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近期，围绕是否应该全盘否定和彻底叫停“合村并居”，思想界产生了不少争论。有的学者否认该政策的正当性，也有学者认为问题出在“好事没做好”。本文摘录了贺雪峰、温铁军、桂华、吕德文、朱启臻五位学者的相关文章内容，从不同角度讨论了合村并居的缘起、具体案例、存在问题、可能影响以及重新发现乡村价值等问题。学者认为，乡村稳定，则整个社会稳。振兴乡村是好事，但千万不能折腾农民、农村和土地，不宜强制改变乡村面貌，强行推动农民上楼，必须警惕激进“拆村并居”可能给农村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本文内容摘录自天地农大、新乡土、《新华每日电讯》、《南风窗》等媒体，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贺雪峰：千万不能折腾农民、农村和土地
(作者为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一)为什么山东像着魔一样非得花费巨额财力去合村并居，拆农民房子建社区?
2020年5月6日山东省自然资源厅政务动态栏目发布“省自然资源厅召开《山东省村庄布局专项规划》等项目和技术规程专家研讨会”，消息称，国土空间规划处将“编制全省村庄布局专项规划，指导各地完成县域村庄布局，制定全省合村并居规划指导，稳妥推进合村并居”，引发广泛关注。
2014年我到山东德州调研，当时德州市规划将德州8000个自然村全部拆掉，建1000个左右的大型社区。拆除8000个自然村，就牵涉到德州市全部农民的利益。大拆大建，拆农民房子要钱，建社区要钱，初步算下来也要超过千亿资金投入。
德州市是一个财政贫市，不可能拿得出这么多钱，市领导的想法是通过增减挂钩将拆农民房子退出的宅基地形成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卖到青岛，换回资金搞建设。问题是青岛并不缺建设用地指标，德州市即使腾出建设用地指标也卖不出去。德州市因此只能靠贷款建社区，向农民收取建设成本，以及降低建设质量标准。结果就是，以前农民在自己房子住得好好的，现在非得被强拆搬进社区，还要自己出钱，搬进社区房子的质量差、面积小，社区也没有可以存放农具的空间，距离承包地太远，之前庭院种植蔬菜也没地方了。
总之是搬到社区生活质量下降了，生产生活更加不方便了，还将原来计划到城市买房的积蓄用于买了社区质量很差的住房。拆村并点的结果就是：政府花了很多钱，农民不满意，规划因此无法持续。德州市终于在拆除大概10%的村庄以后难以为继，合村并居不了了之。
合村并点并非在山东，也并非仅德州在做。2015年9月14日山东临沂曾发生过一个影响恶劣的拆迁案，就是为让农民搬到合村并点的社区，强拆农民的房子。农民不愿搬，在自家房子坚守不出被烧死。
农民宁愿烧死也不愿搬迁，是因为合村并点的社区住房质量差，生活不方便，生产更不方便，还要自己出钱买房。虽然农民不愿搬迁被烧死的极端情况比较罕见，山东农民普遍反对合村并点却是事实。
那么，为什么山东省象着魔一样非得花费巨额财力去合村并居，拆农民房子建社区呢?
德州市所说“三高两难”(编者注：“三高”，一是村级组织运转成本高，基层负担重;二是空心村比例高，土地浪费严重;三是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公共服务水平低。“两难”，一是村级管理水平低，带领群众增收致富难;二是民主管理难)成为支撑山东省着魔于拆农民房子的理由。问题是，“三高两难”实在是小学算术题，经不起算啊。村级组织运转成本高?相对于德州计划花费上千亿资金来合村并点，每年4000万元村级组织运转成本何足挂齿!
空心村比例高?农民进城自然就会有空心村，空心村仍然还有无法进城农户需要留村务农，还有大量进城失败的农民将来需要返乡，村庄对农民生活的保底显然极为重要。有农民进城了，将房子空在那里，他们需要时再回来住，为何非得将农民进城后留下的空房子立即拆掉?有人说农民空房子不住人，浪费了土地。问题是，不住人的空房子就是空在那里，土地也仍然在那里，怎么就是浪费?中国并没有粮食紧张到非得将农民房子拆掉将宅基地复垦种粮食的地步。反过来当前中国仍然存在普遍的季节性抛荒。耕地大量抛荒，却将拆农民房子复垦农民宅基地种粮食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岂不荒唐?何况农民空房子仍然是作为退路来保留的。
2020年新冠疫情条件下面，幸亏农民在农村有房子，他们可以返乡安全度过疫情。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绝大多数农户都已经自发到城市买房了，农民城市化是必然趋势，指望靠合村并点来为农民提供良好基础设施，恰恰是花了大钱没办成事。
“两难”就更不能成立了。带领群众增收致富难?第一，群众增收致富的机会在城市，指望村干部带领农民群众致富怎么可能!第二，合村并点大折腾就能突然冒出带领群众致富的村干部?民主管理难?将小村合并成为大村就可以防止家庭宗派治村的痼疾?大村有大村的管理难处，小村有小村的管理优势。从来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民主管理难不难与村庄规模大小有关系。
相对全国来讲，山东省行政村规模普遍偏小，这个意义上讲，山东合村并居也并非就一定不好(当然，我以为合村并居没必要)，但合村就合村，何必花那么多资金去拆农民房子，建所谓“新型社区”。
山东省在村庄之上普遍有管理区，山东的行政村与全国绝大多数省市的自然村(也就是村民小组)比较类似，管理区与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行政村比较类似。在我看来，山东省合村并居最简单的办法是将现在的行政村改成自然村基础上的村民小组，将管理区改成行政村。改变体制，不拆农民房子，更不拆掉自然村。
一个管理区下面有若干个自然村，有若干分散的居民点，有什么不好?这方面，山东烟台在管理区一级搞党建示范区，没有大拆大建，几乎不花财政成本，就完全解决了德州市所谓“三高两难”的问题，群众满意，又没有财政压力。这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
实际上，最奇怪的事情是，山东牵头合村并居的居然是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就是过去的国土资源厅。本来行政建制应当归组织和民政部门管，是地方政府的职责，自然资源厅只管理土地，何以会管到合村并居上来?这与自然资源部曾发布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有关。为了节约土地资源，原国土资源部出台政策，允许地方政府在减少农村建设用地的同时增加城市建设用地指标。
农村建设用地主要是农民宅基地，减少农村建设用地就要拆农民房子，将农民宅基地复垦为耕地。地方政府为了获得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动起歪脑筋，通过合村并点来拆农民房子。
拆了农民房子农民住哪里?就住到廉价低质量建设的所谓社区，农民生活生产因此变得很不便利。
在经济条件比较好、财政能力比较强的地区，地方政府拆农民房子会给予比较多的补偿，农民搬进社区还比较满意，比如四川成都和山东青岛，政府财力比较强，实行增减挂钩，农民还是受益了的。
而对于山东德州这样的财政穷市，地方政府没有财政能力，拆农民房子却不能让农民获得满意的安置，搞得天怨人怒。临沂因此烧死了不愿拆房子的农民。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因为合村并点造成极其严重的农民利益受损和干群关系对立。德州市自身财力不行，他们希望将拆农民房子所减少的农村建设用地变成可以交易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问题是，农村宅基地太多，山东德州拆除8000个自然村减少农村建设用地挂钩形成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远远超过市场需求。
德州市刚开始时是希望将指标卖给山东比较富一点的青岛，问题是青岛也有增减挂钩，不缺指标。德州的指标卖不出去。原本指望靠拆农民房再卖指标获得土地财政收入，用这个收入偿还建设社区的贷款。现在指标卖不出去，建设社区的巨额贷款无法偿还，地方政府因此形成了巨额地方债务。
合村并居因此成为农民不满意、地方高负债、国家利益受损失、大量资源被浪费的多输的折腾。山东合村并居这样的拆腾不能再搞了。(本文摘自天地农大)
(二)合村并居将导致地方财政破产
率先在山东省大范围推进合村并居强拆农民房子的菏泽市，计划在最近几年完成全市合村并居。菏泽市委书记说：“菏泽市将科学制定总体推进实施方案，计划利用5至8年时间，高质量全面完成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任务”。张新文承认：“具体工作中，菏泽市也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比如，规划还比较散，市场化程度不够，启动资金缺口问题尤为突出”。下面就简单地讨论一下张新文书记所说“启动资金缺口问题尤为突出”的问题。
菏泽是山东经济最落后的地区，有800多万人口，200多万农户，也就有200多万栋农宅。按张新文的数据，“菏泽市村居占地高达200万亩”，合村并居，拆农民房子，就可以节约出这200万亩村居占地(即农民宅基地)的绝大部分，比如150万亩，这样节约出来的村居占地，就可以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置换成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再将建设用地指标在市场上交易出去(因为增减挂钩指标只能在省内交易，菏泽拆农民房子形成的新增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就只能卖给相对富裕的青岛了)。
目前菏泽在计算拆农民房子和建新型农村社区时，是按拆农民房子可以形成城市建设用地指标，每亩指标可以至少卖25万元来算帐的。按每亩25万计算，拆农民房子形成150万亩“增减挂钩”指标，就可以产生出来3750亿元卖指标的收入。有了这个巨额卖指标的收入，菏泽就有财力去拆农民房子，去建新型农村社区了。
现在的问题是，菏泽拆农民房子形成的增减挂钩指标卖给青岛，青岛需要得了吗?整个山东省一年的城市建设用地最多也就10多万亩，且基本上都是由国家下达的计划建设用地指标。可以说，无论是山东省还是青岛市，都并不缺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国家为了保证城市发展和经济发展，每年都按地方经济发展需要提供无偿下达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
为了避免地方政府浪费土地资源，国家下达的建设用地指标相对偏紧，也因此允许地方通过做增减挂钩项目形成少数地方调剂指标，这个调剂指标不能超过国家正式下达指标的10%，山东省全年大概也就一万亩。现在一个菏泽市就可以形成150万亩新增增减挂钩指标，可以为整个山东省用150年，相当于整个山东省城市建设用地计划年度指标的10倍以上。
不仅菏泽正在通过拆农民房子形成增减挂钩指标，而且整个山东省十六个地市都正在规划合村并居，通过拆农民房子来形成增减挂钩指标，如此之多的指标，不要说青岛需要不了，山东省需要不了，就是全国也需要不了。也就是说，菏泽拆农民房子所形成的增减挂钩指标根本不可能卖得出去，也就根本不可能按每亩25万元换回建设农村社区的经费。
