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总结指出，我国学者提出新冠病毒来源于野生动物蝙蝠，是违背病毒演化规律的猜想。该猜想深刻影响了国家相关的施政和立法，如误导了武汉市卫健委，认为病毒是野生动物传染的，让病毒不受限制地扩散了20余日，极大地增加了感染和病死人数，也增加了抗新冠病毒工作量和经济损失。该猜想还极大地推动了不利于我国形象和文化的国内外舆论。这种自污猜想能够广泛传播的根源是我们长期以来迷信西方科学界和西方文化，鄙视本国文化，很多人不是从科学上看待问题，而是从文化上看待问题。此外，我们在科学观念上也存在致命的错误，将科学家常常存在问题的创新猜想当成真理，从而被误导。
我国一位学者提出了新冠病毒起源的猜想，认为新冠病毒来自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交易的野生动物[1]。该猜想深刻影响了国家相关的施政和立法，如在该猜想指导下，武汉市卫健委最初通报新冠病毒时[2]，认为病毒是野生动物传染的，没有人传人现象，让病毒不受限制地扩散了20余日，极大地增加了抗疫的工作量;武汉市政府还很快关闭了当地的华南海鲜市场[3];2月24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全面禁猎野生动物的法律[4]。该猜想还极大地推动了不利于我国形象和文化的国内外舆论。为什么该猜想能产生如此巨大影响?本文从其最近18年来的研究工作谈起，分析这种猜想的来源与影响，以及产生的根源。
一、石某某对冠状病毒来源的研究与观点
1990年石某某于武汉病毒研究所获得硕士学位并留所工作，开始从事水生病毒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5]。2002到2003年，我国部分地区暴发了SARS。当时有香港学者在著名期刊《科学》上发表文章[6]，认为野生动物市场上的果子狸是SARS冠状病毒传播的直接来源，因为分离到同源性达到99.8%的病毒。但后来研究发现，这些病毒均不能利用人的SARS病毒受体作为受体，也就是感染不了人，不是SARS病毒的近亲。
在武汉病毒所的整体部署下，石某某开展了研究SARS病毒来源于蝙蝠的可能性。从2004年3月开始，石某某带领的研究小组在广西、广东、湖北和天津四个地区，采集3个科6个属9个种共408只蝙蝠的血清等样本。 经过半年多的实验检测，在菊头蝠属的4个种里发现冠状病毒抗体和基因。基因序列分析表明，蝙蝠冠状病毒与人SARS病毒基因组序列同源性达92%，2005年石在国际著名学术杂志《科学》上，发表文章，题目为《蝙蝠是SARS样冠状病毒自然宿主》[7]，提出蝙蝠冠状病毒是SARS病毒源头了。
2017年11月30日，石某某等在国际病原学权威期刊 PLoS Pathogens 杂志上发表了新的研究论文[8]，报告了在蝙蝠中获得了与SARS病毒基因组序列同源性达93.2%到96%的病毒，进而提出，SARS冠状病毒起源于蝙蝠中的病毒重组。
2018年4月4日，石某某等在Nature上发表题为“Fatal swine acute diarrhoea syndrome caused by an HKU2-related coronavirus of bat origin”的研究论文[9]，报告研究人员在一个山洞中发现的多个与SARS病毒共享98%基因的病毒，而且它们的基因组合覆盖了SARS病毒基因。进一步暗示，SARS冠状病毒起源于蝙蝠中的病毒重组。
2020年2月3日石等在Nature期刊上在线发表文章，题目为：与新冠病毒相关的肺炎暴发可能源于蝙蝠[10]。文章指出，新冠病毒在整个基因组中与中华菊头蝠RaTG13病毒非常相似，全基因组序列一致性为96.2%。于是作者认为，它为新冠病毒起源于蝙蝠提供了证据。
二、评石某某的两种冠状病毒来源于蝙蝠猜想
石的主要研究结论，就是猜想感染人的两大冠状病毒，都是来源于野生动物蝙蝠。这一结论的证据极为薄弱。当初香港学者认为野生市场上的果子狸是SARS冠状病毒传播的直接来源，是因为分离到同源性达到99.8%的病毒[6]，却仍然是错误的猜想。而石在18年的研究，找到的同源性最高的动物病毒，也不过是98%[9]，或者说基因差别达到2%，远高于果子狸上找到的基因差别仅为0.2%的病毒。
人类经过数百万年演变，相互之间基因差异只有万分之一[11]。而人与黑猩猩本有共同的祖先，经过上千万年的演变，基因差别只有1.2%[12]，基因差别达到2%--4%的两种生物怎么可能是一种生物?以冠状病毒变异概率为0.8—2.38*10-3/位点/年[13]计算，对新冠病毒和蝙蝠冠状病毒来说，至少需要16.8到50年，才能从共同祖先变异到产生4%差异。或者在实验室中用蝙蝠的冠状病毒繁殖出新冠病毒，才能说明她提供了其结论的充分证据，但这是违背现代生命科学的，不可能做到的。
2015年国际著名期刊《自然医学》发表的一篇论文《一个类似SARS的蝙蝠冠状病毒群显示人类感染的可能性》[14]，该研究使用SARS冠状病毒和来自中华菊头蝠的SHC014冠状病毒表面蛋白进行工程化改造，在实验室创造了一种杂交冠状病毒，这一冠状病毒可以感染人的呼吸道细胞，并能感染小鼠产生疾病。石为此项研究提供了SHC014S基因序列和质粒[14]。说明她本人已经参与并成功地人工合成了新的冠状病毒，还发表了顶级学术文章，说明技术上制造新的冠状病毒是可行的，而且她本人是了解的。人工制造新冠病毒最可能的技术路线，是在SARS病毒中引入艾滋病毒中破坏人体免疫系统的基因，再通过人工诱变技术改造和筛选病毒，从而获得了当前的新冠病毒，它保持了当前新冠病毒所具有的感染人基因;保留SARS病毒感染肺，形成白肺病;以及艾滋病毒破坏免疫系统的三大特征功能。人工诱变，常见的有辐射诱变和化学诱变，本就是自然诱变过程的增强，与自然诱变没有本质区别，人类也无法从最终的病毒基因上判断是纯粹的自然诱变还是人工增强的诱变产生的，尤其是低能离子辐射[15]，它可以在几周内完成自然界几十年的变异，也就是说，达到目前的变异。
