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茂：毛主席早已警告，警惕帝国主义的末路疯狂！

　　一

　　在世界范围内，或者在全球化的发展中，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势力的存在已经与众多独立主权国家并存的全球现行体制结构发生了不可调合的矛盾，即跨国大资本和全球体制的矛盾。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美国想横扫全球，一统天下。但是，由于德不配位，力不从心，反而出现了自我孤立的衰退之势。这就产生了跨国大资本势力必須面对的两个选择：是继续保住美国这个寄生宿主国还是另外寻求新的宿主国。

　　我们知道，在以往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曾出现过商品输出、占领殖民地、产业资本输出、全球金融资本霸权等多个阶段。二战以后，美国逐渐成为跨国资本势力的寄生宿主，并通过美元、高科技、普世文化和军事霸权等手段来维持霸主地位，从全世界剪羊毛以自肥。但是，这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是宿主国的存在方式、生活方式)使宿主国经济必然地逐渐走上去工业化的道路，并陷入主要靠投机为手段的虚拟经济陷阱，最终彻底寄主化、腐朽化。

　　恰在此时，另一大国由于私有化改革而形成的一大批官僚买办资本急需向原宿主国转移资本，以便寻求保护，甘心当汉奸。这就产生了”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中美国”模式和“夫妻论”理论。这一模式和理论的本质是跨国金融资本势力与中国新生的官僚买办资本势力的结合。

　　在这种理论幻想下，在中美夫妻论或明或暗的影响下，世界可能会向三个方向演变：

　　1.美国可以继续做为跨国资本的宿主国存在下去，但中国必须做为打工者加入进来。这是现实中的主奴关系。

　　2.美国无力称霸全球，跨国金融势力只好采用中美共治的形式统治世界。这是幻想中的夫妻关系。

　　3.美国垮掉，被跨国资本势力抛弃，中国替代美国成为全球跨国金融资本势力的新宿主。这是幻想的替代关系。

　　中国的铁杆汉奸势力有这样三个层次的中国梦。然而，不管是百年来之大变局，还是几百年来之大变局，或是几千年来之大变局，如果不是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么，什么变局都不过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周期性循环而已。

　　二

　　国际融垄断资本集团只有俘获中国做为新的寄生宿主，才能减缓或挽救美囯衰退的趋势。所以，必须逼迫中国进一步加快私有化改革，并尽快完成全面的无底线开放，以便联手中国境内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类似共济会之类的组织载体，重建金融垄断资本主导的新的世界秩序和规则，此外没有挽救资本主义总危机的任何其他出路。

　　所以，只要中国能坚守住自已的政治经济主权，不被美国为首的国际资本套死套牢，那么，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的转折点就会到来，矛盾的主导方将由资本主义(美国为代表)让位于社会主义(中国为代表)。所以，维护中国的独立和主权，实际上是现实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与资本主义斗争的核心焦点。

　　而近年来美国对中国加大打压力度，正是国际垄断资本面临美国自身危机加剧却又不能很快拿下中国所暴露出来的焦虑心态，甚至有理由怀疑此次病毒本身就是美国铤而走险的冒险举措。值得警惕的是，随着目前事态的发展，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资本势力完全有可能彻底丧失理智，在全球范围内挑起更大的事端。

　　三

　　在中美夫妻论或明或暗的影响下，美国对中国施加的压力越大，中国给美国输送的利益也越大，几十年来这是呈正比例发展的。但是，这一趋势的不断升级也有一个极限，即中国工农大众承受的极限，在经济上表现为两极分化的扩大危机到社会的稳定。所以，国家一方面是继续给美国输血，另一面是拼命加大社会的维稳成本，同时采取一些扶贫之类的补救措施。

　　但是这种发展模式(中美国)从本质上讲是不可持续的，总有一天会达到极限的临界点。所以，现在看似乎是中美之间比谁能撑的久，谁先倒下，其实是在考验中国老百姓的承受力和共产党的维稳能力。

　　真正的共产党人必须彻底跳出这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全球化的魔咒，不再按他们制定的规则行事，而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才能回归社会主义阳光大道。

　　四

　　淡化中国人的爱国主义，虚无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污化中华民族的英雄伟人，消解中国人的文化认同，转变中国人的遗传基因，解构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稀释中华民族的血统，减少中国的人口数量，破坏中华民族的国家统一，消灭中国的公有制经济，剝夺中国的产业和经济主权，掐住中国农业粮食安全的命门，控制中国的金融命脉，阻断中国的科技发展，取消中国的中医药学，开放外国人永久居留权，创造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寄宿中国的法制条件，培育国际金融资本在中国的类“共济会”组织和代理人……。这一切都是国际金融资本准备俘获并寄宿在中国的重要措施和手段。

　　五

　　《里根经济学之父：美国三十年虚假繁荣落幕走向总清算的十年》一文值得一读。

　　1.公共卫生事件只是一个契机，一个导火索。但是它代替不了任何一场深刻社会革命。

　　2.美国陷入经济社会总危机，完全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金融化、虚拟化、投机化的必然结果，使自己成为世界的寄生体，而美国成了它的宿主国。

　　3.中国经济的殖民化或附庸化帮助并加剧了美国的寄生化和腐朽化进程。这使中国的官僚买办资本自以为找到了避风港，而且与美国为主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结成了联盟，所以有了夫妻论和中美国之类论调。

　　4.世界性的公共卫生事件只能提供一个转机，推动着变革时代的到来。而这种社会变革只能有两个基本的趋势：或者是中国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引领人类走向新的文明，但这几乎需要中国自身先进行一场政治上的去病毒化。或者是国际金融资本与中国买办资本联手，在危机过后重新选定可以寄生的新的宿主国，而中国是重要的后选国之一。这也是中国汉奸势力卖国言行能够合理地得到解释的根本原因。点击查看：良心之问：中国在1966—1976年到底做了啥?