菏泽市乃至山东省的想法或许是，只要将农民房子拆掉了，形成了增减挂钩指标，就不怕指标没有地方要，也不担心指标卖不出去。因为城市建设总是需要建设用地的。现在不需要将来也会需要的。山东因此以让省土地储备中心按比如每亩25万元来收购菏泽拆农民房子形成的增减挂钩指标，土地储备中心以土地指标向国开行抵押贷款获得收储增减挂钩指标所需资金。
问题是，当前整个山东城市建设所需指标每年也就在10万亩左右，绝大多数是国家无偿下达的计划指标，且再过几年山东城市化就已完成，不再需要新增城市建设用地，而山东全省拆农民房子可以形成的增减挂钩指标至少也有上千万亩，这个指标数比目前山东全部城市建设用地还要高数倍，也是山东完成城市化所需要使用建设用地数量的十倍以上，山东省土地收储中心如果收储这些增减挂钩指标，肯定是不可能卖出去的。
只要山东省土地收储中心还具备起码理性，就不可能花钱收储菏泽拆农民房子所形成的增减挂钩指标，只要国开行还有起码理性，就不可能接受增减挂钩指标抵押来发放贷款。山东已经将农民房子拆了，建设新型社区就只能靠地方财政负担。在地方财政连发工资都困难的当下，再出钱建设农村新型社区，山东地方财政马上就会破产了。
现在的问题是，菏泽已经大面积拆农民房子，且采取了强制手段。新建社区却仍然八字没有一撇。农民成了无家可归的难民。如果山东全省都开始了拆农民房子的合村并居，山东省就一定会搞出大事来。可怕的是，山东省正在全力推进以拆农民房子为目的的合村并居。
菏泽农民的房子都是菏泽农民用几代人心血积累建设的家园，他们祖祖辈辈住在那里。现在菏泽市强拆农民房子，给予农民补偿不足以在新建社区买一套小面积的单元房。从过去我们在山东调研的情况来看，所谓新型社区的楼房，建筑质量普遍很差，没有产权，没有住房维修基金，农民也交不起物业费，这样一来，之前农民住得好好的自家大院子被拆了，再另外花钱上楼，住房面积小，住房质量差，花钱多，远离土地，进行农业生产很困难，农民自然是不会满意的。农民不满意就找政府扯皮。山东全省数千万农民天天找政府扯皮，基层治理也将不堪设想。
当山东拆农民房子不再局限于试点，而是在全省推开时，农民房子是被拆掉了，地方政府却不可能将增减挂钩指标卖出去，从而就不能再为农民建设哪怕质量很差的所谓新型社区，农民就成了真正的难民。在全省范围，将农民家庭几代人积累心血建设的家园拆除，就是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成果拆除。如此巨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成果被人为毁灭，史无前例，不敢想象。
在新冠疫情带来深度不确定性、国际关系极为敏感、中央一再强调新旧动能转换的特殊时期，山东省却下定决心拆农民房子，毁掉了难以数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成果，破坏了中国农村稳定与发展的根基，其中的问题显然不只是资源浪费、财政破产这么简单。(本文摘自新乡土)
温铁军：大危机下，有点责任感好不好?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房地产泡沫的初期，大量的银行资产投在房地产上，再加上地方政府的负债，某种程度也跟房地产泡沫相关。债务泡沫、金融泡沫、地产泡沫这三个难兄难弟是捆在一起的，要想解套，越是发达地区，房地产上的越猛。房地产在GDP增长的比重占当地投资的比重，乃至占地方政府债务的比重都会很高。
那么，怎么办呢?就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可以直接入市这一条，发达地区本地的地票交易可以跨区，于是，他们就开始搞大拆大建了，如“合村并居”这套东西，目的就是尽可能拿到土地指标。比如，某个沿海的发达省，一亩地的用地指标，把房子拆了，把它变成基本农田，就可以叫做占补平衡了。可以在它的省会城市或主要工业城市，把这些土地变成国家批准之外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建设指标。这个指标和国家批准的用地指标，其实在用途上是相同的。那这个值多少?比如说能值一百万。如果拆一两户或几户农民的房子，可以拆出一亩地，就能够换这一百万。
很多人对这事儿本身提出意见，我当然认同大家提的意见，但我觉得更应该分析这背后到底什么原因。如果国家不打算帮地方政府化解债务泡沫、金融泡沫和地产泡沫这三大泡泡结合在一起所造成严重的危机局面，如果这些比较凶险的趋势不去遏制，就挡不住地方政府“拆村并居”的做法，因为它要拿这一亩地一百万的收益。
“拆村并居”一定搞得“鸡飞狗跳墙”，因为是一定要打掉这些农民的房子，现在很多农民根本就不是什么一户一宅。当年强行把人家多少口人集合在一户里边儿，就给人家限定了一个证。人家现在早就分家了，人家盖了好几个房子，非得说人家那些房子不合理。人家外出打工了，你就说那叫闲置，然后要给人家收回。现在疫情期间，3亿打工的，估计怎么也得回来一半。把房子拆了，人家住哪儿啊?
大危机之下，有点儿责任感好不好?说这话好像带着批评了。我们希望大家都有点儿中国人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们共同面对危机。我们得调整自己的行为，不能光说要过紧日子，不能光让老百姓过紧日子。官方各个部门，要减少楼堂馆所，减少豪华消费。这样我们才能把危机度过去，特别是现在面临环境又如此险恶的情况之下，再不搞官民一致，再不发动群众靠发动谁呢?得让这些人变成民众认可的干部，上下一致。这些东西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调整，面对大危机难道不就意味着社会混乱吗?希望大家不要停留在表面，而要更深入地去讨论这个问题的背景以及这个背景所涉及到的方方面面。要让这个声音变成社会广泛接收的声音，才能真正影响有决策能力的人，才有可能对这些问题有所制止。(摘自天地农大)
桂华：警惕激进“拆村并居”给农村带来系统性风险
(作者为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
乡村稳定，则整个社会稳。近期，部分地区全面推行拆村并居，强制改变乡村面貌，推动农民上楼，有可能带来社会发展的系统性风险。
乡村稳定源于农民的生活稳定，数亿农民与土地结合，构成防止社会极化的最稳定力量。拆村并居之后，对于农业生产而言，在空间距离、生产工具存放、耕作便利和互助合作等方面，都会产生不利影响。农民上楼往往伴随着土地的大规模流转，拆村并居会造成农民被动“失地”。脱离农业生产后，农民的生活成本大幅提高，对农村老年群体、贫弱群体和传统的“中坚农民”冲击巨大。
地方政府推行拆村并居的一个动力是，通过宅基地腾退，产生建设用地指标，用于扩大城市开发建设规模。拆村并居需要安置赔偿、基础设施重新配套，所形成的建设用地指标成本高昂。地方政府一般是将这部分建设用地指标，用于商住用房开发而非工业建设，为了消化房地产，地方政府出台措施推动农民进城买房，客观上促进财富加速流入城市，对乡村振兴则往往益处不大，甚至起反作用。建设一个一千户规模的新型社区，粗略估计，各项支出超过亿元。地方政府希望通过建设用地指标交易来平衡资金。全国农村建设用地超过2亿亩，在农村大而城市小的总体格局下，具体到一个县、一个市或一个省的农村宅基地腾退指标，会超出当地建设用地指标需求几个数量级。
供大于求，拆村所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超过城市需求，最终，要么会增加房地产库存，要么会变成地方政府债务。拆村并居背后的靠房地产来拉动经济的短视思维，值得警惕。
在过去40多年中，我国农村大体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和2000年之后的两轮农民建房潮，砖混结构的独栋楼房和带院落平房是农村普遍形态。农民的多年储蓄和大量的社会财富，已经投入到农村建筑中，全国农民居住条件普遍较好。
少数贫困山区农民也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改善了居住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实行大规模拆村并居活动，无论最终成本由谁承担，都会造成物质财富的极大浪费和不生态。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仍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两项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的物质财富还远没有充裕到可以全盘大拆大建阶段。无论是基于生态环保绿色发展理念，还是站在保护农民利益的角度看，大规模拆村不应构成我国乡村建设的主流形态。立足我国现代化阶段与城乡关系大局，当前的乡村建设应当坚持如下几点：
一是保持农村基本建制稳定。部分地区推行拆村并居的理由是建制村规模小，目标是改变基层治理体系。行政村、村民组和自然村等农村基本建制，是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可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落实基层民主管理方面入手，没有必要改变农村空间形态。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不应以农民上楼为前提条件。
二是加强农村保底建设。在大部分农民居住条件较好的情况下，农村建设应当集中在基础设施方面，包括道路、水利、网络等，为农民提供高效便捷的基本公共服务，提升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城市继续对农民开放，一部分人自愿进城生活，还有一部分不愿进城和没有能力进城的农民，也可在乡村享受到现代化成果。
三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要遵循底线原则。城镇化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农民退出农村土地也是一个长期过程。保持稳健的城镇政策，坚持中央确定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底线，基层政府在农民土地退出方面坚持示范和引导，由农民选择而不是代替农民选择，不搞强迫命令、不刮风、不一刀切，减少行政干预，避免激进。(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导读】近期，围绕是否应该全盘否定和彻底叫停“合村并居”，思想界产生了不少争论。有的学者否认该政策的正当性，也有学者认为问题出在“好事没做好”。本文摘录了贺雪峰、温铁军、桂华、吕德文、朱启臻五位学者的相关文章内容，从不同角度讨论了合村并居的缘起、具体案例、存在问题、可能影响以及重新发现乡村价值等问题。学者认为，乡村稳定，则整个社会稳。振兴乡村是好事，但千万不能折腾农民、农村和土地，不宜强制改变乡村面貌，强行推动农民上楼，必须警惕激进“拆村并居”可能给农村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贺雪峰：千万不能折腾农民、农村和土地
(作者为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一)为什么山东像着魔一样非得花费巨额财力去合村并居，拆农民房子建社区?