但是，据南方都市报报导，在3月9日晚8时，一场“2020科学抗疫”的系列科普公益直播活动第二期开播中，石某某明确澄清，新型冠状病毒绝对非人造。北京时间3月18日英美等国6位学者在病毒学论坛上发表文章[16]，认为新冠病毒并非实验室产物，提出有两种自然选择假说。此文以新冠病毒并非源自任何以前使用过的病毒骨架为理由，否定人类制造。这只能说明，如果新冠病毒是人类制造的，其制造方法不是用现有病毒通过基因编辑方法修改完成的，因为需要编辑的基因太多而难于实际操作。但是，在人类从自然界找到基本一致的病毒，或者用动物病毒繁殖出新冠病毒以前，人们都难以确认，新冠病毒是来自自然界的。
反对石的猜想的学者也很多。在SARS病毒起源方面，早在2005.02美国科学促进会年会上，一位长期从事冠状病毒研究的美国微生物学专家Kathryn Holmes指出[17]，世界不可能再次面临如两年前一种突发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在人群中曾经传播的非典冠状病毒，可能仅存在于实验标本内。上述关于非典病毒传染性预测已被过去15年历史所证实，而与病毒传染史截然不同，说明其结论的正确性。
曾任卫生部非典疫情分析专家组组长，第四军医大学军事预防医学学院军队流行病学教研室徐德忠教授则认为[18]，自然界根本不存在非典病毒直接祖先和贮存宿主，故流行后，非典病毒即从人群和自然界消失[19]。徐教授出版专著介绍其观点的主要理由包括[20]，第一，“人类传染病史告诉我们，任何重大的传染病，都不会在一次发作后就销声匿迹。”然而非典病毒却相反，此后再未流行，这在世界传染病流行史上史无前例。表明非典病毒的流行进程不符合迄今为止，世界上传染病流行的自然史，从而不是来自自然。其次，2003~2004年广州爆发的非典病毒和2002~2003年流行早期病毒之亲缘距离较晚期的更接近，说明存在逆向进化现象，这是病毒返祖适应人体免疫系统压力的结果，从而说明感染人群的非典冠状病毒不是来自动物，而是非自然来源。第三，如果认为蝙蝠冠状病毒是非典病毒祖先，其变异太过迅速，只能是人为修改，才可能。
在新冠病毒起源方面，北京时间1月27日，《科学》杂志在线发表的一篇报道称[21]，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源地可能并非华南海鲜市场。这一推论来自于1月24日《柳叶刀》在线发表的一篇论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的临床特点”[22]。文章介绍，最早12月1日发病的病人，就和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无关;最早发病的4个病人中，有3人与该市场无关。他们都不是野生动物感染的。报导介绍[21]，论文的通讯作者之一、北京首都医科大学教授曹彬回复美国科学新闻网站时表示，目前比较明确的是，(华南)海鲜市场应该不是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的唯一发源地，“但老实说，我们现在仍然不知道病毒究竟从哪里来。”美国圣地亚哥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进化生物学家克里斯蒂安·安德森(Kristian Anderson)向《科学》杂志表示，有一种可能的情况是，在华南海鲜市场外的人已经感染了2019-nCoV，然后这一病毒被带进了市场。而这种情况也是与目前的数据和信息相一致的可能性之一，这是“完全合理的”。另一篇追踪新冠肺炎病人的文章同样介绍了大量病人与海鲜市场无关[23]。直到目前为止，人们也没有找到证明新冠肺炎患者是野生动物直接感染的证据，来自海鲜市场的病人，也可能是其他感染者经过海鲜市场时感染的。海鲜市场是人口密集的室内环境，十分容易大面积传染，是传染较多病人的主要原因。
相反，美国和澳大利亚野生动物保有量比中国多得多，每年为限制野生动物增长，猎杀捕食数量远多于中国，例如，美国每年猎杀的野鹿就高达750万头，澳大利亚更是保有野兔数亿只，最多时达到100多亿只，每年需要猎杀数千万只，才能防止野兔泛滥成灾，不影响牧草生长。虽然澳大利亚人想尽了办法，但最终采取的办法是每年向野兔大面积撒播病毒，澳大利亚为此在过去数十年引入数种病毒，传播给野兔，通过感染野兔限制其数量，从不担心病毒变异危害人类[24]。美国甚至还有三大蝙蝠旅游胜地，布兰肯蝙蝠洞是世界上最大的蝙蝠洞，从而成为得州旅游胜地，大约有两千万只雌蝙蝠。每年从3月到10月，每天傍晚和次日凌晨，众多游客都会来此观看蝙蝠出洞、回洞形成的所谓“蝙蝠云”。游客们和野生蝙蝠们近距离接触，从未有人戴口罩等保护措施，却从未遭遇病毒[25]。从历史来看，SARS和新冠病毒如果是来源于蝙蝠，就不可能只发生一次疫情，历史上早就该发生了。这些都充分说明，新冠病毒来自野生蝙蝠的可能性很小。猜想新冠病毒来自野生蝙蝠，是没有任何根据的猜想，是极不负责的自污猜想。
