使馆参加庆祝酒会，期间大使先生笑咪咪的看着我说，你们的教育方式跟我们不一样。他给我举了原以色列总理ShimonPeres的例子，说他小学的时候，每天回家他的以色列母亲只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今天你在学校有没有问出一个问题老师回答不上来，第二个你今天有没有做一件事情让老师和同学们觉得印象深刻。
我不得不承认，我的两个孩子每天回来，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今天有没有听老师的话？
其实我很乐观，我每天都在鼓励自己，我们的国家很有前途，尤其是过去两年，我真切的看到希望。在这样的大潮中，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一件事就够了，实事求是的讲出自己的观点，在自己的领域内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贡献。
我出生在河南郑州，但成长在河南驻马店。为什么我要特别提驻马店呢？因为这个地方特别具有代表性。驻马店相对于河南，就像河南相当于中国，就像中国相对于世界。从地理，从经济，从科技，从文化，都是这样。我恰好是在开始有记忆、对社会有感触的时候成长在驻马店。
我在驻马店小学升初中的时候，小学常识老师对我说了一句话：施一公啊，你长大了一定得给咱驻马店人争光！这句很简单的话我刻骨铭心记忆至今。从那以后，每次得到任何荣誉，我都会在心里觉得是在为驻马店人争光。
1987年的一件事对我冲击非常大，把我的生活和世界观几乎全部打乱了。1987年9月21日，我的父亲被疲劳驾驶的出租车在自行车道上撞倒，当司机把我父亲送到河南省人民医院的时候，他还在昏迷中，心跳每分钟62次，血压130/80。但是他在医院的急救室里躺了整整四个半小时，没有得到任何施救。医院说，先交钱，再救人。待肇事司机筹了500块钱回来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没有血压，也没有心跳了，没有得到任何救治地死在了医院的急救室。这件事对我影响极大，直到现在，夜深人静时我还是抑制不住对父亲的思念。
这件事让我对社会的看法产生了根本的变化，我曾经怨恨过，曾经想报复这家医院和见死不救的那位急救室当值医生。后来想通了：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在经历着像我父亲一样的悲剧。如果我真有抱负、真有担当，那就应该去改变社会、让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
我们缺什么？我们缺这份对社会的责任感，我们缺这份回报父老乡亲的行动。
美国一直引以为傲的是拥有强大且众多的高科技人才。如今，中国的科技虽然取得了重大发展，与美国却依然有不小差距。当务之急是要解决顶级科技人才问题。要向美国学习，吸收全球顶尖人才。
转自长看新事儿似旧闻头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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