2020年5月6日山东省自然资源厅政务动态栏目发布“省自然资源厅召开《山东省村庄布局专项规划》等项目和技术规程专家研讨会”，消息称，国土空间规划处将“编制全省村庄布局专项规划，指导各地完成县域村庄布局，制定全省合村并居规划指导，稳妥推进合村并居”，引发广泛关注。
2014年我到山东德州调研，当时德州市规划将德州8000个自然村全部拆掉，建1000个左右的大型社区。拆除8000个自然村，就牵涉到德州市全部农民的利益。大拆大建，拆农民房子要钱，建社区要钱，初步算下来也要超过千亿资金投入。
德州市是一个财政贫市，不可能拿得出这么多钱，市领导的想法是通过增减挂钩将拆农民房子退出的宅基地形成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卖到青岛，换回资金搞建设。问题是青岛并不缺建设用地指标，德州市即使腾出建设用地指标也卖不出去。德州市因此只能靠贷款建社区，向农民收取建设成本，以及降低建设质量标准。结果就是，以前农民在自己房子住得好好的，现在非得被强拆搬进社区，还要自己出钱，搬进社区房子的质量差、面积小，社区也没有可以存放农具的空间，距离承包地太远，之前庭院种植蔬菜也没地方了。
总之是搬到社区生活质量下降了，生产生活更加不方便了，还将原来计划到城市买房的积蓄用于买了社区质量很差的住房。拆村并点的结果就是：政府花了很多钱，农民不满意，规划因此无法持续。德州市终于在拆除大概10%的村庄以后难以为继，合村并居不了了之。
合村并点并非在山东，也并非仅德州在做。2015年9月14日山东临沂曾发生过一个影响恶劣的拆迁案，就是为让农民搬到合村并点的社区，强拆农民的房子。农民不愿搬，在自家房子坚守不出被烧死。
农民宁愿烧死也不愿搬迁，是因为合村并点的社区住房质量差，生活不方便，生产更不方便，还要自己出钱买房。虽然农民不愿搬迁被烧死的极端情况比较罕见，山东农民普遍反对合村并点却是事实。
那么，为什么山东省象着魔一样非得花费巨额财力去合村并居，拆农民房子建社区呢?
德州市所说“三高两难”(编者注：“三高”，一是村级组织运转成本高，基层负担重;二是空心村比例高，土地浪费严重;三是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公共服务水平低。“两难”，一是村级管理水平低，带领群众增收致富难;二是民主管理难)成为支撑山东省着魔于拆农民房子的理由。问题是，“三高两难”实在是小学算术题，经不起算啊。村级组织运转成本高?相对于德州计划花费上千亿资金来合村并点，每年4000万元村级组织运转成本何足挂齿!
空心村比例高?农民进城自然就会有空心村，空心村仍然还有无法进城农户需要留村务农，还有大量进城失败的农民将来需要返乡，村庄对农民生活的保底显然极为重要。有农民进城了，将房子空在那里，他们需要时再回来住，为何非得将农民进城后留下的空房子立即拆掉?有人说农民空房子不住人，浪费了土地。问题是，不住人的空房子就是空在那里，土地也仍然在那里，怎么就是浪费?中国并没有粮食紧张到非得将农民房子拆掉将宅基地复垦种粮食的地步。反过来当前中国仍然存在普遍的季节性抛荒。耕地大量抛荒，却将拆农民房子复垦农民宅基地种粮食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岂不荒唐?何况农民空房子仍然是作为退路来保留的。
2020年新冠疫情条件下面，幸亏农民在农村有房子，他们可以返乡安全度过疫情。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绝大多数农户都已经自发到城市买房了，农民城市化是必然趋势，指望靠合村并点来为农民提供良好基础设施，恰恰是花了大钱没办成事。
“两难”就更不能成立了。带领群众增收致富难?第一，群众增收致富的机会在城市，指望村干部带领农民群众致富怎么可能!第二，合村并点大折腾就能突然冒出带领群众致富的村干部?民主管理难?将小村合并成为大村就可以防止家庭宗派治村的痼疾?大村有大村的管理难处，小村有小村的管理优势。从来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民主管理难不难与村庄规模大小有关系。
相对全国来讲，山东省行政村规模普遍偏小，这个意义上讲，山东合村并居也并非就一定不好(当然，我以为合村并居没必要)，但合村就合村，何必花那么多资金去拆农民房子，建所谓“新型社区”。
山东省在村庄之上普遍有管理区，山东的行政村与全国绝大多数省市的自然村(也就是村民小组)比较类似，管理区与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行政村比较类似。在我看来，山东省合村并居最简单的办法是将现在的行政村改成自然村基础上的村民小组，将管理区改成行政村。改变体制，不拆农民房子，更不拆掉自然村。
一个管理区下面有若干个自然村，有若干分散的居民点，有什么不好?这方面，山东烟台在管理区一级搞党建示范区，没有大拆大建，几乎不花财政成本，就完全解决了德州市所谓“三高两难”的问题，群众满意，又没有财政压力。这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
实际上，最奇怪的事情是，山东牵头合村并居的居然是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就是过去的国土资源厅。本来行政建制应当归组织和民政部门管，是地方政府的职责，自然资源厅只管理土地，何以会管到合村并居上来?这与自然资源部曾发布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有关。为了节约土地资源，原国土资源部出台政策，允许地方政府在减少农村建设用地的同时增加城市建设用地指标。
农村建设用地主要是农民宅基地，减少农村建设用地就要拆农民房子，将农民宅基地复垦为耕地。地方政府为了获得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动起歪脑筋，通过合村并点来拆农民房子。
拆了农民房子农民住哪里?就住到廉价低质量建设的所谓社区，农民生活生产因此变得很不便利。
在经济条件比较好、财政能力比较强的地区，地方政府拆农民房子会给予比较多的补偿，农民搬进社区还比较满意，比如四川成都和山东青岛，政府财力比较强，实行增减挂钩，农民还是受益了的。
而对于山东德州这样的财政穷市，地方政府没有财政能力，拆农民房子却不能让农民获得满意的安置，搞得天怨人怒。临沂因此烧死了不愿拆房子的农民。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因为合村并点造成极其严重的农民利益受损和干群关系对立。德州市自身财力不行，他们希望将拆农民房子所减少的农村建设用地变成可以交易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问题是，农村宅基地太多，山东德州拆除8000个自然村减少农村建设用地挂钩形成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远远超过市场需求。
德州市刚开始时是希望将指标卖给山东比较富一点的青岛，问题是青岛也有增减挂钩，不缺指标。德州的指标卖不出去。原本指望靠拆农民房再卖指标获得土地财政收入，用这个收入偿还建设社区的贷款。现在指标卖不出去，建设社区的巨额贷款无法偿还，地方政府因此形成了巨额地方债务。
合村并居因此成为农民不满意、地方高负债、国家利益受损失、大量资源被浪费的多输的折腾。山东合村并居这样的拆腾不能再搞了。(本文摘自天地农大)
(二)合村并居将导致地方财政破产