人为修改冠状病毒基因，将其改造为感染人的病毒，都已经被美国的科学家成功实现，并发表在顶级学术期刊上了[14]。该项研究很可能是美国军方资助的，不仅发展了一种人工制造可以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的方法，还人工制造了一种可以感染人类的病毒，等于是一种病毒武器。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在发展生物武器，包括病毒武器[26]。2018年多位德法科学家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27]，质疑美国军方提供资金支持的昆虫同盟研究计划，使用昆虫携带病毒，感染农作物，增加农作物抵抗病毒能力，是在发展病毒武器，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虽然美国加入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但自加入后，美国一直阻止该条约的核查，从而使条约对美国该方面的发展没有约束力。从历史来看，美国曾经用天花病毒对付印第安人[28];二战结束后，美国全面接收日本二战期间进行的细菌武器研究，并在侵朝战争期间[29]，在我国东北和朝鲜等地发动细菌战[30]。美国军方发展生物武器，包括病毒武器，可以说，在西方相关学术界是公知的[26]。我们不应排除这种可能性，更不应该广泛宣传新冠病毒来自于野生动物的猜想，屏蔽了真正的可能来源。西方多国媒体推测新冠病毒来自美国，8月12日一位曾在美国军方生化食盐基地德里克堡工作过的印度学者爆料，新冠病毒是在德里克堡合成的[31]。
三、石某某关于两种冠状病毒来源于蝙蝠猜想的国内影响
石在此次新冠病毒暴发以前，在自然和科学两大顶级学术期刊上已经发表了3篇文章，在这个领域建立了很高的国际声誉，还成为美国微生物科学院院士。不过这些声誉都是西方两大期刊和美国微生物科学院给予的。这两大期刊在国内的影响也非常大。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能在这两大期刊上发表一到两篇文章，都可能被评为院士，成为国内一个领域的领军人物。显然石在这一领域发表了三篇顶级文章，也就建立了其在国内这一领域的主导权。
2020年3月17日武汉市传染病医院(又名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32]，12月27日武汉同济医院送来传染病人与传染病毒基因序列检测结果，很快经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鉴定后，称之为“蝙蝠来源的SARS样冠状病毒”，吻合度非常高。这应该是新冠病毒自污猜想的最早版本，很可能出自石。武汉政府官员很快就采纳了这种毫无根据的自污猜想。2019年12月31日按照武汉市卫健委当天的通报[2]，“近期部分医疗机构发现接诊的多例肺炎病例与华南海鲜城有关联，……武汉市组织同济医院、省疾控中心、中科院武汉病毒所、武汉市传染病医院及武汉市疾控中心等单位的临床医学、流行病学、病毒学专家进行会诊，专家从病情、治疗转归、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初步检测等方面情况分析认为上述病例系病毒性肺炎。到目前为止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暗示病毒来自武汉海鲜市场上交易的动物。次日武汉市政府关闭了华南海鲜市场，显然是认同了该猜想。由于认同该猜想，认为病毒主要通过野生蝙蝠传染的，在关闭华南海鲜市场，静止了野生蝙蝠交易后，政府没有采取进一步措施，让病毒不受限制地传播和扩散，从而让病毒感染了大批老百姓;甚至连提醒医护人员防止感染都没有做，导致武汉主要医院医护人员大量被感染，医疗系统几近瘫痪;也极大地增加了抗疫的工作量，在经济上的损失就远大于采取有效措施了。截至3月13日，全国各级财政疫情防控投入已达1169亿元。
1月24日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白岩松采访国家卫健委专家，国家疾病预防中心主任高福，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33]，病毒不光在感染的人体内看到了，在华南海鲜市场非法销售野生动物的这些摊位上，也分离到了病毒(这是将基因差异达到4%的两种病毒当一种病毒了，相当于将黑猩猩当人类看待了)，新冠肺炎病毒来自野生动物，支持了石的猜想。1月23日，包括石某某在内的19名学者和院士公开联名呼吁[34]，杜绝野生动物非法贸易和食用，建议全国人大紧急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将公共健康安全内容写入法条中，加大野生动物非法利用的处罚力度，把非法消费同样纳入管理和处罚范围，说明这些院士和学者都支持石的猜想。2月2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一条法律[4]，全面禁止以食用为目的猎捕、交易、运输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陆生野生动物;仅允许因科研、药用、展示等特殊情况，由政府部门严格审批和检疫检验。显然人大通过该法律，其根据就是石的猜想，暗示了众多人大常委会委员认同这个猜想。
诸多院士级别的科学家都出面支持石的观点，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很多人轻信了国外顶级期刊的支持。
