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从独立建国到正义形象的获得，只用了短短一百年时间，从不干涉主义定型到向霸权主义转变只用了五十年时间。如果把杜鲁门主义形成作为始点，可以认为，美国在构建独霸体系过程中，总共刺出了两大利剑：第一剑刺向原苏联，是冷战之剑，取得了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性成果，这把剑至今仍高悬于俄罗斯头上;第二剑刺向中国，是热战之剑，虽然未取得质变成果，但可以隐约看到血的未来。
中美之争不同于美苏之争，中国比苏联更有韧性和战斗力，一有赖于中国更深厚的文化支撑和更强烈的民族情感，再得益于中共领导力远远超过苏共领导力。中国精英阶层的美国化倾向又暂时缓冲了中美冲突的尖锐性，中美经济的阶段性共生又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对抗裂度，为一些幻想者设计“中美共荣”提供了临时性土壤。但是，不管有多少变化和烟幕，美国第二剑必须见血的结果是不容怀疑的，外交努力只能降低灾难的破坏力，不能避免灾难的发生。
★▉★八千字电报
1946年，杜鲁门政府对苏联虽抱有一定成见，但整体上仍然视苏联为朋友，毕竟二战成果需要双方共同维护。在外交活动中，美国在苏联的外交活动多数表现为程序性，外交官们轻松自如，非军事性政策甚至只流于形式。
不过，名不见经卷的乔治·凯南改变了这一走向，他从莫斯科向美国发回了超越常规的八千字电报，令白宫为之震惊。这一电报试图从战略上改变美国人对苏联的看法，它的理论定位是反共产主义，它的政策基础是防止苏联模式在欧洲扩张，它的战略目标是遏制和颠覆苏联。
如果说杜鲁门曾经只是有过“冷战”的些许灵感，那么，乔治·凯南就是他坚定冷战战略的第一推手，美国对苏联战略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八千字电报的基本假设，“马歇尔计划”能坚定执行，亦是基于八千字电报对欧洲的判断。无论苏联发生何种变化，无论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何种变化，无论世界发生何种变化，美国对苏联的战略决心从来都未改变过，即使戈尔巴乔夫频送秋波，也未能让美国放下屠龙剑。
苏联的崩溃，社会主义阵营的消失，可以认为是美国挥向战略对手的第一剑，它的成功，不只是硬实力的表现，更是软实力的彰显，这把剑仍然高悬在今天的俄罗斯头上，“让俄罗斯再次巨变”仍然是它的未来任务。
★▉★结构性矛盾
我在前期的文章中专门讨论过国家间关系的分类，其中就提到到过结构性矛盾，并且把这一矛盾再细分为长期结构性矛盾和中短期结构性矛盾。中美关系错综复杂，但总体格局是结构性矛盾为主，尤其是长期结构性矛盾表现最为突出。
海洋方向的结构性矛盾：中国是主权需要，美国是霸权需要。主权是历史赋予的，霸权是力量衍生的。要解决这对矛盾无非两种办法：一是中国放弃合法主权;二是美国放弃霸权。用现实和长远眼光看，这两个办法都行不通，中国若放弃主权，政府必然失去人民支持，美国若放弃霸权，也必然在美国掀起波澜，“霸权”二字在美国民众中已经有“天赋”的合理性。
台湾问题的结构性矛盾：中国要求必须实现统一，美国希望永远拥有不沉航母。过去，我们总是说依靠台湾人民实现统一，总是说可以和平统一。现在看来，这两个理想恐怕在多数人心中都失去了可信基础。美国那边，看似不愿意为台湾付出重大牺牲，但谁也不能否认美国维护霸权的疯狂决心。要解决这一对矛盾，关键在中国，它不同于海洋方向的主权争议，决心和意志是解决矛盾的钥匙。
经济与金融：GDP第一的争夺，货币主导权的争夺。总量意义不同于均量意义，中国人口多，总量大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优于美国，但“总量第一”会成为心理关口，会给长期占据霸首的美国造成不可承受的心理压力，围绕着“经济老大”的斗争不可避免地会延伸到中美关系的各个领域。关于货币，考虑到欧元、英镑、日元、澳元和加元的关系紧密性，人民币显然无法与美元抗衡，除非有“国际元”出现，在可见的二十年内甚至更长时间，人民币完全无力撼动美元地位。不过，货币永远是制造大国威胁论的基础性借口，即使人民币永远都处于边缘货币地位，也无法让美国放松打压，因为经济与金融若双向失守，就意味着美国霸权到头。
★▉★目标与战略
“八千字电报”可以认为是美国颠覆苏联的外交起点，它的最终目标是推翻苏联共产党领导和肢解苏联，为实现目标而选择的长期战略是“和平演变”。中美关系早期类似于苏美关系，但随着冷战格局的结束及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转变，美国选择了不同的路径。1979年，美中建交，既是和平演变起点，也是反颜革斗争起点。
美国目标：推翻执政党和分步肢解中国。
鉴于中国的特殊性和强大战斗力，美国为实现这两大目标的战略战术有了新变化，特朗普是调整战略的始作俑者，他把美国颠覆中国战略由单一的“和平演变”更改为“和平演变与战争演变相结合”，美国对华外交关系从此走上不可逆的对抗道路。
从具体层面分析，美国执行了以下战略：
宗教战略。当今世界，已经不是政教合一的世界，在不少中国人心中，宗教甚至已经出现了边缘化倾向。然而，实际并非如此，宗教仍然在人类世界扮演着极其重要的主导角色，奥巴上任初期，正值美国金融危机开始，他不是急于召集商界领袖集会，而是召集宗教领袖座谈，他希望“一手拿着教义，一手举着棍棒”的领袖们能够承担起领导世界的任务。