率先在山东省大范围推进合村并居强拆农民房子的菏泽市，计划在最近几年完成全市合村并居。菏泽市委书记说：“菏泽市将科学制定总体推进实施方案，计划利用5至8年时间，高质量全面完成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任务”。张新文承认：“具体工作中，菏泽市也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比如，规划还比较散，市场化程度不够，启动资金缺口问题尤为突出”。下面就简单地讨论一下张新文书记所说“启动资金缺口问题尤为突出”的问题。
菏泽是山东经济最落后的地区，有800多万人口，200多万农户，也就有200多万栋农宅。按张新文的数据，“菏泽市村居占地高达200万亩”，合村并居，拆农民房子，就可以节约出这200万亩村居占地(即农民宅基地)的绝大部分，比如150万亩，这样节约出来的村居占地，就可以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置换成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再将建设用地指标在市场上交易出去(因为增减挂钩指标只能在省内交易，菏泽拆农民房子形成的新增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就只能卖给相对富裕的青岛了)。
目前菏泽在计算拆农民房子和建新型农村社区时，是按拆农民房子可以形成城市建设用地指标，每亩指标可以至少卖25万元来算帐的。按每亩25万计算，拆农民房子形成150万亩“增减挂钩”指标，就可以产生出来3750亿元卖指标的收入。有了这个巨额卖指标的收入，菏泽就有财力去拆农民房子，去建新型农村社区了。
现在的问题是，菏泽拆农民房子形成的增减挂钩指标卖给青岛，青岛需要得了吗?整个山东省一年的城市建设用地最多也就10多万亩，且基本上都是由国家下达的计划建设用地指标。可以说，无论是山东省还是青岛市，都并不缺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国家为了保证城市发展和经济发展，每年都按地方经济发展需要提供无偿下达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
为了避免地方政府浪费土地资源，国家下达的建设用地指标相对偏紧，也因此允许地方通过做增减挂钩项目形成少数地方调剂指标，这个调剂指标不能超过国家正式下达指标的10%，山东省全年大概也就一万亩。现在一个菏泽市就可以形成150万亩新增增减挂钩指标，可以为整个山东省用150年，相当于整个山东省城市建设用地计划年度指标的10倍以上。
不仅菏泽正在通过拆农民房子形成增减挂钩指标，而且整个山东省十六个地市都正在规划合村并居，通过拆农民房子来形成增减挂钩指标，如此之多的指标，不要说青岛需要不了，山东省需要不了，就是全国也需要不了。也就是说，菏泽拆农民房子所形成的增减挂钩指标根本不可能卖得出去，也就根本不可能按每亩25万元换回建设农村社区的经费。
菏泽市乃至山东省的想法或许是，只要将农民房子拆掉了，形成了增减挂钩指标，就不怕指标没有地方要，也不担心指标卖不出去。因为城市建设总是需要建设用地的。现在不需要将来也会需要的。山东因此以让省土地储备中心按比如每亩25万元来收购菏泽拆农民房子形成的增减挂钩指标，土地储备中心以土地指标向国开行抵押贷款获得收储增减挂钩指标所需资金。
问题是，当前整个山东城市建设所需指标每年也就在10万亩左右，绝大多数是国家无偿下达的计划指标，且再过几年山东城市化就已完成，不再需要新增城市建设用地，而山东全省拆农民房子可以形成的增减挂钩指标至少也有上千万亩，这个指标数比目前山东全部城市建设用地还要高数倍，也是山东完成城市化所需要使用建设用地数量的十倍以上，山东省土地收储中心如果收储这些增减挂钩指标，肯定是不可能卖出去的。
只要山东省土地收储中心还具备起码理性，就不可能花钱收储菏泽拆农民房子所形成的增减挂钩指标，只要国开行还有起码理性，就不可能接受增减挂钩指标抵押来发放贷款。山东已经将农民房子拆了，建设新型社区就只能靠地方财政负担。在地方财政连发工资都困难的当下，再出钱建设农村新型社区，山东地方财政马上就会破产了。
现在的问题是，菏泽已经大面积拆农民房子，且采取了强制手段。新建社区却仍然八字没有一撇。农民成了无家可归的难民。如果山东全省都开始了拆农民房子的合村并居，山东省就一定会搞出大事来。可怕的是，山东省正在全力推进以拆农民房子为目的的合村并居。
菏泽农民的房子都是菏泽农民用几代人心血积累建设的家园，他们祖祖辈辈住在那里。现在菏泽市强拆农民房子，给予农民补偿不足以在新建社区买一套小面积的单元房。从过去我们在山东调研的情况来看，所谓新型社区的楼房，建筑质量普遍很差，没有产权，没有住房维修基金，农民也交不起物业费，这样一来，之前农民住得好好的自家大院子被拆了，再另外花钱上楼，住房面积小，住房质量差，花钱多，远离土地，进行农业生产很困难，农民自然是不会满意的。农民不满意就找政府扯皮。山东全省数千万农民天天找政府扯皮，基层治理也将不堪设想。
当山东拆农民房子不再局限于试点，而是在全省推开时，农民房子是被拆掉了，地方政府却不可能将增减挂钩指标卖出去，从而就不能再为农民建设哪怕质量很差的所谓新型社区，农民就成了真正的难民。在全省范围，将农民家庭几代人积累心血建设的家园拆除，就是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成果拆除。如此巨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成果被人为毁灭，史无前例，不敢想象。
在新冠疫情带来深度不确定性、国际关系极为敏感、中央一再强调新旧动能转换的特殊时期，山东省却下定决心拆农民房子，毁掉了难以数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成果，破坏了中国农村稳定与发展的根基，其中的问题显然不只是资源浪费、财政破产这么简单。(本文摘自新乡土)
温铁军：大危机下，有点责任感好不好?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房地产泡沫的初期，大量的银行资产投在房地产上，再加上地方政府的负债，某种程度也跟房地产泡沫相关。债务泡沫、金融泡沫、地产泡沫这三个难兄难弟是捆在一起的，要想解套，越是发达地区，房地产上的越猛。房地产在GDP增长的比重占当地投资的比重，乃至占地方政府债务的比重都会很高。
那么，怎么办呢?就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可以直接入市这一条，发达地区本地的地票交易可以跨区，于是，他们就开始搞大拆大建了，如“合村并居”这套东西，目的就是尽可能拿到土地指标。比如，某个沿海的发达省，一亩地的用地指标，把房子拆了，把它变成基本农田，就可以叫做占补平衡了。可以在它的省会城市或主要工业城市，把这些土地变成国家批准之外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建设指标。这个指标和国家批准的用地指标，其实在用途上是相同的。那这个值多少?比如说能值一百万。如果拆一两户或几户农民的房子，可以拆出一亩地，就能够换这一百万。
很多人对这事儿本身提出意见，我当然认同大家提的意见，但我觉得更应该分析这背后到底什么原因。如果国家不打算帮地方政府化解债务泡沫、金融泡沫和地产泡沫这三大泡泡结合在一起所造成严重的危机局面，如果这些比较凶险的趋势不去遏制，就挡不住地方政府“拆村并居”的做法，因为它要拿这一亩地一百万的收益。
“拆村并居”一定搞得“鸡飞狗跳墙”，因为是一定要打掉这些农民的房子，现在很多农民根本就不是什么一户一宅。当年强行把人家多少口人集合在一户里边儿，就给人家限定了一个证。人家现在早就分家了，人家盖了好几个房子，非得说人家那些房子不合理。人家外出打工了，你就说那叫闲置，然后要给人家收回。现在疫情期间，3亿打工的，估计怎么也得回来一半。把房子拆了，人家住哪儿啊?