为了推动法律的顺利通过和实施，在过去的几个月，国内主流媒体，包括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还广泛宣传石的自污猜想，不仅统治了大多数人的思想，而且在西方推动这种宣传以便掀起反华舆论后，我国主流媒体都难以反击，全面噤声，只能依靠外交官亲自上阵。此外，我国禁猎少数濒危动物，已经造成局部野生动物泛滥了。全面禁猎野生动物，不仅无助于解决病毒传播问题，而且导致更加严重的野生动物泛滥问题，还等于间接承认西方媒体将此次新冠病毒泛滥归罪于中国的宣传，使得西方的宣传更加有力，并深刻地影响了西方民众的思想。
四、新冠病毒来源于蝙蝠猜想的国际影响
此前西方疫情还不严重，西方民众还是看客的态度，影响还不大。但是，最近病毒首先在意大利暴发，到3月18日公布的死亡总人数超过中国;死亡率高达8.2%，是中国两倍;一天死亡人数(368人)已经超过当时武汉死亡人数最高峰时期(254人)。美国确诊的感染病人10日才717人，但到22日，就达到了32717人。欧美各国针对新冠病毒的防控正处于逐渐失控之中。无论是法德等欧洲主要国家，都没有建立起对新冠病毒扩散的有效防控系统。各国应对大规模病人的医疗资源严重不足;加上欧美媒体反复向民众灌输新冠病毒只是一种流感，而且患者都会自愈，使欧洲民众普遍不重视这次疫情，致使病毒扩散成倍增加[35]。
由于欧美将防疫重点限定在来自中国的旅客，却完全忽略了从其他方向传染到欧洲的病原，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包括夏威夷。目前几乎所有欧洲国家最终引爆病毒大规模传染的病原都无法确认源自中国。正是部分来源不明的病原，使得欧洲各国在截堵阶段遭遇失败，导致欧洲只能放弃对无症和轻症病人的检测，最终导致了新冠病毒的大规模扩散。
疫情在欧美逐渐暴发了，部分欧美舆论便开始出现反华、反华裔和华人的浪潮。紧接着便是一波又一波展开对中国的种种“批评”：中国延误遏止新冠病毒蔓延的时机、中国封城是反人权的不民主不自由之举、中国镇压“吹哨人”等明智之士、中国虚报数字试图隐瞒真实死亡人数……
当这些对中国的攻击都被事实一一击溃之后，今天在西方媒体和舆论中，正在悄悄地通过宣传，坐实中国是疫情产生的原始发源地的说法。一些欧美媒体人和政客、学者开始坚持在公开场合将新冠病毒加上“中国”“武汉”等前缀，试图将中国说成是新冠病毒的始作俑者。全然不顾这只是毫无根据的猜想，将这个罪责扣到了中国人的头上，近日又开始下一阶段讹诈操作了。
3月7日美国一家反华媒体制作的视频在YouTube上架[36]：为什么新病毒持续出现在中国?内容基本上就是指称新冠病毒起源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还把蝙蝠画面展示了，号称要拿中国问责了。下面跟帖的反华污言秽语触目惊心。到14日，点击已超1000万，点赞已超25万。
按照美国华人网介绍[37]，新冠病毒爆发之后，最早对亚裔/华裔的歧视来自网络上的右翼人士，最常见的是呼吁政府把“中国人都关在门外”，在社区里则要求“把中国人全部隔离” —— 当然都是以公众健康为由。历史的教训是，每当经济、政治、人道危机灾难来临，某个少数族群很可能成为危机中的替罪羊;或者，让整个族裔来承担其中少部分人的行为后果 —— 只要有适当的土壤，华裔/亚裔同样无法幸免。比如，十九世纪末，因为经济不景气，北美白人社区觉得华人劳工抢了他们的工作机会，对华裔歧视性的“人头税”和排华法案，就在那个时候开始实行的。近期的例子还包括，所有的穆斯林社区要承担少数极端主义恐怖暴行带来的仇恨与歧视;而这一次，所有东亚面孔，要被与病毒划上等号 —— 通过这种形式，很多人传递的其实是内心种族主义思想。
据美国《棕榈滩邮报》3月14日报道，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县博卡拉顿市一家名为“伯曼律师团队”的律师事务所13日宣称对中国政府及部分政府机构发起集体诉讼，要求中国对现在席卷美国的新冠病毒负责，并要求中国政府赔偿数十亿美元[38]。
3月17日，来自印州的联邦众议员Jim Banks接受福克斯新闻主播Tucker Carlson采访时，非常直白地说[39]：“我们需要从迫使中国支付冠状病毒给美国带来的负担和成本开始。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总统可以迫使中国免除大量美国债务。他可以对中国征收关税，并将这笔资金指定为冠状病毒受害者救助基金，以支付美国人和美国纳税人因代表中国的疏忽而招致的费用。这导致了今天的美国危机。”
同日McLean杂志发表文章“中国政府什么时候承担扩散新冠病毒的责任?”作者MarcusKolga声称，加拿大将不得不和我们的盟友一道评估中国政府承担新冠病毒扩散的责任，确保中国负责承担他们的责任。
五、为什么新冠病毒来源于蝙蝠的自污猜想能被广泛接受，产生巨大影响
1、长期迷信西方科学界
长期以来，我们在科研工作上的导向，就是推动我们的研究者在西方的学术杂志发表文章。如果文章被美国一家公司主持的SCI数据库收录，就代表了文章有水平;发表的期刊被SCI评价的影响因子越高，就代表文章的水平越高。我们的研究工作评估，其关键工作都交给了美国的公司和西方的编辑等人员。而我们的研究人员在待遇职称评比和科研经费分配，都由在国外发表的文章来决定，从而将我们的研究工作方向完全交给了美国和西方。于是，我们的研究工作往往围绕西方的需要，而不是本国的需要。
我们的重要科研成果往往都写成英文，发表在西方杂志，而我们的工程师反而无法学习我们的最新成果，因为这些西方杂志订阅费用十分昂贵，国内少有企业订阅;而且大部分工程师很难看懂英文文章。因此，我们的大学和研究所的科研工作实际是在为西方免费劳动，而且有时还付费在西方发表文章，等于不仅倒贴研究费，而且倒贴发表费，为西方服务，让西方免费获得我们的成果。