　　六

　　帝国主义发展到现在，因其寄生化的金融垄断资本所履盖的宿主国人口已经非常庞大，有几个亿的人口总量，这就导致任何人口规模和经济体量小于这些帝国主义的中小国家，都不够资格成为国际垄断资本选择为新的宿主国，而只有中国具备了这一条件。所以，能不能拿下中国，就成了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生死存亡的决定性条件。

　　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曾经提到有人(霍布森)对分割中国作出了一种经济上的估计：

　　“到那时，西欧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和性质，都会象现在有些国家的部分地区，如英国南部、里符耶腊以及意大利和瑞士那些游人最盛、富人最多的地方一样，产生出极少数从远东取得股息和年金的富豪贵族，连同一批人数稍多的职员和商人，为数更多的家仆以及在运输业和成品精制工业中工作的工人。主要的工业部门就会消失，而大批的食品和半成品会象贡品那样由亚非两洲源源而来”。

　　“西方国家更广泛的同盟，即欧洲大国联邦所能开辟的前景就是，这个联邦不仅不会推进全世界的文明事业，反而有造成西方寄生性的巨大危险：产生出一批先进的工业化国家，这些国家的上层阶级从亚非两洲获得巨额的贡献，并且利用这种贡献来豢养大批驯服的职员和仆役，这些职员和仆役不再从事大宗的农产品和工业品的生产，而是替个人服务，或者在新的金融贵族监督下从事次要的工业劳动。——一旦中国屈服于这种金融家、“投资者”及其政治方面和工商业方面的职员的控制，使他们能从这个世界上所仅有的最大的富源汲取利润，并用之于欧洲，这种制度将会扩展到怎样巨大的程度。”

　　列宁说：“作者说的完全对，如果帝国主义的力量不会遇到抵抗，它就正会走向这种结局。”

　　现实与霍布森和列宁的估计不同的是，不是西欧的联邦完成了这一进程，而是美国完成了这一进程。这才是中国近几十年来改革的真正本质，成为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的附庸。现在到了要结束这一进程并最后战胜帝国主义的时候了。

　　七

　　如果我们承认列宁讲的我们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那么，现在我们是处于这个时代的一个新的(或许是最后一个)历史阶段，即帝国主义经济(生产方式)已经陷入高度虚拟化的寄生阶段。这个阶段与帝国主义以前的各个发展阶段不同(如殖民地统治、商品输出、资本和产业输出、美元世界货币化的金融垄断等)，是帝国主义各主要国家的经济虚拟化、投机化。这是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的最后疯狂，是其自身发展逻辑的自然结果。由此引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总危机和战争的暴发、以及代表世界社会主义高潮到来的大革命运动同样将是不可避免的。

　　有些精英在不断地编织一种梦幻般的美丽图景，就是我们可以完全打开国门，放大量外资进来。我们有能力掌控国内各类资本，也有能力掌控国际垄断集团的在华资本，还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说简单点，就是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也能强大复兴。其实，毛主席早就说过：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非要走，只能是附庸资本主义。这是被中国近、现代历史反复证明了的。洋务运动、国民党的几大家族和改开后的资本主义泛滥，都跳不出这个规律。

　　一些人把毛主席的警告不当回事，竟然相信这样的谎言，已经使中华民族陷入了非常危险的境地。请问，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就那么弱智吗?它们会选择一个共产党掌权同时还要保留大量国有经济的中国成为新的宿主国吗?还会让你保留大一统的格局吗?国内的汉奸买办势力难道不会推墙沉船、改旗易帜吗?

　　以美元为代表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像新冠病毒一样，是不能离开宿主国而独立生存的，必须寄生在特定的宿主国。这就产生了一个内在的矛盾：它既需要一个可靠的宿主，又一定要把这个宿主毒害化(由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变为金融化、虚拟化、赌博化的寄生国家)。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最后的垂死阶段的根本矛盾。所以，出路在于，要么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找到新的宿主国，开始新一轮循环;要么人类社会从根本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入社会主义新的文明时代。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出路在于不忘初心，回归本色。要敢于放手发动人民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彻底摆脱西化精英的精神束傅，正视问题和矛盾，才能重新获得力量的源泉，承担起再次拯救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

　　现代科技信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已经使人民群众参予国家和社会管理有了全新的途径和手段，各种新的民主形式产生的条件也已经成熟，需要党的核心领导层加以引领和布局，真正开展一次新的伟大的斗争。