大家可以认真地观察中国近十多年的宗教变化现实，一要看各类宗教信仰者量的变化，二要看西方国家利用宗教问题遏制中国的种种恶行。量的变化，达到一定的极限点时，质变就出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宗教推动各类法案的形成，从长期来看，将让中国在价值认同上陷入孤立。
撕裂战略。具体讲，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历史撕裂，一种是文化撕裂。大家可非常清楚地看到，中国精英近几十年来导演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轨迹：中国历史否定的反面材料都被逐一树为正面，历史上被树为正面的宣传都被一一质疑。几千年的历史，无论是被质疑还是被否定，其引起的争论毫无疑问也是颠覆性的。也正是在这种颠覆中，中国内部孕育着“国家伦理和政权合法性”的颠覆意识。制造历史混乱和撕裂，从来都不是无缘无故，它的目标是“改变”。
我曾经讲过一种观点：中国即使有五千年文化，如果顶不住颠覆的力量，它必将以一日千年的速度被西方文化吞食。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大家不妨回看一下近四十年的中国文化演变，有两类文化最被西方认同：一是丑化中国人的作品最易获奖;二是丑化中国形象的人最易被西方拥抱。“丑化自己”成为文化引领者的美德，“丑化自己”被畸形地等同于文化反省和文化创新，“让美的丑化，让丑的美化”构成了中国文化艺术界的最亮丽风景线，由这个圈子搭建的所谓文化自信，其本质是文化自卑和文化自虐，最终让中国出现文化自残的局面。公众说浅浅的诗很丑陋，但文化圈子里的精英认定了它代表美，谁也不可能撼动笔杆子们。
模糊战略。冷战时期，是制度清晰的斗争期，资就是资，社就是社。冷战结束以后，整个世界开始走向模糊期，或者说走向融入西方的渐变期。我跟某校马哲院的老师讨论初心问题时，她告诉我：社姓初心就是让人民群众过上越来越好的生活。然后，我就反问她：有哪种初心是让人民群众过上越来越差的生活吗?接着，她又对我讲：有些国家，人民群众的生活就不如意，甚至还出现倒退。我又回她：进步快慢，是能力问题，不是初心问题，不能混淆。马哲老师为何也出现这样的模糊思维?当然是国际思潮和国内思潮的合力引导结果，为了适应社会，绝大多数人必然走向制度模糊，制度模糊久了，便是政党模糊，政党模糊久了，便是变色成功。
对抗战略。一提到对抗，大家很自然地会想到中美对抗或者其它的国家间对抗。但在中美热战过程中，制造国内对抗也是斗争焦点。左右对抗是否能代表中国国内对抗的全部?不能。当资本成为决定性力量之后，对抗已经呈现多元化倾向，左右对抗是意识形态的对抗，严重的两极分化制造了无数成对矛盾间的对抗，这些“对抗”现在正被精英们解读为“改革动力”，其内在动机是制造更大的两极分化和更深的矛盾裂痕，一旦机会成熟，便会在较小的作用力下出现脆性崩裂。
★▉★两条道之争
2009年，中国给中美关系的定位是“坐同一条船”，在制定政策时，必须保证与美国共克时艰。2011年，美国渐趋复收，奥巴马把美国金融危机的责任推向中国，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这给了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答案?中美正走在两条道，不在一条道。特朗普的上台，更加清晰地确认了路径，让两道完全合归的梦想破灭。
然而，在国内精英阶层，两条道走向归一仍然是最有前途的梦想，“佐立克模式”和“淡马锡模式”都是改造中国经济结构的理想模式，混改也好，供给侧改革也好，两个循环也好，都是奔着东西方融合这么一个设想前进的政策组合。中国教育和人才培养模式的美国化，既为中国跟上时代进步提供了资源，又为中国不可逆地航向奠定了基础，精英圈的美国化决定了金字塔各层的色调。
既然精英决定方向，为何还有两条路径的分歧争论?这主要取决于两点：一是金字塔底端人群的庞大数字，这部分人虽然没有主导权，但他们能决定金字塔的稳定性;二是法理上的正义性，只要不从法律上抠掉原来的表述，原来的路还是可成为理想主义者的坚持之路。
结果是最好的教育材料，中美之争，须一步步的结果验证，每出一个新结果，就能验证出一个新结论，当越来越多的新结果出现时，两条道上的两国人便能看得更清楚。回首近四十多年的中国，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清晰的结果：八十年代的无限自由化，新的洋货运动开启，时代末的一声惊雷刺醒了各个阶层，大争论从此不断;九十年代的苏联断裂给了中国一个思考的契机，但并没有改变洋货运动的节奏，经济上靠拢的目标越来越接近;接着的二十年，迎来了“经济上试图同床，理想上必然异梦”的破裂期。
结构性矛盾决定了中美之间的不可调和，即使中国全盘照搬美式制度也无济于事。
★▉★热战必然性
美苏冷战，决定了苏联崩溃的结果，为什么中美之间的对抗一定会走向热战?要回答后面的问题，必须重新判断美苏对抗，应该讲，让苏联崩溃仅仅只是美国成功的第一步，美国对俄国的剑并没有收回，美俄之间仍将会爆发热战，目标不仅是制度解体，而是俄国进一步裂解。
中美之间的热战到底包含哪些方面?是不是只有炮火战争?