大危机之下，有点儿责任感好不好?说这话好像带着批评了。我们希望大家都有点儿中国人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们共同面对危机。我们得调整自己的行为，不能光说要过紧日子，不能光让老百姓过紧日子。官方各个部门，要减少楼堂馆所，减少豪华消费。这样我们才能把危机度过去，特别是现在面临环境又如此险恶的情况之下，再不搞官民一致，再不发动群众靠发动谁呢?得让这些人变成民众认可的干部，上下一致。这些东西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调整，面对大危机难道不就意味着社会混乱吗?希望大家不要停留在表面，而要更深入地去讨论这个问题的背景以及这个背景所涉及到的方方面面。要让这个声音变成社会广泛接收的声音，才能真正影响有决策能力的人，才有可能对这些问题有所制止。(摘自天地农大)
桂华：警惕激进“拆村并居”给农村带来系统性风险
(作者为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
乡村稳定，则整个社会稳。近期，部分地区全面推行拆村并居，强制改变乡村面貌，推动农民上楼，有可能带来社会发展的系统性风险。
乡村稳定源于农民的生活稳定，数亿农民与土地结合，构成防止社会极化的最稳定力量。拆村并居之后，对于农业生产而言，在空间距离、生产工具存放、耕作便利和互助合作等方面，都会产生不利影响。农民上楼往往伴随着土地的大规模流转，拆村并居会造成农民被动“失地”。脱离农业生产后，农民的生活成本大幅提高，对农村老年群体、贫弱群体和传统的“中坚农民”冲击巨大。
地方政府推行拆村并居的一个动力是，通过宅基地腾退，产生建设用地指标，用于扩大城市开发建设规模。拆村并居需要安置赔偿、基础设施重新配套，所形成的建设用地指标成本高昂。地方政府一般是将这部分建设用地指标，用于商住用房开发而非工业建设，为了消化房地产，地方政府出台措施推动农民进城买房，客观上促进财富加速流入城市，对乡村振兴则往往益处不大，甚至起反作用。建设一个一千户规模的新型社区，粗略估计，各项支出超过亿元。地方政府希望通过建设用地指标交易来平衡资金。全国农村建设用地超过2亿亩，在农村大而城市小的总体格局下，具体到一个县、一个市或一个省的农村宅基地腾退指标，会超出当地建设用地指标需求几个数量级。
供大于求，拆村所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超过城市需求，最终，要么会增加房地产库存，要么会变成地方政府债务。拆村并居背后的靠房地产来拉动经济的短视思维，值得警惕。
在过去40多年中，我国农村大体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和2000年之后的两轮农民建房潮，砖混结构的独栋楼房和带院落平房是农村普遍形态。农民的多年储蓄和大量的社会财富，已经投入到农村建筑中，全国农民居住条件普遍较好。
少数贫困山区农民也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改善了居住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实行大规模拆村并居活动，无论最终成本由谁承担，都会造成物质财富的极大浪费和不生态。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仍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两项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的物质财富还远没有充裕到可以全盘大拆大建阶段。无论是基于生态环保绿色发展理念，还是站在保护农民利益的角度看，大规模拆村不应构成我国乡村建设的主流形态。立足我国现代化阶段与城乡关系大局，当前的乡村建设应当坚持如下几点：
一是保持农村基本建制稳定。部分地区推行拆村并居的理由是建制村规模小，目标是改变基层治理体系。行政村、村民组和自然村等农村基本建制，是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可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落实基层民主管理方面入手，没有必要改变农村空间形态。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不应以农民上楼为前提条件。
二是加强农村保底建设。在大部分农民居住条件较好的情况下，农村建设应当集中在基础设施方面，包括道路、水利、网络等，为农民提供高效便捷的基本公共服务，提升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城市继续对农民开放，一部分人自愿进城生活，还有一部分不愿进城和没有能力进城的农民，也可在乡村享受到现代化成果。
三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要遵循底线原则。城镇化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农民退出农村土地也是一个长期过程。保持稳健的城镇政策，坚持中央确定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底线，基层政府在农民土地退出方面坚持示范和引导，由农民选择而不是代替农民选择，不搞强迫命令、不刮风、不一刀切，减少行政干预，避免激进。(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吕德文：合村并居，千万不能成为一场瞎折腾
(作者为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近几个月，许多山东农民被突如其来的疫情和合村并居搞得五味杂陈。所谓合村并居，就是拆除农民住房、合并原有村庄，建立新型农村社区，让农民集中住进楼房。如果说疫情还只是一场天灾，人们还可以躲在温馨的家园迎来黎明，阴霾终会过去。那么，合村并居就像是一场人祸，它来势汹汹，不讲人情。它对农民的心理冲击，怕是会伴随终身。甚至，对许多普普通通的农民来说，何时能适应新秩序，还是未知数。
刘彬的老家在山东莱芜刘家村，4月20日，这里公布了合村并居规划方案，镇里召开动员大会，刘家村在被拆除之列。刘彬有点懵，消息来得太突然，他心里说不出的恐慌。他和乡亲们都担心，一旦村子被拆了，将来怎么生活?村干部带回来的消息是，村子是要拆的，但怎么个拆法，未来的小区建在哪里，住了小区怎么耕种，一切都未知。刘彬胡思乱想了很多，他和父亲都是党员，他很清楚，他家得配合“大局”，会是第一批被拆的农户。拆迁补偿肯定不够置换楼房，这就意味着，经济条件本就不宽裕的他，现在就得准备一笔钱安顿父母。
和刘彬相比，滨州的袁珍和她的袁家村乡亲们，甚至连发懵的机会都没有。4月中旬，村里突然召开村民大会，镇领导宣布袁家村被纳入了合村并居范围，率先拆村。随即，一百多位乡镇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开进袁家村，入户宣传动员。目的只有一个：让村民签字，同意拆房子。这一变故实在太大，袁珍和大多数村民根本没有心理准备。她是土生土长的袁家村人，亲眼目睹袁家村从一个落后村庄变成了道路、广场、电力、网络、垃圾桶等一应俱全的“美丽乡村”。没想到，刚过上好日子，马上就面临变故。关键是，当地政府在动员农民拆房子的同时，却无法向他们承诺何时何地建好新社区。袁珍实在想不通，本能反应就是守护自己的家园。她们一家和村里23户人家一起，坚决不签字，成了当地政府的“眼中钉”。
菏泽的孙野和他的孙家庄乡亲们也正在经历煎熬。三月九日，疫情还没结束，镇政府就通过村里的大喇叭和宣传车日夜不停地动员群众签字拆房子，搞得在家上网课的学生都不得安宁。孙家庄是镇里唯一在拆的村庄，政府既未出示任何文件，也未告知还建楼房的面积大小和价格如何，只是口头表达被拆房子的最高标准是每平米750元，但有20%的折旧。换言之，最高补偿标准是每平米600元。村民大多都不同意，但党员和干部必须带头，当地政府动员有干部身份的亲戚上门做工作。软硬兼施下，全村260户中，已有60户签订了拆迁合同。镇领导和拆迁组作风强势，派出所也时不时地将拍照“阻挠”拆迁的村民传唤问话。看样子，基层政府是不达目标誓不罢休的。孙野不知未来如何，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最糟心的或许是李尚一家。李尚所在的临沂李家村，从去年十月开始大规模拆迁。虽说拆迁的同时，安置楼房正在离村4公里处建设，但因不具备入住条件，且补偿标准极低，拆掉的平房无法置换一套楼房，李尚和村里的部分村民也成了“钉子户”。从三月底开始，李尚留守家中的父母亲每天都要面对家中田地被挖、作物被损毁、断路断电、家门口被放鞭炮、房屋玻璃被砸碎等滋扰。李尚的父母无法忍受，于6月11日投奔在其他城市工作的李尚。6月13日中午，在没有接到任何电话、短信告知的情况下，李尚家的房子终于被强拆了。李尚觉得自己走投无路了。他报过警，写过上访信，打过市长热线，但都没用。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自我安慰，看看有关合村并居的相关讨论，了解一下政策。虽于事无补，却也只能认命。