更严重的问题，是我们的思想往往被西方所控制。例如，感染人类的两大冠状病毒起源问题，就是明显因西方两大杂志支持一个不利中国形象的错误猜想，从而将中国科学界和其他各界都带入了错误的观念和方向，产生了十分恶劣影响。
笔者早在2012年就在网上发表文章，批评唯SCI论文现象[40]，引起了网络舆论的关注。2月23日，教育部与科技部共同制定和发布《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41](简称《意见》)。这是自2018年11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以来的又一项重大推进措施。“五唯”中最基本和最具决定性的指标是论文，因为“帽子”、职称、学历、奖项几乎都依赖于论文。而目前国内“称霸”的论文主要是SCI论文，尤以高影响因子和高被引的SCI论文“为王”，这是我国教育科研评价与管理深受“SCI至上”负面影响却难以根治的主要原因。本次《意见》的推出，直击“五唯”顽症痼疾之要害，对于确立中国教育科研的正确目标和评价导向、促进教育科研评价体系的建立健全、推动中国教育科研以服务国家建设和人类进步为己任等，可谓相当及时且有力。
2、不可忽视西方意识形态影响
石的猜想不仅是毫无科学基础的，而且是彻头彻尾的违反病毒自然进化的科学规律。这种猜想本不可能发表在学术杂志上，之所以能发表顶级学术杂志上，就是因为它暗示了中国生活方式的错误，隐蔽地批评了中国文化，从而受到西方精英的青睐。
几天前，两位香港研究病毒的大学教授公开发表文章[42]，指责华人喜欢食用野生动物导致新冠病毒感染，将责任戴到中国老百姓头上，丝毫没有注意到，美国和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每年人均使用的野生动物要远多于中国。这是用意识形态思维，代替科学思维的结果。一些迷信西方文化思想的人，总是鄙视中国文化，处处借机反对中国文化。他们心目中的使命之一，就是消灭中国文化，以为如此就可以改变中国，推动中国进步。
两位香港教授借机反对中国习俗和文化，其根本原因，是香港回归以后的20多年来，一直坚持港人治港，实际是让被西方文化统治了思想的香港人治港，甚至让凌驾于行政之上的法院都让西方人占据，大力推行英美殖民地文化的结果。这种殖民地化的统治，包括推行殖民地意识形态，其结果是，经过短短20余年，由于中央政府背书，大部分香港人，尤其是绝大部分香港年轻人都羞于做中国人，而是自愿选择当英国国民，而英国人给予他们的不过是没有居住权的贱民身份，连基本生存权都不具有的贱民资格，连奴隶都不与的贱民身份。然而，大多数香港人却自愿加入，对英国人给予的最低等贱民资格感恩戴德。相比六七十年代，当时香港民众群起反抗英国统治者的种族歧视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现在的香港人也奋起反抗政府，制造动乱，却是在英美的操纵和鼓动下，反对中央政府，其根本原因，就是殖民主义文化统治了香港人的思想，也是两位香港教授不讲科学，敢于乃至主动污化大陆民众和祖国文化的根本原因。
长期以来，西方的殖民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在大陆的影响也非常大。美国推销的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政策，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实施后，导致了灾难性后果[43]，变得声名狼藉[44]。1998 年 4 月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以“圣地亚哥共识”替代“华盛顿共识”的主张[45]。告别“华盛顿共识”，已成为拉丁美洲国家的共识[46]。然而，我给主流经济界却将中国以华盛顿共识为目标的改革美化成北京共识[47]，继续推动这样的改革。也可以说，主流经济学家替华盛顿共识改革目标辩解，认为目标是正确的，只是实现方式有问题。按照前财政部长楼继伟的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主要归功于按照华盛顿共识的基本原则，市场化、私有化与自由化[48]，要求继续这样改革。所谓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的目标完全一致[47]，主要差别在于实施的方法和途径，华盛顿共识要求使用休克疗法[49]，一夜之间实现改革目标;而所谓的北京共识则要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防止出现崩溃性的灾难后果。
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实质上与美国培养经济金融人才的教科书在很多方面是相反的[50]，是美国的意识形态教科书[51, 52]，却成为中国大学的主流教科书[53]，主导了中国的经济学教育[54]，从而向中国的大学生灌输美国的意识形态，培养了大批信奉西方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崇美精英支持下，占据了我国主流媒体。我国知识界甚至在八十年代开始，就按照美方要求，修订辞典字典辞海[55]和百科全书等主流意识形态工具书[56]。
近年来，环球时报主编每年都要亲自撰文[57]，名义上是批判主张西方殖民中国三百年的刘晓波[58]，实则是提醒国人，刘名利双收，从而推动人们向刘看齐，是在传播和推销西方的殖民化理论和思想。本来批评美国推行的殖民主义，应该宣传被美国殖民化地区原居民的悲惨经历，诸如美国印第安人，夏威夷原住民濒临灭绝的历史，而不是宣传主张殖民地化的人如何被美国人表彰和名利双收。
