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运动的经济逻辑》中分析过，任何政治运动都要符合经济逻辑，向不断符合经济基础的方向发展，军事也不例外。
我在《土地流转必须谨防出现大地主》中分析过大土地所有制与共和政治不兼容。
历史上，作为共和政治上层建筑的支柱，共和国的军制与大土地所有制同样不兼容。这里面提到的是土地，但并不局限于土地。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的时间太多，农业时代土地是基本生产要素。在工业化时代，财富高度垄断的经济基础，同样与共和政治不兼容。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维持枪杆子需要控制经济基础。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谁控制经济基础谁控制上层建筑，金字塔型社会，少数人垄断经济基础，对应的上层建筑必然为少数人服务，这其中必然也包括国家暴力机器。
从经济的角度看，极少数私人控制经济基础，掌握社会生产和分配，这样的社会，很难维持一支不是极少数人而是多数人或者其他利益集团的武装力量。
综合来看，当经济基础发生变化的时候，上层建筑业必然发生改变，国家上层建筑必然改变，原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核心支柱。另一方面，军队性质不改变，是难以改变国家性质的。所以，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国家武装力量的组织形式也将难以维持，最终必须也必然发生相应的改变。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养兵就需要用钱。
脱产的武装力量训练程度高、战斗力高，不脱产的武装力量训练程度低、战斗力低，完全从事生产的武装力量大量的时间用于生产，几乎没有时间训练，战斗力最低，这是毋庸置疑的。
要维持一支高战斗力的武装力量，就需要从总社会产品中分割一部分，用于购买装备，以及脱产生活的士兵、军官维持生活，养家糊口。
军队是需要社会总产品中剩余产品来维持脱产性的组织。掌握经济基础的人掌握社会总产品分配权。如果军队不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他们就完全可以通过控制社会总产品分配的方式，切断军队的经济来源，并为符合自己利益的军事武装力量提供相应的剩余产品。
这时，原有的武装力量，如果还没有瓦解的话，为了获得剩余产品必然要与由掌握经济基础的少数人控制的新兴的武装力量发生激烈的冲突。这种冲突是在所难免的，一方面掌握军队的将领，比如凯撒，为了维持军队，必然建立稳固的财源，并由此调整现有经济基础，建立对自己有利的经济基础;一方面掌握经济基础的少数人，比如贵族，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经济利益，消除来自军事集团的潜在威胁，必然采取一切手段，包括并不限于暗杀、建立相应的武装力量、内战，最终夺取军事主导权。
凯撒的被杀、英国的内战，都是经济基础与武装力量控制权不对称的结果。
共和国的军队，常见的有义务民兵和国家供养的常备军。前者比如罗马早期，需要有大量的小自耕农，平时为民，战时为兵，耕战结合，小自耕农结社自保，保卫祖国维持秩序就是保卫自己的小家园。后者由国家向民间征收税负，供养职业军人，社会出现分工，生产者和战士各司其职。前者需要土地或财富高度分散，大多数公民都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后者需要强大的国家机器，能够征收巨额的赋税。
财富高度集中的国家或地区的军队，往往是各种雇佣兵制。一方面，社会中下层和国家没钱，一方面，财主有钱。对雇佣兵来说，都是卖命挣钱，为谁服务都是服务，只不过是给的钱多与钱少的问题。为国家扛枪吃饭和为财主扛枪吃饭没有本质的区别，如果有区别的话，无非是谁给的更多而已。
当然，此时此刻的国家，仍然可能打着共和制的旗号，但是，无论从国家权力归属，还是从军队来源和服务属性看，都是贵族寡头国家+雇佣兵组成的军队。比如美国，虽然名义是民主共和的国家，但是实际权力操纵在华尔街手中，美国青年把参军作为职业选择，美军四处征战，为华尔街的利益服务。
事实上，只要放任贫富差距不管，各共和国的军制总是难以维持，最终必然演化为军阀私人武装，或者，忠于极少数统治阶级并为之服务的暴力工具。
进一步考虑，不论是否是共和制，财富的集中都可能威胁到武装力量的战斗力——只要大地主、大财主们有权制订国家政策，并不愿为国防承担开支。经济基础被私人控制后，私人必然为了私利影响上层建筑，推动政府作出对自己有利的政策。如果经济基础不完全属于制订政策的私人，就会出现搭车者现象——统治阶级既享受国家机器维持的社会秩序为他们带来的好处，又一毛不拔，甚至一边转嫁税负，一边雁过拔毛。