袁珍讲述了一次被“做工作”的经历。5月30日上午，政府工作人员再次来到袁珍家。前两次是用手敲门，但袁珍的老公不在家，只有她和两个孩子以及患心脏病的公公在家，袁珍害怕，就没开门。第三次，工作人员开始用砖头砸门，两个孩子被吓得哭起来。被逼无奈，袁珍开了门，随即被六个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带上了一辆面包车。工作组很谨慎，一上车，袁珍的手机就被工作人员暂时保管了。因怕有人跟踪，面包车在国道上绕了一圈，才开到乡政府的一个社区办事处。从上午十点到晚上两点，六个工作人员与她谈了16个小时。工作组总是软硬兼施。一方面，他们给袁珍畅想了许多美好前景，说将来住社区了，有更大的广场跳舞，政府提供电商培训，她可以做生意。有位干部甚至许诺，袁珍虽然只是初中学历，但到时候可以考个中专，到乡政府上班。另一方面，他们又说合村并居是国家政策，做“钉子户”会影响子女上大学、考公务员，还影响子女结婚。
乡干部说了很多，但袁珍眼皮子底下的诉求，他们却没一句确切的话。袁珍问新社区在哪里、什么时候建，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明年八月十五就搬新小区。袁珍反驳，隔壁水库搬迁村，村子被拆了两年了，村民还在流浪!最终，袁珍还是没签字。到晚上快两点时，家里打电话给村支书，说如果袁珍出了问题，唯他是问。村支书无奈，只能和乡政府协调，工作组终于把袁珍送回了家。
实际上，面对工作组和拆迁队，刘彬、孙野、李尚都有和袁珍一样的无力感。政策话语如此强大，以至于人们不服从都不行。比如，只要是党员和干部，乃至于干部的亲戚，必须服从“政策”。在地方政府看来，这些人本就应该是“讲大局”的，无论是否理解，都必须服从合村并居这一“政策”。渐渐的，那些不服从“政策”的，也就成了“对抗政府”的边缘人。这个逻辑实在强大，在农村，每个家庭总会有一两个在“体制内”工作的亲戚朋友;哪怕没有，也还是和“体制”有关联。当体制内的亲戚朋友来当“说客”时，大家都很尴尬，但说服群众签订拆迁合同，是体制内人员的“工作”。有些地方甚至规定，什么时候完成这项特别的“工作”，就什么时候再回去上班。
对群众来说，心不甘、情不愿地让政府拆掉房子，实在窝火;但不接受吧，又像是给亲戚难堪，如果影响了别人的前程，罪过真是太大了。最终，无论结果如何，肯定是“亲戚不像亲戚，朋友不像朋友”。袁珍举了一个例子。袁家村有位村民，虽不是体制内的人，但也被政府“拿捏”地准准的。这位村民在镇里开了一家工厂，因为不愿签合同，环保、安全、消防等各个执法部门不断上门检查，有一次还被强制停电停产了。这位村民被逼无奈，只好签字。基层的工作力度越大，调动的社会资源越多，群众感受到的政策压力也就越大。从结果上看，很多村民签了拆迁合同，但有多少是真心拥护合村并居政策的呢?哪怕刘彬这样有大局意识的人第一批签了字，也很难说他是心甘情愿的。至于别的村民，就更是软硬兼施下“逼签”的结果了。
平心而论，无论是出于本能的敬畏，还是出于无奈，大多数村民哪怕一百个不情愿，但其实已经为自己的家园预设了被拆的命运。只不过，他们需要评估的是：上楼后的生活还有尊严么?山东农民的传统房屋由正房、偏房、院子和门楼围合而成。一般来说，如果有单独的院子，老人会独居一处;如果没有，老人就住儿子家的偏房，住一起，但分别开火。年轻人大多住在钢筋混泥土的楼房。这些楼房或是结婚时所造，或是为改善居住环境重新翻盖的。房子比较新，宅基地面积也比较大。但在合村并居政策下，村民被拆之后，居住质量不仅大大降低，还得倒贴十万左右才能住进楼房。
还有一个巨大的现实问题无法解决，一旦搬进楼房，老年人和年轻人如何相处?这些问题，看似细小，却是诸多人伦悲剧的导火索。那些见过所谓新型农村社区的农民都知道，搬进小区后，老年人普遍都得住车库。面上的说法都是腿脚不便，不好上楼。但内心的无奈是，如果和子女住在一起，一定会在狭小空间内激起无数家庭矛盾。为了维持家庭和谐，老年人只能忍痛住在“冬冷夏热”的车库里。
最让人不可接受的是，绝大多数地方推行合村并居都是“先拆后建”。小区八字还没一撇就动员群众拆房子的情况，比比皆是。一个现实问题是，群众如何过渡?政府虽然会发放少量安置费，但根本不够生活。被拆农民只有三个选择：租房、投亲靠友和搭窝棚。在有些地方，由于合村并居的速度太快，被拆农户想租房也租不到。而如果一两年都还无法回迁，投亲靠友也不是长久之计。再加上，农民即便被拆了房子，总还有庄稼和果园需要照料。于是，绝大多数被拆农户都选择在田间地头搭窝棚居住。一旦哪个地方推行合村并居，农民住窝棚的景象就会大面积出现。
袁珍不明白，背着债务上楼，生活成本大幅度增加，种田的还种田，务工的还务工，这哪是好日子呢?大概率是，住进小区才发现，还是农村好。其实，基层政府也没有底气。以至于，很多乡镇干部做群众工作时，说着说着自己都不信了。要么就像袁珍面对的一样，连哄带骗“逼签”;要么就像李尚面对的一样，连道理都不讲，干脆强拆。对大多数基层政府而言，合村并居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必须完成的任务。尽管最近山东省和一些地级市政府都宣称合村并组没有硬杠杠，不搞“齐步走、一刀切”，但各个乡镇在推行政策的过程中，无不是以贯彻上级政府的决策为依据，无不是以“压实责任”等工作方法强硬推行。
然而，合村并居需要大量的资金，从何而来?早先的试点，都是选择条件比较好、地方财政比较殷实的地区开展。济宁市有一个十年前合村并点形成的“万人社区”，当地是济宁财政实力前三的乡镇，当年为搞试点，当地财政预算了1亿元建设新型社区;为满足群众实际需要，最终却花了3.2亿才建成。即便如此，这个新型农村社区也还是有形无实，既没有实现乡村振兴，也无助于城镇化，更谈不上城乡融合发展。农民还是回村里种田，合在一起的两个村，虽共处一个社区，却还是有两个村级组织。连疫情防控，两个村的村干部也是各守大门的一边，各自管各自的村民。
面对种种质疑，6月17日，山东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省自然资源厅厅长李琥介绍说，目前，农村社区建设还处在探索推进阶段，没有下指标派任务，没有大规模的大拆大建。他还承诺，拆不拆、搬不搬、建不建，由农民群众说了算，村民同意率必须达到95%以上才能实施，不搞强迫命令“一刀切”，不能增加农民负担。山东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希信也在会上说，“我们将对基层的创新创造进行认真总结，对工作中产生的偏差和问题及时纠正，坚决把维护农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因地制宜，把好事办好。”
我们希望，山东省能真正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心上，让合村并居政策走上正轨，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推进。合村并居，千万不能成为一场瞎折腾。(摘自《南风窗》)
朱启臻：乡村有些东西必须敬畏
(作者为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
现在，乡村价值还远远没有被揭示出来，有些重要的乡村价值，也许只有在丧失之后，才能被人们认识到，而有些东西一旦失去，就几乎不可能再恢复。新农村建设，不能按照城市建设的思路去复制，更不是把乡村变为城市，乡村是自由的，新农村建设是要把乡村建设得更像乡村。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乡同质化，而是在城乡差异中明确城乡功能定位，进而实现城乡功能互补。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乡村不仅不应该消失，而且应该变得越来越美丽。
乡村具有生产价值。乡村之所以长期存在，是因为乡村是适应农业生产的一种居住形态。乡村的生产价值表现在两方面，一个是农业生产，另一个是手工业生产。农民之所以住在农村，首要原因是离土地近，便于照顾土地。有人说农民可以住在城镇的楼房里，然后开车一二十里地去种地。这样尽管很“浪漫”，但这完全是不懂农业的人的想象。我们做过大量调查，凡是消灭了乡村的，基本上都削弱了农业，即使还有农业，也是不可持续的农业，人们往往是只管种和收，土地的地力得不到维护，可持续的农业变成了没有责任的农业。
很多人崇尚美国的大农业。实际上，美国农业只用了100多年，就把一块非常肥沃的土地的地力消耗殆尽了。美国反思工业化农业的后果，开始向东方农业学习。20世纪初，美国国家土壤局局长富兰克林·金专程考察中国农业，并撰写了《四千年农夫》一书。他认为，中国传统农业是一种经久农业，倡导美国学习借鉴中国的传统农业。后来，美国农业学习得很好，也秸秆还田，也休耕轮作，也施有机肥。而我们却不珍惜自己的农业智慧，机械模仿已经被证明有诸多弊端的农业方式。总之，农业不能去农民化，也不能去农村化。大量事实证明，“不要农村的农业”是不可持续的。
乡村生产价值的另一个体现是乡村手工业。传统乡村手工业也只有在传统乡村的环境下才能够保存。
学者们已经注意到乡村与土地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培林教授在他的《村落的终结》一书中指出：村落之所以为村落，不仅因为其务农，还在于其拥有耕地。耕地是村落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具有不可替代性。不论在什么地区，村落都建在离耕地最近的地方，不管村落的规模是大还是小。近年来，一些地方出现了要耕地不要村落或要村落不要耕地的现象，人为地把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截然分开，结果是折腾了农村，伤害了农民，也危害了农业。
随着城市病的出现，人们开始思考什么是健康的生活方式。有机生活热潮的兴起，低碳、慢生活理念的传播以及人们对健康的追求，都要求人们重新分析和认识乡村的生活价值。传统村落是依据人们的需要和感受而形成的，是一种复合、有序的空间。现在城里人喜欢往乡村跑，就是因为乡村里有人们需要的生活元素或要素。新鲜的空气、慢的生活节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自然节拍相吻合，这是有利于生命和人的健康的。乡村的生活方式是一种低碳的生活方式。农民的生活方式中，包括习惯和习俗等，许多原本就是符合生态理念的。