2019年5月中美贸易战破裂，《人民日报》发表了以“钟声”为笔名，所写的一系列针对美国发起贸易战的文章[59]，虽然他在文章中认为中美贸易战的责任属于美方，但是“钟声”所推崇的完全是“自由贸易”、“公平竞争”等亚当·斯密理论。也许“钟声”会说：“我这是在以美国之矛、陷美国之盾，揭露美国的自相矛盾”。但是，“钟声”如果真正是这样的话，就应该进一步阐明，美国那一套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说辞，从来是骗人的。不过，“钟声”没有这样做，而是在反复埋怨和规劝美国，希望它遵守本该遵守之规。从其文章可明显看出，“钟声”自己是绝对信奉这些规则和理论的，也希望他的读者信奉这些规则和理论。实际上，都是在传播美国的意识形态。
美国精英建立的国家开始是奴隶制国家;美国精英最初制定的宪法是一个维护美国奴隶制的宪法;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本是美国屈指可数的大奴隶主，直到其死时，都没有释放过一个奴隶，美国林肯之前的十五任总统大都是奴隶主，这都是众所周知的常识。在美国240余年历史中，实行奴隶制88年，到1864年取消奴隶制后，又实行种族隔离制，实际是种族歧视制度，整整100年，此后实际上仍然实行歧视政策。在20世纪初，当白人预期寿命达到50岁时，黑人只有31岁[60]，比白人低19岁，还比不上贫穷落后的中国老百姓。然而，美国精英通过意识形态宣传，却让中国少数精英笃信华盛顿是一个维护民主的明星，美国一建国就是一个民主、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在我国中小学教科书中，有多篇文章宣传华盛顿。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五年级语文下册课本收录虚构的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表扬华盛顿诚实的品质;高中历史教科书则宣传华盛顿拒当国王，体现华盛顿的民主精神，将美国的意识形态宣传复制到中国的中小学教科书上，在中国推行美国的意识形态教育。
曾经担任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的蒋荫恩教授，曾于20世纪50年代初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一个燕京人的自白》一文，认为在司徒雷登治下的燕京大学：“不止于宣扬美国物质文明，贩卖美国生活方式，还有更甚于此的，那就是造成青年学生的自卑心理，看不起自己的国家，觉得自己的国家什么都不行，因此也就渐渐地失去热爱自己祖国的心情”。崇拜美国，鄙视中国——这就是燕京大学的“殖民教育”所达到的主要效果，也是司徒雷登在华近50年“教育活动”的主要效果，更不用说后来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执行美国政府分裂中国的使命，被中国人民赶出了中国。然而，在后毛泽东时代，又被崇美精英们重新迎回了中国。如今的香港就是这种殖民文化侵略的结果，大部分香港人选择当英国没有居住权的最低等贱民，领英国护照，而不愿做香港的中国人，根本原因，就是香港的意识形态教育，根本就是鄙视中华文化，推崇英美文化的殖民主义文化教育。最近一些香港废青们甚至为了反对大陆，居然上街游行支持美国主张种族歧视政策的“极右翼白人种族主义者”[61]。
我国中小学教材则普遍将优良品质与西方人关联起来，而中国人则与恶劣品质关联起来[62]，成为鄙视祖国文化，宣扬美国意识形态的主要工具之一，已经洗脑了数十届毕业生，使大陆与香港的差别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同样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崇美派还打着与国际接轨的旗号，推销殖民主义。实际上，国际上本不存在什么标准和制度。近年来，美国精英，尤其是特朗普上台后，退出了很多重要国际组织和条约，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合国国际法庭等。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包括巴黎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核协议等在内，已有众多条约被美国撕毁。可以说，美国精英从不接受与国际接轨。崇美派却要求与美国和西方接轨，实际上是要拿美国和西方推销的殖民主义哪一套当真理，遵从西方为殖民地制定的制度和文化。例如，加入国际货币基金协定，本是双方有限开放货币主权给对方，是双方对等的开放关系，但精英们却按照西方要求，单向开放货币主权给美国和西方，让美国和西方精英印钞，就可以兑换人民币，购买中国的资产，等于是西方的经济殖民地;而西方从未向中国开放货币主权。
造成西方文化泛滥的根源是近代以来旧中国在军事上的失败和政治上的妥协，让英美在文化上侵略中国，培养了很多崇美精英。他们在思想上完全被西方文化统治，十分向往英美所宣传的从来就不存在的“民主自由”，向往中国人备受歧视的英美文化，大力美化英美从来就不存在的那些良好文化和制度，另一方面则是大力批判本国文化和制度，很多情况下，都是污蔑丑化本国历史和文化，为中国播下了动乱的种子。很多时候都自觉地借各种机会污蔑祖国文化，就像新冠问题出现后，不是从科学出发，而是从文化出发，为诋毁祖国的文化找借口，将新冠病毒来源归结到我国的饮食习惯，从而以为又找到了祖国文化的缺陷了，千方百计打击祖国文化，为他们心目中的制度文化和思想变革服务。