各国历史上都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财富越集中，税基越小，底层的税负越重，国家的财力越枯竭。比如，汉代的田赋非常低，人头税却非常高。随着时间的推移，田赋越来越低，人头税却越来越高。原因很简单，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大地主、大官僚的手中，他们必然要给自己减税。人头税由每一个人承担，绝大多数要加在社会底层身上，田赋不足的部分，自然要靠人头税来弥补。社会底层知道税负日益沉重，但是也无力推动新的政策，改变社会分配，只能默默承受，或者干脆逃亡，他们逃亡以后，他们的人头税的缺口将由没有逃亡的他们的邻居承担。
发展趋势毫无疑问是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底层反抗越来越激烈，国家的财力越来越枯竭，日益无力供养军队。这时，政府军要么被起义军击溃，要么加入起义军的队伍，要么脱离中央财政的羁縻自寻财路，要么被控制经济基础的豪强的私人武装所取代——东汉末年即使如此。某种意义上讲，清朝末年也是如此。
后两种路径的发展趋势都是军阀化，区别军阀的来源是原有国家武装的将领，还是崛起于民间的豪强，或者兼而有之。无论哪种路径，原有的上层建筑都将失去军事支柱。
罗马共和国时代，先是由于土地兼并义务兵制无法维持，士兵服役结束后，回到家乡，土地被邻居吞并，往往沦为强盗或乞丐。后来由募兵制取代义务兵制，国家财政负担越来越重。最终，谁有钱募兵，或者，谁能搞到钱，谁就成为将领。将领拥有独立的财权，雇佣兵们忠于给自己开饷的人，而不是共和国，这就为军阀混战买埋下伏笔。
在扩张时期，由于不断获得奴隶和人口，经济基础被私人垄断与国家军队相对为公的矛盾，可以被掩盖下去。比如，罗马将领通过对外战争，获得大批奴隶和战利品，他们可以出售奴隶和战利品，补充军饷。退役士兵可以获得新征服地区的土地，得到安置。垄断土地的罗马贵族可以获得廉价的奴隶和土地。于是，三方三赢。但是，一旦对外扩张停滞，那么财政的缺口就会暴露出来。罗马既无财力维持军队，也无财力安置老兵。
如果此时有外患的存在，那么形势更加危险和复杂。一方面，由于生产资料兼并，大多数中下层生活无以为继，或流离失所或投靠豪强，民兵制度已经无以为继;一方面，由于控制经济基础的少数人采取搭车者的政策，国家财源枯竭，无力供养大批常备军;一方面，由于内忧外患，国家面对军事压力不断加大;一方面，无论是国内将领自筹军饷，还是国内豪强招募流民，国内军阀都呼之欲出;一方面，军阀之间的利益并不统一，各自都有相应的资源，以及维护资源所需要的武力，于是各自为政，各自为战，一盘散沙，很容易被外来势力各个击破;一方面，无论是国内起义军，还是外来军事力量，只要剥夺国内极少数人控制的巨量财富，就不难解决兵员问题。
明朝末期，即面临类似的问题，明军为维护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作战，大地主、大官僚垄断财富控制经济基础是最大既得利益集团，却不肯为明军出钱。最终，明军的体制无法维持，一败涂地，大地主、大官僚控制的土地和金银，都成为起义军或清军的军饷。许多明军投降清军以后，由于解决了经济困难，战斗力暴增，成为了满清征服中国的马前卒。
明军输于军事，明朝则是输于政治——统治集团内部内部出现强大的搭车的既得利益集团，明王朝无法顺利调整组织结构，无法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统一起来，为明军提供足够的物质资源。理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事情，由清军完成。清军通过劫掠、获得战利品以及圈占土地等方式，调整了关内原有的经济基础，调整后的经济基础为清军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源，支持起强大的军事力量，在战场上先后挫败起义军和南明。
民国时期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大地主、大买办的代理人控制军队，军队是雇佣兵，主要经济来源，一是土地，二是出口贸易，三是各种借款。一方面，大地主、大买办使用各种方法逃避、转嫁税负，一方面，税收征收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跑冒滴漏。于是，大多数人破国难产，极少数人发国难财。由于财力有限，军队缺吃少穿，普遍营养不良。淞沪抗战的一线精锐士兵，尚且骨瘦如柴，其他士兵体质如何，可想而知。