显然不是，热战，并不是炮火战争的代名词，炮火战争是终点战，中间过程则是一切领域战争的组合体。对中美热战进行细分，大概可包括以下内容：一是“美+欧盟+日韩澳印加英”对中国经济的围攻;二是海上围剿与战争;以周边国家为阵地的陆路围剿与战争。
支持热战理论的历史支撑是：自古至今，没有任何一个强大帝国是和平裂解的。
支持热战理论的科学规律是：自古至今，没有一样先进武器不是通过战争来实现更替和跨越的。
支持热战理论的哲学原理是：人类社会矛盾量变与质变原理中的“质变点”必然包含战争这个选项。
拜登说：“中美之间可能存在激烈竞争，而不是对抗。”
比起特朗普时代，这并不是更轻松的表述，“激烈竞争”是什么意思?坦白点讲，不就是对抗吗?美国禁华为，西方全部跟随禁华为，这不是战争是什么?拜登时代，进一步强调了对抗中国科技企业的延续性和必要性，战争都将持续。
★▉★成败谁定?
有战争，就有胜负，而胜负的决定性因素既有物的因素，又有人的因素，归根结底又都是人的因素。推测中美几十甚至上百年的长期热战胜负规律，必须深刻认识和分析双方的底盘。
中国的竞争红利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人口红利，这是中国前几十年积累的红利，也是中国未来的长期红利，包含总量红利、教育素质红利、科研人才红利和国际交流红利;二是国防红利，中国目前能够给美方以适度或相当威慑力的军事依赖没有一项不是起源于新中国初始几十年，它避免了一般工业受制于人的可怕后果。
美国的竞争红利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教育与科研红利，它的影响具有全球性，也是“美国中心论”的有力支撑;二是国防红利，一方面，它可以维护美国霸权的自信，另一方面，它还可以成为部分国家依赖它主持公道的依靠;三是盟友红利，美国的霸权清晰而又明确，但没有因此成为失道寡助者，它的盟友仍然相当广泛，这不是正义主导世界的证明，恰恰相反，它表明人类仍然处于弱肉强食的时代，强权即公理，而非正义即公理。
中国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两条道上精英与平民的争论可能演变成两个方向的内部冲突;以援助为单向追求的亚非拉盟友关系正逐步走向为非敌非友的普通关系，没有盟友的大混战很难胜利;和平努力可能就是战争导火索，宋亡、明亡和清亡，都是极端追求和平的结果。
美国面临的问题主要有：美国没有能力再来一次“马歇尔计划”，美欧经济同质性强，因而存在同盟内部的斗争性;美国主持所谓国际正义的实力已经大不如前，甚至可能有力不从心的无奈感;美国国内的矛盾激化速度也在加快，革它国命与革自己命的力量都在集聚过程中。
削弱对方红利，强化对方问题，即是决定双方胜负的关键所在。
在中国这边，最危险的思想是“经济决定论”，几乎所有人都相信，只要经济上升到第一位，其它所有问题都尽在掌握中，经济可以统治世界，经济可以拉上朋友。
不妨跟大家讲点历史，甲午战争前，单广州海关一年的关税就可以建一支北洋海军，只是满清政府糜费太多。而日本全国关税总和还不及广州海关关税，日本发动战争的所有费用全靠发行国债筹集，越打越困难，最后出现过日军只剩三天口粮的局面，靠在辽东半岛抢掠维持，但日本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1895年，在签订《马关条约》之后，日本国会和内阁对这场战争做了一个简单总结：我国与中国之战争，虽国力不足、军备未全，竟能奏凯旋之功，并获得世界强国之名，为复兴帝国之荣光，仍必须迅速扩张军备，刷新外政。日本不是赢在经济，也不是赢在什么明治维新，是赢在坚强的意志和必胜的决心。中国赔偿给日本的二亿两白银相当于日本前二十年的军费开支，战争巨额利润为日本开创军国主义新时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人对中美热战的胜负关系只有非常简单的判断：谁能坚定自己的战略谁胜，谁要模糊自己的战略谁败;正义可能最终会战胜邪恶，等待正义出现的过程会让等待者付出惨重代价;并不是越富有国家的人民越怕死，而是越懦弱国家的人越怕死;美国第二剑一定会出结果，对手之剑是开刃的时候了。
写于2021年2月8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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