3、我们在科学观念上的错误
科学家们的主要工作是发现新现象和新规律，科学家们在学术期刊上投稿文章，如果没有发现新现象或提出新规律，就可以被编辑以缺少创新性而被枪毙，尤其是在高级别学术期刊上，更是讲究创新性。科学家们是在为发现新规律而努力，他们发现新规律的基本过程，就是不断由科学家提出不同的新观点、新理论，通过逻辑推理和试验，论证这些新理论是成立的，反应了客观世界规律，或者说，用所提出的新理论，能够解释和预测客观世界，从而可以帮助人类。例如，人类就可以不用花很大代价，不用将设想的装置或工程建设起来，就可以用科学理论预测它的作用，从而极大地帮助人类筛选最佳的建设方案，不仅减少投入，而且加快进度。
然而，科学家们在发展科学的过程中不断提出新理论，由于要求各不相同的创新性，其中显然至多会有一个理论能更好地反映实际规律，是比较科学的理论，而其他理论，都存在错误，都不可能很好地反映实际规律。也就是说，科学家们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大部分学术创新观点都存在错误，都是相对不科学的，而不是大多数人所认为的，是科学而正确的观点。这不是否定科学家，只是就事论事，从实际出发的评论。他们的工作仍然是发现科学理论中不可缺少的，他们对科学发展仍然作出了贡献，甚至是关键作用，但这不代表他们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学术观点是正确和科学的，就实际来看，大部分都是有问题的。
例如，以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为例，爱因斯坦对科学的贡献很多，还是宇宙学的创始人，提出了静止宇宙理论，这个理论早已被现代天文观测所否定，是不符合宇宙实际变化的错误理论[63]，但这个理论是人类第一个讨论宇宙的理论，仍然具有开创性意义。同样，在新冠病毒起源问题上，很多学者同样在顶级期刊上发表文章，不赞同石的猜想。
与大众想象不同，与从事实际工作的工程师们相比，科学家们是比较不受科学性限制的，如果他们受现有科学观念严格限制的话，都是按照现有的理论去推测的话，就很难提出新观点，新理论了。从好的方面来说，科学家最善于突破现有的科学理论，这实际上是说，科学家们常不遵从现有的科学理论，也就是说，科学家们在搞研究，是需要创新的，这是是需要突破科学的，很多情况下，是不科学的。所谓创新的学术观点，大部分都不是正确的，其实就是不正确不科学观点的代名词，是科学发展必不可少的环节。
还有更严重的问题在于，科学家们为了提出学术观点，是最不负责的，这里所说的不负责任，仅仅是指科学家不负责任保证其理论的正确性，不能为他人应用科学家的学术观点所产生的后果负责任，不是说科学家没有责任心。这是创新性所要求的。如果科学家们需要为自己的学术观点负责任，不能随便提出新观点，科学家们也就无法发展科学了。越是成功的科学家，越是沉迷于科学研究，就越不适合于负责实际工作，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科学家们的创新思维，而不是根据现有科学规律下的科学思维，习惯于不负责任地提出新观点，新理论。这也不是指责科学家们没有责任心，因为科学家们努力发展科学理论，就是为社会做贡献，就是科学家责任心的体现。
中科院病毒所石某某研究员，也是美国微生物科学院院士，在科研上看起来是十分成功的。她2月初在国际顶级期刊自然杂志发表文章，认为新冠病毒源于野生动物，就是没有任何根据的猜测。文章提到的相关证据，就是新冠病毒与野生动物上发现的冠状病毒之间的基因差异仅为4%，这其实是非常大的差距，例如，人类和黑猩猩之间的基因差异为1%，是上千万年的变异产生的。依靠几天乃至几年就产生4%的基因差异，即使病毒变异速率要远大于人类，也是不可能的，实际是此观点的反证据。在没有发现动物身上有基因差异性极小的新冠病毒之前，这样的猜测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但是，科学家就是有这样猜测的权力，包括在最顶级的学术期刊上这样猜测，只是这种无根据的猜测，很少能获得公认。
当今中国公众对科学和科学家的最大误解，就是认为科学家们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创新观点是科学的，权威的科学家掌握了科学真理。而实际上，科学家们所提的创新观点都是猜想，虽然很多情况下都有理由，但大多数都是不科学的。
新冠病毒出现以后，我们一直假设它来自野生动物蝙蝠，从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我们一直坚持错误的新冠病毒来源论，一个重要原因，是依据科学家们的看法。包括武汉市政府最初依靠武汉本地专家，后来国家卫健委派出的专家，他们大都是以科研为主的科学家。这些专家在病毒研究领域，无论在中国和世界，都是处在一流水平的。就武汉本地来看，中科院武汉病毒所拥有国内唯一一个具有最高安全性的P4实验室;而武汉同济医院和协和医院都是在国内科学研究上名列前茅的大医院。新冠病毒一出来，在不到一个月以内，他们就纷纷在国际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就是最好的证明。
科学家们在面对新生事物，他们所不了解的事物，会产生很多不同观点，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另一方面，我们的社会早已赋予科学家们权威的地位，遇到和科学家们不一致的观点，人们更愿意相信主流科学家们的观点，显然武汉市卫健委官员们的选择是十分正常的，符合当前主流观念的，但确实错误的观念。
