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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伤痕电影，一路走到今天，面临的最大困境是无法让今天的观众对剧中男女主角产生同情，因而也就难以达到其预期的效果。
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剧中男女主角和普通观众，都开始走向自己的反面。
伤痕电影的男女主角，通常都属于精英阶层(官员、高知、高干子弟)，在政治运动中受到“迫害”，沦落到社会底层，由此遭遇种种不幸。
八十年代初的时候，由于历史的惯性，一般劳动者，尤其是城市工人，政治经济地位还比较高，因此还可以同情别人;而另一面，同样由于历史的惯性，精英也还比较朴素、比较尊重群众，社会贫富差距不大，腐败也还没有蔓延开来。
所以，伤痕电影还能够赢得一定的观众，令他们一洒同情之泪。
但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情况已经迥然不同。
精英早已众神归位，在重新掌控社会资源之后，由于腐败和层出不穷的丑闻，他们的道德光环丧失殆尽。
与此同时，草根的命运——尤其是经历九十年代的国企改制之后——也经历了沧桑巨变。
曹征路教授的小说《那儿》、电影《钢的琴》、《暴雪将至》等对这段历史都有很好的表现。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精英悲剧”为主题的伤痕电影就很难在普通观众中赢得共情了。
2014年，张艺谋拍摄《归来》，延续了传统伤痕电影的路子，结果，在预期本该催泪的桥段却频频遭遇笑场，冯婉瑜最后到车站举牌接陆焉识的画面，还在网络引发了狂欢和恶搞。
有鉴于此，这次拍摄《一秒钟》，张艺谋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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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秒钟》里，张译饰演的张九声的身份，一直是个谜。
考虑他会洗照片，那么他有可能是城市照相馆的职员或胶片厂工人，不可能更高了。
另外，按照影片的交代，女儿是因为他被劳改而不是出身而感到压力，所以他很可能也没有旧精英背景。
有人说《一秒钟》是《归来》的前传。不对，陆焉识是教授，但张九声是普通人。
更有意思的是刘闺女。
在我看来，刘闺女完全是一个诡异的穿越者，她不属于电影中的环境，不属于七十年代，也不属于西北沙漠中的国营农场。她的思维、做派、行为方式等，都和电影给出的情景格格不入，她完全是一个当代社会的问题少女，是伪装成古人(文革时代的人)的当代人。
最能说明问题的镜头是：当二分场的男女老少都挤在电影院，激情澎湃的观看《英雄儿女》，并一起高唱《英雄赞歌》时，刘闺女却落寞地坐在影院外面的台阶上，一点都不为所动。
显然，她完全外在于这些农场职工和职工子女，她和他们没有共同的品味、共同的情感、共同的爱好，她在这里没有朋友、没有亲人、没有闺蜜……，简言之，她和他们不是同一个时空的人，无法沟通，也没有沟通的愿望。
因为刘闺女不属于这一时空，所以她对于这里的人们最翘首以盼的电影毫不珍惜，她偷胶片做灯罩的行为简直可以说是丧心病狂，会使她成为农场公敌，但她却毫无心理负担。
刘弟弟也是一样。他脆弱、敏感、神经质，深居简出，和顽皮、好动、结实的七十年代男孩毫无共同之处，他完全是一个21世纪缺乏安全感的单亲家庭的独生子女。
张艺谋用两个21世纪的人物穿越回去冒充文革时代的人物，目的无非是为了在今天的观众中骗取“共情”，但你只要意识到他们根本不是那个时代的人，则张艺谋也就不能得逞了。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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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闺女“借灯罩”、“做灯罩”这件事，也透着十足的诡异。
为什么呢?因为以刘闺女那样的地位和生活条件，是不可能跟别人借这种奢侈的胶片灯罩的。
刘弟弟晚上读书可以用电灯照明，完全看不出来为什么非要用灯罩?事实上，这种灯罩根本就没有任何实用性，不可能增加亮度，只是一种炫耀性的装饰品。
如果农场没有通电，借煤油灯倒是有可能的。借“油灯”跟借“灯罩”是不一样的，对老百姓来说，能不开口求人就尽量不开口，因为怕还不起人情，实在非借不可的，一定是必须的东西。
还有，老百姓借了贵重的东西，无疑会百般呵护，即便真的出了差错，通常也会根据自己的道德准则，用自己的方式来处理。
在莫泊桑的小说《项链》中，贫寒的玛蒂尔德借了朋友一条珍珠项链去参加舞会，但不小心弄丢了。
为了偿还这条珍贵的项链，玛蒂尔德过了整整10年艰辛的节衣缩食生活，使自己从一个小布尔乔亚女性“变成了穷苦家庭里的敢做敢当的妇人，又坚强，又粗暴。头发从不梳光，裙子歪系着，两手通红，高嗓门说话，大盆水洗地板。”
玛蒂尔德从来都没有想过去偷一条项链来还给朋友，而刘闺女却居然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偷电影胶片，这简直太匪夷所思了——这是一个农场女孩的思维方式吗?
事实上，只有在权贵、富人以及依附在他们周围混饭吃的市侩和小混混身上才可能发生类似“借胶片偷胶片”这样的事，比如某个官二代或富豪的跟班出于虚荣心，借了主子的奢侈品回老家炫耀，不小心丢了或搞坏了，又不敢实话实说，见惯了各种高巧取豪夺行为的小混混，冒险再去偷一件还给主子，是完全可能的。
张艺谋把这种发生在“官”“富”走狗身上的事情，强行安在一位原本应该非常坚韧质朴的农场女儿身上，就显得非常拧巴，因为根本不符合“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特点。
这里的原因就在于，像张艺谋这样的人，不当老百姓已经很久了，他们根本不熟悉质朴善良的底层人民生活，只熟悉混在他们周边的掮客、帮闲、奴仆、打手一类人的生活，他现在又根本不屑于去深入生活、体验生活，于是只能把这些小混混的故事“嫁接”到影片角色身上去，于是人物就显得荒诞不经，故事、情节、角色人设也处处呈现出匪夷所思的感觉。
电影走到这一步，就只能用腐朽来形容，事实上已经是穷途末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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