作为维护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的武装力量的代表，蒋介石拥有最多的资源，但却无力压服其他军阀。军阀之间，有共同的整体利益，也有局部利益，所以，有冲突也有合作，但是关键时刻，往往难以结束内讧，团结一致，集中资源，让现有资源发挥最大的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现代国家，都懂得在战争时期由国家控制经济基础的重要性。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就无法实现总动员，不能最大限度调动人力、物力资源，赢得对外战争。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战时经济，或者介于两者之间的统制经济，都是由国家控制经济，将剩余劳动力以兵员的形势，将剩余产品以军需品和军饷的方式提供给武装力量。
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战争结束，有必要回复自由市场经济，由资本重新控制经济基础，以免国家机器失控危害资本的既得利益。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主动削弱由国家控制的经济基础，则难免在未来损害由国家控制的武装力量获得物质资源的能力。
军费之中养兵是一部分，妥善安置退役士兵是另一部分。
金字塔型社会，要数以百万计的不控制生产资料的人口，保持在社会中层，而不发生阶级跌落，这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如果不能妥善安置退役士兵，必然影响武装力量的战斗力，并导致巨大的麻烦。
一方面，看到退伍老兵，尤其是伤残老兵，半匪半丐的晚年，民众视入伍如赴刑场，纷纷逃避兵役，军队只能靠抓壮丁等方式维持兵员;一方面，现役士兵看到国家视老兵如弃履，考虑到自己的未来，很难毫无顾忌，赴汤蹈火。
民国时期即是如此，现有财力维持现有的武装力量都困难，怎么可能妥善照顾退伍老兵呢?所以，抗日靠抓壮丁，伤残士兵被抛弃在社会上，失去生活来源，大批逃兵要么在社会上游荡，要么落草为寇，要么投靠伪军，要么弃暗投明成为八路军或者解放军。
看过《沈醉回忆录》就知道，抗战胜利后的军统大裁军，许多军统特务领到仨瓜俩枣的安置费就被撵走了。军统特务尚且如此，基层士兵的待遇更惨不忍睹。顺便说一句，《八佰》之中的指挥官谢晋元被叛徒杀死后，他的夫人都没有得到妥善安置。
现在有些人炒作抗战老兵。其实，许多民国时期的国军的抗战老兵，如果能侥幸活到战争结束没有落草为寇被镇压，参与了解放战争的话，大多反穿皮袄，调转枪口，成了解放军。战争结束后，他们大多得到了妥善的安置。
有人说，民国时代积贫积弱，所以无力对抗外侮。积贫积弱是一方面，分配不均，少数人控制经济基础，采取搭车者的态度，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是另一方面：同样的农业国和土地规模，解放军能养得起从国军那里起义的现役士兵，妥善安置退伍老兵，为什么国军做不到呢?说到底，还是分配问题。
类似的情况还有秦灭六国。经过废井田开阡陌和持续不断的对外战争，秦国政权掌握大量的土地资源，加上采取军功爵制粉碎秦国旧贵族势力，对外战争粉碎六国贵族旧势力，秦国可以拿出大量的经济、政治资源奖励勇于作战的战士，这些勇于作战的战士，在退役的时候，已经拥有足够的土地和较高的地位，生活不成问题。这些人生活富裕，高人一等，进一步激励其他现役士兵奋勇作战。
正规军的官兵，加入其他武装，会极大提高其他武装力量的战斗力水平，给现政权带来巨大的麻烦。如果我们看看《水浒传》之中，有多少好汉曾经是朝廷的将领，就不会怀疑这一点。《上帝之城》之中，新兴黑帮的头子，就是前巴西陆军特种兵。这位特种兵枪法好，战术组织能力强，熟悉军队组织方式，成为黑帮头子毫无悬念。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人，一旦落草为寇，能立即把黑恶势力的武装力量提升到准专业团队的水平。至于后金获得明朝投降官兵，解放军获得投降国军技术兵种以后，均极大提升战斗力的例子，更是毋庸赘言。
旧中国，匪患遍地，一方面是财力不足国家机器力所不及，一方面是大量退伍士兵、内战溃兵和逃兵没有得到妥善安置，一方面是许多地方乡贤豪强半官半绅半匪。解放以后，经济基础进行了相应调整，国家机器得到加强，民间武器被收缴，退伍士兵妥善安置，地方乡贤豪强被镇压，各地建立武装民兵制度，人民政府铲除了匪患滋生的土壤，土匪很快销声匿迹。