六、建议
1、应采纳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专家的建议，而不是主要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建议
我们的实际工作是需要负有实际工作经验和相关职责的人去完成的，人类社会制定了很多法律，惩罚他们的不负责任行为，要求他们老老实实地负起责任来，使他们习惯于负起责任来，也使他们严格遵守相关领域制定的规范和标准，不敢随意突破这些规范和标准，从而保证科学地执行职责，减少工作中的错误和损失。也就是说，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需要的是从事实际工作十分成功的专家，而不是从事科学研究非常成功的专家。从事实际工作的专家习惯于负责任，不会用创新的猜想来指导工作，是最讲科学的，从而可以负责地完成我们的实际工作。就病毒性传染病防疫工作而言，需要的专家应长期工作在防治病毒性传染病一线的医疗人员中产生，他们有较好的病毒性传染病治疗、防控等方面专业知识和成功的实际工作经验，从而能够指导工作。就目前的新冠病毒防疫工作而言，选择正确的专家，仍然是十分重要的。这是避免今后工作中被科学界创新猜想误导的重要原则。
2、应限制主流媒体报导学者们提出的新思想和新理论
学者们发表的学术论文，提出新思想和新理论，它们大多只是科学研究中的铺路石，不是科学真理，应当局限在学术界，包括在学术会议和学术期刊上发表和讨论。在主流媒体广泛宣传这些猜想，很大可能是在宣传错误的理论，是在传播不科学的观念和思想，从而给人们的思想带来混乱，是应当限制的。在医学领域常常出现这种问题。例如，从1960年代开始，头戴两顶诺奖桂冠的化学家鲍林迅速成为维生素C神话的最有力推手，并因为执迷维生素C神话而成为医学史上的笑谈，令人唏嘘不已。鲍林在1971年出版了《维生素C与普通感冒》一书，书中汇集了他找到的关于维生素C的健康效应的研究结果，声称对于大多数人，每天服用1克维生素C，可以将感冒的发病率降低45%;但有的人，可能要加大剂量。一旦出现感冒症状，就应该每小时服用半克至1克维生素C，连服几个小时;如果还不见效，那就加大到每天4至10克。鲍林自称长年每天服用12克维生素C，出现感冒症状时更是增加到40克!尽管主流医学界的大多数医生反对鲍林的理论，并且指出长期服用巨量维生素C可能引起慢性腹泻及肾结石，但几年不到，就有四分之一的美国人还是追随着鲍林的建议，服用巨量维生素C。鲍林是现代化学理论的奠基者，早在1933年就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因研究化学键的本质及其在阐明复杂物质结构上的应用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但在其擅长的结构研究方面，例如DNA结构研究方面，却因“忘了大学基础化学” 而犯了十分低级错误，提出和发表了错误的三链螺旋结构。大科学家坚持错误的观点，甚至阻碍科学的发展，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宣传科学家们的猜想，即使是大科学家提出的，也常常是有问题的，从而误导了大众。
3、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消除国内的殖民主义思潮
我们再也不应对此视而不见，再也不应让殖民主义文化在中国大地，包括在香港大地统治民众的思想了。习近平总书记早就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从毛泽东同志“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不应当割断历史”，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提出不能搞“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全面否定民族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最近，习近平主席又在求是杂志上发表文章，要求加强新冠病毒起源问题的科学研究。这为我们纠正殖民地文化及其在新冠病毒起源问题上恶劣影响指明了方向。我们应广泛邀请科学家通俗介绍科学界对新冠病毒来源的各种猜想，介绍这些猜想的理由和可能性，尤其要大力宣传反对石某某猜想的理由和根据，要从不同角度批驳石的猜想，宣传揭露其本来的面目，消除其恶劣影响。
然而，至今为止。我国主流媒体面对西方的污蔑和讹诈，一直无动于衷，以至于外交官不得不亲自上阵;相反，很多媒体界公知反而在主流网络上频频发声，反对外交官的反击，为西方的污蔑讹诈背书。我们的党和政府应当采取断然措施，从重从快打击这些被西方文化统治的香蕉人，严格限制他们传播西方殖民地文化和思想，毒化我们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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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2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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