乡村的生态系统是一个完整的复合生态系统。在乡村，人们可以近距离接触到土壤、河水、明媚的阳光和多样的地形等。乡村就是一个生物与环境协同共生的系统。一种文化被消灭后，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更严重的是，有些做法已经造成了很大问题，但决策者依然不觉悟。有学者研究过，某地存在一个村落，周围的物种、微生物群落等都会增加，有助于生物多样性的存在。
乡村是介于城市与荒野自然之间的环境，换言之，乡村是处于文化与自然的极端之间的缓冲地带。没有一个城市能够缺乏乡村的支持而持续，乡村在某个意义上是被驯化后的自然，乡村体现着人类生产与自然荒野的相遇、体现着人类对自然的控制。乡村让人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待人们对自然的管理与控制，这就是乡村的生态文化。
乡村还有一个重要功能是教化，也可以称为教育。在乡村社区里，人们很容易学会辨别是非善恶。这种功能的实现有两个条件：首先，每家农户都是开放的、透明的，一家有什么事全村人都知道;其次，村落里有自发形成的公共空间，可能是老槐树下、十字路口、小卖部前、水井边、戏台前等。大家聚在一起聊天、传播信息，一般都是张家长李家短的内容。这种活动的参与人员非常广泛，男女老少都有。在此过程中，人们学习到辨别是非的标准。城市楼房里的家庭都是一家一户关起门来过日子，互不熟悉，也互不往来，因此，没有公共舆论的教化功能。乡村还有文化传承、保存的功能。任何文化都需要特定环境才能存在。
尊老爱幼、邻里和睦不是写在书里、挂在嘴上的，一定是在一种环境中潜移默化地对人产生影响。而且要存在一个群体，形成社会压力。谁家做得好，全村都学习，谁家做得不好，全村都谴责。乡村中还有许多文化实体存在，比如祖坟、祠堂、家谱等，这些都对人的行为有很强的规范作用。在乡村的熟人社会里，人们还得到了许多精神上的满足。
许多文化的保存都需要乡村这个载体。没有乡村了，文化也就不存在了。一些学者认为要保护古村落，但认为一般村落可以拆除，因为有些村落确实已经很破败，房屋都倒塌了。这种观念是不对的。所有村落都具有我们所说的生产、生活、生态、社会和文化等价值，都有其存在的意义。文化不仅保存在古村落里，也保存在所有村落里。我们研究乡村，努力挖掘乡村应有的价值，还要分析乡村价值存在于什么地方，以何种形式存在，分析乡村价值对当今社会发展的价值以及保护、传承优秀乡村价值的途径和方法。(本文摘自天地农大)
吕德文：合村并居，千万不能成为一场瞎折腾
(作者为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近几个月，许多山东农民被突如其来的疫情和合村并居搞得五味杂陈。所谓合村并居，就是拆除农民住房、合并原有村庄，建立新型农村社区，让农民集中住进楼房。如果说疫情还只是一场天灾，人们还可以躲在温馨的家园迎来黎明，阴霾终会过去。那么，合村并居就像是一场人祸，它来势汹汹，不讲人情。它对农民的心理冲击，怕是会伴随终身。甚至，对许多普普通通的农民来说，何时能适应新秩序，还是未知数。
刘彬的老家在山东莱芜刘家村，4月20日，这里公布了合村并居规划方案，镇里召开动员大会，刘家村在被拆除之列。刘彬有点懵，消息来得太突然，他心里说不出的恐慌。他和乡亲们都担心，一旦村子被拆了，将来怎么生活?村干部带回来的消息是，村子是要拆的，但怎么个拆法，未来的小区建在哪里，住了小区怎么耕种，一切都未知。刘彬胡思乱想了很多，他和父亲都是党员，他很清楚，他家得配合“大局”，会是第一批被拆的农户。拆迁补偿肯定不够置换楼房，这就意味着，经济条件本就不宽裕的他，现在就得准备一笔钱安顿父母。
和刘彬相比，滨州的袁珍和她的袁家村乡亲们，甚至连发懵的机会都没有。4月中旬，村里突然召开村民大会，镇领导宣布袁家村被纳入了合村并居范围，率先拆村。随即，一百多位乡镇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开进袁家村，入户宣传动员。目的只有一个：让村民签字，同意拆房子。这一变故实在太大，袁珍和大多数村民根本没有心理准备。她是土生土长的袁家村人，亲眼目睹袁家村从一个落后村庄变成了道路、广场、电力、网络、垃圾桶等一应俱全的“美丽乡村”。没想到，刚过上好日子，马上就面临变故。关键是，当地政府在动员农民拆房子的同时，却无法向他们承诺何时何地建好新社区。袁珍实在想不通，本能反应就是守护自己的家园。她们一家和村里23户人家一起，坚决不签字，成了当地政府的“眼中钉”。
菏泽的孙野和他的孙家庄乡亲们也正在经历煎熬。三月九日，疫情还没结束，镇政府就通过村里的大喇叭和宣传车日夜不停地动员群众签字拆房子，搞得在家上网课的学生都不得安宁。孙家庄是镇里唯一在拆的村庄，政府既未出示任何文件，也未告知还建楼房的面积大小和价格如何，只是口头表达被拆房子的最高标准是每平米750元，但有20%的折旧。换言之，最高补偿标准是每平米600元。村民大多都不同意，但党员和干部必须带头，当地政府动员有干部身份的亲戚上门做工作。软硬兼施下，全村260户中，已有60户签订了拆迁合同。镇领导和拆迁组作风强势，派出所也时不时地将拍照“阻挠”拆迁的村民传唤问话。看样子，基层政府是不达目标誓不罢休的。孙野不知未来如何，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最糟心的或许是李尚一家。李尚所在的临沂李家村，从去年十月开始大规模拆迁。虽说拆迁的同时，安置楼房正在离村4公里处建设，但因不具备入住条件，且补偿标准极低，拆掉的平房无法置换一套楼房，李尚和村里的部分村民也成了“钉子户”。从三月底开始，李尚留守家中的父母亲每天都要面对家中田地被挖、作物被损毁、断路断电、家门口被放鞭炮、房屋玻璃被砸碎等滋扰。李尚的父母无法忍受，于6月11日投奔在其他城市工作的李尚。6月13日中午，在没有接到任何电话、短信告知的情况下，李尚家的房子终于被强拆了。李尚觉得自己走投无路了。他报过警，写过上访信，打过市长热线，但都没用。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自我安慰，看看有关合村并居的相关讨论，了解一下政策。虽于事无补，却也只能认命。
袁珍讲述了一次被“做工作”的经历。5月30日上午，政府工作人员再次来到袁珍家。前两次是用手敲门，但袁珍的老公不在家，只有她和两个孩子以及患心脏病的公公在家，袁珍害怕，就没开门。第三次，工作人员开始用砖头砸门，两个孩子被吓得哭起来。被逼无奈，袁珍开了门，随即被六个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带上了一辆面包车。工作组很谨慎，一上车，袁珍的手机就被工作人员暂时保管了。因怕有人跟踪，面包车在国道上绕了一圈，才开到乡政府的一个社区办事处。从上午十点到晚上两点，六个工作人员与她谈了16个小时。工作组总是软硬兼施。一方面，他们给袁珍畅想了许多美好前景，说将来住社区了，有更大的广场跳舞，政府提供电商培训，她可以做生意。有位干部甚至许诺，袁珍虽然只是初中学历，但到时候可以考个中专，到乡政府上班。另一方面，他们又说合村并居是国家政策，做“钉子户”会影响子女上大学、考公务员，还影响子女结婚。
乡干部说了很多，但袁珍眼皮子底下的诉求，他们却没一句确切的话。袁珍问新社区在哪里、什么时候建，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明年八月十五就搬新小区。袁珍反驳，隔壁水库搬迁村，村子被拆了两年了，村民还在流浪!最终，袁珍还是没签字。到晚上快两点时，家里打电话给村支书，说如果袁珍出了问题，唯他是问。村支书无奈，只能和乡政府协调，工作组终于把袁珍送回了家。
实际上，面对工作组和拆迁队，刘彬、孙野、李尚都有和袁珍一样的无力感。政策话语如此强大，以至于人们不服从都不行。比如，只要是党员和干部，乃至于干部的亲戚，必须服从“政策”。在地方政府看来，这些人本就应该是“讲大局”的，无论是否理解，都必须服从合村并居这一“政策”。渐渐的，那些不服从“政策”的，也就成了“对抗政府”的边缘人。这个逻辑实在强大，在农村，每个家庭总会有一两个在“体制内”工作的亲戚朋友;哪怕没有，也还是和“体制”有关联。当体制内的亲戚朋友来当“说客”时，大家都很尴尬，但说服群众签订拆迁合同，是体制内人员的“工作”。有些地方甚至规定，什么时候完成这项特别的“工作”，就什么时候再回去上班。
对群众来说，心不甘、情不愿地让政府拆掉房子，实在窝火;但不接受吧，又像是给亲戚难堪，如果影响了别人的前程，罪过真是太大了。最终，无论结果如何，肯定是“亲戚不像亲戚，朋友不像朋友”。袁珍举了一个例子。袁家村有位村民，虽不是体制内的人，但也被政府“拿捏”地准准的。这位村民在镇里开了一家工厂，因为不愿签合同，环保、安全、消防等各个执法部门不断上门检查，有一次还被强制停电停产了。这位村民被逼无奈，只好签字。基层的工作力度越大，调动的社会资源越多，群众感受到的政策压力也就越大。从结果上看，很多村民签了拆迁合同，但有多少是真心拥护合村并居政策的呢?哪怕刘彬这样有大局意识的人第一批签了字，也很难说他是心甘情愿的。至于别的村民，就更是软硬兼施下“逼签”的结果了。
平心而论，无论是出于本能的敬畏，还是出于无奈，大多数村民哪怕一百个不情愿，但其实已经为自己的家园预设了被拆的命运。只不过，他们需要评估的是：上楼后的生活还有尊严么?山东农民的传统房屋由正房、偏房、院子和门楼围合而成。一般来说，如果有单独的院子，老人会独居一处;如果没有，老人就住儿子家的偏房，住一起，但分别开火。年轻人大多住在钢筋混泥土的楼房。这些楼房或是结婚时所造，或是为改善居住环境重新翻盖的。房子比较新，宅基地面积也比较大。但在合村并居政策下，村民被拆之后，居住质量不仅大大降低，还得倒贴十万左右才能住进楼房。