如果有政治势力，出钱把这些退伍官兵组织起来，那么麻烦就更大。比如，罗马时代，社会上有大量的退伍老兵。这些老兵身经百战，虽然体力不如青年士兵，但是战斗经验丰富，战斗意志强悍。所以，军阀混战时期，只要有人出钱，就能很快招募并组织起精锐的老兵军团，逐鹿地中海，问鼎罗马。再比如，一度显示出惊人的战斗力的ISIS的核心骨干力量，即来自萨达姆时期伊拉克政权的精锐部队。由于有这些经验丰富的老兵作为骨干，ISIS一度称霸一方。
在少数人控制经济基础的时代，社会贫富悬殊，土地等生产资料高度垄断，生产资料激烈兼并，普通劳动者的负担日益集中，老兵们解甲归田之后，很难自我就业。
一方面国家财力枯竭导致退役金数量有限，一方面生产资料高度垄断导致土地、货币等生产资料价格居高不下。老兵的往往不足以购买足够的土地，实现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即使侥幸实现自我就业，也很容易破产：《战马》之中男主人公的父亲参加过布尔战争，用退役金购买了一小片土地，平时靠贷款维持，一旦收成不好，就很容易被债主剥夺得一干二净。《悲惨世界》之中的小店主，本来是拿破仑战争的退伍老兵，经营一家小客栈。最终，客栈破产，小店主进入巴黎成为危害社会的渣滓。
如果不能自我就业，那么老兵们花光退役金之后，由于缺乏社会生产技能，年龄偏大，甚至身有伤残，导致再就业困难，很容易陷入极度贫困。
如果国家把服役多年的退伍老兵养起来，那么必然面对巨大的财政负担;如果置之不理，任其自生自灭，则既不讲道义，也是在走国民党的覆辙。
在少数人控制经济基础、贫富差距严重的的国家，即使财大气粗如美国，也有相当一批老兵没有得到妥善安置。比如《第一滴血》中的兰博，比如《阿甘正传》中的伤残的丹中尉。电影之中，丹中尉和阿甘在一起，借着阿甘的主角光环，再获新生。现实之中的越战老兵，是否还有这样东山再起的人生就不得而知了。
虽然美军为华尔街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华尔街也舍得花钱，但是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社会中，妥善安置老兵所需的巨大财政开支，仍让美国政府感到不堪重负。
为了减轻安置老兵的财政负担，近年来，包括美国在内，许多贫富分化严重的国家都在大量采用服务外包等方式，雇佣平民从事军队中非战斗性工作，变相压缩现役军人数量，同时延长服役期限，鼓励老兵连续长期服役，以此减少需要财政供养的退役老兵数量以及老兵可以领取退休金的时间。美国政府目前的操作方式是否能维持，能维持多久，还需要拭目以待。
历史上，有些朝代把一部分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划拨出来，定向给予一部分人口，让这部分人口承担兵役，试图实现既节约财政支出，又避免退役老兵阶级跌落的目的。现实之中，只要允许财富的自由流动，这部分定向给予的生产资料，迟早也会私有化，成为少部分人的私有财产。
反之，如果国家控制经济基础，那么安置老兵毫无困难。解甲归田的官兵进入国有企业，可以成为生产者。进入政府，可以成为基层管理人员。在民间，由于生产资料兼并不激烈，不多的退役金就很容易实现再就业。老兵很容易自食其力。
此外，老兵还可以成为预备役民兵组织的士官，提升民兵组织的战斗力，成为正规军的后备力量。
由于老兵安置稳妥，义务兵对普通民众有相当的吸引力，不用出重金招募，即可获得充足的兵源。由于常备军大量采用义务兵，大大减轻了财政负担。
解放之后，我国即采取了这样的制度，退役指战员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捍卫者，不但没有增加国家的财政负担，而且为祖国建设提供了自己的力量。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私有制条件下，财富的汇聚和集中是大趋势，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对上层建筑产生影响。私人垄断生产资料的经济基础很难维持一个相对为公的上层建筑，武装力量作为国家上层建筑的支柱之一，也必然受到影响。具体表现，包括并不限于军费开支激增，财力日益枯竭，财政矛盾突出，退役士兵安置困难。不仅如此，随着经济基础的进一步变化，必然引发一系列后果。
要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必须拥有强大的财源;要维持一支相对为公的武装力量，必须维持相对分散小资产所有制或者公有制的经济基础。至少，从财力的角度看，是如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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