还有一个巨大的现实问题无法解决，一旦搬进楼房，老年人和年轻人如何相处?这些问题，看似细小，却是诸多人伦悲剧的导火索。那些见过所谓新型农村社区的农民都知道，搬进小区后，老年人普遍都得住车库。面上的说法都是腿脚不便，不好上楼。但内心的无奈是，如果和子女住在一起，一定会在狭小空间内激起无数家庭矛盾。为了维持家庭和谐，老年人只能忍痛住在“冬冷夏热”的车库里。
最让人不可接受的是，绝大多数地方推行合村并居都是“先拆后建”。小区八字还没一撇就动员群众拆房子的情况，比比皆是。一个现实问题是，群众如何过渡?政府虽然会发放少量安置费，但根本不够生活。被拆农民只有三个选择：租房、投亲靠友和搭窝棚。在有些地方，由于合村并居的速度太快，被拆农户想租房也租不到。而如果一两年都还无法回迁，投亲靠友也不是长久之计。再加上，农民即便被拆了房子，总还有庄稼和果园需要照料。于是，绝大多数被拆农户都选择在田间地头搭窝棚居住。一旦哪个地方推行合村并居，农民住窝棚的景象就会大面积出现。
袁珍不明白，背着债务上楼，生活成本大幅度增加，种田的还种田，务工的还务工，这哪是好日子呢?大概率是，住进小区才发现，还是农村好。其实，基层政府也没有底气。以至于，很多乡镇干部做群众工作时，说着说着自己都不信了。要么就像袁珍面对的一样，连哄带骗“逼签”;要么就像李尚面对的一样，连道理都不讲，干脆强拆。对大多数基层政府而言，合村并居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必须完成的任务。尽管最近山东省和一些地级市政府都宣称合村并组没有硬杠杠，不搞“齐步走、一刀切”，但各个乡镇在推行政策的过程中，无不是以贯彻上级政府的决策为依据，无不是以“压实责任”等工作方法强硬推行。
然而，合村并居需要大量的资金，从何而来?早先的试点，都是选择条件比较好、地方财政比较殷实的地区开展。济宁市有一个十年前合村并点形成的“万人社区”，当地是济宁财政实力前三的乡镇，当年为搞试点，当地财政预算了1亿元建设新型社区;为满足群众实际需要，最终却花了3.2亿才建成。即便如此，这个新型农村社区也还是有形无实，既没有实现乡村振兴，也无助于城镇化，更谈不上城乡融合发展。农民还是回村里种田，合在一起的两个村，虽共处一个社区，却还是有两个村级组织。连疫情防控，两个村的村干部也是各守大门的一边，各自管各自的村民。
面对种种质疑，6月17日，山东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省自然资源厅厅长李琥介绍说，目前，农村社区建设还处在探索推进阶段，没有下指标派任务，没有大规模的大拆大建。他还承诺，拆不拆、搬不搬、建不建，由农民群众说了算，村民同意率必须达到95%以上才能实施，不搞强迫命令“一刀切”，不能增加农民负担。山东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希信也在会上说，“我们将对基层的创新创造进行认真总结，对工作中产生的偏差和问题及时纠正，坚决把维护农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因地制宜，把好事办好。”
我们希望，山东省能真正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心上，让合村并居政策走上正轨，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推进。合村并居，千万不能成为一场瞎折腾。(摘自《南风窗》)
朱启臻：乡村有些东西必须敬畏
(作者为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
现在，乡村价值还远远没有被揭示出来，有些重要的乡村价值，也许只有在丧失之后，才能被人们认识到，而有些东西一旦失去，就几乎不可能再恢复。新农村建设，不能按照城市建设的思路去复制，更不是把乡村变为城市，乡村是自由的，新农村建设是要把乡村建设得更像乡村。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乡同质化，而是在城乡差异中明确城乡功能定位，进而实现城乡功能互补。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乡村不仅不应该消失，而且应该变得越来越美丽。
乡村具有生产价值。乡村之所以长期存在，是因为乡村是适应农业生产的一种居住形态。乡村的生产价值表现在两方面，一个是农业生产，另一个是手工业生产。农民之所以住在农村，首要原因是离土地近，便于照顾土地。有人说农民可以住在城镇的楼房里，然后开车一二十里地去种地。这样尽管很“浪漫”，但这完全是不懂农业的人的想象。我们做过大量调查，凡是消灭了乡村的，基本上都削弱了农业，即使还有农业，也是不可持续的农业，人们往往是只管种和收，土地的地力得不到维护，可持续的农业变成了没有责任的农业。
很多人崇尚美国的大农业。实际上，美国农业只用了100多年，就把一块非常肥沃的土地的地力消耗殆尽了。美国反思工业化农业的后果，开始向东方农业学习。20世纪初，美国国家土壤局局长富兰克林·金专程考察中国农业，并撰写了《四千年农夫》一书。他认为，中国传统农业是一种经久农业，倡导美国学习借鉴中国的传统农业。后来，美国农业学习得很好，也秸秆还田，也休耕轮作，也施有机肥。而我们却不珍惜自己的农业智慧，机械模仿已经被证明有诸多弊端的农业方式。总之，农业不能去农民化，也不能去农村化。大量事实证明，“不要农村的农业”是不可持续的。
乡村生产价值的另一个体现是乡村手工业。传统乡村手工业也只有在传统乡村的环境下才能够保存。
学者们已经注意到乡村与土地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培林教授在他的《村落的终结》一书中指出：村落之所以为村落，不仅因为其务农，还在于其拥有耕地。耕地是村落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具有不可替代性。不论在什么地区，村落都建在离耕地最近的地方，不管村落的规模是大还是小。近年来，一些地方出现了要耕地不要村落或要村落不要耕地的现象，人为地把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截然分开，结果是折腾了农村，伤害了农民，也危害了农业。
随着城市病的出现，人们开始思考什么是健康的生活方式。有机生活热潮的兴起，低碳、慢生活理念的传播以及人们对健康的追求，都要求人们重新分析和认识乡村的生活价值。传统村落是依据人们的需要和感受而形成的，是一种复合、有序的空间。现在城里人喜欢往乡村跑，就是因为乡村里有人们需要的生活元素或要素。新鲜的空气、慢的生活节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自然节拍相吻合，这是有利于生命和人的健康的。乡村的生活方式是一种低碳的生活方式。农民的生活方式中，包括习惯和习俗等，许多原本就是符合生态理念的。
乡村的生态系统是一个完整的复合生态系统。在乡村，人们可以近距离接触到土壤、河水、明媚的阳光和多样的地形等。乡村就是一个生物与环境协同共生的系统。一种文化被消灭后，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更严重的是，有些做法已经造成了很大问题，但决策者依然不觉悟。有学者研究过，某地存在一个村落，周围的物种、微生物群落等都会增加，有助于生物多样性的存在。
乡村是介于城市与荒野自然之间的环境，换言之，乡村是处于文化与自然的极端之间的缓冲地带。没有一个城市能够缺乏乡村的支持而持续，乡村在某个意义上是被驯化后的自然，乡村体现着人类生产与自然荒野的相遇、体现着人类对自然的控制。乡村让人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待人们对自然的管理与控制，这就是乡村的生态文化。
乡村还有一个重要功能是教化，也可以称为教育。在乡村社区里，人们很容易学会辨别是非善恶。这种功能的实现有两个条件：首先，每家农户都是开放的、透明的，一家有什么事全村人都知道;其次，村落里有自发形成的公共空间，可能是老槐树下、十字路口、小卖部前、水井边、戏台前等。大家聚在一起聊天、传播信息，一般都是张家长李家短的内容。这种活动的参与人员非常广泛，男女老少都有。在此过程中，人们学习到辨别是非的标准。城市楼房里的家庭都是一家一户关起门来过日子，互不熟悉，也互不往来，因此，没有公共舆论的教化功能。乡村还有文化传承、保存的功能。任何文化都需要特定环境才能存在。
尊老爱幼、邻里和睦不是写在书里、挂在嘴上的，一定是在一种环境中潜移默化地对人产生影响。而且要存在一个群体，形成社会压力。谁家做得好，全村都学习，谁家做得不好，全村都谴责。乡村中还有许多文化实体存在，比如祖坟、祠堂、家谱等，这些都对人的行为有很强的规范作用。在乡村的熟人社会里，人们还得到了许多精神上的满足。
许多文化的保存都需要乡村这个载体。没有乡村了，文化也就不存在了。一些学者认为要保护古村落，但认为一般村落可以拆除，因为有些村落确实已经很破败，房屋都倒塌了。这种观念是不对的。所有村落都具有我们所说的生产、生活、生态、社会和文化等价值，都有其存在的意义。文化不仅保存在古村落里，也保存在所有村落里。我们研究乡村，努力挖掘乡村应有的价值，还要分析乡村价值存在于什么地方，以何种形式存在，分析乡村价值对当今社会发展的价值以及保护、传承优秀乡村价值的途径和方法。(本文摘自天地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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